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纵战士黄德明

天南地北

（父亲的红色革命史） （一）风骨——走出山路踏上坦途 我们家乡有一首古老的客家山歌：唛人胆大拦官路唛人胆大霸官厅唛人胆大陪官坐唛人胆大写官名 （客家话：唛人--谁人/有谁） 就像山歌唱的一样，父亲的个性犹如一辈辈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 根据父辈战友和乡亲父老的口述：父亲是同辈青年中最早走出乡外（到了香港），把救国救民的思想传播回乡的第一批青年积极分子；父亲也是参加家乡抗日打响“第一枪”的其中亲历者；父亲又是家乡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成员；父亲还是香港第一批参加“南洋抗日救亡归国服务团”及组建共产党领导的华南地区最大的抗日武装部队的基础骨干。在跟着共产党为中国劳苦大众谋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上，我们的父亲最终也成为了新中国新政权的高级干部。 父亲黄德明（1914.2～1996.11）原名黄华茂，曾用名黄敏，黄连生，黄勉成。出生在古老的坝光乡（现在的深圳市大鹏新区），是遗腹子（祖父是革命党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反抗清廷的斗争，牺牲在监狱中），由于伯父无子，父亲被曾祖父过继给伯父做养子（伯父是坝光乡开小杂货店的小商贩人），父亲从小由伯父供养，一边耕读，一边帮工（当伙计）……父亲15岁那年丧母辍学，16岁（1930年）开始随伯父走香港，学经商，也时常跑跑单帮做小的买卖，成了伯父的好帮手。父亲是家乡同代人中较早走出乡外到香港闯荡的青年，是较早接受了与“三民主义”不同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记得父亲曾说过不少在1935—1937年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在共产党人曾生、钟明、连贯、刘宣等人的引导下，参加的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进步组织“晨钟学会”并成为会员，和参加进步刊物《惠阳青年》杂志的发行工作……父亲是最早将香港的一些进步书籍、报刊带回家乡传播的青年之一。由于走出乡外，接触了新思想，1936年初，父亲就与家乡的进步青年黄闻等人一起讨论“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主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见”的比较，有时候也争论得脸红耳赤。最终把目光放到追寻共产党领导的“苏俄式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国家”的道路上，竖立了全民共同“救国救民”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当中还有陈培、蓝造、黄岸魁、黄业……等人。父亲是发起组织“海岸读书会”的积极分子，“海岸读书会”的组织最早是1937年初，前后有过二次高潮，黄闻是策划者和召集人，后来成了领导者。后来在有坝光乡小学校长身份的黄岸魁的支持下，“读书会”又利用学校办起了“民众夜校”，通过动员民众参加“扫盲识字”活动的同时宣传革命道理。当时虽然正直“抗日救亡”的宣传在城镇，在海外已经热火朝天，但是在大鹏坝光乡这些的穷乡僻壤还是较为闭塞的，1938年初，他们又成立了“海岸流动话剧团”，在大鹏湾地区的沿岸村落巡回演出“抗日救亡”的话剧。“读书会”和“话剧团”起初是由坝光青年发起的，后来把大鹏湾周边乡镇的不少进步青年也影响、发展了进来，活动牵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与此同时这批进步青年还积极参加了大鹏湾各乡的“抗日民众自卫队”，父亲曾任坝光分队长。　　1938年10月11日中午，父亲参加了在家乡的海边滩头打响抗击日寇入侵的“第一枪”战斗，当时日寇来的突然，他们的二艘武装机动快艇向坝光乡的海面扑来，正担任轮流警戒的二十多位抗日民众自卫队员马上投入了战斗，他们当中有黄闻、黄岸魁、蓝造、陈培、黄业和父亲……等坝光乡青年和钟原、袁庚等大鹏镇青年……由于敌强我弱，自卫队无法抵挡，虽然抵抗失败了，但是第一次参加战争的胆略已经烙印下，也唤醒青年人担当救国的杀气。事后才知道，这些抗日青年当年打响的却是“抗击日寇侵略华南登陆大亚湾的第一枪”。 1938年10月，在共产党员黄国伟的介绍下，父亲和黄闻成为了坝光乡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来黄闻又发展了蓝造、黄业等青年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父亲则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香港参加了由曾生等同志领导的“南洋抗日救亡归国服务团”的组织工作，并担任了龙川、和平队的分队长。当时的“归国服务团”先后组织了多批约200多人，分散在广东各地，成为革命的红色种子，后来为各地的抗日组织及共产党的秘密交通、情报网组织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党的组织从“归国服务团”中抽调出60余名青年组成党领导“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主要骨干，父亲就是其中一员。