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一、同学家原是毛泽东旧居</p><p class="ql-block"> 六月的上海，时雨时阳，梧桐树杆在雨露下脱去陈旧的外衣，穿上绿色的新衣，遮住了阳光，挡住了风雨，走在马上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这几天，我应朋友约稿带着相机，来到童年、少年居住地方，威海路、茂名路附近的甲秀里等地拍摄，甲秀里原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现为茂名北路120弄）。</p> 我乘地铁十二线至南京西站上来，穿越改建的新石库门丰盛里弄堂，见到茂名路上以旧刷新的张园，怀旧之感由然而升。石库门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也通常被认为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 上海的旧弄堂一般是石库门建筑，它起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住宅。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围合仍是上海住宅的主要特征，但不再讲究雕刻，而是追求简约，多进改为单进，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住宅应运而生。这种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这种建筑因此得名“石库门”。 <p class="ql-block"> 原上海市中心的威海路、石门路、茂名路、成都路一带皆是石库门，曾有“张园”“大中里”“丰盛里”“甲秀里”“辅德里”等石库门弄堂，而今这里高楼林立，唯独留出一块张园旧式石库门在改造中，丰盛里的建成，为上海石库门建筑创出一批新天地。</p> <p class="ql-block"> 茂名路上的“甲秀里”有幢二楼二底，砖木结构的石库门，7号亭子间曾是我同学王一波的家，周国明丶杨进等小朋友住此弄。少年时，我们曾在“甲秀里”前面的威三小学上学，放学后经常在这条弄堂玩游戏。而今“甲秀里”已经焕然一新，更没想到的曾是我同学的家，被发现是毛泽东1924年曾在这里居住过的旧居。</p> 据说：1955年11月，62岁的毛泽东在北京坐南下专列往上海考察，他来到阔别31年上海。沿途，他不断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讲起往事，在这位花甲老人的记忆里，1924年端午节前后，曾居住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现茂名北路120弄7号）居住过，这是他与家人生活在上海时间最长的一段时光。 据静安区文史馆副馆长朱润介绍，这幢原石库门住着许多人家，可谓“七十二家房客”，历经年代的侵蚀，旧居一度破旧不堪。为庆祝建党百年，该馆进行了修缮， “修旧如旧”恢复甲秀里原貌。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幸运地在上海图书馆“共同的记忆”资料库中，找到一套1960年建筑设计院乔舒祺先生绘制的甲秀里复原设计图纸。该图纸全部为手绘，共有12张，包括了各个房间的平面图、断面图等，还包括门楣等建筑细节、所用材料等绘制、记录得十分细致，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有了这份意外“珍宝”，旧居大修如虎添翼，能工巧匠们依据该图纸，采用传统材质和工艺对建筑内外做了最大程度的恢复，力求再现原有风貌。现在弄堂入口门头采用传统工艺重做青色水刷石，大铁门外增设枪篱笆遮挡，按传统工艺重做铁质窗格栅、木百叶窗、木窗、木门等。 在毛泽东居住过的卧室，工作人员发现，按照图纸上绘制的细节，当年板条格栅的编织角度应是60°，而现在的却是45°。为此，重修后按传统工艺采用红心杉木复原挂落纱格，重做了木室板墙及上部板条格栅，编织角度恢复当年的60°。 我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到茂名北路120弄，步入甲秀里，这幢二楼二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里弄住宅石库门建筑。映入眼帘是青砖铺就的“弹硌路”、老式的百叶窗、精细的砖雕等，恍如回到我少年时的弄堂， 淡淡地记忆中甲秀里石库门对面，当年是 “鸿祥服装生产组”厂址，旁边还有一条通往威海路的弄堂。旧居入口处，迎面见到的是一组塑像。这是毛泽东一家人在竹林下小憩的情景，2岁的毛岸英承欢膝下，杨开慧抱着还在襁褓中的毛岸青，其乐融融， 这样的时刻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殊为难得。 走进石库门内参观才知道，原来此地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的住所（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1924年6月，毛泽东携夫人杨开慧，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岳母向振照一家五口人寓居于此。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2岁的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岸青，来到了上海。当时，甲秀里这幢小楼里不仅住着毛泽东一家，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等，毛泽东一家住在底楼。蔡和森与向警予就搬到楼上，把一楼房间让出来。楼下有前后厢房及一间客堂。