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父亲的墓地---以此纪念父亲林英牺牲七十四周年

老哥

在我还没出生以前，父亲就为我起好了名字，男的叫志勇，女的就叫志蓉。

我刚出生四个多月，父亲就牺牲了。他从来没见过我，他在前线部队，我和母亲在后方家属队。

我的父亲林英（1922---1948.4月）惠阳县秋长镇滩头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任战士，班长，小队长，服务员，民运员，指导员，大队政委，武工队长，教导员，营长等职。参加过大小战斗三十余次，1943年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不动摇。1946年6月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后任两广纵队第三团第三营营长。

从我刚懂事的时候，就住在珠海唐家湾。我经常到兵营去玩，很多熟悉我父亲情况的叔叔见到我就说，你父亲是被马踢死的。但为什么会被马踢死？我一直找不到真实的答案。我回到家里就问妈妈，妈妈对着我只有流眼泪。记得有一次我吵着要找自己的爸爸，我和妈妈抱头痛哭了一场，那时我才三岁多。

自从父亲牺牲后，我一直享受着烈属的待遇,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在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在两广纵队托儿所，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后来部队到了广东中山石歧，两广纵队托儿所改为珠江军分区干部托儿所，曾生司令的爱人阮群英和张婉华都曾当过我们托儿所的所长。1953年，我又进入了广州沙面中南海军幼儿园。在入幼儿园的那天，我和我妈妈遇到了刘英阿姨带着苏燕青入园，我妈妈和刘英阿姨亲热见面的那一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苏燕青是苏平叔叔的大女儿，苏燕青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第一个小朋友，也是印象中第一个同班的小朋友。1954年，我在广州石榴岗海鹰小学读书，当时我们学校也有四个烈士的小孩，我是一个。海军战斗英雄林文虎烈士的女儿和儿子也在海鹰小学读书。姐姐叫林赛千，弟弟叫林敬忠，还有一个叫刘利训。我和赛千和利训同 在一个班，敬忠比我们小，在低一班。（林敬忠后来和我都在华南理工读大学，他比我低一届，我是在无线电系，他是在造船系。）我们在学校都享受烈属待遇，经常一起坐车到广州的南方大厦买日用品。现在，林赛千在广州海关退休，刘利训在省民政厅工作。我父亲的老上级两广纵队三团团长刘培的儿子刘小巩也和我是同班同学。曾生的女儿曾克南是海鹰小学第二届，也曾和我在一个班上学，她很会跳舞，每次学校有什么文艺活动，都少不了她的一段舞蹈。

北撤山东后，一批在山东出生的“山东仔”在两广纵队托儿所准备跟随父母南下解放广东。

照片摄于1949年11月10日河南省许昌市

在我刚读小学的时候，当时任万山要塞炮团政委兼珠海县委书记的曾文叔叔有一次把我妈妈找去谈话，谈话的内容就是改姓的问题。自从我母亲重新结婚后，不知什么时候把我的姓也改了，不少父亲战友认为这样不妥。烈士遗孤在革命队伍里跟回自己父亲姓有什么不好？曾文叔叔就是当时的支持者。谈话之后，我母亲给我就读的广州海鹰小学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情况。回校不久，我的姓就更改过来了。

随着年龄的长大，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的轮廓由模糊开始到清晰。1965年7月，我初中毕业时，正面临继续读书和择业问题。我虽然考上了海南岛水产学校，但我妈妈坚决不让我去。我父亲的战友袁贤叔叔动员我到他们船厂去做工人，他是厂长。当时船厂是属于广州军区901工厂，没有强硬关系还进不来呢！到厂第一天，袁贤叔叔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讲述了跟我父亲的关系，讲述了我父亲的为人，讲述了为什么叫我来厂的意图。他语重心长地叫我好好学些技术，掌握一技之长，为父亲争光。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从此，也点燃了我寻找父亲墓地的决心。袁贤叔叔一家和我们家都很熟，叶娟阿姨，袁小玉，袁小穗，袁珠江，袁珠海很长一段时间都和我们在珠海唐家后环居住。

多年以后，我在《东江纵队志》找到答案了。原来袁贤叔叔在1943年就和我父亲在护航大队一起战斗，是枪林弹雨的战友。在一次大鹏湾战斗中，我父亲任战斗组长，带领袁贤叔叔和廖梦叔叔等几个战友勇敢袭击日伪军的运输船，取得了海上战斗胜利。战友情，使得袁贤叔叔对我多了一份关心和教诲。

1965年11月，我们工厂所在地中山石岐开始征兵，我坐耐不住了。我从出生到工厂都脱离不出一个“兵”字，当兵是我最大的愿望。早在初中还没毕业时，我们几个同龄的部队子弟就到唐家万山要塞司令部吵闹要当兵，要去海岛。因为当时不属正常征兵，当然也不会成功。这次机会来了，当然我也不会放过。我们工厂是属军工，没有征兵指标。我就到中山市武装部闹，到接兵部队吵，一定要当兵！当时我不到参军年龄，还差几个月才满18周岁。可能我的精神感动了上帝，武装部破格给了我们工厂一个征兵指标，工厂也破格允许我报名参军，接兵部队也破格让不够十八岁的我参军。在接到征兵通知书后，工厂给我披红戴花,红旗招展，二十多人的欢送队伍敲锣打鼓地送我到征兵驻地。在路上，我却害羞得连头也不敢抬起，哪有当初吵闹要报名当兵的那股蛮气？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太丢丑了。