组建之初只有100多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来发展成为了1.2万人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纵），父亲就是最早的一批东纵抗日战士。 1940—1942年间，父亲接受组织派遣的特别工作，任东江特委“合作社”副经理、龙川五区田赋处特派稽征员，为游击队建立之初的军需后勤（征粮、筹款）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和“合作社”同事们为保证部队供给的出色表现受到了纵队嘉奖。 1942—1944年间，父亲又接受了组织的派遣的特殊任务，参加了“开辟根据地外围的交通站，建立交通线和交通情报网”的任务，他亲历创建了紫金、惠东、龙川及新丰码头等多个交通站，最后还协助袁庚等同志一起建立起连成一片的“秘密情报网”，父亲时任了交通总站站长的职务。 1944—1945年，随着东纵队伍的不断扩大，需要迅速增加和提高各级干部的需求越来越大，父亲又被调“东纵军政干部学校”教导大队领导（任教导员），担任培养纵队各级干部的具体教育训练工作。 1945.12—1946年6月，父亲从东纵机关直属教导大队调纵队新组建的江南大队任教导员。　　1946.6—1949年，父亲跟随东纵大部队2000多人北撤山东，纵队编入了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父亲曾任华野对外办事处（联络部）特派员，后任南京军管会侦察科长。 1950年参加广西剿匪，后转业地方政府工作，1985年71岁的父亲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正职待遇）、顾问的职务上办理了离休。 父亲和他的上辈人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路，我们的太公（父亲的祖父）是个旧读书人，在他老人家心里，光宗耀祖自有一套大道理： 财，为家底，本事本事，没本则事难；行，为家道，活路活路，没活则路断；通，为家风，教养教养，没教则养废；显，为家门，子嗣子嗣，没子则嗣绝。 太公给他的四个儿子取名：二才、三行、四通和五显。结果：二才走自我谋财之路，虽然把小买卖的生意做到了新加坡的贸易公司，最终还是运气不佳，客死他乡；三行走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路，壮志未酬身先死，国民革命虽推翻了清廷政府，却未能拯救中国，中国仍处四分五裂；四通走的是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小日子，最终迫于国破家亡的艰辛，始终没能出人头地；五显则是过早染病夭折。 父亲则是走对了路，跟对了引路人，走上了一条为中国广大劳苦大众谋翻身解放的光明之路，他从16岁走出了家乡，18—22岁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向了接触“共产主义”到坚信共产主义，24岁加入了共产党，坚持了8年的抗战，直到取得胜利。1948年中，父亲终于随共产党的队伍转北战南，出没山路的游击队终于发展成逐鹿淮海平原大道的雄师大军，这时候我大哥在山东出生，父亲给取名“向南”；1949年底，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剑指南粤，这时候我在上海出生，父亲给取名“挺南”；1952年，父亲经历了剿匪和保卫新生政权的胜利，这时候我小弟在广西出生，父亲给取名：克南。祖上几代人谋出路的争拗终于有了答案：在新的世界里，后人一定会活得比前人给美好，后路一定会比前路走得更宽敞。我们兄弟三人，只有小弟从政，他踏踏实实地参加了深圳特区改革、起步和发展的全过程，成了深圳特区建设的拓荒者。如今，小弟已经退休，是在市政府的厅局级干部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小弟的背影自然重叠着父亲的谆谆教诲： 夹着尾巴做人避着势利拍尘留着心机阅世淡着功名口齿 现在，虽然那些像父亲一样的影响着我们一生的革命前辈都远去了，只要回忆起父亲及他们那代人，总觉得他们的身影就在我们身旁，他们就是老百姓心中里一座整体夯实的丰碑，是老百姓眼中一堵挡风的墙…… 还是像那首古老山歌唱的那样，父亲的形象犹如一代代甘洒热血的英雄好汉：石头胆大拦官路案台胆大霸官厅凳椅胆大陪官坐笔尖胆大写官名 父亲的信仰坚定如石头；父亲的胆略沉定如案台；父亲的执着稳定如凳椅；父亲的足迹淡定如笔尖。 亲爱的父亲，尽管你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到你的风骨不朽——铮铮留！ （二）风采——读书会话剧团自卫队 有那么一首民谣（据父亲叙述的故事追忆整理）： 袁世凯要登基光洋滚一地烂泥扶残壁孙中山论主义大同和共济奉公克自己……洪宪帝老寒腰换帖敷旧药狗皮风湿膏大总统肝胆照抱病跑龙套牛皮响鼓敲……冤了袁大头屈了孙大炮买啥不卖啥还花“袁大头”盼啥不来啥还听“扯大炮”…… （粤语：袁大头--光洋，袁世凯登基造的银元，流通到民国；扯大炮—同“车大炮“一说，指--说过头话/说笑话） 父亲的青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的封建和半封建社会，如何拯救国民，国往何去？民倚何靠？先有袁世凯，后有孙中山，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演变。眼看国家越来越黑暗，民不聊生；列强越来越嚣张，外敌掠虏……父亲回忆他们那代年青人就经常争论“谁能救中国”？ “谁能救黎民” ？