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房，如今屋内的家具摆设都是仿照原来的样式制成的：实木雕花的书桌、衣柜，床的旁边有一个摇篮，是当时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睡的，上面是蓝底白花的小棉被；大床上的物品都是白色的。当时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工作到深夜，而杨开慧则在一旁帮他誊写文书。后厢房是杨开慧的母亲、向警予的姑妈向振熙的卧房，如今摆放的家具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式样。杨开慧除料理家务、帮毛泽东整理文稿外，还去工人夜校讲课，从事工运和妇女工作。由于毛泽东、杨开慧工作繁忙，他们年幼的两个孩子平时就由向振熙照顾。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与通常圆形的煤球炉不同，这里的煤球炉是方形的，因为是用火油箱改的。客堂放着八仙桌和几张方凳，是毛泽东一家吃饭和会客的地方，这也是毛泽东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据相关史料记载，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第9次来到上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他一面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兼组织部长，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等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毛泽东大量具体而有实效的工作被称为“播撒红色火种”的工作。 这处旧居不但是毛泽东在上海住得最长的一幢房子，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处寓所。在旧居里，我看到了一张当时在上海拍摄的“全家福”，说是全家福，却只有杨开慧和两个孩子。原来，根据当时共产党的规定，重要领导人一律不许拍照，毛泽东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忍痛割爱。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牺牲，年仅29岁，这是她与孩子们唯一的合影，也成为保留下来仅有的一张“全家福”。 我详细地参观旧址的内容，不时地拍摄一些照片。巧遇三位穿着民国服饰的青年，他们手捧《牺牲》一书，静静地背颂着对白，演艺着当年的场景，此时我心潮澎湃。当年毛泽东住在简朴而典雅的石库门，穿梭在曲径通幽的弄堂里，胸怀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在狭小的厢房里培养出淡定从容的性格，以不畏艰难困苦，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玉汝于成地对对待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二、婚房毗邻是“二大”会址<br> 走出“甲秀里”，我骑车沿着昇平街，来到大沽路、成都路附近的延中绿地。绿地中保留着二排石库门房子，它是原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br> 我结婚时曾在延安东路1462弄里住过，延安东路1454号是原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第一招待所，它原是越剧十姊妹常在此楼活动，也曾是浙江同乡会，弄底有个洪德里。我就住在这条弄堂里石库门房子，弄堂通向成都北路、大沽路，市委宣传部原党史办主任杨森耀为也曾居住在这条洪德里的弄堂里。在延安东路、成都北路交界处，这里有大片石库门房子，弄堂四通八达。曾记得每年中秋过后，我们就会到对面的新长发糖炒栗子店排队买栗子吃，其实成都路新长发糖炒票子店旁边就的弄堂就叫辅德里，当时只知道弄里有个“平民女校”。1999年，为了建设延安路高架，辅德里及周边的房子被拆除，改后成高架道路和绿地，唯独成都北路7弄30号保留，这二幢东西走向的破旧的石库门。当时，觉得十分奇怪。 今天我再次来到高架下，见到那黝黑石窟宅门，精美的雕花门楣，“腾蛟起凤”四个大字腾跃其上——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幢百年石库门，同时拥有四重特殊的身份: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李达的寓所、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平民女校”。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解说员带我从正门进入，穿过天井，来到的第一个房间就是客堂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会聚于此，为崎岖漫长的中国革命之路燃起了一盏明灯。中共二大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辅德里625号是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剩下两处至今仍不得而知。