到了部队，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部队是野战部队，是全国第一值班师。是42军124师371团二营4连，这个连队在抗美援朝时在烟台峰立过战功，是一个英雄连队，也是靠双脚走天下的部队，跟我长期接触的守岛部队完全不一样。长途行军，夜晚紧急集合，野外训练，抗灾抢险，修堤围坝是部队的日常生活，但我逐渐习惯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1967年广州发生二八冲军区事件后，我们部队开进了广州，开始长达三年的“三支两军”。

在广州三支两军期间，我尽一切时间走访和探望我父亲生前的战友：有在职的，也有被打倒的。只要和我父亲有关系的战友，我都去找，都去询问我父亲的情况。其中常去的：有省军区的邓秀芳叔叔叶萱阿姨，何清叔叔家；有张新叔叔，叶基伯伯家；有朱群阿姨，陶兰阿姨家。在朱群阿姨家里，朱群阿姨给我讲的最多的就是我父亲，我父亲的为人，我父亲的人和事。那时叶向红，叶向明还小，还在读书，管我叫叔叔这就不稀奇了，不信，你可问问她们。当然，叶向优，叶向青，叶向林更要管我叫叔叔了。邓秀芳叔叔曾在我家乡做地下工作，他曾做过惠阳县的区委书记，和我父亲是战友,因此我们家乡的老党员都认识他，管他叫教书郎。在陶兰阿姨家时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小的时候我经常没人接，自已孤独一人在幼儿园，有一位不知是否你的亲戚也在中山石歧当兵，经常来看你，带你出去玩。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中，在八十年代初我找到他了。他在石歧当兵后到大连舰艇学校工作，1980年转业到惠东外贸局当副局长，他叫郑汉生，是我家的远房亲戚，他管我父亲叫表哥。

也就是在这些叔叔阿姨家我又认识其他和我父亲更亲密的战友，如：刘小东的父亲刘振光叔叔和练芬阿姨。当我第一次到刘振光叔叔家时，刘振光叔叔见到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久久不出声，眼泪直流，宽大的手臂抱住我不放。他说我太象我父亲了，不用介绍也知道你是林英的儿子。刘叔叔拿出了珍藏二十多年和我父亲在山东临沂唯一的合照给我看。当时相片虽发黄，但面目清晰，我拿着这张相片，激动不已。终于看到父亲的真实面孔了，终于验证了叔叔伯伯们说我长相很像我父亲的说法。

林英和刘振光于1946年10月17日在山东临沂的合照

望着父亲和刘振光叔叔的合影，看着刘振光叔叔在照片后面写的合影日期--1946年10月17日。这岂不是东纵北撤到山东后三个月照的相片吗？我翻开【两广纵队史料】这本书认真阅读，清楚了! 2500多名东纵北撤健儿为了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为了坚持国内和平,舍家为国，离乡背井，不远千里，北撤山东。1946年6月30日在深圳大鹏湾鲨鱼涌登上了美国三艘军舰北撤山东烟台，这一举动受到山东烟台人民和当地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八路军领导刘伯承，邓小平来电祝贺。新四军领导陈毅来电祝贺。山东地方党刊和报纸纷纷发表贺辞。东江纵队这支地方武装北撤山东不到三个月，统一换上了山东野战军的军装。我父亲和刘振光叔叔就是穿上这身戎装后，英姿飒爽地在山东临沂合影留念的。 1947年8月1日东江纵队正式改编为两广纵队。我拿着珍贵的照片，小心亦亦地用布包好，放到心口上，生怕丢失。为了让父亲的相永久保存，我在广州找了烧瓷相的工匠给我父亲烧了半身像，从此我父亲也有照片留在世上了。

林英同志的遗像

在刘小东和其他叔叔阿姨家我又认识了陈德和叔叔和邹容阿姨，也认识了当年一副红卫兵样子的革命小将---陈建军。也认识了李云叔叔陶兰阿姨和她的子女李建平和李伟平。也认识了李南叔叔赖友娣阿姨及李小文还有当时的革命红卫兵小将李小玲和李小红几兄妹。当时管我叫叔叔的东纵后代还真不少，因为我是解放军。当然更认识刘小东几兄妹：刘小蓉，刘小穗，刘小芬，刘小兵。小兵给我印象最深，小巧机灵，他很小就得了鼻咽癌，但他很乐观，父母都下干校，他和小芬看家，什么事都肯干。当我再次听刘小东讲述小兵勇斗病魔时还捐助其他病友100元钱，我为他的精神感动得留下了眼泪，我失去了一个好兄弟。

