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连载之十二）：来自七大院几代趣闻

卫新文斋

平平常常的故事，

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说——

二十八

诗经村的话题到此打住。

说一说我的老家石家村。

就在把老父亲接到北京来过春节期间的闲聊中，我了解到了祖籍石家村我这一支的这个任氏家族，到我这代是第十一世孙。

我不知道有没有家谱。

听老父亲讲，也是我的老父亲听他的父亲讲，当然，也是一代一代的父亲听他们的父亲讲，大概是在清朝的时候，一个任姓的男子挑着担子带着妻小，一路从山东来到了河北，在一个石姓的小村庄落下了脚。由此，这个村子就成了我的祖籍。

当时，担子里一前一后挑着是两个男孩儿，河北当地把男孩儿叫小子。后来，这两个男孩儿长大成家立户，一户生了六个孩子，一户生了七个孩子，由此，被称为六大院和七大院，在村子里分成了任姓的两支，而我的这一支属于七大院。

再后来，这两支任姓的子孙们逐渐繁衍发展，成了村子里主要姓氏的一个家族。

六大院的这一支我也有些交集。大概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个和父亲年岁差不了多少的、但是父亲称他们五叔、五婶子的和我们住在呼和浩特中山里街同一个胡同，彼此来往还是很亲的。我们叫他们两位五爷和五奶奶。其中他们的一个女儿叫任淑珍，虽然年龄和我基本相当，按辈分我得叫她淑珍姑。任淑珍还有个年纪比我小很多的弟弟叫任淑垣，按辈分同样也得喊他为叔。

这就是我们任姓七大院和六大院虽不属于同一枝儿，但依然是同祖同宗同一脉的那种亲和关系。

但是，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只以为他们不过都是我们任家的哪门子亲戚而已，并不知道这个六大院、七大院的概念，而他们是属于六大院这一支，而我们是属于七大院这一支的一说。

回想当时，没有农村这种生活经历的我，对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和年龄小的多的，叫姑，喊叔，很不习惯，张不开嘴。因此，不管在人前还是背后，似乎从来没有叫过，但他们也都无所谓。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还能让我隐约能够捕捉到所谓六大院的姑奶奶和姑以及叔这一支，他们定居到包头去了。

二十九

还是从我的祖父任哲生说起吧。

据说，当年在老家，祖父年轻的时候，虽然识些文墨，但却喜欢练武，家中的院子里刀枪剑戟都有。大概受到燕赵侠风的影响，使枪弄棒，其目的主要是健体防身。当时在老家一带，也算是个名人习武的武把式。听说晚年在呼和浩特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还曾经亮过功夫亮过招儿。但是，关于祖父练武术方面，我从来没见识过，也从来没听他谈起过。

祖父高大威猛，在村子里与他个儿头差不多的还有三人。于是有个文化人就编了个“四大高”的顺口溜，在村子里叫得很响：任家的巨，康叔钰；任哲生，傻秃星。合辙押韵。

这四大高并非同是一家，没有亲戚关系。其中的“巨”父亲喊其为巨爷爷。任哲生自然就是本祖父；而傻秃星是个长工的外号。

常言说，没有马勺不碰锅沿儿的。

在农村，马勺就是盛水盛汤的木制用具，其实就是瓢。

年轻时的祖父脾气不好，在村里容易得罪人。住在对门儿的是个寡妇老太太，都叫她大奶奶，靠在家里设赌局斗纸牌抽头。由于她在祖父家的三间砖房前堆粪倒泔水，把山墙都给盐碱化了。于是就有了纠纷。这位大奶奶不善，说，我这光脚的可不怕你这穿鞋的。意思是别看你家比我富裕，我还真不在乎你。祖父也性格壮火气旺，当即给顶了回去：大奶奶，可是，我这穿鞋的走蒺藜窝儿不怕扎脚，你恐怕就不行了。就此结了梁子。

这件事，我很小就听父亲他们多次念叨过。

后来，一九三八年，祖父由于落拓不羁，性格执拗，加上反叛与孟浪，做事荒唐私走到了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投奔了很早就从老家出来的他的内弟，也就是祖母的弟弟，给祖父在一家大北旅社找了个管账的差事。后因干的不理想被辞退。

祖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在村子里面对乡里乡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对于祖父的放浪形骸，一气加上患了伤寒病，二、三个月就去世了。丧事一共办了九天。由于作为儿子的祖父不在，按照规矩必须由长子承担的丧葬仪式，只有长孙也就是我的伯父顶替。

