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贺兰山军马场女青年牧马班的如歌岁月

曲冰

难忘贺兰山军马场女青年牧马班的如歌岁月 曲冰 1966年底，随着学生大串连的结束，学校处于停课状态，作为银川六中初二年级学生的我刚刚16岁，由于向往部队生活，是年12月和近200名银川青年应招，成为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字203部队山丹军马局贺兰山军马场的军队在编职工。 其后的10年间，在贺兰山军马场这片热土上，我先后当过农工、统计员、打字员、牧工、青年干事、团工委副书记，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而最难忘却的就是在女青年放牧班牧马的火热生活。 1968年10月，解放军总后勤部“五•七”劳动学校建在了宁夏银川的贺兰山军马场，马场归属“五•七”劳动学校直接领导。那一年底，农四队成立了“多奇志”女青年牧羊班，军马队正在筹备成立“爱武装”女青年牧马班，当时全军仍拥有骑兵兵种，并且团以下部队要实现骡马化，马场职工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是：“我爱马场我爱家，扎根贺兰养军马！”我和其他姐妹一样，决心要当一名真正的牧马工，就从场部打字员岗位上报名参加了女青年牧马班。记得场部基建科的统计员许子敏大姐未获批准，我们一起找“五•七”劳动学校分管马场的段礼义副政委申请，得到校首长支持，她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样，我们放牧班第一批女青年有班长沈阿丽、副班长商爱仙，还有邓淑云、戚淑静、顾凤英、何兰英、梁秀华、张晓丽、刘淑珍、许子敏和我。那年，班长沈阿丽28岁，最小的刘淑珍16岁，我们其余姐妹大多十七、八岁，有的二十岀头，正是青春年华。马队为我们班派来了老牧工蓝应泰做顾问，他是五十年代从部队集体转业到马场的老战士、老党员，一直在养军马的第一线，是经验丰富的牧马工，我们都称他“老顾问”，其实那时他也才有三十多岁。记得时任军马队队长是韩治山，政治指导员是郭兴章，副队长有徐庭俊、李兴奋，副指导员有李世亮、王如国、王志峰。他们之中有战争年代的老战士，也有工农干部和大学生。那时全队职工加我们班有上百号人，存栏马匹二千多。 当牧工的第一关自然是学骑马，骑马的确威风，但成为好骑手实在不易。部队老战士出身的兽医、马队指导员郭兴章和老顾问蓝应泰天天手把手教我们。他们从马的习性讲起，教我们由侧面接近马匹，轻抚马的脖子表示友好，再从牵马、栓马、戴笼头、上鞍子、紧肚带、挂后鞦做起，教我们捋好鬃毛把住前鞍桥、牣上脚蹬跃身上马、双腿夾紧马肚提缰行进。开始尽管有老牧工保护，心中还是害怕，大家不知摔了多少跤，动不动会从马上栽下来，窝了脖子跌伤肩膀是常事，幸亏未发生过挂蹬的险情。经过不懈的摔打磨炼，我们才慢慢的找到感觉，和坐骑逐渐协调起来，先走后跑，再到大跑甚至飞奔。那些日子，代价是每个姐妹的小腿肚内侧到脚踝全都磨烂了，寒冷天气下皴成大大小小的血口子连成一片，大家都喊疼，但是没有一个不上马的。特别是班长沈阿丽个头矮身体瘦小，学骑马更加困难，但作为班长和共产党员，她勤学苦练，困难面前不低头，那边摔下来这边再上马，流血流汗不流泪，终于练成令马队老少爷门刮目相看的好骑手，是我们姐妹学习的好榜样。 刚刚学会骑马真是兴奋，一有机会就备好马，几个人结伴出去蹽趟子。有时在马队驻地门前的高家闸通往镇北堡的公路上，敢和运沙石的大卡车赛跑，那时的石子路上，载重的汽车真不一定比战马跑得快，我们这些威风的女骑手出尽了风头。 到了1969的冬天，女青年牧马班要单独执行放牧任务了，我们在叫作“半个寨子”的地方的旧马圈，比邻校一队安营扎寨，接手放牧200来匹母驹群。