叶基一直是我父亲的直属上司。在山东，我父亲是营长时，他是三团副团长。我父亲牺牲时他就在现场，是整个事故发生的见证人。我父亲牺牲前曾想过把我送给叶基，因为当时叶基没有孩子，父亲不想我拖累我母亲，但我母亲一直不同意。文革期间，我穿着军装第一次去看望叶基的时候，他正是被打倒的时候。他住在东山口电车总站傍边的楼房里，窗户全部用纱窗遮住，房间的光线很暗，我敲着他的门。门开了，一个精神不振，干涸瘦弱的老人出来（基伯当时刚做了胃切除手术），我马上叫了声“基伯”，他抬头望着我，我说我是林英的儿子，他马上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叫我坐下。还向屋内房间大叫“张菲，看谁来了？是林英的儿子！”（张菲阿姨是叶基的爱人）从此以后，我经常来看叶基，也认识了叶小璃和林章大哥和叶志坚小弟。在叶基病重期间，我到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看望他时，他突然给我进述了我父亲牺牲的整个经过：

部队在山东黄河以北东阿县地区集结休整，叶基和我父亲以及团营干部被抽去华东军政干校学习。四月二日，叶基和我父亲及几位团营干部一齐骑马从军政干校回部队探望战友，受到了战友们的热情接待。午饭后，准备返军政干校时，时任三团二营教导员的叶森和其他战友热情地说下午部队包饺子，等吃完饺子再走吧。在盛情挽留下，我父亲和叶基一行人等到吃完饺子后骑马离开部队时已是黄昏了，这几匹战马突然发生了打斗，（后来才知道有匹母马发情，几匹公马吃醋争打，造成了这次事故。）马匹打斗场面是很激烈的，叫声不断，既用前蹄相打又用后蹄相踢，叶基抱着马高叫附近的战士帮忙拿火来烧，以解马斗。但我父亲心急，想下马解危，不幸被马后蹄踢中腹部，经一天的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

当时叶基给我数了在场的六位营团干部的名字，由于没用笔记录下来，好多名字随时间推移给忘记了，只记得有祁兴在场。

听了叶基的讲述后，我明白了，我父亲被马踢死的疑团终于破解了。原来我父亲是为了救战友，宁愿舍己也要救人。难怪父亲牺牲几十年来，他的故事一直没有讲完，老战友一直怀念着他。就是他为人正直，朴实，乐于舍已，工作认真负责，善于爱护团结战友，作战勇敢。父亲牺牲后，两广纵队首长全都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而且还树立了一块大石碑以示纪念。这块石碑厚礼，对在东江纵队史上牺牲的烈士中也是少有的，但它已经伴随我父亲六十年了，今后还继续伴随着我父亲。

这是叶基伯伯留下的照片。

在广州“三支两军”期间，刚好我们部队驻在军体院，隔离就是广州音专（现在的星海音乐学院）。我到音专除了探望我们在山东同喝一只羊奶长大的王锦叔叔的大女儿王海平（毕业后她在江门歌舞团当独唱演员）及唐家中学的一位同学外，我更多的时间是到张南辉家探望他父亲张新叔叔和徐元红阿姨。张新叔叔当时在音专当党委书记，张叔叔是两广纵队一团一营营长，是东纵有名的“虎将”。他也是我父亲的亲密战友，南辉的妈妈还是我父亲营的卫生员，所以我很喜欢到他们家听他们讲述我父亲的故事。也是很早就认识张南辉一家的。

在广州，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家：一家是东纵秀才张启秀叔叔的儿子张东明，他也是个当兵狂。他由于右手拇指被切断，当兵就自然很难通过，但他不灰心，只要和兵能沾点边的他都愿去，都愿要。到海南岛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就是有个兵字。他临上船时我送他一个军用挎包，他高兴得跳起来。后来他也感动了上帝，当兵去了。在读工农兵大学时，我读华南理工，他读外语学院，我们又相遇了。他现在在广州海关工作。还有一家是黄小琴阿姨家，他们家五个小孩有四个和我家同名，也叫海明，海波，海滨，海涛，只有海云和海燕不一样名。曾海波也是山东仔，和我们同在一个珠江军分区幼儿园，他们家也有一张幼儿园的照片。那时我们也萌发寻找二十几位小朋友的念头，先后找到了:曾海波，马建成，莫慧玲、曾克江，曾伟南,黄创坤,张鲁粤,陈小平，欧阳小芬，黄进军，黄定平和我共十四位小朋友。曾海波，马建成后来因病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两位小伙伴。

照片第四排: 右四黄创坤、右三陈小平

照片第三排：右四林志勇、右三莫慧玲、右二曾伟南。

照片第二排：左二黄定平，左四黄进军

左五欧阳小芬；左六曾海波

照片第一排：左一曾克江、左四马建成、左五张鲁粤

在部队期间，我曾到177医院找过时任医院政委的黄克叔叔，也看望过李章阿姨。我在华南理工读大学时，和黄铜山曾经照过一张相，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黄铜山把它拿出来，让我们再次重温了旧情。营山和林山那时还很小，但他们在东莞我们家住过很长时间，我们很熟。在我们家住过还有邓华叔叔和李英阿姨他们的儿女邓布容，邓建平，邓建国。黄克，邓华和黄布，黄海珠，莫自强都是东莞清溪土桥村人。东莞清溪土桥一个小村就出了五位东纵将校级的老革命。

