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铁壶煮茶

我的父母亲

父亲是浙江东阳人，我对父亲的许多了解还是在他去世之后。有一年，我们兄弟3人去东阳扫墓，遇见了老家五叔的孩子，在和他的沟通中，我逐渐了解到了父亲年轻时候的一些事。

在我离开东阳的时候，五叔的孩子发给我了一篇文章，是江文焕烈士的遗孀程正迦讲述的【流亡路上】，文中提到了我的父亲。那是1942年，日军已经打进了浙江，我父亲他们就读的衢州中学宣布停课、解散，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张流亡学生证明，有了流亡学生证明可以免费乘坐火车。父亲他们8位同学为了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就踏上了西去求学的道路。

在这8位求学的学生中，有一位同学叫查良镛，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香港武打小说作家金庸。从浙江到重庆，路途遥远，他们一行人先是挤上了去江西的火车，到了江西贵溪之后，浙赣铁路中断了。由于担心遇见日军，他们选择了走山路。渴了，喝泉水；饿了，吃炒米。炒米吃完了，他们就用铅笔盒煮生米吃。一路上日晒雨淋，除了查良镛，包括我父亲在内的7位同学都病了，幸好遇见了一位好心的老大娘收留了他们。

后来，他们继续西行，走到赣州之后就分开了。父亲在赣州的19中读了几个月的书后，就去了重庆。1945年，父亲考入了交通大学。我从网上看到，上海交大于1940年迁移到重庆，1946年抗战胜利后，交大又迁回上海。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随学校一起来到了上海。

在程正迦老人的叙述中说到，当我们“走到江西南丰时，才知道日军刚刚占了南城县。我们与日军几乎同时走在两条平行线上。日军行进的大路与我们相距不过10公里！好险啊。” 父亲和查良镛拍摄于1942年8月于江西南丰 年轻时代的父亲

1947年，父亲在上海交通大学参与组织成立交大“山茶社”，以各种形式宣传进步思想，配合党的地下组织开展斗争，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上海交通大学杰出校友、中国核潜艇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就曾是山茶社的一员。

1949年2月，父亲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军浙东游击队，同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交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标语上写着“每天的饭钱755元，还不够买二根半油条”。父亲拿着话筒走在队伍的前面 身穿戎装的父亲

1953年，父亲从华东空军调动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母亲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东北，我们兄弟三人也就在哈尔滨出生了。

后来，父亲所在的电子工程系南迁到湖南长沙，成为了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父亲也转业到了湖北武汉的汉口机械学院，最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离休。

姥姥、小姨、父亲、大弟和我 父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

前排右手边第一位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前排右三胸带大红花的是我父亲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父亲对我是很严厉的，一直要求我要成为弟弟们的榜样。记得小时候，我的语文成绩不是很好，父亲就买了一些小人书，然后把小人书的内容提要叠起来，让我看后讲出这本书里写的是什么。有一次，父亲发现我在偷偷看小人书里的内容提要，就气的抽出皮带打我的屁股，把我打的嗷嗷直叫。

我们兄弟三人

1964年，我10岁的那年，父亲转业到地方，他在我的心里就成为了一位慈父，再也没有打我了。

我虽然是家里的长子，但我在家里和父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却不长。在哈军工上幼儿园的时候是全托，每个星期一的早晨，父亲都会送我去上幼儿园，但我却最不喜欢上幼儿园。在我儿时有限的记忆里，幼儿园每年的冬天都有耐冻的训练，小朋友们都要脱掉衣服坐在户外挨冻。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必须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不允许有任何的翻身动作。在哈尔滨上小学的时候，对老师的尊敬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只要见到老师，学生都要立正、脱帽和鞠躬，然后说声“老师好”这些记忆实在是太深了，令我一直都忘不掉。

上初中的时候遇上文化大革命，父亲作为臭老九和走资派，经常被隔离审查，也没有时间管我们，我当时的任务就是帮父亲去看有没有他的大字报。

初中毕业后，我随家里一起去了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说是“五七干校”，其实也是插队落户。父亲当时是落户大队的指导员，我们被分配在了一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家里。为了让我们这些随家来农村落户的孩子有书读，父亲送我去了渔阳区的渔阳中学读高中。

区中学距离我们落户的生产队有12里路，我只能在那里住读，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回家，星期一的清晨再走去学校。即使是在农村的中学读书，父亲也不忘嘱咐我要好好学习。那时的农村中学，没有像城市里那样搞停课闹革命，但是师资力量不齐，只重视语文、物理和数学，对英文和化学根本不重视。

