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船犹有去年痕

林森

“系船犹有去年痕”

　 读明朝人焦竑的《焦氏笔乘》，看到了一首王安石的诗。江南夹口：“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半出岸沙枫欲死，系船犹有去年痕”。

诗写的天地苍茫，乡野肃煞，千载之后读之，犹觉韵籍深深，意味无穷。帆落残阳，船泊江岸，枫红飘飞，月轮初上。表尽旅人一腔萧索，万种思绪。把书合拢上，闭目静想，但觉神交古人，把酒临风，对月洒泪，明月孤悬，江涛澎湃……风樯羁旅之中，都为他乡之客，明朝一揖，各为南北，或成天涯别。诗写的古朴苍劲，空旷孤寂，有味道。

荆公“用事”是在宋神宗时期，其时他力主改革，施行变法，为朝廷所倚赖，用以为相，是个大政治家。其见解受到的或为褒或为贬的评价，千载不绝，今也不去说它。

单只说说他作的诗，我以为那也是好的不得了。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又如“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写的多传神，多漂亮。也别说他什么“家国情怀”，就说他“文笔才情”，那也是“挺砸人”的。名列“唐宋八大家”，不为虚忝……可也有人，引伸发微，深文周纳，偏能从他的诗篇里头挑出“骨头”。看见了“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就说他写“艳诗”，装老实人，在“单位”上夜班还在想女人，不好好工作。这还不够，还影射他“扒灰”。说他“儿子王雱，早逝。其妻另筑小楼以居，荆公时往窥焉。媳错会公意，题诗以壁……”。又有人作詩影射：“朝罢归来日已斜，家中唯有玉琵琶。何不上床奏一曲，声音莫落他人家”……总之，就是变着法的埋汰人。

荆公因变法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对他恨之入骨，没事就给他“编扒”。其实，他仕途上也遭逢了“几上几下”的“变故”，一会“居庙堂之高”，一会“处江湖之远”，並不顺当。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包括他的政敌，也並没有人贬损过他的“私德”。说他什么“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之类的“风凉话”。此或可为半山先生在“生活作风”方面无懈可击的注脚。

话说远了，还是要回到“诗”上来。我忘记了是哪一个诗人说过这样话：“诗歌不是寻找读者，而寻找的是知音”。说的多好，又中肯，又准确。给我的启发是，在诗的海洋里读诗歌，对某诗产生关注、偏爱，也正反映了一个读者的兴趣“好恶”，甚至包括他的“价值取向”。荆公的诗我喜欢，他言之有物，是饱经风霜雪雨历练后的“成熟”之语，不是“哼哼讥讥”、“小资”情绪的抒發。

荆公首先是“政治人物”，然后才是詩人。史上有那么多关于他的“花絮”，是因为他的“明星效应”波及的。丝毫不影响他的“文学成就”。

“……半出岸沙枫欲死，系船犹有去年痕”。

岳飞词《小重山》

“怒发冲冠，凭栏处……”一提起岳飞，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他那首令人血脉喷张的《满江红》。就如读“大江东去……”，就会联想到苏轼一样。它们都已成了诗人亮丽的明片。

岳飞词《满江红》，慷慨激昂，千载后读之，仍令人为之热血沸腾。他虽不以文名，流传的作品也极少，但这是他以生命和血泪凝结的诗章，通过这个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凛凛然有生气”的英雄形象，这样的作品也在万口传诵中感召百世。但岳飞除了这首《满江红》以外，他还有一首词：《小重山》。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名气也差很多。《小重山》是与《满江红》慷慨激昂，迥然不同的一种风格。它一改《满江红》的豪迈风格，含蓄曲折地道出心事，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郁结于自己心中的愤懑。“将军佳作世争传，三十功名路八千。一种壮怀能蕴藉，诸君细读《小重山》。”（缪钺《灵谿词说》）

如此这般“惹眼”，词是怎么“描摹”的呢？“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笼明。白首为功名，旧山青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絃断有谁听？” 岳飞最致命的弱点是他不善于揣摩高宗皇帝在堂而皇之的外表掩盖下的阴暗心理。“直捣黄龙，迎还二圣”的抗敌宣言，也正是赵构最大的忌讳。而岳飞恰又在这里“违逆”上意，使他吃了不少亏，直至丢了性命。“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尊枕：余之愿也。”唉，人家不爱听啥他说啥。从这首《小重山》中我们看到了是他屡受打击、壮志难酬、心怀惆怅的“境遇”。如果说我们从一首《满江红》中，看到的是岳飞的“壮怀激烈”，那么我们从这首《小重山》中则更多感受到了将军的抑郁愤闷的“心曲”。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岳家军大破朱仙镇。收复中原在望，但是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却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其召回，并解除了他的兵权。同年，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岳飞临刑前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九岁。“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里面得有多大冤屈，又有多少“猫腻”？还是留给历史去评判吧。而我们要对岳飞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看到他那种“怒发冲冠”、“壮怀激烈”一面的精神状态还是不够的，还有必要能够了解、感受到他那“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絃断有谁听”的苦闷心境，才更有助於我们“立体”的、全面的认识这位抗金英雄。岳词《小重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丰富了他的“人物”形象，使得它这个“英雄人物”更加丰满。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之乎者也，助得啥亊”