92年春节期间，我在省军区为何清叔叔和邓华叔叔照的合影

1969年，我因身体不好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复员了，我有支气管扩张。听我妈妈说我出生时天寒地冻，我妈妈不会带小孩，加上那时是战争年代，东跑西奔没有固定的落脚点，我得了肺炎根本没药治，幸好有一位好心的叔叔给了两片土霉素捡了一条命，由于长期的咳嗽造成了支气管扩张。没想到在当兵和读大学两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体检时竟然没有被医生发现，反而被我蒙混过关了。天公可能有眼，1992年，我在深圳人民医院遇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外科医学博士，他叫王正，现在是人民医院的胸科主任，他把我的支气管扩张彻底给根治了。

部队复员后，我在读华南理工大学。一天，我去刘小东家玩，遇到小东爸爸和一位面容和善的叔叔在亲切交谈。突然小东爸爸拉着我的手向这位面容和善的叔叔介绍：这个就是林英的儿子。这位叔叔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拉着我的手不放，眼睛流着眼泪，不停地说：太像了，太像了！长大了，长大了！这位面容和善的叔叔就是曾伟南的父亲--曾城叔叔,这时的曾城叔叔已经是部队的正师级干部了。这动人的场面一直伴随着我,让我至今都不能忘怀。也让我认识了周进银阿姨，曾伟南大哥（他比我大几个月，自从幼儿园出来后就没有联系了），曾勇南，曾健南等几兄妹。

1995年，我和曾城叔叔周进银阿姨重踏东纵北撤山东的出发地---沙鱼涌

1974年，有次我为了了解我父亲牺牲时的情况和埋葬地点，找到了当时任中山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马烈叔叔，马烈叔叔是东纵有名的医生，在他手上医治和抢救过不少东纵老战友，我爸爸就是其中一个。马烈叔叔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用毛笔工整地给我写上我父亲牺牲时的情况（可惜这份材料丢失了），当时抢救我父亲时他就在现场抢救。通过这样的关系我经常去马烈叔叔家，认识了阮群治阿姨(阮群治阿姨是曾生爱人阮群英的亲妹妹)及其子女：马少梅，马建国，马建成，马少珍，马建民。也认识了马少洪。我也经常去佛山干休所拜访我父亲的老战友，那里有祁兴，黄海珠，叶青带（叶叔叔和我妈妈是一条村的，还有亲戚关系）等叔叔阿姨家，当然更经常去骆安叔叔和王素珍阿姨家。一到骆叔叔家，王阿姨就会搬出她家的相本给我们看，如数珍宝地向我们介绍她女儿的故事，因为她家有四朵金花：骆军，骆伟，骆兵，骆英。王阿姨在三团当过卫生员。

我们家在东莞时是属于武装部管辖，自然在名参军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我妈妈也是热心肠的人，不少东纵子女在我妈妈的帮助下参了军。如原广西省安全厅厅长梁正叔叔的儿子梁林；阮坚叔叔的儿子阮向阳；原两广纵队三团参谋长郑伟灵叔叔的儿子郑建平等都是在东莞插队落户后当兵的。还有一个是叫何太叔叔的两兄妹，也是我们家帮他们参军的，他们叫何远明和何小敏。在文革期间，不少东纵老战友和小孩来东莞探望我父母，到我们家居住或寻求帮助。我在东莞认识了贾华叔叔和张屏阿姨，也认识了他们的子女：贾海岳，贾海英，贾海安，贾海兵。我和贾海安是音响发烧友，也常一起研究音响，现在他可是音响欣赏专家和汽车轮胎补漏的专利发明者。其他的人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写名了。

叶培根叔叔是东纵有名的坦克团团长，他后来转业在广州拖拉机厂当厂长。他和我父亲同是秋长镇人，一起打过游击，是战友。王兰阿姨家就在我们滩头村不远河对面，加上王兰阿姨当过卫生员，自然很熟。我一到叶叔叔家，叶叔叔标准的客家音就出来了：小侄又来了。我在叶叔叔家认识了叶抗林，郑瑛和叶小飞。（可我却没有注意到郑瑛和小飞原来还是龙凤胎，最近才听她们讲出来。）我很早就听说过叶叔叔家有个漂亮的大女儿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当舞蹈演员，但从来就没见过。直到最近参加郑伟灵叔叔的追悼会才见到，果然名不虚传。在我父亲营当过卫生员的阿姨真不少，有黄观仕叔叔的爱人李伟芳阿姨，有陈辉叔叔的爱人袁清阿姨。说起袁清阿姨真不简单，她是袁贤叔叔的堂叔妹，也是袁贤叔叔带她出来参加东江游击队的。在淮海战役中，她和卫生队的战友一起在战场上抢救了十八名负伤战友，其中有原肇庆军分区司令黄国；原惠阳军分区副政委刘传；原惠阳军分区副参谋长赖小武等一批伤员，战后她荣获了二等战功。

