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走出大山的足迹（下）

培钢

大学毕业后，父亲和同班同学温俊田、付以诚、姬澄，被分配到位于三原县鲁桥镇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机器厂。

1944年初，父亲上大学时的系主任郑文华写信，聘父亲回山西大学工学院做助教。

自从1938年同浦铁路沦陷后再没有回过崞县的父亲信也很少写，因为虽然有万国邮政公约，交战各方不得扣压平民书信，但能不能收到实在没有准。

父亲回到山西大学任教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家父现状，问安，以及立足于此，不可能回乡的未来……

在众人帮衬下，母亲凑足盘缠，带着十岁的女儿，于 1944年夏天，寻到了秋林镇虎啸沟。

也许是一路艰辛，也许是不适应虎啸沟窑洞的潮湿，或者二者兼有之，母亲大病一场。

加之助教工资低、通货膨胀物价高，父亲不得已辞去大学职务。

父亲辞去大学助教职务后，被调到秋林镇的西北实业公司火柴厂当技术员，除了工资高点，还从厂里领些回家让母亲和大姐糊的火柴盒，聊补家用。

几个月后，被西北实业公司调到地处山西孝义的西北实业公司钢铁研究所，从此开始了钢铁生涯。

下图为上世纪30年代，位于太原市北肖墙的西北实业公司总部大门。

孝义钢铁研究所所长梁海峤，192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33年开始筹备太钢，1934年开始担任太钢前身西北炼钢厂炼铁部工程师、部主任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带着孝义钢铁研究所全部回太钢，当了副厂长。

1949年4月，太钢解放后，按照当年“原职、原薪、原体制”的政策，继续留任副厂长，1950年还兼总工程师。为太钢尽快全面复工生产做了许多贡献。

1982年，太钢搞厂史，邀请他旧地重游时，太钢党委书记王景生、经理商钧、总工程师王国钧、副书记尹池清、副经理韩桂五等隆重接待了他。

梁海峤特意提到父亲，因此父亲也被安排到梁海峤身边合了影。

父亲虽然1944年秋天就到了孝义钢铁研究所，又跟着回了太钢，一直是梁海峤的下属，但1946年8月之前并没有交集。

父亲回太钢后，被分配到碾钢课（即一轧厂）当技术员。当时课长和技术员所在的设计室负责人都是日本人，凭借懂轧钢，对中国人很不友好。

加之父亲之前开过四年火车，大学学的是机械，毕业设计是蒸汽机车锅炉改进。因此，当1946年3月，太原铁路局优先招收抗战前老员工时，便脱离太钢，回到铁路，想凭大学专业当个铁路技术专家。

没想到回了铁路给了个机务段长，当了几个月，实在感觉干不了。只好通过大学同年毕业的土木系同学高凤来（梁海峤的女婿）说合，回太钢工作。

下图为1948年的太钢。

梁海峤从父亲不愿意在日本人手下工作的叙述中，仿佛看到了当年以不干威胁彭老板收回任命一个日本人在自己头上当厂长的故事。

梁海峤在对父亲擅离职守给予降职降薪处分后，安排父亲回碾钢课继续做几个月之前的工作。并叮嘱父亲：当下没有轧钢技术人才，这几个日本人还得用。要好好学技术，争取当轧钢专家。

父亲从此果真安心在太钢工作了。这从1947年我哥出生时起名字可以得到佐证。

当时，我母亲抱着我哥问我父亲，起什么名字时，父亲脱口而出：“这个叫培铁，下一个叫培钢。咱就是钢铁厂的……”

于是，我的名字和我哥一样，大我四岁。

并在过年的时候，到照相馆照下了我们家最早的一张全家福。

还立了一个规矩，以后每生一个孩子照一次全家福。

1949年5月，太钢全面恢复生产。6月，南同浦铁路恢复运输急需17公斤轻轨的试制任务就派到太钢。

当时，陈瑯环刚刚来到太钢当厂长（军代表），生产由留任的副厂长梁海峤主持。轧钢部（一轧）主任柯成（军代表），生产由留任的副主任南维宁主持。一轧（碾钢课）历史上只生产过12公斤以下的煤矿和工厂内部运输用的轻轨。南维宁不敢做主，把问题抛给了当时担任一轧技术组长的父亲。

