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那些事

戴晶

　　文章 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军校那几年对我来说是一段难言和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9年8月间，终于收到了高考《入学通知书》。拆开一看是，长沙工程兵学校。心里真的没有扬起一丝的兴奋感。

其实我这应届毕业生，早在上年就参加了一次高考，是考体育。当时我是高一学生，就获得了整个长沙市高中组的男子一百米、二百米、四乘一百米的三项冠军。凭这去高考，体育术科轻松过线；三门的文化考试拿到了160多分，也远超过了文化要求分数。于是走到了体检这一关。

一查眼睛，有色盲。母亲跟我讲：晶伢子，我们干脆不去学体育算了！我看你文化成绩还不差，再认认真真地搞一年数理化，应该可以考上个正儿八经的学校。

这不，体育生的我辛勤一年后，再考。刚刚跨过大专院校录取线没几分。这次是理工科。

那时也没有体育特长生加分，我这几年的长沙市百米冠军生能达到如此水平，真不多见。于是，措手不及的校里体育老师与在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联系，后者派了一老师去招生点的韶山去找我的档案。

第二天就打来电话说，戴晶的档案找不到了！——原来被这工程兵学校拿走了。

我是在志愿中填了长沙工程兵学校。那天学校组织我们过线生填志愿。老师说，你们刚过线的学生，要填个军队院校比较好。我看了看军队院校的名单，有大专性质在长沙的工程兵学校和第三炮兵学校，便都填了上去。也没跟家里人商量和细想。如今看来是命，就这一填写，一生就顺着这拐点走了下去。

军队院校提前招生，很自然的我比较早地拿到这不太情愿的《入学通知书》。当然之前过色盲体检这一关就是，在书店里买了一本《色盲检查表》的书，背熟了。

　　9月初，去学校入学报到。沮丧也跟随到来：这学校连个正经的大门都没有，一根没修饰的原木树杆当了大门拦；也没有什么象样的校舍和教学楼；办公楼和大礼堂地基还没有挖⋯⋯。上年才移走的，一个舟桥营的营房，用来当校园。这学校用现在的眼光看，是有点忽悠人。

这不，招收的120名学员，当即就有5名吉林的拒绝入学，跑了！说真的，当时我也想跑，但是，队干部反复强调的后果警告，最终还是扼杀了我这一想法。

那跑了的5人名额，被学校在学校搞基建的连队里挑了几名战士填满了。这几个战士应该是我们这些学生中待遇和机遇最好的：每个人都直接当学员队的副区队长，同我们一起学习，同我们一起拿了大专毕业证，最后还都留校当教员或者管理人员。——真是神一般的操作！冒名顶替这类事军队里也是有的，国家的考试制度被玩得真溜。这个是另话。

这神一般的学校教管和教学人员，大部分来源于军委工程兵某师。这些人搞基建和工程或者是一流，但是办学校搞教育，尤其是搞高等教育是几流只有天知道了！他们中除少数几个人有大专以上学历外，其余都是初高中甚至是小学文凭。要教育和管理我们这首届的大专生真的难为了他们，半桶水的人真的拿不出一桶水的量。于是乎，教员们常常被我们这些学员们的问题，尴尬在课堂上。当时校园内很流行的笑话是，教员中有那么几个人，连“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那个大”都分不清。

学校的学员管理，我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也许比较客观实在。我们这群高考录取生编成了一个中队，百二十来人；中队又分四个区队，每区队近三十人；区队又分三个班，每班十人左右。中队领导是营级干部，区队长由连级干部担任。我在二区队四班。就说说我这四班的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湖南人遭遇吧。

吴同学，邵阳人士。一家兄弟姐妹都是精英人物。这货恐怕如我一般瞎打误闯地走进了这学校。跟我很长一段时间邻铺或上下铺。估计思想状况与我差不多。开始睡觉很正常，呼噜天天不少；半年左右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摸床板，抚摸半小时，一分钟不差；后来就不怎么按时睡在床上了。

随着在校时间延长，吴同学开始执着于洗手，而且越来越频繁。其它地方找不到他的话，水池边差不多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是有些患病了。

最经典的例子是，那天大家在课堂上课，书本都放在课桌上，就是他的没放。区队长上前问：“你的书呢？”

“在书包里。”（那时我们发的书包可以用锁锁住）。

“把书拿出来！”区队长喝道。

“书包锁了。”

“钥匙呢？”区队长问。

“在寝室里。”寝室距教室应该还有一里地。

剩下的就是区队长头顶冒烟了！——哈哈。

这同学临毕业时被真真正正诊断为精神健康有问题。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就这么在这里折了。如果说，这与学校的管理没有半点关系，谁信？