1936年初，聚在坝光乡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一边烧火烤红薯，一边指点江山……父亲早年就随养父闯荡香港，滔滔不绝地说起在香港的新鲜事，偷偷地递上不少国内很难看到的“赤色书刊”，官家称为“禁读本”，本来各人都在不同的渠道偷阅着各种不同的版本的“禁读本”，这下豁然开朗，打开天窗，可以说亮话了……在进步青年黄闻的提议下“海岸读书”诞生了，现在已经查不出他们第一次聚会的日子了，父亲说过议论“读书会”是在1935年底和1936年初之间的事，黄闻是发起人，也是召集者，后来又是“海岸话剧团”的团长（这点在不同的史料中都有记载）。父亲的回忆是读书会的活动开始是随着农时的闲忙会有间有断过，前后组织活动的高潮也有过多次，后来又讨论了组织“民众夜校”（又叫“农民夜校”）的工作、课程和教学分工和发展骨干、发动群众等问题。开始时，主要参与的是黄闻、陈培、陈永、蓝造、黄业、黄岸魁和父亲等坝光乡的人，黄岸魁时任坝光小学的校长，“民众夜校”就有了方便的借助的课堂，父亲则经常从养父的小商铺赊取煤油、纸张等物品，后来又成立了话剧团，人就越来越多了，逐步也把外乡人给影响和发展进来了，大鹏城的钟原、袁庚和刘黑仔等人也成了夜校“先生”和话剧“演员”。他们的活动得到了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和资助（父亲则兼任总务工作），大家的热情更高涨了。黄业是小桂乡人，听乡里老人说黄业的祖上与我们同祠堂，是从坝光乡迁到小桂乡（现属惠阳县）的，小桂乡和坝岗乡虽隔不远，在历史上两地是时分时合，所以也有叫“坝桂乡”或“桂岗乡”的，当地人习惯称同族同乡，同宗同脉，所以黄业叔叔算是我们的堂叔了。黄业叔叔为了能参加“读书会”和“话剧团”，就经常借宿坝光乡和我父亲同住同宿，成了最亲密的兄弟。黄业还积极带动了不少的外乡同学来参加活动。“读书会”的形式很多，有交换藏书的借还制度，有阅读交流的赋诗会，有编辑讲义的讨论，有分工负责的安排，有主讲和副讲的配合排练，还自编自导话剧的巡回演出……父亲他们那代年青人很有抱负，很有才华，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父亲晚年总希望我们兄弟把他们那代人创造的精神财富代代传承，于是，我们家就有了一份共同的“家庭作业”。1985年父亲办理了离休手续，就有了写红色革命史回忆录的想法，我父亲文化不高，只能算初中吧，但是记忆力特强，归纳总结能力也非常到位，生活语言又非常突出。一天，趁着我们兄弟都在家的时候，郑重地把我们兄弟叫到面前，把他要写的，称之为“家庭作业”的想法告诉了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共同完成。首先父亲把他的回忆故事整理的任务交给大哥，大哥也确是做了很多笔记“功课”，后来，大哥身体不好，耽搁了下来，后来父亲突然去世，母亲又犯了老年痴呆症，也去世了，接着患病多年的大哥也去世，许多的史实就随父母亲而去了，许多的构思也随大哥而去了。最后我们才认真细读了大哥留下的手稿，接受了这份“家庭作业”的使命。我们在大哥记录的“父亲交谈手稿”中发现了像是“海岸读书会”的一段诗： 其一赤色幽灵穿堂风七娘山下又重逢同心聚首不能等抗日唤醒各阶层……其二年轻后生腿脚快信仰坚定不摇摆翻章读篇脑门开匹夫有责敢上台…… 当然，这可能是经过大哥整理的文字，但毕竟是父亲的原创。同时，还有父亲他们在“海岸话剧团”的部分台词整理，大哥的注释：他们当年的创作是每人有分工也有合作，你一言我一语，你给我写的提意见，我给你写的提意见，所以也分不清是谁的原创了（回忆整理）： 其一潮起潮落打鱼家船高船低放网撒初一十五香火蜡阿哥阿妹定情花良缘喜结吹嘀嗒夫妻连理洞房下海面串来黑乌鲨横祸降临亮钢叉……其二大鹏海湾浪淘沙七娘山高庇护家祠堂英烈灵牌挂族门前辈把话拉 昔日妖孽袭村坝荒凉尸骨野狗耙如来佛祖罩乌鲨观音菩萨降恶煞…… 类似这种顺口说书、笔墨即兴、吟诗赋词……我们听父亲和黄业叔叔说过许多，由于年事已久，不能一一复原，真是非常遗憾。 我们家乡是几百年前从河源迁徙过来的客家人，唱客家山歌是当地人的习俗，打柴担货的青年男女往往在山路上、田头里都会对上一段。父亲他们都能唱上几句，也有是他们那些抗日青年结合“夜校教学”和“抗日宣传”而改写的，也整理（摘录）几段： 其一打柴山攀山出海险过险起货滩涉滩晒盐天烧天阿哥哎你知捱得冇捱得……搓麻线搅线竹篾编织编耕田年复年血汗钱欠钱阿妹哎你信冤枉冇冤枉……野花艳叠艳情歌圈兜圈阿哥知冇知有冇有搞错 青藤蔓延蔓灶头烟炊烟阿妹信冇信冇有冇搞错……其二八月十五孔明灯思乡梦切情又生九月重阳放纸鹞放飞扯高索又长…… （孔明灯--点燃后可以升空的灯笼；纸鹞--风筝） 后来“海岸流动话剧团”的大部分骨干都参加了东纵，也有一些人成为了日后“东纵抗日宣传队”的文艺骨干，他们把改写客家山歌的传统继承发扬下去，部队又出现不少的“革命新歌”，尽管后来黄业叔叔和父亲都是带兵的人了，一回想到“海岸流动话剧团”，不由得笔头馋馋，喉头痒痒，成了部队的业余山歌创作者。这里也整理（摘录）出他们的创作： 其一他们都是密电码他们都是长短波他们都是炮眼睛他们都是单线连献身抗战多性命特别功勋隐姓名……其二鸟枪换炮铁营盘革命队伍斗志昂东江子弟船头站北上南下指日还…… 因为父亲与黄业叔叔的兄弟战友情义，我们家的大事也成了他们家的事，在得知我们家老二夫妇参加了自卫反击的战争并立了军功后，黄业叔叔十分高兴，1979年7月底，黄业叔叔专门邀请老二夫妇“八一”到他们家度假，二哥当时就拜读了叔叔的很多手稿，还聆听了叔叔的不少教诲，也听过不少叔叔和父亲他们当年的“读书会”和“话剧团”的故事，黄业叔叔成了二哥的老师。在叔叔家里二哥创作的一首粤语“顺口溜”还获取了叔叔的修改补充，也成了叔叔的真传： 一碌竹  腰长骨懒冇知足二打六  唔识斤两发目独三脚鸡  腾出腾入诈扭计四眼仔  睇前睇后多拱嗝五岭地  珠玑后人志不移六关刀  抗倭除寇杀声滔七张弓  解放大军插广东八滋整  农工士商精神醒九方圆  当家做主新纪元十淡定  盛世欢歌舞升平 这首“打油诗”后来也听取了父亲的修改意见，也是算是二哥和叔叔、父亲他们三人的“集体创作”吧。