1972年，父亲从五七干校转到了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机一系，平反后，任机一系副系主任。而我也从渔阳中学转到了华中附中，在那里读了半年高中，又赶上了上山下乡。在我下乡的行囊里，父亲放了几本大学一年级的电工基础和英文教材，他对我说了句：“有空就看看。”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农村2年多的时间里，我居然把这几本大学教材学完了。我认为在那时养成的学习习惯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山下乡前同学们一起在华工的校门口合影 1975年，我参加了工作，又是一个需要出差的单位，每年都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出差在外。结婚后，单位分配了房子，我住在汉口，父母亲住在武昌，我们也只有在周末的时间才能回去看望父母。

那时候的城市的交通并不像现在有很多选择，我们回武昌要先坐轮渡，然后挤公共汽车。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之后，还要走20多分钟才能到达父母亲的家。

我每次回家都觉得时间过的特别快，那时候，虽然没有智能手机可以上网，但是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父母亲坐在一起聊聊天，家里似乎有做不完的事情。但凡有了空余的时间，父亲就会叫我们一起陪他打那种老式麻将，也就是那种很复杂的算番麻将，我们不会打麻将，但是我们也愿意陪父亲一起玩，我喜欢看到父亲胜利时的那种喜悦心情。

父亲离休后，曾任原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老干处总支离休党支部书记、老干处书画协会会长。我发现父亲除了喜欢在家里写字、画画、去校合唱团唱歌（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是交大合唱团的队员）、和朋友一起打桥牌外，他还有一个喜欢看武打小说的爱好。

70年代末，在市场上能见到的武打小说都是一些小印刷厂出品的单册本，印刷的质量很差，封面是浅黄色的，一个章节印成一个薄本，每本一元钱，这种书不仅贵，而且都不是在新华书店里可以买到的。

那时候，父亲看起武打小说来简直是废寝忘食，母亲经常劝我不要给父亲买武打小说，但是我又非常不忍心看到父亲的那种失望的表情，我只好把给父亲带书的时间段拉长。

父亲特别喜欢看金庸的武打小说，我现在想想，这可能和他们是中学同学有关吧！

有一年，我把父亲接到了汉口，让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可是他从来就不想去逛街，对吃什么也不挑剔。他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看武打小说。我们上班去的时候，他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我们回家后，他还是坐在那张椅子上。Jasmine和我开玩笑地说：“爸爸真的很好照顾。“

武汉高校老年合唱团赴京参赛载誉归来汇报音乐会 父亲和我们 在我的一生中，有3件事使我对父亲的印象特别深。一件事是我从下放的知青点回来探亲，家里没有人，于是我就躺在竹床上睡着了。不知睡了多长的时间，我突然感到身上有了一阵阵的凉风，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父亲坐在了竹床边，一边用他那双慈祥的眼睛看着我，一边拿着一把大蒲扇在给我打扇子，他还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孩子。

第二件事是我和父亲从汉口回武昌，那时从武昌去汉口叫进城。当公共汽车进站的时候，全部等车的人就像潮水一样围着车门跑，当车门一打开，大家就开始拥挤在一起往车里涌。父亲当时站在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所以当车门一打开，父亲就挤上去抢到了一个2节车厢连接处附近的位置，这个位置离车门很近，但也是最容易受到上车人推挤的位置。当父亲看到我上车之后，就站起来把我拉到了座位上，我一直不肯坐在这个座位上，直到父亲生气了。当我坐在这个座位上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着父亲，但是父亲就是不看我，他用他的那双有力的双手把我的椅子围成了一个坚固的城墙，不让我受到拥挤。我后来也当了父亲，我才感受到不管孩子有多大了，在父亲的心中，孩子永远是孩子。

第三件事是大弟大学毕业了，他被分配到北京一机部的一个机床研究所。那天，我们全家去火车站送他，当火车鸣笛开始离开时，我看见父亲转过了身去，泪水从他的眼里流了出来，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这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我和我的大弟 父亲的画展

从1998年到2016年，小弟先后为父亲举办了3次画展，前二次是在华中科技大学，最后一次是在上海交大。在小弟为父亲打印的画册中，原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先生为画册提名【亿锋】，原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为父亲的画册写了《序言》。

原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先生为画册提名【亿锋】 原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为父亲的画册写了【序言】 1998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展览馆举办的父亲书画展

站在小弟旁边的是父亲生前好友—中国核潜艇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院士

201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父亲书画展 我们兄弟三人

1997年，父亲患病离开了我们，他去世后，我们根据父亲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入了杭州的钱塘江和武汉扬子江。钱塘江是父亲的养育之地，扬子江是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虽然没有让我们给他在这世上留下一块碑、一杯土，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