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公共租界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施存统、王尽美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共产党员出席，毛泽东是代表之一，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党在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会议发表了宣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中共二大”制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渐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二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特别作用，有特殊的地位。会议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等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组织委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培养妇女干部，陈独秀和李达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备成立“平民女校”，由李达出面租赁辅德里42号（原辅德里632号）作为校舍。开学时，有学生30人左右，分高小和初小两个班，学校实行半工半读，附设手工工场，陈独秀、张太雷、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沈雁冰、柯庆施等曾经为平民女校上课，丁玲曾是平民女校学生。1922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 据1922年《上海指南》记录：十九世纪末以前，这里是英租界和法租界分界处，在公共租界犯事的人越过分界线进入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超越分界线进入法租界拘捕人犯；同样，法租界的巡捕也不能超越分界线进入公共租界拘捕人犯。所以，在“分界线”边上往往会形成一个行政管理和治安上的“真空地带”，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好地方”。 在成都路西侧是一个叫作“小宅”的自然村落，在填长浜筑路的同时，房地产商郭福庭在小宅建设石库门住宅——辅德里。“辅德里（新租界） 东通成都路，西通草地（福熙路口，直一通，横三不通）。”辅德里的弄堂口在成都路福熙路口，西面也有一个出口，通西面的草地（实际上是未开发的农田），有3条横弄堂，没有出口。在1947年的地图上看得更清楚，辅德里的主弄在成都路7弄，包括沿街的成都路3—15号，占地面积约6.6亩，弄内包括3—23号和4—66号，有二层砖木结构房屋50幢。 辅德里30号（原辅德里625号）是公共租界巡捕刘少归顶下来的住宅，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向刘少归租赁后作为住宅，因为主人是巡捕，一般人不敢擅闯，李达夫妇就把住宅作为革命活动据点，在自己的家里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搜查与破坏，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上，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则印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在李达的主持下，短短一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籍，马列主义的思想火种就从这里播向全国。 当时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放在这里召开，有非常周到的考虑: 这里当时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属于管理相对空白的地带; 这里成片的“石库门”外观上很相似，拥有前后两个门让人员往来更加隐蔽; 这里也是党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参照李达《自述》的记录，当年“中共二大”开会期间，发现有陌生人出没，为了以防万一，李达将一些文件和材料，藏匿于灶披间的柴草堆里，万一发生意外，可以直接把文件和材料塞进炉膛焚毁。显然，20世纪20年代初，李达夫妇的寓所灶披间使用大灶，于是，修缮时在灶披间复原当时上海城市常用的大灶。 今年，市政府对“中共二大”会址实施修缮，修缮原则以“中共二大”会址和平民女校旧址作为核心保护范围，维持原状。保存下来的两排石库门建筑属于文物建筑的保护范围，建筑外立面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按原样式、原材质和原工艺进行保护和修缮。 近代上海，建筑师们在引进西方建筑风格的同时，并没有丢掉中国的建筑传统，他们对传统建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努力实现中西结合。上海的石库门住宅就是从中国传统的院落式住宅，特别是江南民居演变而来的。在这些住宅的客厅内有八仙桌、茶几，壁上有屏画字对；清水墙上装有黑漆大门、金色铜环。随着西方建筑思想的进一步传入，新型建筑材料的不断诞生，建筑师们对原有石库门住宅有了新的思维，在总体布局上开始采用欧洲联列式，以便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里弄口门头往往采用西方建筑典雅的山花装饰，栏杆用铸铁，构架、楼阁栅、企口地板开始用洋木，使里弄住宅变得更有生气。 前不久，我翻出上海社科院闵敏老师赠与《红色弄堂》一书，让我茅塞顿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石库门里诞生，红色基因在通向四面八方的弄堂里蔓延，在这特殊的年代里、特殊的地段中，特殊的石库门里产生了一批特别的人物。