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与张西蕾

汪培文

我的母亲钟屏 <h3>　　一九九七年母亲(左)与张西蕾(中)亲切会面回忆一起在抗大五分校共同负责四大队(女生队)的学习战斗生活……</h3> <h3>　　一九四一年，抗大五分校校长由陈毅兼任，政委由刘少奇兼任，副校长是张云逸等。母亲钟屏当年在盐城抗大五分校担任第四大队(女生队)队长，中共元老张大雷(又名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担任该队指导员，新四军从皖南转移到苏北之后，女生队为新四军输送了不少优秀干部。在盐城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期间，母亲参加了三次对日军的反“扫荡”战斗，特别是率女生队参加上岗战斗担任新四军军部警卫，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母亲钟屏一九四一年在抗大五分校</h1> 母亲一九三八参加抗战前工作的武昌第一纱厂 抗战中的母亲（左二）           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将军(右二)打篮球，我母亲钟屏(右一)在旁边观看助威 　　二O一八年，为追寻父母足迹，我来到江苏盐城中学抗大五分校旧址一一母亲在抗战时期战斗学习的地方…… 在抗大五分校旧址，我仿佛与母亲当年一起战斗生活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旧址展览馆里记载了母亲钟屏担任第一期学员女生队队长，张西蕾担任女生队指导员。她俩曾经在日冦扫荡时率领女生队担任新四军军部的警卫…… 抗战中的抗大五分校、华中鲁艺 抗大五分校女生队老战士 新四军军长、抗大五分校校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题词 抗大五分校与《江淮日报》等 2018年10月我来到盐城抗大五分校旧址现盐城中学与校相关负责人杨书记交谈 英勇的抗日战士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抗大五分校旧址展览馆</h1> 边学习边战斗的抗日战士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难忘的抗大五分校女生队</h1>时间: 2020-02-19 作者: 章恭湘 来源: 中华魂网 抗大，是多么庄严绚丽，引人瞩目的校名啊！全国有多少爱国抗日青年，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投身到这所革命的大熔炉中来。我和妹妹，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协会”组织介绍到达苏北根据地联络站后，奔赴盐城抗大五分校。 新四军于1940年9月在苏北黄桥决战胜利后，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为创建与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适应部队与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的需要，军部决定，把原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辖的江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与苏北指挥部领导的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集合两校部分干部骨干成立了抗大五分校（后又由皖南军部和延安抗大总校派遣来一批干部，更加强和充实了教学、管理力量）。 抗大五分校是一所由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下的，新型的，培养部队与地方军政骨干的干部学校。抗大五分校于1940年11月25日开学（正式开学典礼是在1941年元旦）。校本部下辖3个男生大队和1个女生队。男生一大队是五分校的武装主力军，这个大队的学员是部队的基层干部和部分老战士，他们久经战火考验，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二、三大队则是军政混合队，学员中部分为部队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是大江南北长途跋涉投奔这所革命大熔炉的抗日爱国青年。女生队有一部分是在根据地工作过，或打过游击的女干部，大多数则是来自苏南、上海、浙江一带的青年学生，以及从大后方转来军部而后调到抗大来学习的女知识青年，还有少数自愿参军的小城镇女青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年龄悬殊，最小的12-13岁，最大的有40来岁，文化程度从略识字的半文盲到大学以上不等，出身成分更是雇工、佃户、童养媳、工人、富家小姐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为了抗日，都是拥护或爱慕共产党、新四军而艰辛到此。在第一期女学员队中有七对姐妹同时入伍，一对母女齐参军（名单附后）。 女生队位于离军部不远的一坐废塌的旧中学校内（现盐城中学）。这是一座饱受战火摧残，遍地乱石碎瓦，墙壁残缺不全，几根木头、水泥柱支撑的木板楼房。我们入校的第一课，便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填坑、垒墙，清除残渣、泥沙、石块，建造我们的教室、寝室。当指导员作了动员，明确了任务后，我们这些吃尽千辛万苦，闯过千关万隘来到这所抗日救国大学校的小丫头们劲头十足，哪里会在乎那堆不会动弹的石头烂泥呢？