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阳路和莱阳路上的故事（下）

lyz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没落贵族流亡到中国，被称为白俄，青岛是他们的首选之一。青岛的白俄大部分集中在金口路、莱阳路一带，31号专门设立了一所俄国侨民子弟为主的俄国学校，学校后来搬到金口一路21号。音乐课是这所学校的特色教育，也为青岛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我国著名音乐家、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谭抒真就曾在这里师从霍洛舍夫斯基学习过小提琴。

　　那天我路过31号，看到一位老太太在院里修栅栏门，就走进去与她聊了几句。我问她知不知道这个院曾有一所俄国学校，她说：“不知道有学校，只知道这里原来是资本家的，解放后资本家被撵走了，俺搬了进来，我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了。”我看到院门外有块“私家小厨”的招牌，问她院里是否有饭店？她说：“这院里住了十几户，原来有一个饭店，疫情开始就关门了，现在也没开。”我向她道了谢便离开了。

　　35号的房东是民国时期岛城四大家族之一栖霞人李涟溪（另三位是刘子山、付炳昭、丁敬臣）。李涟溪十几岁来青岛打零工，他有头脑，善钻研，不久就当上了包工头，承包建筑，从简到繁，从小到大，最后成为房地产大亨，青岛巨富。30年独资设立洪泰火柴厂，注册商标“金牛”。他乐善好施，被民国总统曹锟赠“急公好义”牌匾。他在岛城最出名的是在当局规定“主楼不得超过三层”的北京路上，盖起了当时“山东第一高楼”—“五起楼”（五层）。李涟溪的后人现在仍住在35号。

　　莱阳路上从39号至55号都是深宅大院，独栋别墅。院里曲径通幽，绿荫蔽日，花儿朵朵，修竹丛丛；建筑典雅庄重，精巧别致，卓尔不群，独具一格。这里有几处解放前是“敌产”，没收归国有后，成为部队或科研机构的家属宿舍，如43号、45号。有几处解放前是个人私宅，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房东后人仍在原处居住。

　　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吕传之住在49号，1935年他的祖父吕迺章从一位名叫徐勉之的房主手中买下了这座楼。吕迺章的叔父是晚清重臣吕海寰。吕海寰（1842-1927）山东掖县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举人出身，历任工部尚书、钦差商约大臣、兵部尚书、外部尚书、督办津浦铁路大臣等职。

1897年吕海寰被清廷外派德国出任公使，吕迺章深受叔父工业救国思想影响，小小年纪就跟随叔父留学德国，住在公使馆，后来又到英国专门学习铁路建设知识，他精通德英两国语言。学成回国后，参加了中国自己设计的九江铁路建设。五四运动后 ，中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胶澳铁路，他先从九江被调至济南，接管济南火车站，后又调至青岛胶济铁路局参加接管工作。38年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他毅然辞去高薪高职，宁肯回家赋闲，也不为日本人工作。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具有民族节气的吕迺章等人恢复了铁路员工身份，并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解放后国家仍然给予他丰厚的退休待遇和照顾。解放初期，他曾被政务院邀请赴北京参加为新中国献计献策的“神仙会”，他胸带纪念章笑逐颜开的照片，晚年经常向孙辈们“炫耀”。在他年老生病期间，铁路局多次派大夫到家会诊治疗。他因年纪大，不愿麻烦国家，几次谢绝路局的住院安排，直至92岁高龄病逝家中。

吕迺章有四个子女，当年全家人都住在一起，其乐融融，如今他们的后人仍然住在49号。49号是莱阳路上比较独特的住宅，有一条车道通到里院车库，这种布局在这条路上不多见。院子很美，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花园，种着几十种花草树木，石桌石凳散布其间，如同鲁迅笔下的百草园。现在的院子没有那时漂亮了，杂乱的野草盖住了百花园。

吕传之告诉我，徐勉之的房产地契上，这个院是莱阳路17号，而在他与爷爷的交割单上已经变成49号了，至今仍为49号。这说明莱阳路当年住户不多，而35年之后则基本“饱和”了，没有再增加新的院落和建筑。 这也印证了青岛市政府有文件规定不允许在莱阳路上新盖建筑和楼层加高的说法，当然“八号公馆”是个例外。

