父亲的回忆录(之二)（副本）

自由自在

(接前)一九五二年左右，在家乡一带常常会看到一些东北老客(商人)，走街串巷，收购当地产的大薑和家兔。当时家乡人信不过这些外地人，不肯大面积栽种和饲养，只把仅有的、少量的大薑和家兔卖给他们。父亲在村里人对这些外地人还在狐疑的时候，毫不迟疑地从自家的十畝地里，拿出最好的四畝地，栽上了大薑，同时购买了一部水車和一头骡子，以备给大薑浇水。还在自家后园沿墙一带，盖起了一排小房，按照东北老客提供的种兔，养起了天兰色皮毛的兔子。这种兔毛因为颜色特殊，价钱很贵。秋收季节到了，东北老客如期而至，全部收购了父亲的大薑和家兔，使父亲的腰包严重地鼓起来了。家乡人在目瞪口呆之余，开始扩大大薑的种植面积，也不再养白色的兔子而改养天兰色的兔子。父亲在回忆录里说:“在我的示范带动下，家乡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薑村，村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这样干了两年，到一九五四年，我家的形势更加一派大好。一方面，父亲在种好大薑的同时，又带头种起了大葱和大蒜，扩大了种植范围，並与东北客商订立了购销合同，使生产有了稳定的銷路。另一方面，分别在北京和沈阳工作的两个儿子，开始往家捎钱，数目可观。邮递员的频繁光顾，惹得村里人都说:“老张家要发了！”的确如此。此时的父亲腰板挺直，眼睛发亮，他在寻找扩大家业的机会。

一天，父亲正在自家园子里种菜，村长张绍伦来到园里，对父亲说:“张丕顺家举家要去东北，他的房子和地要卖，我看你家孩子多，将来用得着，也有这个条件，就买下吧。”村长的怂恿说到了父亲的心坎上，父亲把村长邀到家里喝茶，两个人商量着就把买房买地的事定下来了。

张丕顺原是本村的老住户，祖上传下六间正房，両间厢房，八畝地。他二十二岁那年，不幸父母双亡。绝望的他，锁上门就去闯了关东，在辽宁凤城一带扎下了根，娶了当地一个女人，生了两个孩子。一九五二年，不知为什么，他带着妻子儿女返回了老家，在老宅子里住了两年。女人操一口东北口音，说话总捲着舌头，不合村里人习惯。孩子们见了她，远远的喊她“臭妮子”。女人不愿在这里永住，摧着张丕顺卖房卖地，仍要回凤城去。父亲找到张还顺，与他谈好了房价地价，总共一千二百万元(旧币)，由村长张绍伦做保人，双方签订了买卖契约，契约规定，到一九五四年年底，全部交清房地款。

一千多万元，在当时农村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父親把这一决定写信告诉了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信的内容主要是:买房买地都是为了你们的将来；从现在起，要更多地往家捎钱。两个儿子很快回了信，都说买房没有必要，我们出门在外，不可能再回到老家去；咱家劳动力少，买地也种不过来；我们的工资是有数的，再多也没有了。父亲对两个儿子都不同意他的决策頗为不快，但也无可奈何。到年底，只好把家里几年来所有的积蓄全部如数交给了张丕顺

转眼到了一九五六年，村里疯传农村要搞合作化，乡里不久就会有人进村动员村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对这一消息十分敏感和惊疑，他不知道合作社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会不会影响自己发家致富，就到三十里外的县教育局，找到当年熟悉的一个姓王的科长，想问个究竟。