一群年轻的新手，既要学习管理放牧成群的小马驹，又要搭灶起伙做饭，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既新鲜又忙乱。白天出牧，到晚上归牧时马驹匹数就对不上了，总有走失的，经常要派人出去找，有时人回来了马也没找齐，还要再出去找，往往是人连饭都吃不上，而晚上回来必须给马饮水、补饲，照看匹马的吃喝。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夜间除了给马加喂饲草，还要加喂马料。遇上值亱班，有时草料不够，我们还得挑灯夜战粉碎饲料，一直忙到后半夜，姐妹们天天劳累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经过一个冬春，在老牧工的指导下，我们放牧补饲的200多匹母驹子进入两岁了，已是青春发育期，大多膘肥体壮。一般母马驹到三岁成熟，就可以作为繁殖的基础母马。其中有一匹“109”号长得体型出众，格外漂亮，毛色黑亮，光滑水溜。这个早熟的“黑美人”已耐不住深闺的寂寞，再高的马圈栅栏它都能跳出去，跑到马队别的马群找相好。而且越来越多长得快成熟早的驹子看不住就跑出群，害得我们要经常到其他马群去找马，在贺兰山下军马场从金山到黄羊滩南北百里草场上来回奔波。当然同一个马群里，也有些小可怜，有一匹“282”号就长得矮小瘦弱，像个小驴驹子，入夏老毛都不褪，身上毫无光泽，总被同伴欺负，连草料都抢不到嘴里，老是耷拉着脑袋弱弱地跟在马群后面，我们必须格外精心呵护，喂料时都要多给它加上一把。 夏天来了，追逐着水草，我们把母驹群吆进了贺兰山的椿树口一带。这儿山坡上牧草虽不是很旺，但沟里有涓涓细流，沟口一个涝坝坑蓄满了清澈见底的泉水，足够人吃马饮，免了汽车拉水，队上就为我们选了这处放牧点。此处时有一座破庙，我们全班在大殿里支起床铺，点上煤油灯，就算是扎下了营盘。老顾问和兽医等住进旁边的破房子里。头天下午把马群放上山或赶到山下的草滩上，第二天早上出去找马直到中午过后赶着马群回到沟口饮水乘凉，这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轨迹。在山里放牧，难得能骑马，要靠双脚一步步跋涉，马儿上山下山如履平地，啃着青草边走边嚼乐得自在，苦了我们归来时已是饿得前心贴着后心，累得精疲力尽。幸亏班里有何兰英、梁秀华、戚淑静等几个很会做饭的姐妹，工作之余采来野菜、沙葱、地皮菜和贺兰山特产的紫磨菇，做面食、做米饭、包包子，一准的绿色食品，大家是可口又可意。说起改善伙食，场里时常会从青海贵南军马场、甘肃山丹军马场调剂来牦牛肉，那时还沒有禁令，偶或猎一二青羊，连骨带肉煮熟，十来个人一顿能吃掉脸盆大小的满满两瓷盆。真个是马长我们也在长，个个饭量十分了得。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而我们按部就班的放牧生活中，有时也会遇上意外。一次天降大雨，马群在山上无虞，兽医王银生和老牧工担心人员夜间继续呆在破庙有一定危险，万一房倒屋塌后果不堪设想，班长随即组织大家撤离。十多人紧紧手挽着手蹚过洪水，半晚上才转移到其他放牧点上借宿。 像这样的意外转移并不多见，但一般放牧马匹都是春夏秋三季在外，冬季进圈补饲，要视季节和水草不断适时转移。我近3年的放牧生活中，我们班在贺兰山下山上就住过半个寨、岗子井、椿树口、南水、干沟羊粪窑和倒钵沟水池子等处放牧点。 1970年春天，当近3岁的母驹群成熟起来，要补充到繁殖的基础母马群的时候，场里和马队领导考虑到我们放驹子群确有困难，决定给我们班调换成核心母马群，也就是本交群。这类马群是在每年4月中旬，把十多匹大公马撒岀去，每匹公马分配15匹母马，公马成了大丈夫，吆上它的母马就在草原上经营自己妻妾成群的家庭去了。