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社会组织对乡村的认知需要全面提升

公益行者·善经济倡导者

   导读： 

5月31日，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经验研讨暨《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新书分享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南校区大有书馆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在研讨中分享了自己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乡村振兴方面探索和实践的研究和思考。在她看来，乡村振兴是中国最大的公益，社会组织要对乡村有正确的认知，并结合乡村振兴评估自身优势，打破门户之见与各界建立密切联系，同时学习和提高自身能力。本文为杨团的分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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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跟刘文奎（编者注：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是“一伙”的。乡村振兴，中国扶贫基金会做了20年，最近六年越做越往上走。他们做的百美村宿、善品公社，我原来只是耳闻，但因为我做农村合作组织做了很多年，所以就向他请教，他当时提出来，“你要不带队到我那个地方去看看吧。”就这样，我实际上是把中国扶贫基金会近六年走顺了的两个典型认认真真研究了一番。下面，按照研究的思路，我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两个典型，看大家能否得到一点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

在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经验研讨会中分享

一

走顺了的两个典型案例

百美村宿和善品公社，听起来是两个品牌，但我认为它们不仅是公益支农品牌，而且已经形成了两大事业群。我以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这个创造在公益界内是独此一家。

大家知道有多少年轻人在这两大事业群里头吗？差不多有一百多人。他们都是在村庄里扎扎实实做项目干事、项目经理的。就凭这一点，今天公益界有哪家能够跟中国扶贫基金会相比？更不要说他们是从2014年雅安抗震走到现在的。百美村宿也是从那时开始成形，得名于2018年。

这两个品牌有共同的特点——连接了乡村和外部市场。我们都知道乡村发展这么多年，各个方面都已经趋于饱和。但是，外界的力量包含大量资本力量，它们会问“你们做公益的钱不都是别人捐给你的吗？”“你有什么本事？你有什么专业？你能跟真正有本事的企业比吗？”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把乡村和外部的市场连接起来了，而且它是认认真真做专业工作，重估土地、黄果柑、闲置房屋等资源的价值，然后把这些价值激活。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激活呢？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撬动农村内生力量，新建或者重建合作社。从实际来看，激活的目的达到了。善品公社的四川石棉坪阳合作社和百美村宿的河北涞水南峪合作社，这两个合作社都建立起来了。他们都成效裴然，都带有集体经济性质，发展前景也很广阔，不但成了所在地域产业合作社中的佼佼者，而且生命力旺盛，还在持续成长。

这一点也是我们很多做乡村振兴的企业难望其项背的。为什么很多企业有大把资金，也有人才，但就是做不到这样的效果？首先，得看你的初心摆正了没有？你是为自己做、为挣钱做，还是为农民做、为乡村做？其次，难以一次性积累足够的资源量投入一个村庄，让它建立起超越贫困临界点的物质基础。你要是一点点做，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就是太慢了，而且还可能堵不住贫困村屡扶屡贫的漏斗。如果一次性积累足够的资源量，帮它形成基本架构，再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能力！而要将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就要对村庄所需的资源进行整体评估，做整体规划，使得资源变成资产，资产形成规模，产品塑造品牌，朝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要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是很艰难的，必须大大突破公益的舒适圈。

*善品公社重要数据（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是一张地图，呈现了截至去年年底善品公社在19省89县110家合作社各种各样的产品，从中可以看到善品公社六年来的成效。

我带了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研究组，在善品公社和百美村宿事业群中各选了一个合作社做深度案例研究。

善品公社选择的是四川雅安石棉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原来是个小社，现在长大了，甚至变成石棉县当地面积最大、质量最好的合作社，集体资产总量已经达到近800万元，连续四年分红。而石棉县这个中国黄果柑产量最大的县，也由于善品公社的扶持，让石棉黄果柑这个品牌的社会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提升。2019年底的品牌评估价值比2016年善品公社进入的第一年，整整提高了一倍。中国扶贫基金会善品公社的一个团队从头到尾在辅导和支持坪阳黄果柑合作社，一直和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民社员一起讨论怎么解决问题、做好产业。坪阳社在2020年进入国家评定的全国农村合作社的典型案例。而成为这个“典型”的不易，只有这些真正在一线操作的善品公社团队才知道。

同时我们发现，中国扶贫基金会做任何一个项目必定会和当地政府合作，而当地政府也从合作过程中得到重要启发，这就是一定要重视当地的土特产。黄果柑跟别的柑橘最大的不同在于：许多柑橘都源于日本，但只有黄果柑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品种，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四百年前，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所以，树立石棉黄果柑品牌的过程，也带动了地方文化和本土经验的知识生产。

