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台春”背后的故事

如月

　　难得有时间到体育馆走步，发现看台下芦台春酒的广告，厂家不知何时变成了衛酒集团，记得原来是泰达酒业。不知道是一个集团还是芦台春又易主了，本来易不易主，不是我等小老百姓所关心的，并且从芦台春被泰达收购，我基本上就不再喝它了，总觉得酒还是那个酒，味已不是那个味了。之所以生出些感叹，因它曾经是宁河人的骄傲，并且我家和它还有些渊源。

文革中父亲停职接受审查，一九七零年结束了干校劳动，被重新起用分配到酒厂工作。那时的芦台白酒厂只出产散装的白干酒和高粱酒，父亲到任时酒厂正准备出品牌酒。这对渴望工作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兴奋的，但落后的工艺和技术很难产出好酒。在酒类专家建议下到陵川酒厂去学习取经，恰好陵川酒厂的厂长是父亲战友的兄弟。那时已经入冬，父亲要带技术人员去锦州。记得父亲穿上了棉袄棉裤，还带着皮袄，同住二街的一位大哥哥来我家约父亲一同去火车站，他只穿着绒衣绒裤，因为赶火车，回家再换已经来不及了，到了锦州大哥哥冻得直蹦，父亲的皮袄成了大哥哥身上的御寒之物。

凭着战友情和父亲的真诚，不但取来了真经，还请来了真佛——陵川酒的工程师。在他的指导下研制生产了新酒，这就是日后风靡一时的“芦台春”。可后来为编校本教程，我查找资料，县志上关于芦台春酒的研制，只有酒类专家周恒刚一个人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我也无从考证了。后来从卞先生的文章中得知，陵川酒厂工程师叫李忠民，与酒类专家周恒刚不是同一个人。应该是他们共同指导研制了芦台春酒。

　　制酒过程的艰辛和波折父亲从没谈起过。我当时还小，只知道父亲那时很忙。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到厂里转转。父亲血压高，母亲每晚都要开会，就让我跟着父亲（小镇上那时没有路灯，道路也不是很好，怕他摔倒）。那时酒厂非常红火，每个车间灯火通明。父亲挨个车间转一圈才放心。我那时最爱去的是制瓶车间，红红的坯子在流水线上一转就成了绿色的瓶子，很是神奇。那时制瓶的原料除了废旧瓶子还有本色的玻璃球，那可是我们那时最好的玩具，可父亲没让我拿过一粒。当时干部的清廉可见一斑。

紧张忙碌的工作扫去了挨斗被整的阴霾，使父亲得到了快乐。可福祸总是相依，那位跟父亲一起奔波劳顿艰苦创业的大哥哥，在迎来芦台春研制成功的大喜之后，要完成他个人的人生大喜之事。可就在婚前给好友送喜讯的路上，遇上了车祸。知道消息后父亲很难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也辞世二十多年了，不知那位哥哥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如果不在了，我不知道这个世上是否还有人像我一样，时时想起这位哥哥，那位没被迎娶到的新娘的梦里，是否会有大哥哥高大的身影、英俊的面庞……

芦台春以优质高粱为原料，多种微生物为发酵剂，形成酱香突出、醇和优雅、回味悠长的独特风格，一出品就受到公认，誉为“北方小茅台”，供不应求。只有春节时，天津市民每家才能凭票购买一瓶“芦台春”。那一年春节前，我家门庭若市——都是来要酒的。但没有谁，从父亲手里，批走一瓶计划外用酒。那时我十来岁，一天有个叔叔来串门，我说什么也不给他开门，隔着门缝说：“你走吧，我们家没酒。”成为笑谈。老邻居连娣大姐来给她的老师—— 一中的崔成枢老师要酒。父亲在一中工作过，崔老师也是他曾经的同事。大姐在商业部门工作，崔老师可能觉得学生一定有办法弄到。那时计划经济，控制的非常严，大姐也没办法，只能来磨父亲。最后，父亲把我家的酒票拿给了姐姐，让她送给崔老师。那一年，全市居民家除夕宴，大概都有一瓶芦台春，而我家——宁河酒厂厂长家，喝的是大哥从廊坊带来的迎春酒。

不知道是父亲驳了所有人的面子，还是有其他原因，芦台春研制成功后不久，父亲就调离了酒厂。而此后多少人因为芦台春酒而升了官发了财，办了什么大事，父亲从不去关注，酒厂的事情也从不提起。我们一家始终过着清贫而安宁的日子。

酒厂的事情重被父亲提起，那是一九七六年大地震以后。地震让芦台镇几近夷为平地，尤其是芦台北街，只剩一排泥坯房在一片瓦砾中挺立。而这排房子，就是父亲带领工人们自己盖的职工家属宿舍。父亲得知酒厂宿舍没坍，住在里面的人无一人伤亡的消息，异常兴奋。得知消息时在文安工作的大哥正好回来了，因地震不通车，大哥是骑车回来的，单位领导不放心派个同事跟来了。为了招待客人和庆祝震后第一个好消息，父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让四哥去刨废墟下的酒和鸡窝，特别神奇：放酒的柜子砸的稀烂，酒居然一瓶没碎，顺便还挖出了父亲的手表—扣在一个酒盅下面也安然无恙（为此父亲感慨—这酒还得喝，从进酒厂那天起父亲就戒酒了并规定哪个部门的客人哪个部门陪他不参与）。废墟下鸡窝没坍，几只鸡靠食自己下的蛋也撑了一个礼拜—都还活着。父亲开了二哥从广州买来的茅台，实在没有吃的，只好对不起那几只坚强的鸡，用它们招待客人连同左邻右舍窝铺里的人也都改善了伙食。喝着酒父亲给大家讲了盖酒厂宿舍的经过。 实际上因为我那时经常陪父亲上班，熟悉整个盖房的过程。

当时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厂里招了一些亦工亦农的工人。这些人，家不在芦台，结婚要用房；老职工子女大了，住房也需要调剂。主管后勤的父亲，首先要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消除一线工人的后顾之忧。

父亲1949年到芦台，一直租房子住，开始是父母二人，后来陆续有了我们兄妹五人，二十多年父母从未向组织要过房。直到1970年二哥当兵，公社照顾军属才分了我家两间房。可为了职工，父亲天天跑房管所要房，那时芦台镇住房奇缺，再怎么打人家也没房给他。无奈之中父亲相中了房管所所长家前边的空地，要来了地基（不知道是人家批的还是他硬占的）。每天下班以后父亲跟工人一起脱坯、打地基自己盖房。基本框架有了，可那时木材很难买到，父亲通过关系买来大竹篙做脊檩，一排房子的脊檩都绑在一起，这样房子盖起来了……父亲猜测房子没坍可能是这个原因——整排房顶是一体。

如今地震过去了四十五年了，当年住在酒厂家属宿舍的，最年轻的也七十出头了吧，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你们的老厂长——闫玉瑞吗？

百花盛开时 不争艳丽

万物萧条处 自立刚直

这种品格就是我父亲的品格。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