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汾玉的美篇

许汾玉

导 言

1935年10月19日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86000多人踏上长征之路，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时，仅为7000人。最先到陕北的红25军4000人；陕北红26军、红27军3000人。 红军出腊子口后，原计划在甘南的洮河流域发展根据地，毛泽东偶然看到山西日报上的消息后，决定到陕北。到达陕北以后，没曾想，陕北根据地地盘太小，地瘠民贫，成为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向东向西都是沙漠，向南是东北军，毛泽东身负千斤重担，日夜焦虑。中央红军人吃马喂都成了问题。形势危急，毛泽东如何决策？党内重要领导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主张向北靠近苏联获得援助；林彪主张向南，到豫北去打游击。毛泽东力排众议，劝说同仁，东征山西，走向抗战前线。山西人口稠密，地肥水美，扩军就粮都不成问题。有风险怕什么，风险越大成功越大。他亲自挂帅出征,在清涧县袁家沟村站在黄河岸边浮想联翩，被即将到来的巨大胜利鼓舞，不禁迎风吟唱“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2月20日20时，红军突破黄河河防，强渡大河成功，极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红军全部渡过了黄河天险，从河口进入吕梁山。

【1936年5月2日红军返回陕北】

这次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率领的红军东征，历时75天，毛泽东主要在山西的石楼、大麦郊、康城、蒲县一带指挥红军作战。山西的战略地位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在发着酵。虽然，中央军到山西，红军不能继续在山西发展，但我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到5月底，消灭晋军7个团，俘虏敌人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炮20多门，电台一部，筹款40万元，招收新兵8000余人，东渡以来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兵力增加了一倍。红军在山西20余县发动了群众，红军在山西人民群众中扎了根，为1937年9月第2次红军出师山西、华北抗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筹集到银元、布匹、棉花，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占领了黄河以西的吴堡、葭县、神木、府谷地区，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西部到了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海原、固原。

红军东征给予晋绥军以沉重打击，更使阎锡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强大威力，使他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对红军强大战斗力的惧怕心理。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 以及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深人发展，给阎锡山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迫使他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于是，阎锡山在对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三种力量进行反复权衡后，根据其一贯遵循的“中”的哲学，终于选择了一条所谓“恰好处”的“中”的道路，即抗日和日、拥蒋拒蒋、联共反共，试图在日、蒋、共三种力量中维持一种平衡。

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把争取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都把争取阎锡山的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
为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加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力量。为实现团结抗日的主张，避免内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撤回黄河西岸，并于5月5日发表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现全国一致抗日。
针对阎锡山的处境，中国共产党还适时调整了对阎锡山的斗争策略，由军事斗争转为政治斗争，将阎锡山当做可能联合的“抗日同盟者”来对待和争取。这集中反映于上述《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通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阎锡山的斗争策略上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在称呼上，由原来的“卖国贼”改称“阎氏”；在行动纲领上，由原来的“打倒”改称“议和”；在群众运动议程上，由原来的动员民众参加讨逆，变为号召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督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红军东征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猛烈冲击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同时也使阎锡山成为众矢之的。同时，张学良、杨虎城日趋倾向抗日的正义行为，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营垒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也给阎锡山制造了一股严重的压力。“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不可能长期踩在这“三颗鸡蛋”上而保证不把它们踩破。因此，为使山西不被日本侵占和不被蒋介石吞并，阎锡山必然要在日、蒋、共三者中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 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 “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 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迄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
毛泽东的亲笔信对阎锡山及其部属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阎锡山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函，但其内心已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给阎锡山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同时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恳切陈词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对当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犹豫不决的阎锡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9月初，阎锡山在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联席会议上，让其成员讨论当时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联共抗日与联日反共哪一种主张好”，结果参加表决的35人中，19人赞成“联共抗日”。实际上这是阎锡山对其属下的一种民意测验，同时也是他倾向“联共抗日”的一种内心表露。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于9月间第二次派其心腹、秘书梁化之到天津邀请朱蕴山赴晋谈判联合抗日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与阎锡山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共同意见：（1）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2） 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3）组织抗日的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
阎锡山在政治上的转变和采取的新策略，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为了尽快打开华北特别是晋绥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10月22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 10月23日，毛泽东又明确电示与阎锡山谈判的5条基本方针：“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以至订 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指苏联）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