　　55号是一栋日式独栋别墅，是岛城四大家族之一、因房产多而被称为“刘半城”的刘子山的私宅。解放初期，刘子山的后人留下二楼自住，将一楼、平房及车库出租。58年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二楼自留房，其他的都交公了。文革中一楼曾是海洋学院的单身宿舍，有一天，一群青年来到，二话不说赶走了三个单身，把其中一间当做了其中一人的结婚新房。后来刘家后人也搬走了，十几年前曾回来要求落实政策，但因后搬入的人家房改中买断了产权，难度很大。

岛城“散文诗教父”耿林莽在55号住过，被作家王泽群誉为“青岛散文诗十三剑”之首的“宝剑“耿老，是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协会理事、青岛市作协名誉主席。

　　莱阳路从1号到25号单号面对着整个鲁迅公园。鲁迅公园是一处海滨公园，整个公园东起海水浴场，西至小青岛，自东向西蜿蜒逶迤在莱阳路的海岸线上。青岛的“鲁迅公园”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以“鲁迅”为名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民休憩景区。它1950年由“海滨公园”改名，比上海虹桥公园正式改称的“鲁迅公园”整整早了38年。

　　公园正门牌坊上“鲁迅公园”四个草书大字，我们上中学时听老师讲是郭沫若题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郭沫若在文坛上进行过一场又一场针锋相对的骂战，因此两人视若仇敌。郭沫若题写的“鲁迅公园”倒过来看，像极了“周公见鬼”，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还给在那里拍照的外地游客讲解。直到前几年，我看到有资料介绍，这四个字是从鲁迅手迹中摘选的，才知道自己“中毒”了几十年。

　　我们上初中时，莱阳路上的车很少，我就是在从二中到鲁迅公园这段路上学会了骑自行车。鲁迅公园还是我们的“留影地”（是不是现在叫“网红打卡地”？）。初二时，钱小靖同学随父转学武汉，班里38名同学与班主任在这里为她送别留影。后来与支边、下乡、回青探亲的同学，在那里照过数不清多少次相了。

　　那时男生的“最爱”是海产博物馆与水族馆之间的“小石桥”。小石桥长约二三十米，宽二三米，旁边有一根高高的吊杆，据说那是水族馆的一个卸货码头。那里水深可以跳水，一段石桥正好助跑，海水浴场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彰显青春活力的欲望了。

　　有一天放学后，几个男生又相约去了小石桥。换好泳裤，贾宝安背对大海，脚尖瞪在石桥边沿，一个漂亮的“鹞子翻身”，一猛子扎进水中。刹那间，海面上仿佛绽开一朵红花，周围的海水红了一片。贾宝安钻出水面，满脸鲜血，原来他翻过了劲，转了180度头扎到了石桥上。王宗海用红领巾给他按住伤口，大家泳裤也没换，急忙抱着衣服与他跑回学校，到卫生室包扎伤口，止住了血。从此我们再也没去过小石桥。

　　后来小石桥旁修建了海豹池，调皮的小伙伴还在海豹池跳过“冰棍”，人一跳进去，海豹胆小，吓得四处逃窜。

莱阳路在鲁迅公园西门拐了一个近乎直角的大弯，由东西走向变成南北走向（这里的东南西北只是大体的方位，因为岛城就没有一条“正宗”东西南北的马路）。在“直角”的顶点，莱阳路分出两条岔路：琴屿路和海阳路。

　　琴屿路，我们小时候没有这条路。这里本来是鲁迅公园通往小青岛的一条土路，后来建成了大坝，有部队战士在坝头持枪站岗，在网上看到这条路最后扩建完工是2004年。路的一侧面朝大海，另一侧是部队建的宿舍楼。楼下临街几间咖啡屋、大排档点缀其中。夏夜，人群熙熙攘攘，场面蔚为壮观。琴屿飘灯，把酒观海，食客们“秀色”可餐，心旷神怡。