从鱼阳里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一大”会址红色征程的起点，到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平民女校旧址，在小寓所里闹大革命，再到三曾里中共“三大”会中共中央局机关倡导“第一次国共合作”，再到广吉里中共“四大”会址开创新民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从没离开过石库门，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不仅居住着影响中国的伟人，还成了海派文化的“灵魂”。星星之火，毕然燎原了，可谓是“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三、同事住亭子间四十余年<br> 前此日子去单位过组织生活，碰到同事杨森耀聊起上海石库门，他住在洪德里石库门四十余年，并介绍上海石库门民居是个中西合璧的建筑，它以一圈石头为门框而得名，门扇一般是乌漆实心实木所做，上有铜环一副。一般进门就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后是客厅，天井和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楼上则是主要的卧室。再进去，是后天井，这里设有灶披间和后门，上海人习惯从后门出入。灶披间上面为亭子间，再往上是晒台。他从小到大一直住在亭子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正房后面，楼梯中间，朝向北面，六七平方米，狭小低矮，亭子间是石库门房子里比较差的房间。<br> 说起上海石库门亭子间，它是一道特有的风景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曾涌现出一批“亭子间作家”的群落。有一批作家，他们往往在报社、书局兼职，租住亭子间，在里面笔耕，为大小报刊、出版社写稿，卖文为生。亭子间可谓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出了许多有名气的作家。 鲁迅、叶圣陶、沈雁冰等就都在虹口横滨路景云里的亭子间住过。鲁迅著名的《且介亭杂文》就撰写于此，因亭子间在越界筑路的半租界之上，故取其半，称之为“且介亭”。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也是在亭子间里写成的。 郭沫若在《亭子间》中描写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文学青年爱牟在亭子间里的艰难居家生活；梁实秋在《亭子间生涯》中写道：“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到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闻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亭子间文学和亭子间作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石库门对每一个我们这代人来说，就像好朋友那么亲切，在石库门里凝聚着太多的历史记忆。每当我路过这些地方，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由此也会引出许多美好的联想。石库门也 是一本书，一遍一遍地阅读，总是那么兴味盎然。 我儿时曾在石库门里住过，对外相对封闭，闹中取静。一幢房子里住的各家居民，一条弄堂里的一家一家，却是互相贯通，联络方便。改革开放前，上海居民住房十分紧张，虽在石库门房子住着很多人，但大部分都能相安无事，有的还相处得和睦亲切，如同家人。 石库门里哪一家碰到了难处，众人都会伸出援手来帮忙；哪家做了馄饨，会端着碗一家一家地送去，让大家享用；端午节谁家裹了粽子，每家的餐桌上都会飘荡着粽香；谁家过生日，就家家都吃长寿面。曾记得小学放学后，大家会聚集到某一家的客厅间一起做功课。 男孩子们在弄堂里打弹子，拍香烟牌子，玩官兵捉强盗等游戏，女孩子们则在弄堂里跳橡皮筋、“造房子”，时不时发出一阵阵嘈杂的喧闹声和爽朗的笑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了晚上，谁家的电视机会拿到弄堂里的向阳院，聚在一起看电视，一起为剧情而欢乐或悲伤。每每回想起这些情景，常常会感到异常的温馨。 石库门之于上海，就如同血管之于人体。如果来上海而没有去过上海的石库门里看看，那肯定是一种憾事。只有走进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的弄堂，才算是真正体会上海人的生活，才算领略到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发现茶余饭后中蕴含着海派文化的真谛。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如今很多弄堂石库门住宅已经人去楼空，过街楼下也不再有曾经的热闹和温馨，为数不多的弄堂口大多时候都是凄凉萧瑟之景。 我的心头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说不出的东西，只希望这一幢幢石库门，一条条弄堂能依旧屹立于时代的洪流中。当我结束拍摄行程，乘地铁十五号线回到梅陇新村时，脑海中总会回荡着上海的石库门影像，曾经的“某某里”，或叫“某某坊”，住在里面的人家，房子小归小，但依然保持这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保持这对生活的热爱和欢喜，这便是上海独具特色的弄堂。 如今，住在新村里的年轻人对弄堂有一种疏离感，弄堂温馨的生活气息留在我们老底子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