我们用锹、用手，扒泥挖石，用脸盆装土……手磨起了泡，泡成了血泡，血泡破后成了老茧，大家还美其名为“大炮”。空闲休息时，互相攀比，引以为荣。短短数日，劳动成果辉煌，展现在面前的是我们的寝室和俱乐部。尽管这里仍四面透风，窗户仍然是可以容纳两个人并排侧身爬行的大方洞，但当我们用破草席挡挡风，在地上铺上干稻草时，这里便成为我们的“软席”通铺了。在这“软席”上睡觉、学习知识、讨论救国道理，那个舒心，那个自豪感至今不能忘怀。 刚过了劳动建校关，却不料又来了一个轰动女生队的爆炸性命令——剪发关。队长动员要求女生队剪掉长发、卷毛（烫发），标准是发长不过耳垂。当然还要脱掉皮鞋，换上布鞋，脱掉旗袍，换上军装。剪发命令让女生队开了锅似地乱哄哄起来，有的人看着留了多年的秀发一朝被剪，怪舍不得的，要求留一截作“纪念”；个别人觉得是来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剪成“尼姑头”而纳闷。但是，最终女生队还是剪短了头发，戴上了军帽，换上了布鞋，穿上了军装。既然是革命军人，就要像个军人样，一律整齐，精神抖擞好神气啊。这以后，慢慢地，大家有空便向排长、老同志学打绑腿、打草鞋。女同志毕竟心灵手巧，打的绑腿有“一字长蛇形”、“横竖八字形”等，打的草鞋、布筋布鞋还打出“蝴蝶结”、“花结”、“十字交叉结”等花样…… 女生队下辖3个排，每排三个班，组成一个连队建制。队部对各排也做了精心安排，如三排一般较年幼一些，文化程度有的较低些，就针对这些学员的特点每周安排上文化课。每班均有2-3个互助组。这些互助组作用可大了，生活上互相帮助照顾，学习上校对笔记，加强对课程内容的消化理解，对听课吃力的同志进行个别辅导等；在思想上，通过谈心、结合每周末的班生活会开展表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对每个班、组的搭配，队、排领导也考虑体力强弱、文化思想差异等各种因素来调配。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办校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继承与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校风哺育下，训练成有理想，能经受艰苦环境考验而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战士。 每天，东方刚发白的朦胧中，军号声便响彻云霄。从起床到出操，仅有10分钟时间，除了穿戴整齐，打好绑腿外，还要打好背包。一声哨响后，整队跑步到操场，由值星排长负责喊操。女同志中，不少是悄悄提前起床，特别是来了“例假”的，更是要忙着上厕所。开始时，总是紧紧张张手忙脚乱，慢慢适应后也不觉得时间不够用了。有的同志甚至在7分钟内就完成了从起床到出操的一切事宜。平时出操，各队有自己的场地，由本队值星排长指挥喊操，军事科目由各队的军事教员就地讲解和操练。到了星期六则是每周一次的全校大会操。大会操场地在军部前的大广场，各队带队进入操场，学校领导同志也到场与学员一起参加出操。大会操由各大队值星队长指挥喊操和下达科目。黑乎乎的大操场上，只看见晃动的人影，只听见整齐的沙沙脚步声。此时，只要有几个人走错了步子，就能从声音中判断出是哪个队步伐不整齐。那整齐的、有节奏的步伐声和着渐渐发白的天空，勾勒成一幅美妙的晨曦之景。 出操回到营房，开始洗漱整理内务。手脚快捷的我们，掌握这段尚未开饭的空隙时间，迅速洗涤裤衩袜子等小件衣物。这也是女生队的“特殊性”吧。抗大学员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校部按照各队不同情况，编排教学计划。军事队按军事学习十分之七，政治学习十分之三来安排教学；政治队（包括女生队）军事学习十分之四，政治学习十分之六。课程设置、教员选派、教学时间安排均由校训练部具体规划。每周除周六下午是党团和俱乐部活动，周末有各种内容的晚会外，每日8小时学习，雷打不动。由于教学安排紧凑，教员讲课精练，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第一期学员在半年内就基本完成了规定课程。1941年5月1日，学校隆重举行了第一期学员毕业仪式。那天，我们服装整洁，有的同学还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新军装，参加毕业仪式。毕业典礼后各队还举行了会餐，虽然只有一荤二素一个汤（汤在大木桶里，随便舀），但倍觉丰盛。每班还有两碗黄酒。我们高唱毕业歌庆贺，却又忍不住泪珠满眶，因为毕业就意味着别离，同学们将奔赴抗日战场，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不少同学互相拥抱，哭泣一团。爱流泪也许是女生队的又一“特殊性”吧。 在抗大，学习条件虽然简陋，但学习氛围广阔自由。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就是课桌，背包即是自己的全部财产，也是惟一的舒适坐凳。后来，校部发给每个学员一只小木凳，把它绑在背包上坐着，如同坐在沙发上那么舒适。每当阳光照射强烈时，我们按班分散在树荫处听课，小黑板挂在树杈上，就是老师的讲台了。抗大课本是油印在灰色粗纸上的提纲式讲义，也曾下发过薄薄的小册子。听课记笔记成为我们学习的重要环节。虽然我们的个人笔记有简有繁，但都很讲究整洁。经过半年学习，我几乎学会了速记，并创造了只有我自己才能识别的代号。如“共产党”我写成“共”，“我们”写成“W”，“无产阶级”写成“u”，“党”=“T”，“团”=“O”，“党团员”=“O”……抗大养成的课后整理笔记恢复语句原形的学习习惯影响了我几十年，也是我至今书写时写速度而不求写正楷的缘由。