另一湖南益阳人士文同学，当然也是佼佼者。当年大学录取率不超过3％，他在教育资源不优渥的小县城里脱颖而出，不容易。我们这帮湖南人，与其它省的学员相比，年纪小一点，思想单纯些，共同话语多一丢丢，几个人常在一起瞎聊。不怎样的这湖南生常聚在一起，不知怎么地常被领导们批。我这毛深皮厚的，骂就骂算了。文同学批多批久了，积怨便深了。

这天，队干部又对文同学吼了一嗓子。文同学的拳头拎得紧紧的。队干部一转身，文同学抡起拳头狠狠地向窗上的玻璃砸去。顿时，文同学肉质拳头鲜血飞溅⋯⋯。在旁的我一脸惊愕。这是愤怒到了极点呀！我真的有些为周围的人感到庆幸：幸亏没有军械在旁边！

如此刚烈的文同学在本应激情四溢的军校队伍中也不得志。

后来， 吴同学和文同学都顺利毕了业。但是没几年就从部队转业了。这么些年也不喜欢与同学们来往联系，算来有近四十年没见过。同桌同班同乡的我有点想他俩。

　　敞开心扉地讲，军校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苦闷的时光。这一方面是我个人原因。刚刚高中毕业，刚刚从父母呵护下的城市科研单位院子走出来，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年龄有些差距的同学，在一个灶吃饭，一间教室上课，一个操场运动，一个房间睡觉，是有点不适应。我记得在校期间，我因低血糖短暂晕倒过两次，并患过一次烂裆病，这个应该与当时不适应学员的战士灶伙食有关。还吃不惯大锅灶呀！也患过两次很严重的鼻窦炎，并做了相关手术。这应该是生存环境与过去的差距太大所造成的。

学校的教学水平一直是我们这帮学员苦恼的焦点。这种“只讲是什么，讲不清为什么”的教学模式，真的没法调动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智力兴趣。说是高等教育，可净是些中低等的那一套，你好歹也来高级一点的教教呀。——真的很遗憾，呵呵！于是乎，课堂在我看来是最无聊的场所。心和智大部分都没用在这方面。好在所有考试考核很容易，我这漫不经心的学生，居然考试考核都过了关，也没挂过一门课。那几年倒是读了些小说之类的闲书。

管理干部也没在我记忆中留下欢快的痕迹。记得有次，在渡河教学区上课。这校区与湖南制药厂很近。我有个一起长大的兄长在这厂里安了家。傍晚休息时，我偷偷去兄长家坐了两小时。返回时，区队长在路边堵住了我：

“干什么去了？”

“到刘教员家问问题去了。”我有些撒谎地说。

“走！跟我去刘教员家去。”于是我俩一起走到刘教员家敲门。幸好，刘教员不在家！避免了矛盾的升级和激化。不过，我真不明白，这有些执拗和莽撞的区队长是否准备了拆穿无害谎言的后果。——我后来工作的连队的班长都不这么干。

80年过农历年，说是初一开始放假。中队确定，大年三十晚上的十二点之后才可走出校园。那时，校园门口零点之后没任何交通工具，我们几个长沙籍的学员硬是初一的零点之后迈开大腿，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到家。——磨人呀！这也太死板了吧？人性和灵活性跑到垃圾桶去了，我甚至想，这些队领导是不是对我们几个长沙籍的学员也些嫉恨。

也不是没见过沿海地区的同学与教学和教管人员改善关系。那时这些地方的同学，放假后回校，总带着几只自动表或几把自动伞，开学没几天，就都不见了。送谁或卖谁这个就是不言自明了。年少的我似乎骨子里有那么股气，不想学也学不会，罢了！这辈子这股子气总是伴随我游走四方。

这种环境下生存的我，不快乐轻松，当然也成长得不好。应该是劣生之列。中队里几乎所有人都入党入团，就我等三、五个人临毕业前十几天才勉强入团；中队毕业队列阅兵式，也将我这还帅气和匀称的小伙子排除在外；毕业生按优劣搭配分配，我是那个劣需要衬着优的才能分到部队。

军校几年，我那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一直骂我：“你咯扎鳖越来越蠢了！”嗯哼，还真有点是。

四班三个湖南人大致都如此了！真的不知道年轻懵懂的我们得罪了谁？

　　变愚蠢了的应该不只我一个，变聪明了的应该更多。但是上级领导不认呀。好不容易熬到预定的毕业期，工程兵部一首长来检查。一看这素养怎么可以去带兵？——加半年学期。这也太随意了吧，招生的承诺和保证都化成了水。