马群就由这十多个家庭组成，每匹公马就像个班长，把母马拢为一股，公马一声嘶鸣，没有哪个母马敢不听招呼的。因此我们找到一匹公马，也就找到了一股母马，比放驹子群省劲多了。当然也会遇上公马争风吃醋发威的事，倘若哪匹母马偶尔跑到别家群里，公马立刻鬃毛齐竖，扑上去张口狠狠咬住母马脖子上边的鬐甲，顿时鲜血飞溅，很是怕人，伤口要经兽医多次治疗敷药，大约半月左右才能长好。有时马生病了，老牧工用套马杆套住马，几个人才能把马放倒，用四蹄扣绊住，再由兽医实施治疗，有的要送进六柱栏里卡住才能进行。我们也得对伤病的马匹格外照料。我们多次见识过蓝应泰和邓六羔两任老顾问的高超套马技术，是我们始终所学不来的。 放牧母马群和放牧驹子群最大的不同是，母马有公马管着，出牧只需两人值班。下午赶马群进山或岀滩，夜间马在野外吃草，我们可住山洞休息或在滩上露宿。夏天，母马身孕不大，都爱到最高的坡头山梁吃草，一般草多草厚，山风儿又吹着。我们也不辞辛苦，大早一直爬上最高的地方，待到朝阳灿烂找齐马匹赶回营地，再给二百多匹的马群饮水喂料补盐，马匹就地歇着，我们也该午饭和休息了。下午三、四点钟，下一班二人搭挡带着干粮水壶，又赶着马群上山了。如此往复，我们每三、四天轮一班，有规律地下午进山早上回返，大家就有了调休、岀公差和开会学习的机会，生活更加活跃起来。 不得不说的是，值班进山放牧时，夜间我们住山洞，只能枕着石头、铺盖着毡衣。那时战备紧张，出牧都背着冲锋枪，但从未遇到“敌情”。最可怕的是夏天蚊虫叮咬，尤其是白蛉子，毒性比蚊子大多了，我就被叮咬中毒脸肿到眼睛都睁不开，在队部治疗过一星期。因此每次我们都在山洞口用树技树叶杂草煨火薰烟，防止蛇蝎蚊虫侵犯。 而秋天是母马群产驹旺季，临产的马匹肚子越来越大，不便进深山了，放牧地点就转到了山下草滩上。我们夜间只能露宿在野外，毡衣无雨当铺盖下雨是雨披，就地先把座骑马嚼子取下，上个四蹄扣，让它能吃草又走不远，天一亮就载我们四处去看有无马驹产下，一一收拢马群。回想整个夏秋，蓝天白云下，军马场一望无际的土地上田连阡陌、绿树成行、沟渠纵横，处处麦熟稻黄，大片的紫花苜蓿和玉米等饲草饲料显得格外悦目，军马队产下的马驹褪下衣包见风就长，不出一小时就围着母马蹦哒撒欢，正可谓一派粮丰草茂畜旺的景象 待到冬天，母马群又到了补饲季节，我们便转到了贺兰山倒钵沟里的一道山梁下。这儿面对的是一条干沟，人马饮水要靠场里派汽车运输，修建了一座可盛下近20立方水的水泥池子，这个无名的放牧点就被我们叫成了“水池子”。就着沟边平地上倒是有三间土屋，一间是灶房兼饭堂，两间地上铺着干草，住着老顾问和其他马群的男牧工，我们女青年牧马班大冬天支着行军床就住在两顶单帐篷里，只有一个小铁炉子架着烟筒取暖。直到今天都不可思议的是，当年在风雪严寒的贺兰山中，印象里咋就没有一个姐妹喊过冷呢？而记忆深刻的是冬天里给母马补饲很是要紧，运草料的汽车来了，那一捆捆饲草我们还能搬得动，那一袋袋装有二百斤玉米的麻包，要靠我们从搭在车帮的踏板上背着走下来，双腿根本不听使唤，卸完车累得腰酸背痛，连路都走不稳。我们班的商爱仙、许子敏、何兰英等几个姐妹却像小伙一样结实，背起沉重的麻包，在坡度很大的踏板上步子稳稳当当，可是比我们城市姑娘强多了，真让人羡慕她们的好身板，更深切感受到她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水池子我们多次住过，在这个放牧点经历过春夏秋冬。我们背靠的山梁有个向阳的斜坡，利用工余时间，我们捡来白色的石块，砌成“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无论是从山外进来还是牧归，我们远远看到这五个大字就来了精神，知道是到家了。那时我们都自觉地认为，是毛主席指引我们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为祖国国防养军马无尚光荣。