*南峪村旅游合作社（图片由作者提供）

第二个深度案例是河北保定涞水南峪村旅游合作社。

南峪案例中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不但有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美村宿团队自始至终支持这个村，建立了全体村民都参加的合作社，做了15套村宿院子，还引入了一个市场企业——隐居乡里。这是个乡村旅游的平台运营公司。基金会、企业与村集体合作社“三位一体”，共同来办好村宿，推动全村脱贫致富。

村宿不同于民宿。在百美村宿团队提出的完整运营理念指导下，南峪村宿以村落整体环境为基础，全体村民拥有股份，集体与平台公司共同管理，共享收益。村宿的发展也撬动了村民办民宿的积极性，他们纷纷模仿，自发建起来30多套院子，就想成立一个民宿协会，由村委会带领，并将其发展成为村里的一个社会组织。

*百美村宿的运营理念（图片由作者提供）

以往大家到农村可能会觉得农民们看着都打不起精神，做不出事情来。可是在石棉坪阳村和涞水南峪村，人人都精神十足。我们开会讨论的时候，那些村民纷纷发言，提出创造性的想法。这就说明中国扶贫基金会所推动的不仅仅是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组织的重建撬动了村民力量，让大家愿意来共同奋斗。

二

中国扶贫基金会创造的独特价值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创造了哪些独特价值？

首先是它颠覆了传统的价值。

第一，从外来组织、资本与村社之间的关系层面上看，如果是企业，传统的价值表现为市场交易关系；如果是基金会，就是捐赠与受赠的关系。但是，在这两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合作社的引领者、规划者、投资者、陪伴者，二者既是伙伴又互为老师。这种关系带来的价值是全新的。

第二，从操作层面上看，传统价值将公益组织以项目为本创造价值视为天经地义，公益就是项目。没有项目何来公益？而项目为本的公益导致公益总是断点非连续。多数情况下项目一结束，关系就切得干干净净，对项目对象就什么都不管了。而中国扶贫基金会做的这两大事业群是以解决问题为本，而且有历史眼光。甘达村、民乐村扶贫中的经验教训都被累积起来，仔细分析、抽丝剥茧，才形成之后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在不断的事业探索中创造高效高质助农增富的价值。

第三，从理论层面看，传统价值中经济价值与公益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们常说做公益的人从来不谈钱，的确，相当一批公益人羞于谈钱，认为这是对公益的一种亵渎。在思想意识上，我们经常是把经济价值和公益价值不仅区分甚至对立起来。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么多年来帮着农民建合作社，做乡村农民合作组织的工作，这不是做公益而是在做经济，只有我做慈善才是做公益。但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它长达20年或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印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公益和经济不可分离。经济价值要嵌入公益价值，公益价值要嵌入经济价值。互嵌才能更好地发挥整合性价值的作用。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经常讲的“乡村振兴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其实，它就是要把乡村产业振兴的经济价值嵌入到乡村振兴的整体价值中。乡村振兴为了中国几亿小农户共同致富，跟上全体中国人前进的步伐。它需要几十年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公益。

*善品公社宣传图（图片由作者提供）

其次，我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公商业态系统模式。

这个业态的特点包括公益为轴、市场导向、独立运营、自负盈亏和系统综合。而这一模式的意义和作用首先在于它以增量改革、增量发展的形式极大地冲击了当前部门林立、利益分割的传统行政体制。作为NGO，它凸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只要路走对了，方法对了，就可以用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五个振兴协同发展的整体性效果。比如说南峪村总共投了1000万元就把全村调动起来，因为它撬动了各个方面，撬动了合作社的成员投资，撬动了政府。换成是企业做，恐怕投入一个亿都做不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总结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模式，对于探索公益界融入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方法，特别是如何通过激活社会资源来提升乡村振兴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三

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组织到底怎么来助力乡村振兴？在这之前，需要先找出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我们的优势在于专于项目、乐于创新、善于沟通、整合协调；而劣势则是缺乏资源（大量的组织要靠捐款）、情大于理、圈子主义，还有自由主义。

因此，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至少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点，要结合每个机构自己的情况，评估自身优势，找准差异性方向。并不见得大家都能去学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是要做好自身的方案规划。我们能做的首先是直接服务。直接为乡村服务的事项其实非常之多，大家容易理解。第二，方法规划、成效评价。做这个的不多，因为它需要专业性。但是乡村振兴在这个方面的需求相当大。第三，广泛传播优秀典范。不仅是传媒界的事，是公益组织都应当思考和参与的。今天的时代，通过传播让大家有共同的认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第四，是构建多方合作的平台，而不是一个机构单打独斗。这四个方面，是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不同领域，每个组织都可以自我选择。而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一个大型公益组织，基本上这四个方面它都在做了。