海阳路是一条有历史的路。德占时期，这里便是一条滨海的观光路，1922年南京政府收复青岛后，将第三海军舰队司令部青岛办事处设在海阳路22号。1938年日本第二次占据青岛，将这里作为海军基地，把大部分海阳路划为军事基地封闭起来，只留下东段一小部分。于是现在的海阳路只有双号2-12号六个院，都是独栋小楼。 有记载说当年宋庆龄来青岛就住在海阳路2号（一说在8号）。海阳路另一侧是莱阳路8号部队（现海军博物馆）的大门。这条路本来离海最近，出门就是海，现在却被琴屿路横插“一杠子”，虽然几个院都与琴屿路相通，去海边毕竟不方便了。
莱阳路8号一侧在莱阳路上，另一侧在海阳路上。1902年德国在这里开设了“德国船坞工艺厂徒工学校”。22年南京政府将“第三海军舰队司令部青岛办事处”设在这里，33年又在这里开办“海军军官学校”。38年日本占据青岛后，将这里作为海军军事基地完全封闭起来。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商定在青岛设立“中央海军训练团”，该团于1945年12月18日在莱阳路8号成立。47年7月设在上海的海军军官学校又并入这里称“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是国民党政府海军惟一正规学校。解放后，8号成为“海军鱼雷快艇第一支队”驻地。 住在8号附近莱阳路、金口路上的同学与8号有着割不断的情谊。那时8号经常露天放映电影，每次小伙伴们都会翻墙进去看。后来驻在院里的“海军侦察大队特务连”的战士，藏在墙内阴影里，小伙伴一进去就呵斥吓唬。小伙伴们并不害怕，有时甚至还跟他们动手，战士们当然不会“欺负”小孩，睁只眼闭只眼就让他们过去了，后来干脆不管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青岛缺水严重，家里院里经常停水。住在附近、甚至金口路的居民，就肩扛手提大桶小桶地到8号接水。那时的军民关系融洽，站岗的战士不但不阻拦，还热情地告诉到哪儿接。

　　1985年“快一支”与青岛水警区合并，撤出了8号，89年这里建起了“海军博物馆”。

　　虽然新博物馆还未开门纳客时，受到不少网友的诟病，但在6月26日开馆仪式后，还是收到点赞不断。而此处顶着种种质疑、争议盖起来的“八号公馆”别墅小区，网上则是遭到一片反对。

　　“八号公馆”开工建设时，地基爆破严重扰民：对面45号院15厘米厚的花岗岩石凳被飞来的碎石砸断；隔壁“琴岛通”办公楼楼体震动，墙皮脱落，中心机房传输异常。我同学住在金口二路都被震得墙体开裂，玻璃破碎。附近居民联合起来找开发商、施工方，对方据说有省市背景，不理；到社区、街道、区市有关部门上访，无果。我同学忍无可忍，一封信寄给了当年的老市长、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很快，俞办就给了答复；很快，市主要领导带领区、街道、社区负责人，开发商、施工方负责人到我同学家现场办公，诚恳道歉，郑重承诺，落实整改措施，最后取得了居民们的谅解。

“八号公馆”开盘之日，锣鼓喧天，彩旗飞舞，众多大腕明星光临捧场，央视“名嘴”王刚代言的“有生之年，有幸遇见”的广告，贴满大街小巷。然而，风光一时的“八号公馆”开盘后却无人问津。住在附近的同学说，白天看不到有人进出，夜晚看不到院内有灯光，估计入住率不足两成。也是，十几万一平米的别墅，主力房型3000万起步，独栋1.7亿起，有几个人能买得起？ 10号是8号大院的另一个门，过了10号，有一条胡同，就是只有路名，没有门牌的莱西路了。1999年在市人代会上，莱西代表团提出，青岛其他市县在青岛都有路名，只有莱西没有，为提高莱西知名度，希望在青岛设一条莱西路。于是市民政局就把莱阳路上这条无名胡同命名为莱西路。但是在变更路内门牌时，遭到原著居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如果门牌变了，会带来一系列麻烦：户口本、身份证、房产证、医保卡、银行卡、寄信汇款等等等等。民政、公安等部门，尊重了居民的意见，保留了原门牌即莱阳路的双号。