当相隔30多年以后的20世纪初，我再回水池子凭吊时，山坡上巨大的标语仍依稀可见，面对干涸的水泥池子和灶台遗迹，不由心头激动，昔日火热的牧马生活历历在目。直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当年艰苦奋斗的经历，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 为了适应放牧生活的实际需要，马队还培养我当“双赤脚”医生，学习给人和马匹治病。学习班里，“五•七”劳动学校红军老战士蒲国恩和马队的宋友医生，给我们教授人医知识以及针灸的穴位，马队兽师郭兴章、王寅生教我们给马灌药、扎针的方法。平时大家遇到头痛脑热、腹泻等小毛病，试着用点药还挺管用。试着给马针灸也有效果，一次给栓在六柱栏里的马扎针，在后海穴上行针过快了些，这匹便秘的马没等针拔岀来就窜开稀了。还有一匹母马初产没能顺生，小马驹的后腿先岀来，上半截身子和头出不来，母马已倒地伸着脖子直翻白眼，恰恰兽医和老牧工不在场，我和一个同伴顾不上找人，赶紧跑过去助产，两人坐在地上，一边一人抓着小马驹的腿蹬住 母马往外拽，缓缓地帮小马驹带着胞衣拉出母马的肚子。所幸马驹无恙，挣破胞衣跌跌撞撞地就站了起来，睁开眼睛不一会儿就硬气了许多，依偎着母马蹭来蹭去找奶吃。都说马通人性，经过一难，疲惫的母马还没有站起来，就转过头来，闪动的满是友善的目光，既有做母亲的幸福感，又有对我们的温馨谢意，让人震撼和感动。五十多年过去，我虽记不得当年同心协力的同伴是哪位姐妹，但至今都忘不了那匹母马的眼神是那么的温存。还遇到过一匹马驹生出来就病了。我靠近它想抱起来，老母马护犊又踢又咬，不让我抱它的小马驹。试了又试，我将驹子转过来靠近母马，母马终于安静了。我抱起驹子走了一段它就没气了，兽医来了一检查，说得的是溶血性黄疸病，在有效的时限里全身换血才有可能救活。我看着这匹渐渐僵硬了的小马驹，想到它刚出娘胎就不幸夭折，难过地泪流不止。 在繁忙的牧马生活里，大家总是辛劳并快乐着。工作之余我们学习看书、唱歌跳舞，打打毛线、补补衣衫。正值青葱岁月，自然活力无限，有时又难免整出点尴尬的事体。记得一次收齐马群，给马匹饮过水、喂了盐，让马群就地歇晌。我们吃过饭后，一帮人备鞍上马，一溜烟从水池子跑到山根南水的涝坝处，那儿的果树园子生气盎然，已是杏黄桑熟。我们早已眼馋了，跳下马就一个个像猴子般爬上树去，吃了黄杏吃桑椹，再砸着吃杏仁，可能是吃得太多了，也可能吃杏仁中毒了，一会儿的功夫全都呕吐不止，只觉得肚子乱响，头痛欲裂，全身难受。不知谁喊了声，赶紧到涝坝口喝泉水，一股股山泉清澈冷浚，喝着吐着，慢慢的止住了呕吐，肚子疼头疼也轻松多了。经过这次教训，我们长了记性，再也不敢胡乱吃，更不敢随便揪山里的野花野果了。 多少次迊来朝阳送走晚霞，多少次走过风雨又走进霜雪，我们这些牧马人最盼望的是军马入伍的时刻。忘不了1970年7月那次隆重的欢送军马入伍大会，那天艳阳高照，南京军区派人来接军马，马队职工欢天喜地，我们班多数人参加了大会。有道是骒（雌）马上不了阵，虽说我们养的母马无缘从军，但我们的座骑都是优良品种的骟马，到龄会优先参军，我们当然要前来送别朝夕相处的无言战友。大会上，总后“五•七”劳动学校刘学诗副校长讲话，他高度赞扬马场职工为军队建设作岀的贡献，还点名表扬了我们女青年牧马班不爱红装爱武装、甘为祖国国防事业养军马的豪迈精神。当交接军马仪式开始，我们班长沈阿丽牵着她的骑马走在最前面，队伍里还有我的骑马“小炮弹”，何兰英的大花马，顾凤英的78号马，许子敏的23号黄膘马，记不得是谁的27号黑马，全都头戴红花参军了，我们深感莫大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