荣获二等战功的袁清阿姨近期照片

1976年7月，我刚好要到河北承德开会，要路经北京。这一年刚好东莞的荔枝大丰收，我带上东莞最好的荔枝桂味和糯米糍到北京探望久仰大名的曾生司令，那一年我们也听说曾司令刚出狱不久（他蒙受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迫害长达八年之久）。为了让荔枝不变质，我用土办法找了许多冰块放到荔枝里然后用塑料布扎住，果然还挺有效果的，大部分荔枝到了北京还保持着新鲜。看到曾司令和阮阿姨吃着我带去的荔枝时我心里十分高兴，阮群治阿姨当时也在曾司令家。曾司令还记得我父亲，还记得那位为了保护战友而被马踢死的那位营长。曾司令舍不得多吃我带去的荔枝，还嘱咐家里人给隔壁的叶飞家送去，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只叹惜荔枝带得太少了，可那时我已带去了十几（十斤一筐）筐荔枝，不过有一半是送给在北京的其他东纵叔叔。在北京期间，我看望了在侨办工作的钟育民叔叔和杜鹃阿姨。也看望了在国家林业部工作的王文魁叔叔，还看望了在海军装备部工作的江水叔叔，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战友。那个时候北京找地方住是很困难的，江水叔叔穿着军装带我去找旅社，可就是不给住。最后我还是通过四机部找到了远在丰台地区的招待所，可是没住两天唐山大地震来了，这一天正是76年7月28日。原本这天钟育民叔叔准备请我们到全聚德吃北京烤鸭的，烤鸭是吃不上了。北京下起了狂风暴雨，我们躲在北京的水果棚里避难。没想到遇上了在广州当英语老师的李小红，她是李南叔叔的二女儿，是个喜欢游山玩水的活泼姑娘。我们成了唐山大地震的难友，一起在水果棚渡过那艰苦的近十天。至今谈起那段经历，还津津乐道。唐山大地震切断了一切交通，买票回广东简直难上加难。我到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曾司令家找时任交通部长的曾司令帮助解决，没两天两张回广州的卧铺票送到我手中，我们可以回家了。想到这一切，我是永远不会忘的。我在深圳这些年，我每年都带着我的儿子在清明时节到深圳烈士陵园给曾司令和阮阿姨扫墓。

每年清明，我都给曾司令和阮阿姨扫墓

在北京期间，我还遇上了清秀漂亮的东纵子女，她家住茂名石化厂，她的名字叫林北。也是来北京游玩遇到了唐山大地震的，我们是在北京父母战友家认识的，回广东时刚好她也跟我们同一卧铺车厢。回到广东后，她还给我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可惜后来没有联系，不知她现在如何？

何小士阿姨在宝安党办杂志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北撤山东那段岁月。济南战役刚打完，何阿姨和阮群英等一批妇女队的来到泰山脚下，我妈妈和一部分身强力壮的阿姨爬上了泰山，何阿姨没爬山，带着她儿子何沂平和我在泰山脚下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相。尽管何阿姨没找到这张相片，有点可惜，但这深情我领了，我十分感谢何小士阿姨！何小士阿姨现在虽然年近九十岁，但思路清楚，文笔通畅，身体健康，步伐有力，现在编写家谱和撰写回忆录。在深圳，何阿姨的儿女何康平，何沂平，王小英都是参加深圳东纵各种纪念活动的积极分子。

我父亲的故事听得多了，但我父亲牺牲时安葬的地点没有人能讲得清楚，连我母亲也根本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只记得在山东省境内黄河以北的惠民地区，再详细点就讲不出来了。加上当时的社会还在文革的阴影当中，出行还受到种种限制，要想寻找父亲的墓地，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我在深圳工作。83年正好东纵成立四十周年的大庆在深圳举行，全国各地的东纵老同志汇集在深圳。我趁这个机会，拜访了多位父亲的战友，打听我父亲牺牲确切的地点。包括找到了在北京工作的邓汀叔叔。他见到我后很高兴，讲了我父亲当时的一些情况，但对于安葬地点，的确记不起来了。他记下了我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几个月后，邓汀叔叔从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信的全文如下：

志勇：

我是你父亲林英的老战友，在广东时我们就熟悉。北撤到山东后，又一同在两广纵队第三团工作。你父亲为人正直朴实，工作认真负责，作战勇敢，他被马踢伤牺牲，大家都很悲伤。举行葬礼时，曾生司令员雷经天政委等纵队首长都参加了。悼词是我写的，也是我念的，可惜年代久远了，悼词的内容忘记了，葬礼举行的地点也记不清了。听说你很想了解你父亲牺牲的情况和埋葬的地点，我前些日子回广州参加两广纵队史稿讨论会，也曾留意打听这件事。后来我到肇庆找霍文同志，他曾在两广纵队第三团二营当副营长（你父亲是第三营营长）他有一本日记，记载了你父亲牺牲及举行葬礼的情况，我把有关的部分抄录下来了，现在转抄给你：

'1948年3月30日，下午五时继续出发，路经张秋镇，五里营颜家营，前郭莹，魏家庄，至徐屯宿营。（邓注：这些地点都在黄河以北阳谷县和东阿县境内）'

' 1948年4月1日今天继续向北行军，下午五时出发路经柳林屯，铜城至深夜才到达张家吴宿营（邓注：铜城即现在的东阿县城，张家吴就在东阿县境）'