“太祖幸朱雀之门，赵韩王从。上指门额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上笑曰“之乎者也，助得啥事”？（《湘山野錄》）

“之乎者也，助得啥事”（“不唯書、不唯上”，小可也談談淺見）？作为文言虚词，用得好确实也能起到“语助”的作用。但在有些时候，用得“不得法”，它非但不能发挥作用，又会成为累赘，反成了“雞肋”。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习惯於“务虚”，不喜歡“务实”。忘记了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宗旨，不能正确地擺正“手段”和“目的”的主次关係。满足于做形式主義的表面文章，结果是“本末倒置”，偏“画蛇添足”。不仅让人感觉不舒服，还落了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十三不靠”的效果。古人说“之乎者也已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可没说吟得不好怎样。

用虛詞的初衷是為了追求“效果”，也可能刻意“显摆”、“卖弄”，或因为其它什么原因？但终因囿於“功力”，，至有“露怯”。此又好有一比，就像一个女人“有能力”用上了名牌的香水，但和她气质、修养、着装又“不搭”。结果在“场面”里，显得衣服是衣服，香水是香水，她是她，不旦不能取得使之结合起来“相得益彰”的效果。却又失去了她的“本来”，留下“败笔”。“雅俗共赏”是为臻美之境，“雅”也好，“俗”也罢，皆可有“成”。若于力之不逮，无异於东施效颦。

金人元好问有诗:“自笑平生被眼谩，看山自向画中看。天公老笔无古今，枉著千金买范宽”。

“问君能有几多愁”

“江南李煜即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诗）云“揖讓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谓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 载《石林燕语》）。

从上面的宴饮场面的对话中，感觉还是满“风雅”的，看不出一点“剑拔弩张”的要“冒火星”子。只是弄不明白，以“后主”领袖儒林的才思水平，“沉吟许久”是为什么呢？除了他想更富于“文彩”，要“表现”好一些。我揣测彼时他最想的该是远离“敏感”话题，想说得尽量“花风雪夜”一点有关。此番景象，尽显“臣虏”的窘迫，努力陪着小心的状态。说啥“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说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多煞风景。尔一个亡国之君，是不是“找抽”？那是尔该说的吗？啥子“清词婉约”？啥子“吟风弄月”？在文治武功面前还不就是个陪侍的丫鬟？点缀的花瓶？

《西林诗话》载艺祖曰“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又岂为吾虏也”。这才是一个胜利者的正常表现，“惋惜”里透着居高临下的“得意”与“傲慢”。

“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后主有才，后主也真“不务正业”。丢了江山，只好清唱“最是仓惶辞庙，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难言风雅

“安史”之乱主角之一史思明至洛阳，逢樱桃熟，时其子在河北，就想给他寄去点尝尝鲜，並随附诗一首:

“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七嘴八舌，唯恐落后，皆曰明公此诗甚好，若能写成“一半与周至，一半与怀王”，即使“黄”字声势稍稳，更合辙押韵了。史思明大怒，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儿子封怀王，周至为其傅）他理直气壮的驳斥了众人建议。可见名份地位，事关重大，大于小诗多矣。文人所见“与诗不谐”，谬哉。

无独有偶，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驻姑苏，时在八月中秋，与众爱卿对诗联句，饮酒赏月，彰显君臣同乐。一般联句游戏规矩，起句平稳，不用险韵，使后面的人易于顺接。遂有一臣子吟得首句，“一轮明月照苏州”，大家正在聚精会神的想下句，多在气氛，韵味，意境上下功夫，以欢“圣心”，求“圣眷”。这时有人突然来了一句，一轮明月怎么能只照苏州呢？如果一定要这么说，也应是“一轮明月照苏州等地”，众谔然，不知如何理论，埸面尴尬。

他说的也可能没错，只是不合时宜的扫了大家雅兴、坏了气氛。于此风清月朗、其乐溶溶的“君臣同乐”中，这位想说的是什么呢？是“教条主义”害人？还是为“标新立异”搏人眼球？如此“佛头着粪”，不食人间烟火，“傻”的一点都不可爱。当然不知乾隆爷值此时，当作何感想？写一首诗不是在“考古”，而是在谈感受。诗意只是表象，诗境才是“本质”。古人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只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创造出“别趣”。不夸张地说，只有想象力才是诗的翅膀。史思明送樱桃，意不在诗，这哥们“等地”一说更是雷人。细想来是“诗”的不幸？是人的不幸？还是兼而有之，二者均大不幸？