父亲审时度势，认识到这首先是必须干的事，其次就是一个轧辊的孔型设计问题，有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学机械出身的基本功，是完全可能干的。于是给了十分肯定的回复，这样担子就落在了父亲肩上。

图为一轧中型车间。1949年夏天，17公斤钢轨就是在这个车间试轧成功的。

父亲亲自计算、绘图，并参照需方应父亲要求送来的实物样本做了完善。

“很快根据南同浦线的需要试轧成功了17公斤钢轨，支持了交通恢复工作，满足了军工和民用的需要。”时任轧钢部副主任的郭廷杰（军代表）在太钢广庆60周年时这样回忆。

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件大事，一件正好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完成的为新中国做贡献的大事。父亲被当作自觉为新中国贡献的新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在新中国诞生的宣传浪潮里，在省市甚至全国报刊上广泛宣传～

1949年10月，父亲加入了工会。

随后，父亲被选举、出席了太原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太原市政协的会议前身）。

下图左为1949年的父亲，右为代表证章。

1949年12月，全国钢铁工业会议确定了太钢的特殊钢企业地位和改扩建目标。

1950年初，太钢结束军管，作为军代表担任太钢厂长的陈瑯环调走，李非平从唐钢党委书记任上调任太钢厂长。

李非平到太钢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基建队伍建设。经请示重工业部钢铁局，把局里的基建处成建制搬到太钢，局基建处长兼太钢副厂长，抓改扩建。从太钢内部抽调专业人员，充实到基建处，负责改扩建设计，由郝继隆主管一轧改造和二轧新建的设计。

下图右为安享晚年的李非平。左为1950年代初的我父亲。

　　

青年时代的父亲是笃信科学和实业救国，力避政治的。但有时候还真避不开。

因此，1949年4月，太钢解放后一段时间里，父亲内心是有恐惧心理的。一是因为1943年大学毕业后，想去国统区的陇海铁路工作，听信“加入国民党可以到国统区工作”的蛊惑参加了国民党，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在发现根本没有去陇海铁路工作的机会后，就没有再登记，同国民党脱离了关系。但毕竟有过这么一段。

再则，1948年，阎锡山搞三自传训时，被指定当过一个小组长。虽然生性绵善的父亲没有对小组的任何一个人造成丝毫伤害，这一点，刚解放的时候小组成员都签字具保作证，从而使得父亲在解放后的审查中轻松过关。但毕竟也是一个心病。

1949年夏天主持17公斤轻轨试制成功后，被树为留用人员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为新中国贡献的典型登报表彰，并给予重奖，特别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受到重用，更让父亲十分感恩。唯有积极工作以报答。

下图为1951年我出生以后的全家福。

柴九思，1923年赴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冶金系留学五年，1932年任太钢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1934年任太钢轧钢部主任。

1950年，受重工业部钢铁局局长陆达指派，率设计人员十多人前往上海，将一套已经被拆分卖给一些小厂的热轧薄板机组，归陇、绘图、配套，于1951年春运往太钢。

时任太钢厂长李非平，见到这样有理论、有实践的专家，自是不放，找到重工业部，将柴九思留任薄板厂（二轧）建设主任，并配了我父亲和一轧军代表之一的高虹任副主任，主持二轧兴建。

1952年初，又派工程师姬澄带队四十多人，前往鞍钢薄板厂主要生产岗位岗对岗实习。

这样，1952年9月，二轧厂建成投产，很快产品合格率就达到90%。

1953年，父亲被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聘为“工业讲座”教员。

二轧投产，加上之前于1952年4月投产的电炉炼钢部（三钢厂），标志着太钢初步实现了由普钢企业向特钢企业的转型。也标志着这一阶段太钢的基建基本完成。

厂长李非平调重工业部钢铁局了，基建处也要成建制地调回北京了。他们非常希望已经融入基建处搞设计的父亲能和他们一起走，他们回北京后要组建钢铁设计院，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父亲也想去，但被以郭钦安和曹普为首的新的太钢领导拦下来了。他们甚至把这事汇报到太原市，由岳维藩市长出面交涉。

