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记忆（11）

老蜂农

“民兵小分队”

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法制观念的年代。各种的政治犯、刑事犯不知道依据什么法律来定罪判刑，各种违法治安事件不知道以什么条咧来处罚。遍布城乡的民兵小分队应运而生，就成为当年的执法怪胎机构之一。

公社成立了民兵小分队，我被通知参加。于是我就带着我那支六四式半自动步枪和两发子弹进入了民兵小分队。 吃住都在公社，暂时脱离农业劳动。

民兵小分队

民兵小分队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处理一些轻微的治安事件、民事纠纷，对当事人进行强制劳动监管，关注一些“阶级斗争动向”等。

民兵小分队由公社保卫干事“薛干事”领导，薛干事是长安县人，在水口公社政府工作。那时候公社干部权力挺大，对农民的的“拘留”、“强制劳动”都是他说了算。小分队中，知青慧芳和隋波都有参加，我参加时间最长，从头到尾，三个多月。

小分队住在公社广播站的一个大院子里，几间平房，由自广播设备的需要，自备一个发电机，所以每晚固定时间我们都能用上电灯。吃饭在公社干部的灶上入伙，这种食宿条件比起我们在生产队强多了。

我在民兵小分队处理的第一个事件听起来搞笑。

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妻子勤俭持家，攒了几块钱，让丈夫到集上买两个猪娃回来养。没想到丈夫没有到集上买猪娃，而是参与赌博，将妻子给的买猪娃的钱赌输掉了。

妻子一气之下将丈夫告到公社，小分队将其丈夫收留强制学习劳动。当事人住在“学习班”，不准回家，除了学习外在公社干一些体力劳动，家属还要送饭。最重要的是不给记工分，断了经济来源。

这种无条件的，强制的做法看来有点不讲理。

这年轻的丈夫个子不高，表面看起来挺老实，可以看出了那老实相中带着一点小狡猾、一点小聪明。

年轻的妻子给丈夫送饭来了，妻子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人挺漂亮，穿着也挺干净、利索，看起来两人不太般配。

当时农村就是这样，婚姻完全是父母包办的，没有什么自由的，而且是从小就定下来的，到年龄就结婚。我们房东的儿子启群十三、四岁就定下媳妇，而且结婚前媳妇还常常过到未来的婆婆家吃住几日。

可能是丈夫的行为把媳妇气坏了，非得教育教育他，所以把他告到公社。没想到公社就留下强制劳动学习，而且没有工分，还得天天送饭。那时，工分是农民唯一的生活和经济来源，三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就有点吃不消了。看样子那媳妇是有点后悔了。

对于劳动教养的人，来了以后都要进行“过堂审问”，在老薛的带领下，无非就是问问情况，教训几句，吓唬吓唬。农民都害怕公社干部这动不动的就“专政”。这丈夫两三天后态度大变，就央求着要放他回去，妻子送饭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丈夫那样生气了，也央求着放他丈夫回去。干了四五天，老薛就让他回去了。

水口大队送来一个壮汉，三十多岁，相貌堂堂。据说是和生产队长打架，把队干部打伤了，被送来小分队劳动。

这个人很能干，干活也很卖劲，很在行，比那个小丈夫强多了。

小分队安排他在公社院子里“打胡基”。“打胡基”就是把潮湿的土放在一种长方形体积的模具里，砸硬夯实，做成比砖块大许多的矩形土胚，晾干后用于盖房、垒墙、盘炕等。

这打胡基可不是谁都能干的活，除了有力气，还得有技术，那硕大的石锤直径有一尺，好几十斤重，一般人抡不了几下。这壮汉把这活干的十分把式，显然一个熟悉的行家里手。

而且此人还挺爱说话，劳动之间也和我们聊聊。

“老蜂”，我当时十八九岁，听人这样称呼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在农村，“老”字是尊敬的称呼。

“我在生产队也当过生产队长”，壮汉主动和我说话。

“那你为啥还和队长打架”，我问他。

“一言难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说到这里，他便不往下说了。他可能认为我年纪小，有些事情不理解。这壮汉在这里干了多日的活，后来还是被送到县收容站了。

民兵小分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抓盲流”——把流动人口遣送到县收容站。

那时是计划经济，人们是不能随便出来干活挣钱的，这些外地干活的人称为“盲目流窜人员”，简称为“盲流”。

这些人都是都是可怜人，都是从甘肃、宁夏那边山区过来的。彬县虽然生活艰苦，但土地比较多，粮食基本够吃，甘肃、宁夏一些地方还不如彬县，那里比我们这里还穷，常年粮食不够吃，到这里来无非是打打零工，挣几斤粮食……。

可那个年代不允许这样呀，这些盲流抓起来都要遣返回原籍。

九田村送来一个甘肃的盲流，三十多岁，还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甘肃男人跟我说：

“老蜂，我也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怎么还出来当盲流”。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大干社会主义，应该听党的话，应该生活得好。

“没有办法，没有吃的，我们那里生活不好，出来混口饭吃”。

唉，出来的都是可怜人。

一个女盲流人员，二十多岁，看起来挺老实本分的一个年轻妇女，已经怀孕，挺着大肚子，和小王村一个农民生活在一起，被我们作为盲流收容来了。据说她来水口这里已经几个月了，来前已结婚，说是和丈夫关系不和跑出来的。这人看样子怀孕有七八个月了，不知这孩子是原来丈夫的，还是小王村这个农民的？