【彭雪枫】

11月12日，彭雪枫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秘密进驻太原并在先期派往太原的南汉宸陪同下首次会晤阎锡山，开始和阎锡山当局的直接谈判。彭雪枫根据毛泽东关于与阎锡山谈判的条基本方针，向他表达了红军愿意与晋军联合抗日的真实愿望。在阎锡山的同意下，彭雪枫即与阎锡山的谈判全权代表、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具体磋商有关事宜，双方商定：一、在太原 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构；二、建立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渠道，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中共方面交通安全；三、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在建立自己电台之前，先用阎方电台。

▲绥远抗战中，傅作义部少量装备的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这是仅有的防空火力

1936年11月14日,绥远抗战爆发。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指出：“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即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帅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毛泽东的多次来信使阎锡山真正感到中国共产党的无私胸怀和正确方针，现实也使他认识到，如今只有“联共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同时也才能继续保持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山西特殊形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当日军步步进逼' 山西岌岌可危、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难保之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工作，阎锡山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喊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
此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劭文、杜任之及左派青年戎子和（戎伍胜）、刘玉衡等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建立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为抗日救国会的名称，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国，但他不同意这个组织叫抗日救国会的名称，将其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市海子边召开的“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万人大会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式成立。阎锡山亲自担任会长，刘岱峰、宋劭文、杜任之等人为委员。刘岱峰、宋劭文负责起草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中均写明：“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不分性別，凡是愿意争取民族的生存与个人出路的人，都团结到牺盟会来，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到底！”
牺盟会的成立，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革命团体以及海外爱国侨胞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不少爱国青年、进步人士不远千里投奔山西。同时，这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恐慌。日本除指令其驻太原特务机关向阎锡山提出“立即取缔”的无理要求外，还通过日本外务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蒋介石也查问阎锡山是否真有此事。阎锡山的意图是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缓和群众和他日益尖锐的矛盾，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很怕事情闹大，怕得罪日本方面，怕引起蒋介石 不满，便对牺盟会进行种种非难与限制。因此，牺盟会成立后除发表上述《宣言》外，实际工作并没有开展起来。
阎锡山不敢公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只得采取“变通”的新策略，即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即官办团体的“帽子”；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法，但又打着山西的旗号——这样来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
选择什么样的人实施自己的新策略，阎锡山颇费心思。阎锡山经与赵戴文、赵丕廉精心研究，并在两人的力荐之下，终于选择了薄一波这位特殊人物。赵戴文、赵丕廉曾是薄一波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任校长，对薄一波的才干与影响力印象深刻。阎锡山一向注重乡土、师生等关系，赵戴文也是如此，他认为能 “楚才晋用”，而不能“晋才楚用”，因此，建议请薄一波回来“帮助阎先生做点事”。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1908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屮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夏，任中共太原地方执委会北部地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山西临时省委委员，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1927年6月，阎锡山在山西公开举起反共旗帜，薄一波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赴晋北恢复、重建党组织，后到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1931年6月，由于中共顺直省委军委负责人叛变，薄一波在北平被捕，后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监狱生活。在狱中，他与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战斗集体，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6年4 月，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国民党规定的“出狱手续”，以便出狱工作。8月底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人陆续出狱。此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工人委员会主任干事郭挺一，奉阎锡山之命，携带重金，拿着阎锡山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信来到北平活动，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工作。起初，薄一波不愿意与阎锡山共事，对阎的“邀请”婉言回绝。刘少奇得知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晋之事，洞察到这是一个有利于抗战的新动向，立即派徐冰向薄一波转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毛泽东的来电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对阎锡山“邀请”的最后决定。刘少奇指出：“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相联系。”刘少奇最后还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薄一波请求先回山西了解情况，看能否有所作为，然后再定。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了薄一波的请求。