'1948年4月4日昨晚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前三团三营营长林英同志被马打至重伤捐躯了。今天纵队部开追悼林英同志的大会，到会代表有数百人，纵队曾生，雷经天，林锵云，姜茂生，杨康华等首长致祭，在报告林的历史时，有些同志痛哭，林的年青妻子哭得最厉害，参加今天的追悼会受教育不少，只有坚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最光荣。'

从霍文同志的日记来看，你父亲是1948年4月3日牺牲的，为你父亲举行追悼会的地点和你父亲埋葬的地点就在张家吴，霍文同志日记说4月1日到张家吴，4月2日3日没有日记，4月4日记举行追悼会，4月5日6日没有转移，就是说，从4月1日到4月6日都驻在张家吴，这和我记忆中的印象相吻合，我记得当时我们三团的干部，包括你父亲，霍文同志和我，都在一个学习班学习，在你父亲牺牲前后好几天，都是驻扎在一个地方，没有转移。我只是记不出那个地方的地名，根据霍文同志的日子，那个地方就是张家吴了。我记得追悼会也就是葬礼是在村外的一片坟地中举行的，这块坟地周围的村庄较密。除我们的学习班住的张家吴外，还有好几个村庄，两广纵队司令部，特务营等就是驻在附近的村庄上。根据霍文同志的记载，我建议你是否给山东省东阿县委办公室或党史办公室（现在各个省各县都有党史办公室）把情况向他说说，请他们帮助查查，为了便于他们的查找，可把我在上面摘记的霍文同志日记中所说的我学习班那几天行军经过的地点都写上。这样，他们可以有个具体的方向和具体范围来查。还有张家吴这个村名比较奇特，那个'吴'字是否音同字不同，也可以写出来请他们考虑。再说，当年一个营长牺牲了，又是开了几百人参加的追悼会，影响是很大的。估计当地老一辈的人也还记得这件事，注意打听，还是可以打听出来的。

霍文同志住在肇庆市端州五路X巷XX栋XXX号房，你如有空去肇庆市，还可以去看望他，借他的日记再看看，问问当时的情况。

我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市复兴路XX号甲X楼z楼X号，有什么事请来信。

此祝

安好！

邓汀

一九八六年八月八日

（注:邓汀叔叔解放后曾任罗瑞卿大将的军事秘书）

叶森同志对你父亲牺牲的情况也是很了解的，他原来是两广纵队第三团第二营的政治教导员，后来任两广纵队特务营的政治教导员，你父亲是从我的学习班去看望叶森和其他同志时，被马踢伤后牺牲的，叶森同志现在离休，住在宝安县新城二区XX栋XXX号，不知你去探访过他没有？

邓汀叔叔四页纸的信，详细讲述了我父亲的牺牲过程和安葬情况，和叶基讲述的情况完全吻合，我真是很感激前辈的关心和指点。

最近，我和何小士阿姨到宝安区专程看望了叶森叔叔

在拜访众多父亲战友了解情况同时，有次开车去广州，刚好有几位东纵老同志也搭顺风车去广州开会。在车上我又谈起寻找我父亲墓地的事，车上刚好坐着一位东纵司令部老作战参谋---叶青茂叔叔，他认真的记下了这件事。不久，他回了一封信给我，肯定的说，你父亲就是在山东省东阿县境内牺牲的，你写封信给东阿县委吧，相信一定能够找到的。我立即给山东省东阿县县委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我父亲牺牲情况，请求帮助寻找墓地，信发出不久，果然收到东阿县人民政府的复信，回信内容如下：

林志勇同志：

您好！来信收到，获悉您父亲林英同志随两广纵队北上，在我县牺牲，林英同志为人民献身，将永垂不朽，按照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走访了有关老同志，墓地在郭铁匠村南，碑墓全在，碑文（附图示）

致敬

礼！

东阿县政府办公室

86．6．24

碑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第三团三营营长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员

烈士 林英 同志之墓

广东省惠阳县人生于一九二二年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四日立

拿着这封来信，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父亲的墓地终于找到了！我流着激动的眼泪，一遍遍地读着信的内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碑文，特别是信中提到的碑墓全在，更让我激动不已。从我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寻找父亲的墓地，一直是我的最大愿望，三十八年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封迟来的信足足让我等了三十八年

1986年8月，我和我们公司的老经理，东纵北撤老同志黎钊文一起踏上了去山东的旅途。到了济南，在兄弟单位的热情帮助下专程开着日本尼桑轿车向东阿县出发。济南和东阿县只有两个半小时车程，路很好走，但由于被黄河相隔，因此也有黄河南和黄河北之分，黄河南是胶东的富裕地区，庄稼茂盛，一片绿油油的。可是一过黄河大桥情况就不同了，在黄河北，见到的到处是黄土，地里的庄稼也是稀稀落落的，完全没有黄河南那样的景象。到了东阿县，县城很小，没有高楼。找到县委后，我们被安排由民政局接待，民政局只有两个房间，没有象样的办公室和办公桌。但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一行，向我们介绍东阿县的情况：东阿县是个很贫穷的县，也是个农业县，人口不过只有十几万人，没有工业，但却有一间闻名全国的东阿阿胶工厂，县城没有像样的公园，更没有烈士陵园，解放战争牺牲的烈士还不能集中起来安葬，你父亲墓地还在离县城不远的郭铁匠村。谈完不久，民政局的同志找来了几个花圈，我们写好缎带后，一齐向郭铁匠村出发。