如今，父亲他们当年编写的“红色手稿”大多已经失传了，但是，留存在我们脑海里那些一页页的“描红字帖”却难以抹去，永远传承…… 亲爱的父亲，尽管你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到你的风采不减——翩翩跹！ （三）风餐——父老乡亲同仇敌忾 一张张抗日的布告，一条条救亡的标语贴遍了敌后战场，笔墨伸张，格外粗犷： 溯自日寇入侵国内城乡陷沦村野尸骸疫瘟十室九空冤魂 华夏兴亡大事匹夫担当天职万众一心奋起志在救亡杀敌 这是江南大队壮大发展，艰苦卓绝的战斗足迹。 其一：留守根据地的别动队 1944年，随着东江纵队的声望日益提升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开展，住澳头的爱国人士国民党退伍团长陈友芳表示把邻近乡绅的枪支收集组织抗日武装，表示愿意与东纵共同抗日。经协商，决定以东纵的护航大队为主体，联合有大鹏联防自卫大队、澳头乡自卫大队、万年乡自卫大队等，组成“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下辖5个大队），陈友芳任总队长，政委、副总队长均为东纵派遣的党员干部。“总队”随后编入了“东纵”的主力二支队的编制系列，很明显，“总队”的成分就是以部分东纵的老游击队员为骨干和占大部分比例的原旧“民团”的散兵游勇，这是一支需要下大力气去改造的队伍。1944年9月，为了执行“北进扩大游击区和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东纵又”决定：从经过调整后的大亚湾人民抗日总自卫队（总队）的另一部独立组成以张平（大鹏城人）为大队长，黄德明（我们父亲，坝光乡人）为教导员的“江南大队”。并明确“江南大队”的任务是，留守葵涌、大鹏、南澳的老根据地，独立于第二支队之外，活动于大亚湾沿岸和海域区。所以，以后就习惯称为东纵的“江南独立大队”（也叫：独立大队）。独立大队的成立，明显地突出了上级全面扩大东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促成大亚湾地区形成全民抗战的新局面的战略意图。用曾生司令员的话说就是：迅速提高能打仗和打胜仗的战斗力，就是“独立大队”的首要任务。曾司令员是我父亲的革命引路人，所以他也对我父亲很了解，很熟悉。是曾司令员的特别重视，才把父亲从香港带回广东，参加组织“归国华侨回乡抗日服务团”的工作，成为东纵早期组建的最早一批骨干；是曾司令员的特别派遣，父亲才任东江特委“合作社”副经理、龙川五区田赋处特派稽征员，去给部队“搞粮食”；是曾司令的特别抽调，父亲才去参加游击区外围的“交通站”和“情报网”的工作，并成为交通总站站长；是曾司令员的特别点头，父亲才当了东纵“军政干部学校”教导大队的教导员，成为主管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教官”；是曾司令的特别信任，父亲和张平大队长才共同承担了留守根据地的重要任务。曾生司令员还说过：部队全面发展，全线出击，还要留点“老本”，有点“老底”嘛。所以，“独立大队”的二位主官都十分明白身上的责任，共同挑起根据地的这份“武装家底”。 由于父亲有在纵队总部的“军政干部学校”教导大队任教导员，主管过学校军政干部培训科目和实施的具体操作的经历和经验，加上又认识和熟悉经过教导队培训的多期毕业的学员（如今已经是独立大队的连排干部和战士骨干）所以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大队长张平和父亲又是一起参加东纵的老资格，他在地方党组织也任过职，担任过培训民兵的武装部工作，也带过队伍，参加过不少次的战斗，有一定的军事素质和丰富经验。组织上把二位“老游击”放到一支新队伍，既是看在他们的资历，也是看重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合作是默契的，军政任务有分工又有配合，有主管又有互补。教导员的枪打得准，熟悉的武器多，主动担任战士训练的教员；大队长善于讲故事，也经常讲老部队革命经历的故事，讲老首长革命斗争的故事，把用故事的形式和讲故事的活动结合到队伍建设的管理教育上来；二位主官还十分注意身先士卒，言传身教，同时做好关心、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训练，原来纪律散漫，作风松垮的“民团”，逐步脱变成为一支令行禁止，步调一致，雷厉风行的武装部队。一段时间，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保存自己实力，灵活出击，独立大队经常转移，日子非常艰苦……部队上下只有一个想法：你打你的，我走我的，你想要抓住我的尾巴，我就钻到你的肚子；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坚持下去。在反复兜山沟、钻树林的日子里，老百姓多么希望自己的部队出现，多么希望看到部队打胜仗啊。机会终于有了，也来了。1945年5月，日军运输船从日本、台湾等地运送军用物资给驻港日军。一日，载有大批军用物资的一艘日军铁壳船和两艘木船，由于迷航而进入水头海面。独立大队侦察员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充分掌握敌情，精心策划后命令独立大队立即出击，港九海上大队从侧面策应配合。独立大队终于抓住了难得的战机，独立大队和港九海上大队同时两面夹击，战斗半小时，三艘敌船被擒，俘虏押运的日军8人，缴获敌轻重武器及军用物资一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江南大队这支地方武装组建后取得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战斗。也是在坚持艰苦留守中，坚持斗争生存，体现战斗力不减的出色表现。