薄一波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于9月底先到太原，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为期40天左右的考察，对山西的政治经济状况、阎锡山的处境、思想动态、政治企图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回到北平后，薄一波通过徐冰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了回晋后的工作方针和加派一些同志一起工作的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了薄一波的汇报，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山西“不但可以做工作，而且大有文章可做”、并批准了薄一波提出的工作方针和要求。刘少奇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阎锡山，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同时，刘少奇还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决定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周仲英赴晋做阎锡山部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薄一波等去太原前，徐冰向他们传达了刘少奇3条具体指示：（I）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2）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3）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负责。并严格规定：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刘少奇特别交代：“一波同张友清是一起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互相很熟悉，无话不说”从现在起，再不能发生横的联系，各搞各的。 张做秘密工作，可以发文件、开会。公开工作委员会不能发文件，也不必开什么会，就是由薄一波在那里领导。
10月下旬，薄一波应阎锡山之邀，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山西，开始执行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薄一波等5人到山西后，迅即成立了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为负责人。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又陆续增派了冯基平、廖 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谷景生、刘亚雄11人赴晋，公开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增至16人。
1936年11月4日，阎锡山、赵戴文及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 梁化之约薄一波会面。会谈开始，薄一波说，山西当局对我是有通缉令的。阎锡山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接着，薄一波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当面说清楚才好共事。阎回答说，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接着，薄一波提出3点要求，“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我要经常宣传抗日救亡，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荐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锡山 一一表示同意。谈话后，阎锡山即让薄一波接办了山西省牺盟会，身份是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这次会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采用非组织的形式，首先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山西达成了事实上与阎锡山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协定。薄一波在会议中所提的“约法三章”，既为后来毛泽东派彭雪枫到太原与阎锡山当局谈判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政治上、组织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牺盟会的改组，山西新军的创建