　　莱西路的一侧原莱阳路12、14、16号，被八号公馆“吃了”，只有另一侧还有六个院。不长的一条路，曾经有三个幼儿园，一个部队的，一个教师的，一个街道的。女儿小时候在22号街道幼儿园，那时母亲惯她，吃过午饭便早早把她领回家。她不午睡，老师批评她，她振振有词地与老师顶嘴：“你有本事让我奶奶把我接回家！”这句“名言”至今还是我们取笑她的笑料。

街道幼儿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办的，创办人是周世英和焦民言，当时周世英是金口路居委会主任。周世英曾任青岛市工商联副主任、青岛市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副会长。她还是多届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年周世英委托她金口一路的邻居、好朋友焦民言出任街道幼儿园园长。因为生源逐年减少，幼儿园终于在99年5月停办。后来市南招考办在22号办过公，现在是八大关办事处金口路社区的办公地点。前几年金口一路21号改造，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抗议，社区组织居民在这里与规划局对话，我还去旁听过。

　　莱西路的顶端有一个小码头，几年前那里还是岛城“海葬”的出发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秩序良好的海上游览码头了，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游艇和摩托快艇。

　　莱阳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海洋科研街”，说它是新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发祥地”也不为过。青岛是中国最大的海洋科研基地，全国60%以上的海洋科学高端人才都集中在青岛。而目前青岛有两大海洋科研部门：隶属中国科学院的海洋研究所，隶属农业部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洋所和黄海所都发端于莱阳路，而莱阳路19号、21号、22号、23号、25号、28号、30号、33号、37号、43号、53号、57号、59号、61号，都曾与两所有关，或办公室、实验室，或实验工厂、标本室，或图书馆、职工宿舍。莱阳路上最大是63号，抛去十几个双号，只有四十几个院，其中近三分之一与海洋科研两所有关。可以说，新中国现代海洋科学全面、系统、规模化发展是从莱阳路开始起步的。

　　由著名生物学家、海洋学家、淡水虾养殖之父林绍文主持筹建的中央水产实验所（即后来的黄海水产研究所）1949年由上海迁来青岛，就在莱阳路19号、21号办公。林绍文没来青岛，去了台湾。1974年世界水产养殖学会颁发给他终身名誉会员奖。世界著名海洋生态学家、海洋化学家、浮游生物学家、水产学家和教育家；世界浮游植物实验生态学领域先驱者、中国海洋生态学和海洋化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水产学、湖沼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朱树屏自51年至76年去世，担任黄海所所长长达二十五年。在这里，黄海所进行了新中国海洋水产资源的全面调查；耕海牧渔，人工增养殖海带、紫菜、对虾、鱼类、贝类，海洋农牧化，海洋牧场；代表国家出席国际会议，参加学术交流，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号当年除了办公楼、实验室，还有两座单身宿舍。宿舍面积很大，文革后期，每逢周末，所里的职工子弟便带领一帮青年男女，把床拖开，举办舞会，惊得刚从“象牙塔”分配来的研究生们目瞪口呆。黄海所搬到南京路新盖的大楼后，19号、21号出租给一家“圣地亚哥度假酒店”经营。

　　现在的19号和21号相通，21号本来在莱阳路上有一个大门，进门上几级石阶，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黄海所搬走后，大门被封堵，开了一家“青岛特产”门头店。院子里盖起了玻璃大厅，上方门头是“青岛天予诚实业有限公司”，应该是“圣地亚哥”的东家，大楼则是“圣地亚哥”的旅馆部。

著名物理海洋学家、海洋所副所长、研究员毛汉礼曾在莱阳路22号甲住过。毛汉礼（1919-1988）浙江诸暨人，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5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毛汉礼女儿支边青海，儿子下乡海阳，有邻居说从毛女儿支边时留下的大量书籍中淘到了不少喜爱的好书。