有了这样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支撑，各级抗日的组织就可以坚持斗争，游击区的百姓就心存踏实，根据地外的敌对势力就不敢肆虐无忌，灵活战略就可以进退自如。也为日后东纵主力集结沙鱼涌“完成北撤山东”的任务做出了战略性布防的贡献。 其二，游击队的“娘家” 老百姓的“婆家” 老根据地的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有我们的一口饭，就有游击队一口粮。在主力转移后，江南大队坚守在大亚湾沿岸老根据地，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生存非常艰苦，伤病减员非常残酷。面临日寇顽军的围剿，还要应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吞并，战事调动转移频繁，根据地原有的保障全部被打乱，不少的交通站也转入地下，部队时而需要化整为零，时而有需要集结出击，各种供给经常断决……战士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缺医少药更是有增无减，父亲也患上了肺结核病。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非战斗减员，父亲无奈之下，不得不提出向老百姓借钱筹粮的缓解办法，当时我们母亲也编在江南大队的卫生队，父亲派母亲去找我们伯娘，通过她向坝光乡的村民借钱借粮，我们伯娘马上就卖掉了家里圈养的一头猪，并和族人商量借钱买药、筹粮，很多的村民都是抗属，凑捐了不少粮食，但是却没钱借，只能找到一位乡里的生意人，他是族上的长老，有点顾虑地提醒我们伯娘：你的婶妹只来过坝光一次，你们也只见过一次面，你就这样相信她妈？我伯娘回答：我相信我阿叔，我相信游击队。于是我们伯娘又给族人立了担保字据，后来东纵的大部队北撤了，这样所欠下的借款我们伯娘一直帮助还到了解放那年才还清。这些资助游击队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游击队经常会在庙堂和坟地的隐蔽处拿到老百姓千辛万苦送来的“供粮”、“贡品”……由于有了老百姓的资助，游击队终于挺了过来，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女卫生员陈素英（音），我们叫她“英叔婆”。她是江南大队卫生队的卫生员，患上了虐疟症，部队行军打仗带着她，眼看奄奄一息，母亲把她背下山，交给了我们伯娘。我们伯娘翻山越岭请来了郎中，经过一段救治慢慢恢复过来。后来她就留在了坝光乡，坝光的老百姓都知道她是游击队员，却没有人会出卖她。以后同村的叔公要娶她，阿英也有意，却回答：这事我不能做主，得问过我嫂（即我伯娘），家里点头才行。阿英叔婆已经把老百姓当成了自己的“娘家”。像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很多……当年母亲在观澜生下了我们大姐，游击队马上要转移，就把小孩送给了老乡，后来解放了，我们大姐9岁才通过当地政府找回来。在战争年代，“老百姓收留了革命队伍的孩子，解放后又归还孩子”，有许多许多……原来，共产党、游击队的“娘家”就是老百姓，这是多么深刻的革命道理啊！ 江南独立大队的许多战士都是大鹏、葵涌、南澳当地的青年，也是最早自发组成民众自卫队后又参加和为壮大发展共产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纵队”的骨干。抗战中，当地的老百姓又一批又一批的将自己的亲人送给了部队，很多牺牲了的军人就没有留下姓名，后人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去祭拜他们，他们可是那个时代的民众的脊梁……解放后，政府给家家都挂上了“革命军属”和“革命烈属”的光荣牌，“空白户”几乎没有。在建设年代，如今的大鹏后代，已经是当年东纵战士的第二代、第三代了，还会有世世代代……原来老百姓的“婆家”还是游击队、共产党，这是多么现实的革命道理啊！ 一阵阵冲锋的杀声，一队队报国的先驱血洒了阵地疆场，焦土渗透，格外透红： 阎罗禽兽法西斯烧杀奸掠披人皮东亚共荣膏药旗炮楼血口阴间漆敌强我弱打游击地域空间比优势东江弟子顽斗志持久抗战收失地 这是东江后人铭记历史，刻碑立篆的红色传承。 亲爱的父亲，尽管你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到你的风餐不绰——星星烁！ （四）风情——黄同志徐同志 我们的母亲徐绮云（1923年7月—2012年2月），广东中山人，孤儿身世，童工出身。1937年3月参加香港地下党（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人饶彰风），是党内的“小鬼”，1938年被派往地下党“南委”、“东南特委”领导人梁广身边工作（任交通员），同年11月经陈笑影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从地下党转到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医院当医务人员，1946年抗战胜利后随东纵主力北撤山东编入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1950年1月在第三野战军总部机关医务所所长（正营级）的职务上转业地方属科级干部。 