一、改组牺盟会
牺盟会是经阎锡山同意并批准成立的官办抗日救亡组织。1936 年11月，薄一波等接办牺盟会后，严格遵循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关于争取民族革命实际领导权的指示精祌，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
一是改选牺盟会领导班子。改组后的牺盟会，其领导班子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7个常委中除梁化之外，有6人是中共党员，在22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到80%以上。牺盟总会下设的各个机构，如组织、宣传、总务、抗敌救亡宣传队、太原市委员会等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改组后的牺盟会名义上由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但实际主持牺 盟会工作的是薄一波，牺盟会的实际领导权已从阎锡山及其势力的手中转移到共产党人手里。为了彻底改组、改造牺盟会，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人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在实践中摸索和实施了 3种办法：“第一，多做实事，反对空谈，不断开辟新的工作阵地……；第二，尽可能多地引进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来参加牺盟会工作；第三，团结左派，中立中间派，打击右派这样一来，共产党真正取得了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改组后的牺盟会，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开始的纯粹官办抗日救亡群众团体成为名义上由阎锡山领导、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所谓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指它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的一个特殊的联盟，“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
二是修改牺盟会的工作纲领。
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把修改牺盟会的工作纲领当作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确立了“把握现实，改造现实”的工作方针，充分考虑到阎锡山的特点，在斗争策略±采取了“内方外圆”的策略，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山西的特殊环境，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推动阎锡山转向抗战。1937年2月，在太原召开的牺盟会代表会议，通过了由杨献珍执笔修改的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去掉了一些在当时不能为阎锡山及其上层所接受的条文和提法，运用山西的形式和阎锡山惯用的词句，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糅合进去，从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在山西具体化。新纲领通过后，进步群众比较满意，阎锡山也认可接受，国民党蒋介石也可以容忍。由于策略运用的成功，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广泛发展。
二、培训抗日救亡军政干部
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接办并改组牺盟会后，即把牺盟会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准备干部上。当时阎锡山已向全国大声疾呼：“‘加紧准备，对日抗战’的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并且提出了“组织一百万、武装三十万”和“干部解决一切，人才创造一切”的号召，阎锡山的这一讲话和号召，固然是为了实现其“守土抗战”而做出的许诺，但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造就干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于是，牺盟会及时接过阎锡山提出的口号，并征得阎锡山的同意和支持，以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当时阎锡山把它交给牺盟会领导）的名义，从1936年12月开始，先后举办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训练团体，吸收山西当地和全国各省区来到太原的进步青年，对其培养训练，然后派往全省各地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和组织群众。
当时，山西省政府明确规定，有关县政府重大军政大事，必须由县长、牺盟会特派员、公道团1团长3人共同签署方为有效，缺一不可。根据形势的展，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还共同决定，特派员中的共产党员要利用合法地位和通过牺盟会这个合法组织去积极建立各县的秘密中共组织，因此，这些特派员还担负着协助建党的任务。这一决策，实践证明是成功的。1936年，山西各县几乎都没有中共组织，通过牺盟会特派员的工作，全省各县的中共组织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不少县的牺盟会的领导机关就是中共县委机关，一些牺盟会特派员就是中共县委书记或委员。
牺盟会改组后不久，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很快摸清了阎锡山急于想发展30万国民兵，又苦于没有号召力、征兵困难的情况， 随即向阎锡山提出建立新军的建议，得到了阎锡山的赞许。阎锡山提出要培训2万名军政干部，并将此事交由薄一波等人去办。从 1936年12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通过牺盟会先后掌握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训练机构的政治领导和组训工作。这些训练机构最大的成绩，就是为以后的山西新军、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各县牺盟会等培养提供了大批干部，在山西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
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的训练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课所占时间各一半。军事训练主要由旧军官担任，基本的是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到班、排、连战术动作及武器运用，完全按照旧式步兵操典实施。1937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遣陈玉堂等10名红军干部担任训练班的教官，传授游击战术。政治训练以时事政治和革命任务为主要内容，课程有：形势任务、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民族解放运动和牺盟会纲领、路线、任务等。上述两个训练班，虽然未能公开设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课程， 但政治训练实际上大多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主要教育内容，从而使之实际上办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底，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大体进行了两期训练。1937年4月底以前为第1期，结业的学员基本上分配到5月成立的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2个军士训练团中，担任政治工作干部。5〜7月底为第2期，结业后学员大都报名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两个训练班连同牺盟会训练的两期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共培训了4600余名具有一定军政素质的干部，为在全省建立牺盟会的组织，为成立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新军 和建立抗日政权准备了大批干部。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
阎锡山为了尽快实现在山西全省“武装30万国民兵”的口号， 从1937年2月起，筹划先训练2万名国民兵军官，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准备骨干，至4月底准备完毕。5月1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同时开学训练。整个培训干部的训练团共13个，统由牺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管辖，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扩大掌握了这些训练团的有关组织设置、干部配备、学员招收、政治训练、机构改编等 实权。牺盟会训练机构的扩大，受训干部的增多，对山西抗日力量 的准备和革命力量的集聚、推动山西整个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从1936年10月下旬进人山西，凭借牺盟会这个合法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培训大批干部，为推动山两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着重掌握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学员的培训，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贯穿于培训学员的始终，从而能够在全国抗战开始后比较顺利地将这些训练团改编为山西新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建立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成果。
山西新军的创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开始了全国性抗日战争。
对此，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认为，组建山西新军的条件已经成熟，遂由薄一波再次向阎锡山提出组建新军的建议。阎锡山当即同意先试建1个总队（团），并把这个任务交给薄一波。薄一波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作了汇报。根据中央指示，牺盟总会的工作由牛荫冠具体负责，薄一波则专门抓山西新军的组建工作。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在军政训练班驻地国民师范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会议由薄一波主持。
他在阐述决死队的任务与宗旨时特別强调，决死队是一支坚决抗战到底的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支武装有3个特点：

