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十）

Cjf

情系“外号” 曾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散文。一群同窗大学生毕业多年后相聚，见面的一刹那喊出的都是对方的外号。其中一位已当上某企业老总的同学感慨万分，激动地说，这一声外号太亲切了，把他喊回到了大学时代，喊回到了同学之间，喊回到了普通人中间。 看完此文，我不禁联想到我们这些知青朋友不也是如此吗？当年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连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之时，就离开父母去北大荒为国分忧，虽说踏上了工作岗位，成大人了，但处处都表现出孩子气，给人起起外号，搞搞恶作剧之类的事时有发生。其实也不奇怪，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点娱乐都没有，当然就要自找乐趣，苦中作乐，因而把学生时代起外号的本领搬了出来。但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些外号都不是贬义的。 古人除了“名”、“字”外，也有号。据《周礼》记载：“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号”是对人的一种尊称或美称，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我们三连的外号就如古人的别号，其中也不乏尊称美称者。被叫外号的人也没有为之生气的，而且都习惯成自然地认可了。 起外号的手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因姓氏而得号，这叫联想法。 在食物匮乏的年代，一听姓“蔡”，就自然联想到使人垂涎欲滴的菜包子，于是俊俏的上海姑娘蔡秀凤便活生生地被改名为“菜包子”；姓“汤”、“胡”的使人联想到电影中有意思的人物，于是就被称为“汤司令”、“胡司令”。我们三连曾有三个汤司令，一个胡司令。老职工中有个“大老宋”，上海姑娘宋慧芝就成了“二老宋”，表明知青接受了再教育，甘愿与贫下中农相提并论。不知什么缘故，姓杨的不止一位，唯独杨国权成了“杨白劳”。有位上海知青房迪坤，开始大家叫他“房产局局长”，后简称“局长”。房迪坤原本就很优秀，人气又极高，大家就这么局长局长的叫，果然他不负众望，被叫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局长。他73年上大学，毕业后在远洋公司工作，若干年后就提升为上海远洋公司工会主席，相当于局长一级的干部。现在我们见到他时，总觉得我们叫外号有功似的，依然叫他局长。 第二，因外貌特征而得号，这是运用了借代的修辞方法，即部分代整体。 三连俊男靓女多，但凡长有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人，就能得到“大眼睛”的美称。三连的大眼睛多，不知谁还编了几句顺口溜：辫子最长的金大眼儿（金玲娣），力气最大的孟大眼儿（孟建中），技术最好的潘大眼儿（潘秋生），最埋汰的薛大眼儿（薛建森），这里的“埋汰”是贬义褒用，当时的小薛在机务排工作，开拖拉机的人身上总是油渍麻花。 上海知青葛建平皮肤白皙，一副奶油小生模样，于是“小白脸”的雅号就落到他身上；美男子张超颖的肤色及五官极像西方欧洲人，懂点英语的开始叫他“密斯”，不久全连上下不管懂不懂英语都叫开了；看了电影《列宁在十月》，善于发现新大陆的人观察到王贤春长的极像电影中的瓦西里，于是三连又多了一个外国友人“瓦西里”。 哈尔滨知青陈桂萍，刚来3连时身材娇小玲珑，皮肤白净细腻，长得又俊美，于是北京知青崔玲玲联想到《林海雪原》中的卫生员白茹的形象，从此便叫她“小白鸽”。但这个绰号没等传开就变成了“小八哥”，原因是上海知青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给偷梁换柱了。从此全连上下都叫她“小八哥”，而她也不辜负此大号，天生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得理不让人，因此还获得了“小辣椒”的别号。领导慧眼识才，把三连电话交换台的工作交给了她。 