仿佛又听见了母亲随便神叨神叨说的“口头禅”： 做人要面唔系贪钱做嘢识搏唔惊着落做乜都掂唔算钟点做鬼冇亏唔恁走鸡…… （粤语：唔系--不是，做嘢--做事，识--懂得，乜--什么，掂--行，恁--想，走鸡--逃脱） 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到母亲随口说出的“口头禅”……母亲只会说，不会写，于是，父亲就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释其中的做人道理…… 革命者也有恋爱、夫妻和婚姻，父母那代人大多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所以，他们谈了一辈子的恋爱……母亲本是文盲，认识的一些字都是参加革命后才学习的，建国后参加了二年党校的干部读书班，对于感情这类问题没有太多的表述，倒是父亲却有不少的感想，据回忆整理，还原父亲的一些见解及有趣的故事。 故事一：卖花姑娘香港小姐 母亲在1985年回广东（联系离休后的安置）时，二哥也趁着部队休假期间和她一起前往，顺便到深圳老家特区来“开开眼界”。当晚大家都聚在我们德林叔叔家看香港电视，那时候全国只有特区才可以看到香港台的电视，真是一片眼花缭乱，当晚电视直播的是“香港小姐总决赛”，当我们都在评头品足的时候，母亲突然冒了一句“我都当过香港小姐”，一语惊炸，客厅哄起了一片笑声……二哥知道母亲有神叨叨脾性，小声地提醒“那是香港节目，别乱说好不好”，没想到我母亲一本正经地说：我没说错呀，我在香港参加过“香港小姐”的竞选（大概是1941年间的事情），也一样带冠，挂彩带，出镜头，不过那时候是叫“卖花小姐”，后来才叫“香港小姐”。她的话语又引来了大家的兴趣，一片喝彩声中她接着说：我们卖花是参加“抗日募捐”的宣传活动，酒楼上都是大老板捧场，那天晚上我卖花最多，其实我也比其他的小姐长得靓一点啦。我们都见过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这一说，真有点对得上号。我母亲从小是孤儿，成了小榄镇街巷的“垃圾妹”，后被亲戚收养，九岁随堂姐去澳门打工，后来才到香港，成了当地的“香港妹”，这次竟夺得了“卖花小姐”竞选的“花魁”纯属意外。起因是一群“师奶”在酒楼包间打麻将，母亲作为某太太（地下党人）的侍女，边打扇子边倒茶水，忙得不亦乐乎，“太太”们也是来为抗日募捐“捧场”的，席间有“卖花小姐”进套间卖花，一位姓杨的太太掏钱买了花，看了“卖花小姐”一眼突然大发奇想：我看阿兰（我母亲小名）长都比她们都好看，让阿兰去争“卖花小姐”，肯定夺魁。众太太也一同起哄，母亲不得以只好“应景”上场卖花。果不其然，母亲能笑会说，手勤脚快，出神入化地成了当晚的卖花夺魁的“香港小姐”。第二天就有报纸登出“阿兰卖花夺魁，香港小姐出镜”，一时间“香港小姐”轰动九龙城……这种情况是地下组织没有意料到的，于是组织上马上采取应变措施，将我们母亲转移，派往游击区……难怪老妈才有如此地得意忘形了。后来，母亲到了部队，“买花小姐夺魁，香港小姐出镜”之说也随之成了部队的经典故事，再随后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又续写了更为精彩的爱情故事…… 父亲有这样的见解：恋爱本来就是萝卜白菜，不在于攀攀比比，各为所爱就可以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嫌弃母亲没文化，倒是欣赏母亲的口齿伶俐。 故事二：“打蚊子”的暗语 母亲是说广东话，父亲是说客家话，他们结合是“组织介绍”的，1943年担任一支队交通总站长的我的父亲，接受了开辟新情报站的任务，需要派选有香港生活背景的同志一同前往，上级选派了母亲，于是父母亲成了任务中的“夫妻”（以后才结成真正的伴侣）。我们曾问过母亲，他们当年是怎样“拍拖”的（粤语“拍拖”：谈恋爱），第一次见面说了些什么“私房话”，母亲不知道什么叫“私房话”，却非常坦白：第一次见面什么都没有说，打蚊子。“打蚊子”？我们不解，母亲又说：真的！什么都没说，就打了一天晚上的蚊子，我说广东话，你父亲说客家话，谁都听不太懂对方说了什么？其实真的什么也没说。那时候的蚊子真多，开始是你一拍我一拍打自己面前的蚊子，后来是你给我打，我给你打，就这样打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父母的“初恋”。后来经常分开，“什么时候打蚊子”就成了彼此之间传递恋情的“私房话”。 　　我们的母亲，她作为战士是坚强的，她参加了解放半个中国的战争；她作为母亲是伟大的，她战争年代生下了我们姐弟四人。生大姐的时候，游击队医院马上要转移，只能将我们姐送“老百姓”，这是“规矩”，谁都一样；生大哥的时候，挺着肚子抬担架，生完孩子就参加抢救伤员，这是任务，谁都一样；生二哥之前就负了伤，身体虚弱，没有奶水，部队指派一名勤务兵老林（俘虏老兵，不愿离队一直随军担任勤务员），配了一匹马（驼母亲和大哥二哥俩的被服）和一头羊（挤奶不够我哥俩吃），好在支前的老百姓除送来粮食、担架、柴火……还有奶孩子，不论官大官小的孩子都能分上一口，公家的孩子，谁都一样；当时父母亲经常各有各的战斗，偶尔让通讯员或转战的战友给母亲送去一封信，都是“部队打到那里那里了，注意打蚊子”这样的话。父亲知道母亲没文化，私信都会“充公”成“公开信”，也不能多说什么，只能这样。1949年底母亲在上海郊区万国坟场附近的野战医院生了二哥就接到了父亲的信，高兴地让院长给念，院长大声说：徐同志家的黄同志来信来……注意“打蚊子”，啥呀？都下雪（当时是11月底，上海刚下了雪），去哪里打蚊子？冰冷的病房顿时一片欢笑……父亲叫了母亲一辈子的“徐同志”，母亲也叫了父亲一辈子的“黄同志”，在部队里尽管是夫妻也均称呼“同志”，谁都一样。 父亲又有这样的见解：夫妻本来就是鸡鸭官司，不在于憋憋屈屈，各有所求就可以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嫌弃母亲没心眼，倒是夸奖母亲的手脚麻利。 故事三：绝不离婚 母亲虽然是卫生员，但经历的战争很多，她说抗日战争时在游击队5年，行军打仗是“家常饭”；解放战争时在野战军3年，炮火连天是“司空见”。