一是建立并实行拥有实际领导权的政治委员制度。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之初就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这一职务，特別是“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的规定，是山西牺盟会系统新军的最主要特色与标志，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保证共产党掌握山西新军的有力措施与政治依据，并能保证部队向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二是实行与人民军队建军制度大体相同的6项方针、原则和制度。“1.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2.财政公开，废除打骂制度。3.军队内实行民主集中制。4.加强战斗技能的学习与熟悉。5.做到瞄准射击与行军力强。6.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此 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引进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自己的制度，仅把“注意”二字改为“守则”而已。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基本上仿照八路军的系统来设置：团设政治处，设政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民运等科、股。营设政治教导员及营干事，连设政治指导员，排设政治工作员。战士（队员）的群众组织称生活委员会（此前一度称士兵委员会，与红军的称呼一 样），后改为民族革命室，内设由队员选举产生的文娱小组、民运小组及伙食委员会等。连队中的许多事情都要经过生活委员会讨论
三在部队中设有秘密的中共组织，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为广大队员（战士）支持和拥护的政治工作系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
从团至连的主要政治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由中共党员担任。之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团长是部队主官。决死队成立后，其军事主官的地位发生变化，必须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对此，一些旧军官 并不甘心，于是在新军中产生了军政摩擦，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建军路线斗争的反映。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的中共党员，坚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力求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绝大多数，把广大士兵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之成为部队的中坚力量。而对少数主要是 担任上层军事职务的反共的旧军官，则给予适当方式的斗争，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它的成立为以后山西新军的继续扩建和发展，提供了经验，树立了范例。
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自从1936年10月成立后，创造性地 贯彻和运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策略原则，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与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牺盟会这个合法组织，广泛地在山西全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卓有成效地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山西新军这支人民抗日武装，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胜利。

改造旧政权，建设新政权
牺盟会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最初主要工作是放在宣传和发动民众抗战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牺盟会参政意识增强，参政行动活跃。随着山西战局的变化发展，沦陷区各地旧官吏逃之夭夭，大部分县、区、村政权处于无人负责状态，牺盟会公开发出了要掌握政权的号召。在一些抗日根据地，牺盟会还开展了民主政权的创立和建设工作。
为建立健全县分会组织，更广泛深人地发动群众，早自1937年 6月24日起，牺盟总会就带着阎锡山给予牺盟特派员以监督县长和县政府工作的特权，分3批向全省105个县派遣牺盟特派员。牺盟特派员大多是中共山西公幵工作委员会从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挑选出来培训的优秀会员，绝大部分被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后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发展为秘密党员，实际上成为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派往各县的工作组和县委领导成员。牺盟特派员下到各县 后，由于有阎锡山给予的“可以监督县长、公道团”的特权，所以除了发动群众外，他们还参与了各县、区政权的监督领导工作
发展抗日武装，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要抓枪杆子”的指示，牺盟会除了积极建议和推动阎锡山扩建新军以外，还积极利用分支机构众多的组织优势，发动大批地方青年参加抗日军队，建立了大批抗日群众武装。牺盟会按照“武装民众，组织自卫队，发动扩大游击战争，用革命的战争，战胜日本强 盗的工作方针，还在1937年10月，即从正在晋东北盂县活动的决死第1总队抽调150名优秀干部、队员加以短期训练，分配到尚未沦陷的晋东南、晋南各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并担任自卫队的领导工作。太原失守后，牺盟总会要求各县充实人民武装自卫队，并在3个月之内组成20个团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同时加紧训练一批能充任这些自卫队领导的干部，2个月后就分派到各县工作。为了尽快地适应实战需求，除发动各地搜集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丢弃的各种武器进行武装外，牺盟会还特请阎锡山发给冲锋枪200支、步枪5000支，以装备各地自卫队和游击队。自1937年10月至1938 年三四月间，山西全省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几百人至上千人脱产的人民武装自卫队或牺盟游击队。
发展壮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开始后，山西是中日军队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毛泽东指出：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在日军大举进攻，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不断溃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三大主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适时实行战略展开，这对于山西新军的发展、扭转山西抗战的局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利用与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牺盟会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或动委会），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入晋及山西新军的发展壮大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
发展牺盟会工作，创建战动总会
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7年8月22〜25日， 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分析中国抗战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的基础上，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冇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在山西，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积极推动牺盟会抗战工作的大发展并努力促进战动总会的建立。
1937年9月同，山西抗战局势迅速恶化，9月6日，天镇沦陷，9月13日在同失守。日军的如潮攻势，和晋绥军的不堪一击，迫使阎锡山不得不考虑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抵抗。同意迅速发展新军，赞同牺盟提出的“武装民众，保卫山西，血战到底”的口号，接受牺盟总会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向省政府提出的7条抗战主张。并指定薄一波大力发展新军。至1938年2月间，山西新军所属“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旅”、“暂编第一师”、“政治保卫旅”及“保安旅”等五个部分共有9个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余人。山西新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成为山西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共编十卷，基本内容包括综述、文献资料、大事记、回忆录、表册等项。第一卷《山西新军概况》；第二卷《决死第一纵队》（上、中、下）；第三卷《决死第二纵队〉 （上、中、下）；第四卷《决死第三纵队》（上、下）；第五卷《决死第四纵队》；第六卷《工人武装自卫旅》；第七卷《暂编第一师》（上、下）；第八卷《政卫二0九旅》；第九卷《二一二旅》；第十卷 《二一三旅》。各卷均经编审委员会详加审核。
在十多年时间的征编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地方、军队许多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一些党史工作者、研究人员协助 审阅了部分书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出版说明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省出现的一支新型的抗日革命武装，它名义上归属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系统，实际上一直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
山西新军一成立，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同时，部队内部又存在着革命进步力量同少数反共顽固旧军官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它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尚有以山西新军为基础发展而来的4个师共20个团的战斗部队，他们曾分别荣获过“临汾旅”“解放大西北攻克兰州英雄部队”“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英雄部队”和“中越自卫反击战老山英雄部队”等光荣称号。