抗大半年所学的理论基础课，至今尚能回忆起来的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战略与战术”、“敌军工作”、“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运工作”、“队列训练与四大战术”、“战地救护工作”、“妇女解放运动”、“游击战争”，以及全校性的讲座课“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同志亲自讲课）、“形势任务”（校、军部领导亲自讲课）。“游击战争”课，初期由赖传珠参谋长讲，后来根据各队情况改由军事教员讲了。紧张的学习，俭朴的条件，艰苦的生活，把我们这些怀着幼稚、淳朴抗日热情的爱国青年培养成了具有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能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接受考验的革命战士。抗大，真是一座宏伟的、微妙的、创世纪的革命熔炉啊！1）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蛋炒饭” 我们在学习期间，虽然保证有三餐饭，但在半年中，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白米饭。平时吃的是杂粮（大麦、圆麦、高粱、玉米参合在一起和蚕豆、黑豆杂七杂八混在一起做成的饭），下饭的菜是老一套的少油多盐的咸菜、萝卜。开始时，不少同志吃饭咽不下喉咙，只好去盛木桶里的汤泡着吃。数天不能通便那是常事。因此，便秘成为不少同志的“通病”。一旦有纯玉米糁子饭，那便是高级饭了，被大家称之为“蛋炒饭”。于是，“蛋炒饭”就成为玉米饭的诙谐语了。队领导为了改善学员生活，千方百计卖粪换肉，使我们能尝到一些肉腥味。每当又是“蛋炒饭”，又有肉腥味荤菜时，大家兴奋雀跃“今天吃蛋炒饭啦!”在这种饮食条件下，我们却个个成长得胖乎乎的像个“皮球”，劲足有力，满面红光。2）培养战斗作风的急行军、夜间紧急集合 入校不久，队长在晚点名时警告大家要随时应付紧急情况。紧急情况时，必须动作迅速，穿戴整齐，背上背包，带上枪支子弹带。值日生还要把本班照明用的小油灯也带上。我们每天八小时学习，晚上讨论学习，夜间要轮流站岗放哨，三餐饭每餐只有10到15分钟吃饭时间，时间很紧张。夜间紧急集合，是从实战出发。第一次，是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半夜。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都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黑乎乎的夜，不准点灯，大家慌慌张张穿戴好跑步去集合，排长带着队伍就跑步前进。这一次洋相出够了。有的同学迟到上操场，有的衣服未扣扣子，有的穿错了鞋，有的绑腿带拖到脚后跟，还有的背包打得像老乡背包袱一样狼狈……这以后，排长联系实际，传授我们先穿衣服后穿裤，绑腿带要放在枕头边以免错拿别人的等知识。经过几次紧急集合、夜行军演习，我们渐渐习惯了，逐渐达到了部队应对紧急情况的实战要求。在急行军训练中，有的同志还能帮助体弱的同志，使全队没有一个掉队的。3）1941年，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第二次蒋贼，揭露蒋介石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投降主义的大会。会上宣布了党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以及军首长的任职命令。陈毅（代军长）在会上声色俱厉，怒斥蒋贼背信弃义的投降罪行。他讲得气愤时摘下了军帽。顿时全场同志义愤填膺，高呼口号，纷纷摘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有的同志还狠狠踩了几脚。愤怒的口号声如同大海的波涛巨浪，如同战场厮杀的震耳炮火。这是一次极为现实、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更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认识。这以后，我们陆续接待了来自皖南军部的战友们。李路、李希、黎明等同志即是从皖南军部来的女战士。她们遵照叶挺军长之嘱：“同志们，为保存实力，分散去盐城军部。”不畏险阻，千山万水，依靠群众的掩护，逃出敌人的封锁区来到盐城。她们七天七夜没进一点粮食，靠着喝泉（溪）水，挖吃荒田里剩下的烂山芋、萝卜维持孱弱的身躯，徒步走到苏北。她们说：“只要有口气，爬也要爬到苏北军部来。”她们是有工作、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她们的到来，给女生队增添了不少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4）上岗战斗 1941年春季，日寇配合蒋介石反动派，向我苏北解放区射阳县上岗地区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进行扫荡。为了保卫盐城，保卫军部，抗大五分校一大队学员参加了三师的上岗战斗。上岗战斗历经数日，以我部队的胜利而告终。战斗中，一大队有4名学员牺牲。一名是中队长程贤义、一名排长、一名原在部队的卫生队长、一名老战士。为了纪念他们，抗大举办了全校的追悼大会。会场设在野外广场，校部部分白花由我们女生队包做。追悼会上，校领导介绍了这次战斗的情况及烈士的伟绩，全体学员又一次受到了现实生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上岗战斗，我们女生队也参加了，执行的是警卫任务，保卫校部和军部。我们在校部、军部驻地周围日夜站岗放哨，大家都为能参战而兴奋。但是，在真正执行战时警戒任务时，却并不是个个都有军人的气魄了。