于是，父亲被从即将成建制地调回北京的基建处调到中心试验室。专门成立了一个硅钢研究组，由父亲任组长，又调炼钢技术员耿锡荣、机械技术员刘世杰到硅钢研究组。这是1953年，太钢组建了专职的硅钢研究机构。

下图左为时任太钢党委书记郭钦安，右为厂长曹普。

据曾经当过太钢电炉炼钢部副主任，后来的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院长的全嘉钰介绍，中国的第一张硅钢片是重庆特殊钢厂研制成功的，只是他们后来没有生产，放弃了这个品种。

太钢最早试制硅钢片是1952年，当时的试制组长是曾经的轧钢部主任（一轧），时任太钢厂生产技术科长柯成。当时已经取得了炼钢和板坯试制成功的成果，可惜由于后面的生产设备不完善，中止了试制。

1953年，国家钢铁局在给太钢解决了后部设备投资后，派苏联专家卡洛布柯和钢铁研究总院研究所长戴礼智、工程师何忠治来太钢指导硅钢片试制。

太钢由厂长曹普、副厂长汪琪直接领导，中心试验室硅钢研究组牵头开始进行“一条龙”攻关，“龙头”是我父亲，相关部门参加的有：三钢生产副厂长刘丕绩、工程师赵连云、王学明、工人冀敏秀等，二轧副厂长苏福林、工程师姬澄、张锋文、唐方林、袁遐峰、赵顺钢、工人赵良瑞等，电磁检验胡昌琦，化学分析吴绍荃，物理检验杨士廉等。

父亲对任命他当硅钢片研究组长，进而担任“一条龙”攻关组“龙头”压力很大。因为他大学学的机械，来太钢后改搞轧钢，大部分时间是跟着日本人画图～轧机备件和轧辊孔型图。1950年开始又搞了三年基本建设。真正搞产品试制，只有17公斤轻轨那一段。

我理解，父亲被任命为硅钢片试制“一条龙”的“龙头”，客观上是柯成、全嘉钰这些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被调到国家钢铁局了。主观上就是父亲作为一个大学毕业近十年工作实践的成熟的工程师，建国以来积极、认真、负责，能担当，且每干一件事就能干成的品质打动了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好在当时有苏联专家指导，有现成的苏联标准和工艺规范执行。已经四十岁的父亲像青年学生一样，投入紧张的学习，学俄文，学苏联经验，学硅钢理论……

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试验，把先进的苏联工艺规范同太钢相对落后的设备条件，融汇贯通，制定出能够用太钢落后的生产条件，生产出符合先进的苏联标准的产品的太钢生产规范。

经过一年多的攻关，1954年，国内第一张供电机使用的硅钢片试制成功了！

1954年，太钢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张电机用硅钢片，并投入生产，解决了我国工业化、电气化、自动化建设工程的急需。开创了中国硅钢片生产的历史。

1954年，父亲被选为太原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下图左为1954年父亲当选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书，右为太原市人民代表证章。

1954年，我弟弟出生了。

关于弟弟的名字，从小住同一宿舍大院的原太钢中学校友、学长雷伟转载我的《追寻父亲走出大山的足迹（上）（中）》时，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郝继隆先生是太钢“钢一代”中的杰出代表，轧钢专家。为太钢的发展，为中国的钢铁事业奋斗一生，并寄希望於下一代，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培铁、培钢、培锋。有铁才有钢，好钢是锋钢。（锋钢：高速工具钢的俗称，很锋利，可用于切削等加工钢铁的工具）

为祖国的钢铁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一代太钢人的赤诚之心见于一表，这些带钢带铁的名字都是寄托在钢二代钢三代身上的白发之心，都是历史的见证。