1983年，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山西新军的发展史列为山西 革命斗争史的一部分，成立了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指导 组办公室和各省联络组。各纵队、师、旅也相继成立了指导组和指导组办公室.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原山西新军老同志热烈拥护山西省委的决定，积极支持史料的征编工作。 1986年，中共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决定另编辑书名为《山西 新军》的一卷史书（两册）。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的重点书卷之一。中央军委的决定，更加强了对史料征集编写 工作的领导。

决死第二纵队的发展，经历了1939年12月爆发的晋西事变和反顽固斗争的前后两个时期。从前者到后者，是一次历史的大转变。主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组织与活动，由秘密转变为公开；由单线领导关系转变为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1940年1 月反顽斗争胜利，及这以后的大整军，是这一转变的飞跃。正是从此开始，决死二纵队才真正完全彻底地成为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八路军式的人民军队。差别只在于还保留着决死队的番号。

百团大战后，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和所辖第八军分区相继成立，决死第二纵队兼第八军分区，韩钧任司令员，侯俊岩(工卫旅旅长)、刘德名为副司令员，李敏为参谋长。分区部队主要有决死二纵队(3个团)和工卫旅(两个团)及八路军之洪赵纵队(团)。分区辖：汾阳、交城、文水、清源、徐沟、太原等县及平遥、祁县、榆次、太谷各一部，共十几个县。后又将阳曲、静乐两县及离石东部划入，将祁县、平遥、榆次、太谷原属之部分划出。

1940年12月上旬，游击三团编入到五团，组成甲种团，人员扩至2000余人。五团调往八分区司令部周围驻防，担负着艰苦的护送任务，八分区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要道，多次护送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和部队对过敌占区。 在凶残 的敌人连续三年反复“扫荡”、袭击、加紧蚕食、封锁的严重情況下，五团坚韧顽强地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第2次整编（1942年底），四、五、六团改编为晋绥军区八分区第四、五、六支队，四、六支队各编3个连.五支队编为4个连。均取消营一级编制。1943年 1月，四支队归入六支队编为六支队，支队长郭庆祥，政委张范，副支队长吕怀忠。五支队长王文理，政委先后为刘耀夫、张献奎。这样就 解决了“鱼大水小”（战争机构依然庞大，而根据地则已缩小）的矛盾，有助于克服困难，适应了斗争的需要。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也于1942年11月撤销，其原有机构同第八军分区合并。

把敌人“挤”出去，开创八分区的胜利局面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1月初传达了毛泽东主席 “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据此，晋绥分局决定派罗贵波任中共八地委书记兼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此后，晋绥八分区，党、政、军、民在地委统一领导下，把对敌斗争作为共同的头等任务，团结一致，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决心把敌人“挤”出去。从此.八分区的形势日渐好转。岔口、芝兰、草庄头、东社、五元城、金庄、朱比、丰润、利润、赤尖岭等一系列敌据点一个个被“挤”掉。甚至连敌人重兵据守的县城周围，如汾阳县城旁边的大营盘、飞机场、火车站、火柴厂，及其附近的协和堡，六支队也多次袭击.获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所目睹，所盛赞。基本上改变了以往的被动局面.根据地一天天恢复并发展起来。1944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电示晋绥军区.号召各分区也“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高度评价了八分区的对敌斗争。