最初，有的同志夜间站岗疑神怕鬼，人在哨位，心念阿弥陀佛；有的同志听见风吹草动就急忙持枪上弹。为此，夜间都安排双岗，班排长加强巡逻。通过上岗战斗执行警戒任务的锻炼，我们增强了夜间警戒的军事常识，也壮大了胆量。5）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征粮筹饷工作国民党反动派既已发动了剿共内战，就断绝了一切应供给我军的粮饷。新四军在缺粮断饷的困境下一方面要正面对日寇作战，一方面还要抵御顽伪军对我解放区的骚扰和对我军的摩擦。对此，刘少奇同志提出靠自力更生，自己搞税收、征粮。于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纷纷设立了税务局、粮食局。根据地方需要大量的从事这方面工作人员的要求，部队抽调了部分同志支援地方工作。我们女生队也抽调了十几名学员到地方去做这项工作。参加地方征粮征税工作，对新入伍者来说，既是一堂生动的群众工作课，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一支富有江南华中风味的“风车歌”——“部队吃饱了肚子好作战”的歌曲就此创作出来，并在根据地广为流传。一个月后，女生队派出去的同志大多回来了，董勇（一排一班班长）还向全队作了汇报，为我们学习地方民运工作增添了感性知识。有几名同学留在地方工作没有回来继续学习。6）发生在大会操的一件事每周一次的全校大会操，是由各大队值星大队长负责指挥的。这里要追述一大队大队长严昌荣（他是女生队一班班长董勇的爱人，后在涟水战斗中指挥试验掷弹筒时不幸弹桶爆炸而身亡）。严昌荣一向办事认真，要求严格，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一次大会操，正是他值星。在朦胧晨曦中，他见一个穿军装披军大衣的人在操场上见操（体弱的同志经批准，会操时可不列入队，但须到场“见操”，上了操场不允许穿大衣）。他走过去盘问后知道，这个军人是兄弟部队来校联系工作的，散步来到操场。但严昌荣仍严肃地要求他，或脱下大衣站在操场边见操，或立即离开操场，以严肃校规军容。由于严昌荣带兵要求严格，一大队全体学员无论军事技术还是政治学习，素质均较为强韧扎实。抗大一期学员都有一个小方凳按要求绑在背包上，上岗战斗中，一大队随三师参加战斗，作战勇猛，战术灵活，大显神威，被日寇称为“板凳队”。见到“板凳队”助阵，日军不战自祛。7）意志坚强的同学和个别胆小的人1941年春，日寇对我盐城根据地扫荡，敌机连续不断轰炸盐城。当时，我们每天清晨要跑20余里路，到野外去上课。女生队的陶木子同学，日寇扫荡时被流弹穿透了脚骨，但她一直坚持学习，直到毕业。这期间，也有个别同学经受不了艰苦环境和敌机轰炸扫射的考验。除一大队外，各队均有个别学员离队。女生队也有一个学员离队出走，队部派人四处寻找，动员其回队，并在一定范围内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日寇扫荡时，校部宣教科即时编了一首歌，全校传唱，振奋了群情，鼓舞了士气。革命就是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革命就是要经过顽强斗争，才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为使历史不致随同我们的记忆逐步衰退而被遗忘，现凭记忆把女生队一期的干部名字记于下：队长：钟屏（汪培文的母亲）副队长：钟毅指导员：克宁张西蕾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王丽英青年队长：张玉璇文化教员：李毅驻队政教：汪溪一排长：陈少健二排长：谢冰三排长：尤珍第一期同时入伍的七对姐妹：吴秀丽——吴秀珍陶云——陶林施勇——施群（鲁纳）刘景仪——刘景华（刘华）章恭湘——章立人方连——方菲俞仪风（俞宜桐）——俞仪铨第一期同时入伍的母女：杨桂芳——陈道明（我们叫她小陈）备注：作者章恭湘，系南通市干休所。特别感谢《中华魂网》和章恭湘 参观抗大五分校旧址展览馆视频 　　二O二O年二月十六日，母亲的老战友、中共元老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烈士之女张西蕾逝世。 母亲与张西蕾在抗大五分校结下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陪伴母亲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母亲与父亲合影纪念 母亲简历钟屏1918年5月出生江西临川人1936年至1938年2月武汉纱厂工作1938年2月至1939年2月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团员1939年2月至1939年5月新四军四支队人民剧团团员1939年8月至1940年10月新四军江北干校女生队队长1940年10月至1941年12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女生大队 (四大队) 队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4月新四军二师政治部    组织干事1942年4月至1944年10月新四军二师五旅政治部干事指导员1944年10月至1950年4月先后担任新四军七师白湖团卫生队指导员，新四军二师五十五团政治处干事，新四军留守处六大队副队长，华东军区妇女干校指导员等职1950年4月至1953年3月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政治部干事1953年5月转业1965年2月从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离休县团级2016年7月22日辛劳一生的母亲与世长辞……        母亲钟屏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做为一个贤妻良母，在献身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她与刘少奇的前妻王前、罗炳辉的夫人张明秀、高敬亭的爱人史玉清、张大雷(又名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张劲夫的妻子胡晓凤、汪道涵的发妻戴锡可都曾是战友和至交，我的母亲由于为人正直善良在工作中又特别优秀而赢得大家的尊重，只是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早早的离开了工作岗位。        