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又到了。过去我写过多篇回忆父亲的纪念文章,但在众多史料中若论最能被称之为“传奇”的,还是要算抗战时期他随我祖父母一起跟浙大西迁到贵州遵义期间,与浙大著名大教授顾谷宜先生的特殊缘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父亲的人生跌宕起伏,一切都始于1937年浙江大学离开杭州踏上异地流亡办学路程的那个日子。那年的七月七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接下来因“淞沪战役”失利局势转危,导致当时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同时地处东南沿海的各重要院校也纷纷随之踏上西迁路程,其中就包括浙江大学。而我父亲就是西迁路上众多浙大子弟中的其中一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当时的浙大师生在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在37年11月11日分三批离开杭州,踏上漫漫西迁路程,期间历时两年多,穿越了江南六省共2600公里路程,终于在1940年抵达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州遵义。我家连同我祖父母及我父亲加上两个叔叔一个姑姑共有六口人与浙大一起抵达贵州。那时我的父亲还未满20岁。</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5px;"><br></span></p><h5><span style="font-size: 15px;">下图是浙大师生在西迁路上留下的历史照片▼</span></h5> <p class="ql-block">我家与浙大的缘分始于我祖父。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末期维新运动中成立的"求是书院",后几经变化在1928年正式成立了国立浙江大学。祖父是宁波镇海人,其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当年是清朝镇守海疆一个炮台的低级军官,死在抵御外敌的战场。靠着曾祖父那一点点抚恤金,祖父在小时候还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靠着这点“文化”,他去北洋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的部队应征,当上了督军的“马畀”(警卫员)。1924年爆发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卢永祥一方战败,祖父也因此退了伍来到杭州。在杭州他认识了我祖母,婚后曾经当过邮差,也做过贩盐小生意。1927年从同乡处得知因浙大初建,学校后勤总务部门正在招人,于是就去报了名,最后被聘用进了浙大。就因为祖父当年这一貌似偶然的“职场”选择,后来让我家几代人命运从此和浙大难舍难分。</p><h5><br></h5><h5>下图是1928年由国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签署的第389号训令,正式将浙大定名国立浙江大学▼</h5><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父亲出生时因是家中长子,自然从小就受到祖父母的宠爱。到他学龄时祖父母就一直尽举家之力供其读书。三七年抗战爆发时父亲已在浙大附中读完了高二。数月后东南局势转危,浙大附中被迫停办,父亲因此还没有读完高三上学期就被迫失学,跟随我祖父母踏上了流亡之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浙大西迁到达贵州遵义后因经费紧张,被迫逐年精简人事,祖父母因此先后失业。那时大后方物价飞涨,连部分家中人口较多的教授太太都上街摆起了饮食摊来填补家用。祖母为了维持家人生计也有样学样去卖起了茶叶蛋,但那点微薄收入还远不够养活家中大小六口人。这样的经济压力逼得父亲彻底放弃继续求学的希望,去了浙大化工系的酒精厂当练习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所谓练习生在酒精厂其实就是个打杂工,不但白天什么活都要干,到了晚上还要睡在厂里值班。但是对父亲来说后者就是天堂,因为他可以利用每天晚上通宵的煤油灯来自修夜读。父亲读中学时各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其中数英文最好,那也是他的最爱。我小时候他常听他说起,他年轻时学英文其实没有"绝招",靠的就是坚持每天的朗读。因此在那段时期每天一到晚上,浙大酒精厂的值班室里就会传出我父亲朗朗的英文读书声。</p><h5><br></h5><h5>下图是1940年浙大初到遵义时竺可桢校长用以作为临时办公地点的江公祠历史照片,可见当时浙大在贵州办学条件之艰苦▼</h5><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这时候父亲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出现了,他就是浙大史地系的顾谷宜教授。顾教授可是民国史上不折不扣的名人。他在大革命时期和陆定一一起组织爱国学生运动,两人先后担任过上海交大学生会和上海学联的学生会的主席。顾1925年参加了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担任过中共领导人的博古还是通过他的推荐入的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顾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宣传部的一名干事。到27年国共分裂后他又去了苏联,与邓小平、蒋经国等名人同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上学。三十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学成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可是没想到人人还在途中的海参崴就被特务盯上,结果一到上海码头即被国民党逮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顾被捕后经过与他家是同乡加好友的国府高官吴稚辉出面担保出了狱,从此便脱离政治和党派,一心转入学术。十几年下来他已经是一名学贯东西,精通欧洲各国历史的学者,故被竺可桢校长看中请来当上了史地系教授。前几年浙大评定的建校百年五十位历史名人行列中就有他的名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5px;">下图是1947年浙大结束西迁返回杭州后顾教授与妻子女儿的合影照片</span>▼</p> <p class="ql-block">顾谷宜这样一个名人加学识丰富的大教授最初是怎么认识了我父亲这样一个小人物?我从长辈的口述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细节,其原因就是他们两人之后的故事实在太过于传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首先的奇事是顾教授主动破例让我父亲这个高中肄业的工厂练习生到他教的课上去旁听,为此他还去和工厂的负责人打了招呼,以方便我父亲抽出时间。其次,更使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收了我父亲作旁听生后不久居然还把自己的一支名牌派克金笔赠送给我父亲,以此来鼓励他进一步努力学习。要知道派克金笔不仅自身价格昂贵,在当时物质贫乏的大后方即使有钱也不一定买的到,故连当时浙大的许多教授都无法拥有;可是顾教授有那么多的同事、学生不送,偏偏就是愿意把它送给我父亲这位穷小子,可见其对我父亲有如此厚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可惜这支我父亲视如珍宝、平时放在家里都不舍得轻易使用的金笔,后来居然被他西迁路上生的顽皮小弟弟偷偷地拿出去给小伙伴显耀,结果哪一天稀里糊涂不知在什么地方给弄丢了!