第三，因工作岗位而得号。这叫归纳法。 安彦中的木工技术甚是精湛，同胞们有目共睹，称赞他为“安大拿”；柯美珍豆腐做得好吃，大家就称她为“老板娘”。陈水娟跟拖拉机拉的大爬犁去干活，不小心从爬犁和拖拉机之间摔下去，驾驶员不知情，大家的喊声又被拖拉机的轰鸣声所吞没，眼看着爬犁从她身上碾过去，在场的人吓得目瞪口呆，毛骨悚然，“要出人命了！”然而，当爬犁慢悠悠的开过后，她竟然站了起来，且毫发未损，简直是奇迹！原来，她掉下去后立刻平卧在地面上，爬犁离地面的高度足够容纳她瘦小玲珑的身体。这件事一传开，陈水娟从此改名为“小爬犁”。 第四，因南腔北调发音不准或地方口头语而得号。这是迁移法。 上海青年严越忠说普通话时带有严重的上海口音，把“脱大坯”说得像“塌大饼”，他立刻获得了“大饼”的称号；上海姑娘郁秀文见到什么好东西开口就是“哈嗲”，那么“哈嗲”的称号就归她了；一山东藉的老职工家属，大伙儿借用她自己的山东发音“萝卜得儿”来命名。05年回60团见到她，一下子没认出来，张桂娟在边上说了一声“萝卜得儿”，立刻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但直到现在，我也记不住她的真实名字。 第五，因地名而得号。这是古为今用法。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运城）人，世人称他为柳河东，著有《柳河东文集》；宋代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世人叫他王临川，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阿拉王建新是从老团来60团建点的老知青，当时他是唯一的上海人，且年龄又最小，大伙儿亲切的叫他“小上海”；同时从老团来的还有一个“小山东”郑金恒。 最后，还有一个外号与上述手法无关。 一位北京姑娘出生于中秋佳节，父母给她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圆娥”，使人联想到毛主席诗句“月里嫦娥舒广袖”，太美了！然而，这位嫦娥偏偏崇尚花木兰，不爱红装爱男装，一年四季男子打扮。三九严寒，她身穿露絮破棉袄，扣子掉了就系一根绳子在腰间。她性格坚强，对人直爽热情，说话开门见山，很有人缘。于是她赢得了一群“粉丝”，天天围着她叫“张大爷”。也许觉得还不够亲切，渐渐的又改叫“大爷”。我也是她的粉丝之一，那年探亲在上海，我父亲递给我一封信说：是你们兵团的一个老大爷写给你的。会是谁呢？我满腹狐疑，接过信一看落款“大爷”，才恍然大悟，于是全家笑成一团。 不知哪一天，这位大爷忽然灵机一动，找到了一个占便宜的机会。当某姑娘嗲嗲的叫一声“大爷”时，她立刻眉开眼笑地答应道：“哎，我的好孙女！”从此，只要有人叫一声，她就这么应一声，时间久了，这些姑娘觉得有点吃亏，于是趁大爷不在时密谋策划，达成共识，一致叫她“老头”。大爷的身份被降低了，她不但不生气，还经常说“瞧你们这帮女的……”，感情她早已把自己划入了男性队伍。 叫大爷也好，老头也好，姑娘们叫起来总是亲切的，嗲声嗲气的，但小子们叫起来就不同了。有一天我在宿舍里弹秦琴，弹到一首傣族歌曲时，圆娥情不自禁的跟着唱起来：“迎着东方灿烂的阳光，披着竹林美丽的霞光，傣族的姑娘……”一曲终了，猛然从隔壁男宿舍传来一声单人吼叫“牢头！（上海口音“老头”）”接着是群吼“退票！”这样的单吼、群吼反复了三遍才停止。只见老头的表情先是莫名惊诧，几秒种后就扬起了眉毛哈哈大笑，并从嘴里淌出一句国骂：“x他妈的，这帮小子！” …… 返城多年后，三连的荒友们第一次见面时，情景就和开头提到的大学生一样。一声声外号，叫回了我们的青春，叫回了我们对黑土地的依恋，叫回了荒友间的深情。太亲切了！从此，这些爱称再也改不了了。今年8.27首都大聚会，我们在赴京的列车上欢声笑语，互相叫的依然是外号。坐在我身边的胡惠莉悄悄地问我：“密斯叫什么名字？过去我们不懂事，叫他外号，现在不敢叫了，他比我大好几岁，应叫他大哥才对。”此时正好听到宋大夫在叫密斯，我笑而答曰：“你听，连他爱人二老宋都叫他密斯呢。” 人与人之间传达亲密友好的感情有许许多多的方式。我想，在特定的环境下，外号也应该可以成为表达亲密友好感情的方式吧。正如安彦中所说：“知青的感情是纯洁真挚的，是任何人类群体不容易得到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