母亲经常说，她出生在农历七月十四，是民间的“鬼”节，也不知道是人还是鬼，她有九条命……战争年代她负过三伤，几次从阎王处走了回来： 大概是1942年5月间，日伪军偷袭游击队医院，我母亲护送伤病员紧急撤退，从一处绝涯上把伤病员逐一传送下去后，毅然跳下山去，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门牙全部被撞掉，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后来被战友背了回来，经过了一天一夜才被救活过来。 1947年在山东的某次战斗中，参加战地抢救伤员时被敌伤兵的子弹击穿左肩，当敌人再开枪时子弹卡了壳，我母亲活下来了；1948年在战场上被炸弹片击伤右臂，这次是让炮弹的气浪把整个人掀飞了起来摔翻在地，又昏死了一回。遗憾的是，这两次母亲负伤的整个故事背景和细节我们都已经记忆不太清楚了，但是，她左肩右臂的伤疤却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很深的记忆，看到了母亲的伤疤，我们总会肃然起敬。同样是身经百战的父亲，却没有负过伤，父亲为此也十分敬重母亲，说是子弹都让母亲挡去了。后来，母亲被错误批判，被开除党籍公职，当时的这种情况，不少的人会选择“划清界限”，而我父亲始终坚信母亲是被“错误批判”的，是无辜的，父亲支持母亲多次“申诉”，坚决不和母亲离婚，保存和保护了他们生死与共的婚姻和我们的完整家庭，最终母亲也获得的“平反”，1978年恢复了“红军干部”的身份（厅级待遇），晚年又享受了副省级待遇。 父亲还有这样的见解：婚姻本来就是缘分结合，不在于势势利利，各成所愿就可以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嫌弃母亲没安分，倒是习惯母亲的伴随厮守。 仿佛又听见了我母亲随便嘚瑟嘚瑟的“口头禅”： 做人要精唔系收声做嘢识睇唔惊扭计做乜都衬唔算劳神做鬼冇瘾唔恁早唞 （粤语：唔系--不是，做嘢--做事，识睇--懂看，唔惊--不怕，扭计--耍懒，做乜--做啥，都衬--都合适，唔恁--不想，早唞--早休息） 亲爱的父亲，尽管你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到你的风情不冷——馨馨声！ （五）风貌——直性子真性情倔性格 父亲的奋斗之志没有太多的花肠子，却有不少的无所谓，归纳（整理）为十六道“命”符： 生命不信命知命不认命穷命不烂命苦命不贱命立命不怯命使命不畏命活命不甘命改命不枉命请命不惜命遵命不违命拼命不要命交命不逃命凡命不比命是命不否命革命不算命天命不收命 和许许多多的革命者一样，父亲是脚正不怕鞋歪，一辈子奉献自己，执意终生。1948—1949年间，父亲随人民解放大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后，又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的渡江战役，部队解放南京后，父亲在“军管会”担任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科长。当时父亲所在的华东野战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1949年4月在江苏泰州组建起华东军区海军（1950年4月转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父亲和一批在华野机关直属分队的战友均报名申请，父亲因从小生长在海边，会游泳，所以被优先获得了批准。当父亲拿到“介绍信”准备去海军报到的时候，却碰上了华野的老领导张云逸将军来机关要人，原来张将军接到了中央调任他到广西，负责主政新政权和指挥那里的剿匪任务，张云逸将军希望能在老部队带走一批两广籍的干部骨干，于是父亲就有了去广西前线打仗的想法。自从父亲随东纵撤山东编入了野战部队后，就调到了机关的后勤、保卫及情报部门工作，他多么希望能重返部队带兵，重返前线啊。于是，父亲就跟随张将军到了广西。之后父亲为广西的解放和建设，付出了一生的奋斗。1965年，父亲在接待来广西梧州市视察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首长的时候，见到了随同的总长秘书邓汀（原东纵战友）和海军南海舰队装备部长苏平（原东纵战友），他们和父亲在南京分手后都留在了部队，生活在大城市。而我父亲自来到广西参加剿匪后，就转业到了广西的梧州市，一直工作、生活在梧州市30年（后又上调广西自治区，在南宁7年多），一生都奉献给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事业。多年以后，一次与父亲交流“革命工作与个人选择”的话题时，我们曾问过父亲：1948年你已经留在后方，参加南京市新政权的接管工作，为什么还要主动申请到广西前线参加剿匪呢？当年你也被选择调往筹建海军部队的工作和在上海的母亲靠得更近了（当时母亲正随部队解放了上海，身边带着二个孩子，也不适应留在部队，再说上海也需要大量的转业干部参加新政权的建设），你为什么没有考虑选择和母亲调到一起工作呢？当母亲去信给已在广西的父亲，希望剿匪胜利后能转业回广东，共同去寻找失散在广东抗日老游击区多年的女儿时，你反而动员母亲一起也来广西一起工作？面对我们的不理解。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们这代人对“报国救民”求索了很久，才明白了“走对路，抱团打天下”的道理，而且越抱团越大，如果有人分心了，抱的团就会松垮，队伍就会散伙，革命就会前功尽弃。现在我们明白了，其实父亲当年说的道理就是革命者的“追寻和信守”。这就是他们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的直性子。 和许许多多的革命者一样，父亲是身正不怕影斜，一辈子坦诚自己，执着终究。