王科长告诉他:合作社就是把一家一户的土地、耕畜和主要农机具集中起来，由集体经营和管理。社员在合作社里劳动，按劳取酬。他还给父亲一张報纸让他看，那上边有一篇谈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优越性的文章。父亲从县城回来后，情绪沮丧，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发呆，一连几天，象得了一场大病。他在回忆这一即将发生的历史巨变对自己的冲击时说:“听了王科长一席话，我预感到自己的家业难保了，多年为之奋斗的致富梦就要泡湯，刚买到手的八畝地仅为我贡献了几季粮食， 就要化为共有了，我自己也将从一个人人称道的精明人，变成大家的嘲笑对象，内心是很痛苦的。”过了几天，父亲说要到北京看望大儿子，独自成行了。

大儿子于一九四七年参加了解放军，当的是汽车兵。全国解放后，被安排在国务院(原政务院)为首长们开车，父亲去那里主要想问一问合作化的事。在北京，大儿子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对他说:“农业走合作化道路是题中应有之义，是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你看，这两年你买房又买地，快变成地主了，发展下去，就会有人变成你的佃户，这样干是不行的。你不要犹豫，回去后赶快入社吧。”父亲对大儿子的话觉得不大入耳，在那里仅住了三天，就从北京买了一张去沈阳的火车票，到二儿子那里去了。二儿子原在沈阳一家工厂当管理干部，后来几经提拔，在市第二轻工业局当了副局长。父亲把家里要搞合作化的事告诉了他，二儿子说:“搞合作化是大势所趋，现在已有不少地方实现了合作化，我们这里也正在搞工商业公私合营呢。你别怜惜自己那几畝地两头牛，痛痛快快入社算了。入社后如果你不愿在村里干，到沈阳来，我给你安排一个工作。”就这样，父亲在北京和沈阳一共呆了十天时间，回到了村里。

父亲回忆说，他到家后大约一个月，果然乡里来人到村子里开大会，动员村民入社。在讲了合作化的意义和重要性后，要求党员带头，干部带头，贫下中农带头。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村里敲起了锣鼓，放起了鞭炮，宣告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一张大红纸上写着许多人家的名字，有耕畜的人家牽着自家的驴或骡子送到合作社的饲养棚里。到第十天，村里又敲起了锣鼓，放起了鞭炮，欢迎第二批农户入社。至此，村里只剩下三户人家没有入社了。村长张绍伦来到我家，对父亲说:“入吧，不要再等了”。父亲瞪着张绍伦，一句话没有说。他感到窩蠹，更感到形势逼人，第二天，也报名参加了合作社，但没有享受到锣鼓和鞭炮的待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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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回忆录里说:“在把自家的十八畝地、一头耕畜、一部水车和其它农机具全部无偿地交给合作社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奋斗终结了。新买下的六间房子因无人居住，在风雨中飘摇。孩子们说得对，他们出门在外，不可能再回到这老屋里，房子迟早会塌掉。十八畝地中有祖上传下来的，也有我自己花钱买的，现在都不能说是自己的了。想到这些，我感到十分无奈，就决定再次离家，去沈阳二儿子那里。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儿子为我在一家工厂安排做总务员，负责职工日常工作中的诸多庶务，开始了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但无须特别奋斗的新生活。”

父亲的回忆录到此戛然而止，一九五六年以后的亊没有再记叙。我感到奇怪。我认为回忆录是一个人一生经历的写真，应当比较完整的加以记录。父亲的回忆录为什么有头无尾呢？我去问父亲，並建议他继续写下去。父亲沉思了半晌，对我说:“此后的事不是没有回忆，只是觉得很平淡，每天上班下班，照章办事，到月领钱，周而复始，没有特别需要记叙的事。你说我的回忆有头无尾，对了，我的一生，就是有头无尾，几次奋斗都是在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风平浪静，我的心也安静了许多，人也渐渐老了，现在只觉得踏踏实实过好日子就行了”

看着父亲满脸的无奈，想到父亲当年振兴家业的雄心壮志，我突然感到，如果壮年时期的父亲能赶上今天的好政策，一定会是一个发家致富的能手和农村致富的带头人，他的回忆将不会象现在这样充满失落。

我理解了父亲！

(2015年10月记)

（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