光辉的前程.英雄的后继
1944年11月14日，六支队奉命随韩钧司令员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1945年4月扩编为豫西军分区特务团。1945年12月，调回山西太岳军区，改编为晋冀魯豫军区四纵队十二旅第三十四团，1949年3月，于河南省邓县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六三团。后到陕西、青海、西藏和中印边界作战。此后驻军于陕、甘，进行训练，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为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巩固国防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贡献。
1944年六支队帮助组建起来的汾阳、文水两个大队合编为汾、文支队，在六支队离开晋绥第八军分区后，便将汾、文支队改称六支队（亦称新六支队）。支队长张献奎，政委由汾阳县委书记陈郁发兼。新六支队在张献奎指挥下，在汾、文一带坚持斗争，又打了许多很好的仗。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六支队改编为晋绥军区独四旅第十二团，团长张献奎，政委漆承德。在解放战争中，对破坏协议 侵占晋中平川之阎顽军以严重打击，如两攻仁岩，三打罗城，参加攻克文水城的战斗，特别是东庄战斗，一举歼灭阎军一个团。后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纵队，参加解放西安、咸阳、宝鸡等战役。此后进军新疆，编入新疆军区第四师。
第五支队继续坚持在八分区，在执行毛泽东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改变对敌斗争被动局面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武装的作用，英勇顽强，机动灵活，涌现出晋绥边区特等战斗英雄任徳胜等人物。
1945年6月，中央决定晋绥军区下设三个二级军区：雁门军区、吕梁军区、绥蒙军区。吕梁军分区第四军分区组建时，第5支队划该分区建制。后改称吕梁军区独立第十三团，在杨秀山司令员的指挥下，在孝义、汾阳、隰县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掩护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

1945年11月8日，中央军委命令：决定以吕梁军区第十一团、第十三团、第十四团为基础，组建独立第四旅，归吕梁军区建制。1946年2月1日，王震司令员宣布第二纵队正式成立，下辖359旅和独立第四旅，以吕梁军区领导机关为纵队指挥机关，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将11团编入359旅第719团，将吕梁军区独立12团列入独四旅建制。1947年3月10日，改称西北野战军2纵独四旅13团。1948年1月改称西北野战军2纵独四旅10团。1949年2月1日改称一野2军4师10团。

1952年1月新疆军区下达命令，5师13团除三营、警备连及团直留守人员暂留库车不动外，其余部队一律移驻北疆伊犁地区之特克斯、昭苏、巩留等县，编入第五军系列，1952年3月7日，第5军第15师宣告成立，后转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4师72团。5师15团组成和田军分区和边防部队。1952年，因生产需要，将11团编入10团；5师13团留在库车的留守人员，分别编入第4师第11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1953年4师12团编入10团。6军17师奉命改编为新疆建设兵团农6师，部分符合国防军条件的干部战士编入4师12团。（驻伊犁惠远），因离步兵第四师师部较远，由伊犁军分区代管。（直至七十年代初期回到库车归建）。第二军炮兵团整编为国防军步兵第四师炮兵第三O四团，驻疏勒县。1953年3月中旬，整编工作基本结束。第二军在组织上、任务上划分为两支部队：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1953年4月6日，中央军委批复西北军区，撤销第二军番号。第二军整编为南疆军区。

注释① 吕梁军区独立12团，列入4师建制后的序号为12团。

注释② 吕梁军区独立13团，列入4师建制后的序号为10团。

注释③ 晋绥军区独立14团、列入4师建制后的序号为11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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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念步兵十团诞生8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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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美篇》和参考资料链接，是依据上面所列中央军事科学院《山西新军》编写组、中共党史出版社山西新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撰的《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及有关历史资料摘录的，仅供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