父亲知道后当时的心痛可想而知!此事我从当年闯了大祸的小叔嘴里听到过多遍,可见他对此事的内疚之深。好在父亲这位小老弟长大后不但没有辜负我父亲的培养,也没有对不起顾教授送这只派克金笔背后所体现的对年轻人的鼓励和期望之初衷。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读的专业居然和顾教授一样,也是历史;更巧合的是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先去了南京军事学院担任了现代史教员,可几经变化到他退休前也成了浙江大学一名著作等身的教授!</p><h5><br></h5><h5>下图是一支生产于三十年代的派克金笔照片▼</h5><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顾教授送的金笔虽丢,但是之后父亲英文水平的突飞猛进却没有让恩师失望。过了一些时候,顾教授再次石破天惊,破例聘我父亲这位没有高等学历的人去当他全职英文助理,帮助他整理各种备课笔记和英文资料。当年顾教授在史地系开设"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希腊罗马史"、"世界通史"等课程,所有参考资料都是英文的,相信那时父亲作为他英文助理,对此也一定有所贡献。在这份工作中父亲的英文水平也进一步得到提高。我曾经从当年的浙大老人口里听说,当时他的英文能力可以达到可以同步记录顾教授口述及讲课内容的程度!除此之外那段时间里父亲还通过旁听和自学进一步掌握了欧洲史所少不了的法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时间又过了几年,顾教授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我父亲的英法外语特长,特地推荐他去浙大图书馆去学做西文图书编目。在那里父亲如鱼得水,不但很快熟悉了有关专业,而且进而涉及到西文图书采购业务,直接与欧美各大出版社打交道;到抗战结束浙大回迁杭州时他已经成为浙大图书馆一名大有前途的的专业人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顾教授在浙大西迁到遵义期间对我父亲的提携不但让他完成了人生事业上的一个成功逆袭,而且也因此让当时徐家大小六口人的经济来源得到支撑,顺利地度过了艰难的抗战时期,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随着整个浙大一起回到了家乡杭州。</p><p class="ql-block"><br></p><h5>下图一是四十年代浙江大学在杭州庆春路上的校门照片,图中右手边的这对夫妇就是当时的校长竺可桢先生和夫人;图二是我们父母亲在五十年代初的合影照片▼</h5><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顾教授的恩情我们一家人都一直没有忘怀。在国共内战后期的日子里,顾教授曾经被竺可桢校长聘请担任学校的训导长。顾教授是一个在年轻时期就经历过政局剧烈变化的过来之人,明知道此时担任此职将面临的种种艰难不易,但仍然临危受命,协助竺可桢校长维持学校大局,保障师生平安。结果他在后来兴起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夹在国民党政府和浙大进步学生的中间左右为难,甚至还被左翼学生视为斗争对象,留下骂名。那时候尽管我父亲的大弟弟也在浙大附中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进步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青盟”),因而投身到这场学生运动,但是那时全家上下每个人都因深知顾教授的为人,对他的个人尊重丝毫没有改变。</p><p class="ql-block"><br></p><h5>下图前排左四戴眼镜的是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浙大农艺系学生于子三烈士,他与我大叔一样也是“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地下组织的成员▼</h5><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在结束这段回忆时我不禁心潮澎湃。尽管如果没有顾教授在贵州遵义对我父亲的提携,或许就没有后来我父亲作为一名大学知识分子在五七年那段特殊时期的不幸遭遇,但我心里非常清楚,顾教授对我父亲无私帮助的意义已经远超越了他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顾教授间接成了我们整个家族知识香火的送薪点火之人!不但因为有了他才有我父亲在贵州的成功人生逆袭;同时也因为有了我父亲的成功,才能在那个年代在经济上和教育方面支持和培养他两个弟弟;这才有了他们两人在解放后,一个成为浙江某地的教育局长,一个成为著名大学的学者教授;即使到了我们这一辈,也因为有了父亲和两个叔叔的影响和言传身教,我们后来在读书和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徐家的书香从此代代相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说到我本人的经历,有意思的是:我1965年考入杭州七中,第二年便遇到文革动乱,因此只读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止教学,接下来我就作为知青去了建设兵团;但是和我父亲当年一样,虽然因时代原因被迫失去了上学机会但却一直没有放弃自学;故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我在七八年考上了当时杭州大学,并在研究生毕业后当了该大学的老师。而我在学校里我所教的恰恰也是历史!更巧的是后来我的母校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我因此还成了家族的第三代浙大人!更有趣的是我在1992年受邀前往美国著名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从事的研究课题居然也与欧洲的历史文化有关。在这一连串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背后,何尝没有当年顾教授对我们家族种下的善果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到了我女儿这一代,长大后她虽然“偏离”了徐家前两代人的文科轨迹,考大学时选择了理科,但比父辈们强的是她没有在上一天辅导班和家教的前提下,轻松考上了美国著名的常青藤大学 - 康奈尔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后在北美一家生物高科技公司就业,成为一名高级合规专家。今年女儿刚结了婚,丈夫是IT领域的一名专业人才;相信将来他们的子女也必在读书和事业上能够有所作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讲究饮水思源。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老前辈,但每当我想起我们家族每个人过去几十年中的这些点滴进步,心里就会涌上充满了对顾谷宜老先生的无尽感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5px;">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以及他的贵人恩师,也是我的“祖师爷”,顾谷宜教授!</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5px;">落笔于2021年父亲节前夕</span></p> <h5>▼下图是摄于四年前的一张笔者照片</h5> <p class="ql-block">(本文所用照片多数来自网上浙大档案馆的馆藏,特此鸣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