把这样的人也弄来劳动教养真是觉得可怜，我想不论他原来的丈夫还是她寄宿的这个农民家，这时候都恐怕都不让他干什么体力活了。

果不其然，来得第二天，就说是有流产的征兆。我们赶紧找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来检查治疗，说是要保胎，要打一种叫“黄体酮”的针，好在处理一下没发生什么大事，赶紧让她走。

盲流人员大部分都是生产队送过来的，在公社劳动一段时间，集中起来要送县收容站，由收容站遣返原籍。

一次我和民兵小分队中一个复转军人队员送几个遣返人员到县收容站，我们二人全带着枪。公社到县城二十多里路，走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天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家的衣服全淋湿了。

这时几个盲流人员向我们请求：

“老蜂，我们全湿透了，到县收容站也没有衣服可换，不如避避雨吧”。秋天的雨水，淋的确实冰冷冷的，我们也感到十分寒冷。

这几个人的请求也使我动了恻隐之心。我和那个复转军人商量决定就到路边一个不用的场房避雨。大家进去，找了一些柴火，升起一堆火来，围坐在一起烤烤衣服。

雨一直下个不停，不知不觉待到天色已晚，大家都饿着肚子。没有办法，我就派一个年轻的高个盲流去到附近的玉米地里“偷”些玉米棒棒，烤来大家吃了。

这时也不分什么“盲流”不“盲流”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待吃完，天已彻底黑了，外面的雨还在继续下，已无法赶到县城。

我们围在火堆边，坐的坐，倘的躺，只好在这里过夜了。望着火堆跳跃的火苗，开始我还默默的告诫自己提高警惕，不要睡觉，可一阵阵睡意袭来，不知何时就睡着了。

天蒙蒙亮时，我猛然醒来，发现大家都睡着了，那个复转军人也睡着了。一数人数，少了一个。是出去解手去了？我赶快把那复转军人叫醒，四处寻找。

外面天已亮，出门就是大片的玉米地，雨天过后一片雾蒙蒙，四处不见人影，喊叫也不见回应，跑了……..。

跑了就跑了吧，找不到也没有用。我们赶紧把剩余的人员集合起来，送到县收容站。

回到公社，向主管的公社书记和薛干事汇报情况，受到他们的严厉批评。特别指出，那帮盲流是什么成分也不清楚，你们带着枪，睡着了，抢了你的枪，或伤了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事故。

想想也确实后怕，那时候的人确实比较老实，悄悄跑了，要是真像书记说的抢了你的枪或伤了人，那可咋办。

那时虽然天天都在讲阶级斗争，可社会没有现在这样复杂。

一次要紧急往县收容站送一个问题比较严重的遣返人员，没人送，刚好碰到杨彪，就把他和另一个知青抓了公差，三个人一起往县城跑一趟。

他二人没玩过枪，对枪感觉很新奇，我就把枪让他俩背着，我跟在后面，带着那个被遣返人员往县城去。一路走村过县，引来很多路人观看，很是神气。送完人，在杨彪的建议下，我们还持枪在县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持枪照

那时虽然天天讲阶级斗争，可法制观念淡漠。

民兵小分队虽然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一些做法现在看来有些不太人性，甚至有些违纪、违法，侵犯人权。

绑人，那可不是随便可以绑的，可那时候常常作为震慑老百姓的一种手段。常常在大会上，突然宣布“罪状”，就被人拿绳子绑上，拘留、隔离、学习班。

“干部灶”

在民兵小分队期间，我们在公社干部的灶上搭火，吃上了“干部灶”，和公社干部一样吃饭记帐，一月结一次。不用做饭，不用为吃饭发愁，能吃上比较可口的饭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爽呆了。

那时生活很清贫，公社干部也是这样，公社灶上也吃得很简单，但还算正规，蒸馍、稀饭、面条都有，有时还有一点小菜。

平时公社人不多，机关干部大都下乡、蹲点去了。公社顾了一个40来岁的厨师来做饭，这人叫孙好善，家常饭做得还不错。

记得那年中秋节，外出办事回来饿的饥肠辘辘，加之公社灶上蒸的枣馍特别好吃，再加上一点凉拌辣椒和凉拌萝卜丝，特别下饭，我一下子吃了一斤馍。

关于孙好善，景宏跟我说了一个顺口溜：“进了公社院，看见孙好善，反动派的面目还没变。”好像这家伙解放前有过什么前科。

这孙好善势力眼的利害。我们几个无权无势的非公社干部加入公社灶上吃饭，无缘无故多做几个人的饭，这家伙心里肯定是不痛快的。

那时整个公社除了书记、主任等几个主要领导有手表外，大家都没有钟表，工作没有个准确的时间，吃饭自然也不能按时按点了。

记得有一次吃饭回来晚了，孙好善给我们发火：“以后按时一点，谁一天伺候你们…….”

没等他说完，我就发火了，“你伺候谁呢？我又伺候谁呢？你找书记说，不干工作都能按时回来吃饭”。

他不敢言传了，他害怕伺候人这话让书记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