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长征路上女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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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也许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于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说，却是一次又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先后共有2000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历经磨难，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长征；而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永远地倒在了漫漫征途上。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像男人一样战斗。她们，为部队筹来了一担又一担粮食，救助了一位又一位伤员，唱响了一支又一支催人奋进的战歌，谱下了长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道“进还是退”的难题，中国革命处在了危难关头。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进退”难题——到底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人还认为，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开展行动，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为残酷的局面。而且就算是名单上的人，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的第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人从生下来就从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而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于是，她们生平第一次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这时的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王泉媛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此开始了漫漫征途。她们的行装很少很简单，只允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为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坚决不得八块钱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部队有一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组织上则会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为此，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简单而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而在严重缺水地区，她们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艰苦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渐渐淡化，但最让她们头痛的是生理期。当时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部队只能不停地赶路，尽管因生理期腹部绞痛、两腿发抖，她们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大家常常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一些女红军居然因此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将军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是长征干部！”当时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为了免去麻烦，有的女红军干脆就剃了光头。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不抛弃不放弃。当部队进入云贵高原时，女红军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话都讲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由自己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有好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但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就这样，这对红军姐妹在长征路上，一个病，一个累，但依然坚持着，在相扶相持中，最终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伟大的长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也成就了坚强不屈的长征女兵。她们以超人的顽强革命毅力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她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为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英雄的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风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无数先驱早已将希望的种子撒向人间。向所有伟大的革命战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