1950—1965年任广西梧州市公安局侦察科长、局长，政府副市长、市长；1978年任广西自治区检察院重组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工作）、副检察长、顾问（正职待遇）；1995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推荐上报中央“中国好市长”人选之一。1985年离休，易地安置才回到了离开了近40年的家乡深圳。我父亲工作最长的地方是广西梧州市，这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岭南名城，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创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督府。位于珠江上游，处于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与珠三角一水相连，有着"百年商埠"和"小香港"之美誉。当时梧州还是广西商贸的中心和桂系军阀的聚居地，土匪暴动频繁和潜伏敌特猖狂的城市，父亲在梧州市担任了公安局长6年（含副职2年）、市长20年（含副职9年及文革停止换届情况），是梧州市任期最长的市级领导干部。父亲在任市长前曾任过三届政府的副市长，在接受“群众监督的那个年代”成为了第一个重新工作的“革命领导干部”；父亲在64岁时又被上级委以重用，担任重组广西检察院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工作），后任副职及顾问又工作了7年时间。父亲在领导干部的位置中有上有下，有降有升，从无僭越纪律与原则，组织对他的工作是肯定的，群众对他的表现是认可的。我们曾问过父亲：你为什么能与北方同志和南方同志融合相处，与地下党干部和部队干部配合搭档，与民族领导和党外人士共同合作？尤其在那个接受“群众监督的年代”，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和许多不明事理的年轻人对“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和贡献”，对“华侨归国服务团的辈景和作用”不甚了解……甚至给与无需有的污蔑和抹杀。我们作为子女，也因此背上了沉着的压力和包袱。父亲很平静地回答：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谁都一样，先是面对了现实，又是发现了事实，了解了越来越多的事实和现实，最后不可能不承认这些现实和事实，只要有经历的人还没死就掩盖不了现实，只要有经历的人还活着，他们就会去印证这些事实。现在我们明白了，其实父亲当年说的道理就是革命者的“坚定和承受”。这就是他们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的真性情。 和许许多多的革命者一样，父亲是人正不怕戳背，一辈子严格自己，执守终结。1953年在组织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失散8年的大姐终于在广东老游击区找回来了，由于大姐以下就是我们三兄弟，所以父亲对大姐总是格外照顾，大姐穿的是新衣服鞋袜，我们三兄弟则是大的了用过给小弟，缝缝补补，一个接一个轮着穿，有时还要改姐姐的旧衣服来穿着。我们大姐上学已经快9岁了，加上她是说家乡的客家话，听不懂老师的教学，所以成绩很差，上了初一就无法再升学，当时学校有“连续二年留级生需退学”的规章，于是大姐就被学校退学了。当时父亲任副市长，也分管教育工作，学校曾专门研究给予我们大姐的特殊照顾，让她继续上学。父亲知道具体情况后不同意随便修改学校的规章制度，把我大姐安排到市委农场当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员工。那是1961年的事情，“市长的女儿务农”的这件事在当时梧州市里也算是一件新闻吧，大姐还算是梧州市的第一批“务农青年”呢。后来1968年父亲又把我们大哥二哥二兄弟送农村插队务农，我们都理解父亲是要让他的子女们都经历和工农结合的“必修课”。1979年2月5日，二哥爱人获部队批准5天的结婚假期，当时部队集结备战已经二个多月，边境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不知上级是如何考虑，下达了“给已经批准登记结婚还没来办仪式的同志五天婚假”的通知（二哥他们是1978年12月30日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刚登记完就接到了部队一级战备的电报，当天他们就迅速归队了），就这样，二哥他们举办了一次生离死别的结合仪式。没有婚戒，没有婚照，也没有婚宴。小弟带来父亲的嘱咐：祝你们举办了一个军人式的婚礼，但是军人的恋爱、婚姻、家庭都必须以军情为重，马上归队！就这样，二哥夫妇匆匆地办完了婚事后也各自双双提前归队。他们归队的第7天就上了前线，他们都在1979年的那场边境保卫战争立了军功。现在我们明白了，其实父亲当年说的道理就是“大家和小家”。这就是他们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的倔性格。 父亲的为官之道没有太多的大道理，却有不少的“口头禅”，归纳（整理）为十六个“头”字： 主官不仗衔头班子不拉山头干部不贪风头威信不摆行头毛病不掩苗头错误不拒掉头担当不甘冒头本事不看个头能耐不怕牵头习惯不抢镜头裁决不偏两头政令不出多头见解不针对头倾听不嫌刺头拍档不耍滑头做事不在口头 亲爱的父亲，尽管你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到你的风貌不衰——岁岁在！ 永远永远缅怀我们的父亲挺南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