（前排左一梁毓哲，左二童第周，后排左二曾呈奎）

　　当年海洋所（前身为海洋生物研究室）建在青岛还是厦门有过争议。有学者认为青岛“门户太多且太深”，帮派林立，科研环境恶劣，不适宜建所。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童第周、朱树屏、曾呈奎等则力陈青岛优势，最终争取把海洋所建到了青岛。1950年8月1日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海洋所前身）正式成立，办公地址就在莱阳路28号。中国科学院任命童第周任主任，张玺、曾呈奎为副主任，朱树屏任研究员。

　　张玺（1897-1967）河北平乡人，1932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 位。我国海洋科学界先驱之一，贝类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著名动物学家和海洋生物学家。当年张玺没带家眷，单身一人从北京来青岛，就住在28号二楼一间屋内（当年只有两层，后来加盖成三层），现在28号院外挂着“张玺故居”铭牌。令人感动的是，张玺一人在青岛工作了17年之久，而他的老伴从没来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玩过。张玺与老伴伉俪情深，67年去世后，为瞒住老伴，他的大弟子海洋所研究员、著名贝类学家齐钟彦，每月把他的抚恤金和存款当作“工资”给老伴寄去，直到她去世。

　　海洋所1966年从莱阳路28号搬迁到南海路新办公大楼。（据悉海洋所今年秋季将整体搬迁至开发区古镇口）前些年青岛“琴岛通”公司在28号办公，“琴岛通”搬走后，我乘公交车路过28号，发现新装修的楼外门头成为“鲁作家博物馆”。我很好奇，“山东作家”还有博物馆，里面会有什么？前两天我特意过去看了看，原来是“鲁作家具”博物馆，应该是一个“鲁作”品牌家具展销的地方。后来有人告诉我，“鲁作”不是商业品牌，而是地域概念，俱乐部也不是商品展销，里面有许多国宝级文物。那还真应该去看看。

　　30号是海洋所的宿舍，岛城著名书法家杜颂琴在这个院住过，因为他退休前是海洋所的会计。有人说，杜颂琴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靠边站没事干，正好练习书法，才有了后来的成就。其实这是讹传，杜颂琴家学渊源，自幼饱读诗书，几位叔父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从小受书画熏染，十几岁就在家乡掖县为街坊邻居写春联做大字，几十年翰墨生涯，笔耕不辍，才造就了他中国书协会员、青岛书协名誉主席、山东省文史馆馆员的辉煌成就。

　　37号本来是黄海所的实验楼，当年每间实验室二三十平米，平台、水槽等全部按国际标准配置，非常正规。文革中，一切科研活动都停止了，实验楼也挪作他用。老所长朱树屏被关押在37号地下室数月，受尽折磨。因他受到过周总理多次关照，68年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来要他揭发周总理，被他严词拒绝。于是，又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批斗和迫害。直到1972年周总理获悉他病重，指示“听说树屏同志病了，请认真治疗”，并派专机接至上海治疗。1976年朱树屏逝世，78年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当时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

　　前些年37号曾挂过“贝尔根宾馆”的牌子，对外营业，可能效益不好吧，没几年便停业了。黄海所现在的单身宿舍在37号，已经“升格”为“研究生公寓”。有准备应聘黄海所的毕业生在网上询问：“黄海所住的怎样？”“前辈”答复：“当然不如在大学里了，高低床，有独卫热水，但人不多，挺空挺自由。”不知说的是不是这里？

　　

43号也曾是黄海所的宿舍，院子里有一新一旧两座楼。旧楼是老房子，新楼则是所里到北京水产部要的地皮，按厅局级标准为领导盖的新房，那个舒适豪华程度，在当时岛城可以拿“头科”。黄海所党委书记刘希涛、副书记戴则民、所长刘恬敬、副所长夏世福都在43号住过。刘希涛夫妇去世后，后人把房子卖了，新房主改造成带独卫的民宿，已经与原来面目全非了。