郭铁匠村离东阿县城只有几公里，村里有几十户农家是属于大村，我父亲的墓地就在村头的一块祖坟地里。当时棉花还未长蕾，到处是棉花苗，我们找到我父亲墓地时，石碑因时间长远，已倒在庄稼地下，我们将石碑扶起，重新摆正，又用铁铲把父亲墓周围的草给铲掉，重现了墓碑原来的面貌。我庄重地把带来的花圈献上，把带来的鞭炮点燃，我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高呼：'爸爸，你的儿子林志勇来看你了！'忍不住眼泪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

村民告诉我，你父亲墓旁边还有两个无名墓，也是那个时间牺牲的，一个是战士，一个好像是连级干部，但都没有树碑。

父亲在山东省东阿县郭铁匠村的墓地

回到深圳后，我把找到父亲墓地的兴奋心情写了一封信给在肇庆市居住的霍文叔叔，征求他如何处置我父亲墓地的意见，霍文叔叔很快地回了一封信给我，内容如下：

林志勇同志：

你好!来信收到，已悉一切，我很高兴。

我和林英烈士当时都在两广纵队三团，他是三营营长，我是二营营长，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的牺牲，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战友，我是很沉痛的，因此在频繁行军，打仗的情况下把追悼会情况简记下来，作为悼念林英烈士。邓汀同志是当三团的政治部副主任，今年邓汀同志来肇庆探亲顺到我家来访，问起林英牺牲的事，我才翻出日记来。你妈妈如何，她好吗？我高兴的是林英烈士的孤儿已经长大了，出来工作了，林英烈士后继有人，我们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共产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大地实现。

至于你问到你父亲的墓如何处理的问题，我的意见最好在原地不迁，你可以取回一部分骨石回来，在惠阳或在深圳烈士陵园安放，便于你们怀念。但这事要通过民政部门办理，他们是有义务的。由惠阳或深圳民政部门出头，出头去公函到东阿县政府商量，林英烈士儿子要去拜祭并商量烈士骨石问题，由民政部门派人陪你们去东阿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热情接待你们的，至于为什么原墓碑不动呢？那里是两广纵队活动战斗过的地方，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爱人民的，对当地有过贡献，当地党，政府和人民是会永远纪念林英烈士的。以上是我的一点意见，请参考，由你自己决定好了。

有时间请来肇庆我家作客，我们欢迎你，我有机会到深圳时会去探你，并问候你家人好。

霍文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日

（注:后来才知道霍文叔叔是肇庆地区民政局局长，他对民政事务十分熟悉。）

读了霍文叔叔的来信后，深感老前辈对我们后一代的关怀和鼓励。于考虑当地的条件不太好，加上交通不方便，我们作为子女每年来山东扫墓的确从时间和财力都不允许，我开始就父亲墓地的搬迁问题四处奔走了。

首先，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顶头上司原三团团长刘培叔叔(原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副司令)，他马上写了封信给邬强副司令员(原广东省军区副司令)，信的内容如下：

邬强同志：预祝您全家春节快乐！

小侄子林志勇送去报告，请您审查批改，以便送田夫同志。请他老人家批送民政局有关单位批准。报告我已看过，嘱他亲自向您送去。

谨致

敬礼！

刘培

元月二十一日

1992年我们看望曾生司令，在曾司令广州家里合影。

左起依次为莫自强、曾司令,我和刘培

我带着单位写好的证明和当时写给刘田夫省长的信在广州的一次集会上，通过何通叔叔找到了刘田夫省长，他很爽快地在我报告的上面批示：

我同意林英烈士骨灰从山东迁回广州，放在银河公墓，请省民政厅酌交。

刘田夫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刘田夫省长的亲笔批示

拿着刘田夫省长的批示，我到省民政厅办理此事，省民政厅批示：请广州市民政局酌情处理。广州市民政局刚好有一位局长是东纵的，他叫李夫，他也是从珠海万山要塞转业到广州民政局的。我和李叔叔都很熟，找到李夫叔叔后，他很快就批示：

梁副局长并优抚处：

烈士林英同志的儿子林志勇前来找我办理他父亲骨灰移返广州银河公墓一事，原两广纵队林英营长在解放战争时与我们一起，他的牺牲过程我也了解，故他来找我。现省长刘田夫及省民政厅优抚处已提了意见，是否请尽量给方便办理。请你们酌定

致

李夫

9月10日

尽管我一路找有关部门，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示。但后来我了解了一下，银河公墓是属于广东省和广州市统一安葬的地方，级别和等级比较严格，就算我父亲的墓安放在银河公墓，也只能得到巴掌大的地方，那么一直陪伴我父亲的石碑往哪里安放呢？这事是不好处理的，也让我为难了。