曾祖父去世后，祖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还在。最后活到了八十八岁。当然，这些都是在我出生前很久的事了。

这里还要说的是，大爷，即我的伯父，并不是我的祖母亲生，而是祖父的前妻所生。前妻因生了伯父后病故，祖母是作为续弦。

所谓续弦，古时候，以琴瑟比喻夫妻，故此，丧妻曰断弦，再娶为续弦。有人曾把续弦与纳妾混为一谈，差矣！

三十

在我的祖父这一辈，三爷爷任哲明也是同属于另类，锄头把子不想摸，庄稼地里的活儿不想干，就是想当兵，想做官。曾经跑出去在宁夏的西北一带从军。当年伯父还曾跟着他到了宁夏读中学。这位三爷爷后来死在了内蒙古包头西固原。据说是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按照政治嫌疑把他抓起来的，但到底是红是黑，是属于哪一拨儿的？具体什么身份就不清楚了。

据父母一代人回忆，当年曾有三爷爷穿着西装革履拍的照片。在老一代的村民们中，还有这位三爷爷当年曾经身穿军服和带有马刺的大马靴，威风凛凛骑着高头大马回到过家乡一次的印象。

据说，这位三爷爷没有结婚也没留下子嗣。

但有关于骨埋何处？西空无垠，杳然无踪。

三十一

说一说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父亲。

一辈子“白丁”的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九四三年入党的党员。并且在村子里担任武委会的指导员。

关于武委会的情况如下：

一九四零年，晋察冀边区为了加强对民兵、自卫队的领导，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人民武装委员会。也就是后来人民武装部的前身。在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的代表作品中都讲到武委会。而且赵树理还当过武委会的文书。

据老父亲回忆，一九四三年，抗战时期，他十八岁。其实按周岁应该是十七岁。村子里的武委会当时的编制是，一个主任，一个指导员，一个民兵队长。主任是任玉良。父亲就是在当指导员的这个时候入的党，介绍人是村子里的任宏业的父亲任春生。

问起关于入党宣誓仪式，父亲说，没有什么仪式。很简单，表格一登记。支部书记一点头，就算入了党。

父亲告诉我：当时武委会指导员是配备手枪的，俗称小搂子。一般民兵用的是独撅枪，俗话又叫撅把子，就是打完一枪，撅开后再塞进一颗子弹，合上后再击发。后来，模仿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枪，出了一种冀中造，但用起来不行。



我想，配上这样的一身行头，会不会有点儿像《地道战》电影里高传宝的那个样子？

当年村子里还真是挖地道。

抗战期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父亲在村子里主要的任务就是带领挖地道。一般都是吃完晚饭后，在夜里挖，没多少人，但有分工。在天亮前，必须要把挖出来的新土处理好，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就这样，前后挖了有两年多时间。那时的姑姑任金蕊也在村子里领头组织妇女们在被服厂做针线活，朦胧印象中也是党员。应该说都是红色先进分子。呵呵！

父亲说，只要和日本人交火，他就会灭你村子。一般情况下，吃了烙饼炒鸡蛋，就走了。

此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在村子里，伯父还曾经写过《弃暗投明》的演出剧本。父亲居然还在《一贯害人道》剧中作为演员上过舞台表演。他们在文艺方面都有过展示。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农村开始搞减租减息。父亲也是作为村子里的领导者之一亲自参加。晚上去邻村去学习政策，回来就在本村推动这项运动。

从党史上说，减租减息，就是当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未实行土改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须按战前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故又被称为二五减租。这是实行减轻农民所受地租和高利贷而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土地政策。

读起来稍微有点儿枯燥。

用父亲通俗的解释，具体的行动就是，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到地主家的门前，把地主叫出来进行租额算账，然后按照政策规定减低。其中村子里有一个并不是地主，但有些钱在外放高利贷，这也不行，于是也被列入其内减了。

父亲作为村子里减租减息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搞了一个冬天，按照政策查上三年当时的家庭经济情况，阶级成份定为下中农。而且，还分到了五毛钱的边区票。

随后，不好的事情就来了。

(待续)

作者简介

任卫新：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文学专业。中国广播艺术团创研室国家一级编剧。我国著名文化项目策划人、撰稿人、编剧及歌词作家。四川音乐学院、塔里木大学、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残联特殊艺术协会副会长。



代表作品：多届央视春晚总撰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文学总执笔。歌剧《二泉》音乐剧《致青春》以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天山》编剧等。各种奖项荣获百余。歌曲《永远是朋友》广为流传。著作有《词海钩沉》一百五十余万字，以及《微信煮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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