我在不同场合分别见过罗炳辉的夫人张明秀、高敬亭的爱人史玉清、张大雷(又名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张劲夫的妻子胡晓凤并与她们交谈过，交谈中，我发现她们这些经历战火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都是非常和蔼可亲又可敬可爱的老妈妈，不是小说电影描写的那些一脸严肃喜欢说教的官太太，但却能感觉在她们身上有一种力量吸引你，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信心，可能就是源于“初心”的力量，动员的力量，这种利他无私的力量推动着人们跟着她们干大事：赶走日寇、推翻蒋家王朝、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        这种“初心”的力量是无穷的！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h1> 这是母亲最喜爱一首歌，一至到她弥留之际……当年正是这首歌鼓舞着她们坚持抗战直到赶走日本侵略者 《游击队之歌》（贺绿汀词曲）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哪怕日本强盗凶 我们的弟兄打起来真英勇哪怕敌人枪炮狠 找不到我们的踪和影让敌人乱冲闯 我们的阵地建立在敌人侧后方敌人的战线越延长 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分党，不分派 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强盗正在走向灭亡待到最后胜利日，世界的和平见曙光！ 我与父母和妻子 作者：汪培文执业律师历任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安徽省律师协会第六届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第七届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第八届理事兼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第九届建筑与房地产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安徽省房地产业协会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副秘书长兼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房地产业协会调解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建筑业协会第五届理事兼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律事务服务部主任，安徽省建筑业协会第六届、第七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律事务服务部主任，安徽省物业管理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安徽省物业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建筑与房地产法学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专家委员会成员，合肥市依法行政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合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合肥市人民政府行政纠纷调解专家委员会成员，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人民法院出版社《房地产法律研究与司法实务编写组副组长…… 2011年－2017年《法制日报》分别以题为“律师受托进行安徽省首次房地产业问卷调查”、“安徽非诉业务律师汪培文:律师业务范围变迁反映法治建设进步”、“律师汪培文：在法律服务创新中释放价值”、“为法学研究搭建起实战平台”；《安徽法制报》分别以题为“专业律师道路上的探索者”、“安徽律师荣登中国房地产法制讲坛”；《安徽工人日报》以题为“希望我所做的事对社会发展有意义”报道了汪培文相关法律服务工作。汪培文律师业绩分别载入2009年《中国律师年鉴》和2019年《中国当代优秀律师》。 汪培文在20多年的律师职业生涯中，秉承父母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追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百姓俱欢颜”的职业梦想，为人们住上好房子，坚持建筑房地产法律专业方面发展，努力为建筑房地产行业发展走向法治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