　　57号最初也是海洋所的办公楼、实验楼。住在隔壁的吕传之还记得，当年每天有两个小青年，用地排车从鲁迅公园拉两大桶海水到实验楼。因为楼前有一小上坡，两青年就会招呼周围的小朋友帮忙推车。后来57号改成了“高知楼”，“楼上住的都是海洋所的高级知识分子，所长主任什么的，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那天一位在楼下侍弄花草的老人告诉我。

　　海洋所所长、刘瑞玉院士曾在这里住过。刘瑞玉（1922-2012）河北乐亭人，海洋生物学家，著名甲壳动物学家沈嘉瑞的学生。50年从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来青岛，师从张玺，是海洋所建所元老之一，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59号门牌在57号院内一座小红楼上。文革中，57号楼后还是一块空地，几间平房被海洋所的造反派用作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曾呈奎曾被关押在里面，文革后期被“解放”后就住到59号小红楼内。

　　曾呈奎（1909-2005）福建厦门人，40年留学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海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民盟山东省一至三届副主委。50年任海洋所前身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副主任，78年任海洋所所长，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61号当年也是海洋所的办公楼，后改为宿舍楼，海洋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梁毓哲文革中在此住过。梁毓哲是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年行政11级。他长期战斗在党的机要部门，分别在延安党中央机要科、重庆办事处、上海省委、新四军军部、华东军区、华东局机要科工作过。63年至83年任海洋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

　　1940年梁毓哲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派往上海，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刘晓领导下做译电员，与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单线联系。1942年日本鬼子破获李白电台，党中央决定上海地下党机关全部撤出，梁毓哲随潘汉年刘晓转入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1949年梁毓哲被调到我军渡江前线总指挥部机要处负责电报发译工作。当时长江北岸集结待命的解放军各路大军，焦急地等待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陈毅每天都要派人询问中央有没有电报。4月19日，梁毓哲拿着译好的电报报告说:“中央来电了！”陈毅一把拉住他高喊:“邓小平同志！华东局同志！中央来电了！“他一面喊一面问:“快说，电报里说了些什么？”梁毓哲大声念了一遍电文，邓小平立即表态:“大军过江，义不容辞！“陈毅发布命令:“赶快部署，立刻行动！“随后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文革中，梁毓哲作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和陈毅、潘汉年等人的部下被残酷批斗，从京山路赶到61号一间潮湿阴暗的半地下室居住，直到平反后才又安排到23号条件较好的宿舍。今年是梁毓哲百年诞辰，借此机会向这位革命老前辈致崇高敬意。

梁毓哲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下过乡。大女儿梁河阳下乡在诸城最穷的一个小山村，与我同班同学王宗海一个组，与诸城知青标志性人物廖晓东的婆家一个村。几年前梁河阳因病去世，临终前，她要求家人把一本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孙柏森、王宗海和我写的、记有她下乡内容的文集《三人行》，与她的骨灰盒一起放入墓中，在另一个世界与她相伴。

后来海洋所搬走后，住在莱阳路的同学都说61号卖给了警备区，警备区开了一家“前卫宾馆”。前几年部队不让搞第三产业，可现在的61号还挂着“前卫宾馆”的门头。我曾进去看过，规模不小，挺干净清静的，一位保安对我说这里从未与警备区有关系。

　　莱阳路地处海滨旅游景区，马路两侧卖饭的、卖酒的、卖旅游纪念品的门头网点鳞次栉比，游客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虽然为这条路带来了些许繁华，却破坏了它固有的宁静安逸。

　　莱阳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历尽沧桑，举足轻重。它诞生于百年前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是岛城中西合璧的典范，沧桑岁月的缩影。今天，莱阳路仍然张开双臂，热情拥抱着五湖四海的朋友。明天，生活还将继续，莱阳路上还会有新的故事发生。

（本文插图为《王鹏—钢笔绘青岛》作者、中国钢笔画联盟理事、中国钢笔画艺术研究院理事、青岛钢笔画协会副会长王鹏先生作品，谨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