第二点，打破门户之见，和各界建立密切联系。这一点对社会组织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打破小圈子，不光在公益界内要破圈，还应该包括捐赠人的圈子；其次是下沉，最主要的是沉下去到乡村做实际调研，主动和县、乡、村三级建立联系；第三是要与别人协同，乐于做配角；最后就是要找准对象，善于合作，注重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

第三点，我们的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要学习三社知识，掌握基本技能，提升服务能力。乡村振兴对我们社会组织来讲几乎是全新的领域，除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早在20年前就做了，其余大量的社会组织即便是支持乡村，也仅限于一个方面，比如说只是支持孩子上学。所以有大量的东西都要重新学习。学什么？我认为三社很重要，要学习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基本常识。其次要学习基本的技能，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分析、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我们要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这部分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两大事业群当中是重点开发的，只是还需要总结提炼。最后是提升能力。在乡村振兴中社会组织的认知能力、策划能力、评估能力、传播能力的提升都非常重要。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著

四

我们对乡村的认知需要全面提升

我认为，社会组织成员在乡村振兴方面的认知能力是很不足的。我们往往对乡村振兴的认知比较狭隘，这方面的认识需要全面提升。虽然我们这些社会组织、基金会的确抱着良好的愿望想为乡村振兴做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对乡村的认识有问题，大家南辕北辙，后面很多事情就很难继续了，认知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

乡村振兴涉及到我们对于中国国情的基本认知——人多地少，为什么中国乡村就和西方的大农场不一样？这不仅涉及自然环境和资源，文化也是制度选择不同的一个根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的，也不能那么讲，十根筷子捆一捆，这叫集体吗？中国不是这个概念。中国的公和私是相互融通的，是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对乡村的认知其实就是对中国本源、中国原理的认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现在中国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乡村、对中国的认知有很多不同，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深挖下去的。但是，总有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普遍的常识性的认知问题。如果我们能从中拎出一些相对来讲不是太深，但是讲清楚有利于形成共识的基本点，有可能会起到杠杆效用。只是，做这个工作不是光靠开几个论坛就行，可能得通过专门的策划来厘清认知的底线、基本点。在乡村振兴中有很多讨论和争论是很正常的事，这种争论、讨论很可能不是一两年，而是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成天讨论、争论而不干事情。要干事情就要有个底线共识，那就需要对这个底线有认知，不然，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我们的认知怎么能够统一到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上？这应该算是底线共识吧？总之，这项工作是切实而需要的。

*杨团在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经验研讨会中分享

认知问题中还有一点需要明确，就是社会组织是乡村振兴方方面面力量中的一支，要认识自己的长和短。不仅单个社会组织要认识，整个社会组织行业也要认识。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要关注时代的要求，时代本身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现在看，这个新的挑战比过去更清楚了，而且又出现了新的认知问题。直面挑战，应该怎么办？

这里说另一个案例，供大家思考。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文化就是从乡村开始的，乡村才是中国文化的根。广东梅州丰顺县留隍镇给我印象很深。这个镇47个村，村村都有一个微信群，而这个微信群是农民自组织的，每天都在活动，在捐款，在给他们的小孩子服务，还有修庙等等。我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镇，慈善公益精神蔚然成风，当然目前这个案例还涉及到和政府的关系、对乡村文化的挖掘等问题。

但是我想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个地方有如此蓬勃的农民慈善事业？后来发现他们80%的捐款人都是出去打工的小老板，自己不能经常回家，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家乡的眷恋和支持。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乡村是需要有能力的人的，但这些能人不一定完全都是返乡的，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他们关心自己的家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而且完全有可能由我们的公益组织来做。

乡村的这个需求肯定是有的，而且是刚性的、长久不变的。不管是富裕的、中等的、贫困的村，所有村庄都有这样的需求。大量的人都有思乡情结，都愿意为家乡做点事。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可能不是类似中国扶贫基金会那样完整系统的、有大笔资源投入的组织方式，而是从文化、人与人之间关联的角度去介入一些好的设想和小型多样的组织。我们社会组织或公益慈善行业，可以朝这个方向多去思考。

END

校对 | 吴晓婧

校对 | 史成斌

排版 | 问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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