其实这也暴露一个问题：招我们这些人，学制和《教学大纲》都没制订完善，如此重要的问题都没成为铁律。

我们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白老鼠”，当然的试验品。试验就有成和败。我们这帮文革后首届高考入军校指挥专业的大学生，相对其他后来届次的同类学生，是有些在部队干得不如意。退役比较早，也没产生一个将军，最大的官阶也就是个大校（这同学在校期间比我好不了多少，也是最后一批入团的人之一）。倒是不少人受了处分，甚至还有几个判了刑；留校任教的几个所谓教战术的同学师长组织向上级汇报的武装泅渡，当场就淹死了几个学员。我们真枪实弹的在老山打了一年都没牺牲一个人，你一个给上级领导的演训就让几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去见了上帝，可见他们的教学水平。而这些判了刑的刑事犯罪人大都是当初被视为优秀生的留校人员。留校的十个“优等生”居然有三个在牢狱里生活了一两年，也算是这学校给予的进一步进修深造了！更不可原谅的是，这些刑事犯罪，是一个爆破工程有致几十人死亡的罪恶！甚至是军校出身的人破坏了军婚，还自鸣得意！——这长沙工程兵学校那时是个什么样的教育管理和识人水平：说你重德吗？留校的3 0 ％以上是刑事罪犯；说你重技吗？这些人做本行当的训练也好，工程也罢，直接操作让数十人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工程院校的几个曾经的工程教员搞个小工程，就致死几十人。简直就是经典的笑话，典型的草菅人命，完全的谋财害命，唉！难怪当年这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掌门人的——校政治部主任，后来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杀人犯罪，在长沙享受了政法部门两颗子弹的待遇。成功地复刻了“黄克功事件”。但是一个是战争年代，一个是现代社会。一个是没什么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在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引领者的所谓“文化人”。撇开个人品行不说，就他自己近身的情人，都认不准，看不透，管不了，你还指望着他对学校及其下属的识人管人水平？——那时那刻一塌糊涂的这学校！

应该说，歌颂这个学校的人还是有的。举一典型例子吧。临毕业时，学校选择在我看来有些迷糊的一同学，动员他去边疆。这同学果真同意去了。临行时还立了功，《人民工兵》也刊了照片。到部队后，这同学不久便犯了事，成为全同学中第一个被处理复员的兵。接着就是他为此长达数年的上访。但是这同学却是对学校颂歌唱得最响的一个。今天一个颂诗，明天一个颂歌，这学校为了全球最美的学校。我真的不明白：这么好的学校培养岀来的你，为什么第一个被处理复员回家？自己辛辛苦苦几年的上访是谁所赐予？事实的逻辑很明了：也许你是这学校的优等生或者合格生，但是却不是需求单位受欢迎的人；或者反过来说，你在单位里如此受轻视，你又是优等生或者合格生，那么你那学校的教学质量应该受到置疑。——看来是非不清的人不少。你如此吹捧你的学校，也没人敢给你站台呀，难不成这学校就是培养你这种学生的？还以你自豪？

用人单位单位不需要或着不欢迎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只能说明学校的教学质量低劣。当时生源都是高考大专以上录取生（除几个插班生外）。在生源方面找不到任何借口和理由。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学校的组织管理和教学。

这学校最终被撤销在我看来，绝对有道理。

至于我，毕业后分配到了陆军第一师工兵连，任排长，后担任副指导员。84年带领我的兵参加老山作战，连队荣立工兵分队少见的一等功，个人获三等功。一年的近敌作战连队也没牺牲一人。我是有点为个人骄傲，也许苦难造就了我。

前晌，与一在军队院校担任重要职务的一将军聊天。他说，军队院校应该是最能将人变聪明灵活的地方。我举双手赞成。最低的标准也不能将人变得到高墙牢狱内，将一些处理到另一个世界，那就是祸国殃民了，但愿我那军校经历成为过去。

　　加段补记：我是个内心恋家恋乡的人。在浙江和云南的那几年一直想调回长沙。84年长沙警备区曾给师里去《商调函》，因那时部队正在作战，从而调回长沙没有落实。85年回长沙休假时，也动过回长沙工程兵学院的脑筋。也做了些铺底工作，如在学校的《学报》上发了几篇文章，也通过原一军工兵处任处长后在学校任校务部副部长的唐领导，找到过校里领导谈过，他们要我等过那几年的精减整编后再来。应该说，我是没时间没兴致等待了。

哦，当然也有过一些人，到我家想当掮客，说是能将我弄回学校当教员。我一是不相信这人的实力，二是手里也没有手表自动伞之类的东西，那时的杭州与长沙比较，也没什么先进品，我和家人回绝了他.。

这长沙工程兵学校给我的感受是五味杂陈。我呀，还是靠我的正直和实力行走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