“文革”时，革命风起，“斯文”扫地。生产队里开会批判童话《拔萝卜》，有人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晴说瞎话吗”？听听，理直气壮，掷地有声。啥也别说了，只好避退三舍，甘拜下风。

三首言不由衷的诗

明朝人张方贤的一首《煮粥诗》，很别开生面。“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虽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

一升顶三升，两天粮可供六天食用，煮粥多加水，没钱也不必那么讲究了。若逢灾年作经验谈，这还真有点悲凉却实用味道。唠唠叨叼的“煮粥强”，虽可品听出苦难，但却不是实话，“少滋味”是真，“滋味长”是假。给我的感觉他表述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有点勉强，教导儿孙厉行节约也显牵强。虽然不是霸道教化，“煮饭何如煮粥强”？观点确实让人感到不那么舒服，说的不是实话。

还有一首是寻求心理平衡的。“混混噩噩一壳包，也无筋骨也无毛。老夫带尔西天去，不在人间挨一刀”。说的是吃完了鸡蛋，对蛋的告白。你都把它吃了，使它再也不能由鸡卵孵成小鸡了。还在那“俏皮”“耍嘴皮子”，太不厚道。这个还没有成为小鸡的蛋，该有多悲哀，吃前你也没争求它的意见，吃完了你还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还用什么意义？还大言不惭的好象“大慈大悲”的做了善事，“不在人间挨一刀”。人太虚伪，也太不“爷们”，这不是玩人家吗？

第三首倒和吃没啥关系了，是明朝人钱宰作的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是牢骚，也是矫情。虽然是“小嘀咕”，但还是被举报了，丢了官，回家“睡到饭熟时”了，“饭碗”没了。混个“公干”那么容易？读书考“八股”，当官吃俸禄，祖坟冒青烟，做了人上人。上朝你还嫌累，破嘴也没个把门的，没人说你清高，清高还当官。想那老钱该是后悔的寻死觅活拍大腿。

三首“言不由衷”的诗，“风釆”各异，各有心曲，话不真实是一样的。或无奈，或伪善，或说假话。先哲有曰“诗言志”，然而在一个伪道德的社会风气中，人们的心态、语态也会相应变化，也会不知不觉的变成一个伪道德的人，一个不那么真实的人。我们也不该幻想在染缸里掏出白布，在混浊社会中又何必去苛求，寻找。

“安史”之乱主角之一史思明至洛阳，逢樱桃熟，时其子在河北，就想给他寄去点尝尝鲜，並随附诗一首:

“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七嘴八舌，唯恐落后，皆曰明公此诗甚好，若能写成“一半与周至，一半与怀王”，即使“黄”字声势稍稳，更合辙押韵了。史思明大怒，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儿子封怀王，周至为其傅）他理直气壮的驳斥了众人建议。可见名份地位，事关重大，大于小诗多矣。文人所见“与诗不谐”，谬哉。

无独有偶，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驻姑苏，时在八月中秋，与众爱卿对诗联句，饮酒赏月，彰显君臣同乐。一般联句游戏规矩，起句平稳，不用险韵，使后面的人易于顺接。遂有一臣子吟得首句，“一轮明月照苏州”，大家正在聚精会神的想下句，多在气氛，韵味，意境上下功夫，以欢“圣心”，求“圣眷”。这时有人突然来了一句，一轮明月怎么能只照苏州呢？如果一定要这么说，也应是“一轮明月照苏州等地”，众谔然，不知如何理论，埸面尴尬。

他说的也可能没错，只是不合时宜的扫了大家雅兴、坏了气氛。于此风清月朗、其乐溶溶的“君臣同乐”中，这位想说的是什么呢？是“教条主义”害人？还是为“标新立异”搏人眼球？如此“佛头着粪”，不食人间烟火，“傻”的一点都不可爱。当然不知乾隆爷值此时，当作何感想？写一首诗不是在“考古”，而是在谈感受。诗意只是表象，诗境才是“本质”。古人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只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创造出“别趣”。不夸张地说，只有想象力才是诗的翅膀。史思明送樱桃，意不在诗，这哥们“等地”一说更是雷人。细想来是“诗”的不幸？是人的不幸？还是兼而有之，二者均大不幸？

“文革”时，革命风起，“斯文”扫地。生产队里开会批判童话《拔萝卜》，有人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晴说瞎话吗”？听听，理直气壮，掷地有声。啥也别说了，只好避退三舍，甘拜下风。

（摄影:弥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