88年七月份，这年是我父亲牺牲四十周年。等儿子学校放假，我带着儿子去了一趟山东，给父亲扫墓。

儿子为有一个烈士爷爷 而感到自豪。

有关我父亲牺牲的时间上，【两广纵队史料】154页有记载：

8.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令字第十七号命令

一.本纵决定于任集带休整.......。

1.司令部，政治部住任集带不动。

2.一团驻耿集带不动。

3.二团移驻阎家庄带。

4.特务营派一连至司令部负责警卫，余驻朱望山庄。

5.供给处住风山庄。

6.卫生处住郭铁匠庄。

7.后梯队驻杨庄带。

二.（略）

此令

司 令 员 曾 生

政治委员 雷经天

副政治委员 林锵云

参 谋 长 姜茂生

从第十七号令可以证实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六号这一个多星期，部队就是在东阿县集结和休整的。我父亲发生马打架的时间是四月二日傍晚，他是四月三日在郭铁匠庄卫生处驻地抢救无效牺牲的，纵队的追悼会是四月四日在郭铁匠庄举行的。和邓汀叔叔信中所描述的及霍文叔叔的行军日记说得一样，时间很吻合。

1998年，时间一幌又过了十年，在父亲牺牲五十年的时候，东阿县民政局经过多年的研究，也根据东阿县城发展的情况来电告诉我，东阿县烈士陵园修不起来了，同意我将父亲的尸骨取回广东。得到这消息，我和我堂妹及堂妹夫踏上山东之路，直奔山东省东阿县。

开挖墓地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东阿县民政局的 全来了，郭铁匠村的村民全来了，民政局请了当地三个农民帮忙挖墓地。由于这块墓地是郭铁匠村的祖坟，地势较村里要高，地面宽阔，土质也松软。不用很长时间，很快就挖到了墓地。三个农民停止用铁锹和锄头了，他们用小铲一点一滴地拨开土块，尸骨暴露出来，棺材的木屑全露出来了。当我看见我父亲的头骨时，门牙全被马打掉了，头部歪曲，可以看得出他是在缺医少药的战争环境中痛苦地死去的。三个农民小心地把尸骨放在用红纸包的筐里，我父亲穿着军装的五粒钮扣也挖出来，我用红纸把它包好，装在我的口袋里，整个挖掘过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我很感谢东阿县民政局，也感谢山东省东阿县郭铁匠村民，是他们的爱护和保护让我父亲在这块土地安祥地躺了五十年。

父亲的尸骨运回广东后，我已经彻底打消去银河公墓安葬的念头，我决定将父亲带回家乡安葬。父亲1946年跟随部队北撤山东才二十四岁，二十六岁就牺牲了。离别家乡五十年后，家里父母兄弟也先后去世了，能让他们在一起团圆有多好呀！

我的家乡是个革命老区，是惠阳县秋长镇滩头村。人口虽然有近千人，但参加东江纵队的人数不少于十几人，可惜全都牺牲了。我的家乡客家围门前全是烈士匾，一排十几块，包括我父亲的那一块。我父亲住的这个围只有十几户人家，（滩头村的村民分布在方圆几公里，由多个自然村组成，而我父亲居住的房子是一个四面相围的典型客家围）但牺牲的烈士就有十几个，基本每家有一或两个。有人说家乡的风水不好，出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我也相信风水不好之说。的确，和我父亲一齐参加东江纵队的人，全部都牺牲了，为什么一个都没能活下来？只有那些搞地下工作的老党员还活在世上。改革开放后，这个围的村民全搬出了这个客家围，自己另外选择住地。客家围从此也倒塌了。

父亲的墓碑面向家乡的山山水水，俯视着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家乡的山头上为父亲找了一块地，背靠大山，正面对着一条通往澳头石化城的火车铁路，火车从这里经过。远望有一条东江支流，河水清澈，父亲小时候也曾在这里与河对岸的孩子们打过石仗，可惜现在河流已经干涸了。再远望是一片宽阔的大地，建有联想电脑加工区和一座容纳三万人的电子工业城，远处还有一条高速公路横跨。家乡的面貌变了，再不是偏僻的小山村，也不是弯曲不直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父亲的墓碑正面正是向着这一切。我们在墓碑的四周种上了松柏，我还专门从深圳带回市花勒杜鹃种上，鲜红的市花衬托了整个墓地的气氛，松柏带来了庄重和严肃。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乡安息了，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家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再不是过去的穷山荒野了。

寻找父亲的墓地，可以说伴随了我的大半生；寻找父亲的墓地，让我认识了不少东纵老前辈和他们的后代——兄弟姐妹们；寻找父亲的墓地，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东纵战友们的亲情和同志间的温暧；寻找父亲的墓地，让我深刻感到东江纵队的革命精神世代永存；寻找父亲的墓地，让我再一次回忆自己几十年过来的经历，更加缅怀已经去世和还在世上的我父母亲的老战友们，是他们的关心和照顾，让我健康的成长起来。今天，在追悼我父亲北撤山东牺牲60周年之际，也想借此一角，向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的后代兄弟姐妹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致敬！

相信父亲看到家乡的变化，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感到欣慰。六十年来，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祖国在前进，家乡在变化，人民幸福安康！父亲您安息吧！

　　文章写于2008年清明前夕

2018年4月4日，父亲牺牲七十周年，我们再次献花扫墓，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