在这里，特别感谢雷伟的理解。

下图为我们弟兄三个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合影。

这一段时间，父亲工作很顺利，但家庭出身的变化，有点让人头疼。

解放以后，父亲开始变得很关心党的政策了。他研究土改政策后，认定自己的家庭出身应该在中农到富农之间，保险起见，便填了个“富农”，后来听他们弟兄三个中唯一还在家里务农的老大本人定的是中农时，又填成了“中农”。

1954年，审查他的入党申请书的支部领导说，他们去村里调查的结果是“地主”，问他为什么对党隐瞒时，父亲除了按照自己对政策的理解据理力争外，还特别申明，他在崞县城里的亲友亲眼见过档案，土改工作队报的就是“中农”。支部再次调查，土改时是“中农”，后来“扫浮财”中改成“地主”了。不算隐瞒，但以后填表要写“地主”，并且要按照“地主”出身写思想汇报，挖思想根源……

以后，父亲填表家庭出身一栏都是填“地主”了。需要的时候，也按照“地主”出身挖思想根源。但一有机会，就会向组织申诉土改的时候划的是“中农”，县档案馆有底据。

下图为我兄弟出生后的全家福。



1955年，陈瑯环、黄墨滨等接手太钢领导班子。

有人告状反对我父亲主持硅钢片研究，理由是郝继隆是“三朝元老”，（即日伪、蒋阎、解放后都是“当官的”），攻关组姬澄、刘丕绩、吴绍荃、杨士廉历史上也都……

陈瑯环作为新任太钢厂长（经理）对此十分认真，一方面与党委书记李晓林、副书记段集锐、副厂长黄墨滨、工会主席王贵英等认真研究党的政策，统一认识；另一方面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最终结论，告状是不实之词，这些人都是可用的。特别是郝继隆，解放前是普通技术人员，解放后担任技术领导，表现很好……

我在写《追寻父亲走出大山的足迹（中）》的过程中，曾经和父亲同班同学姬澄的儿子交流，三珠说到这段历史，对陈瑯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对待专业技术人才的态度仍然十分感动……

下图左上为陈瑯环，右上为黄墨滨，下为陈瑯环在现场办公。

试制变压器硅钢片时，连续三次试制，产品不合格。专家认为太钢不执行规程，我父亲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苏联使用电罩式退火炉，而太钢当时使用的是煤气连续退火炉，苏联规程不适用太钢实际。

问题反映到钢铁工业局，黄墨滨深入现场调查后，鼓励大家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问题。

父亲和姬澄、耿锡荣、刘世杰，还有钢铁研究院的何忠治工程师，日以继夜地连续深入生产现场，和工人一起，实际操作、观察、解决问题。大胆实验，突破苏联专家提出的规程，改变装箱方法、提高退火温度，经过十多次试验，终于制定出了适合太钢设备水平的退火工艺，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试制进入最后的环节——酸洗，产品表面又岀现了白沫的问题。

有人提出，用氟氢酸再洗一次。从理论上讲，可以消除。可是材料库里没有，短时间内也采购不回来。研究人员又和工人一起用白灰自己生产氟氢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生产出来的氟氢酸数量太少，不能满足需求。

无奈之下，又研究其他思路。父亲提出，首先要搞清楚白沫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产生的。

又经过几次试验，发现白沫是由于退火时间长、冷却时间短产生的。于是又进一步调整了退火工艺规程，使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1956年，变压器用硅钢片也试制成功。并正式投入生产。

紧接着，父亲主持硅钢片国家标准起草、制订。

1959年，在总结我们自己生产经验和数据，整理分析用户使用数据，参考国际同类产品标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第一个硅钢片国家技术标准。经国家标准局审定，颁布执行。

1956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分子。

紧接着，出席了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成为数百万分子四千之一。

下图左为父亲出席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期间在北京中国照相馆留影。右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纪念章。

1956年3月，毛主席与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合影。

从1949年4月到1956年3月，整整七年，太钢厂长（经理、军代表）经历了张培疆（主持生产梁海峤）、陈瑯环（主持生产梁海峤）、李非平、曹普、陈瑯环五任，父亲的岗位经历了轧钢部技术组长、基建处轧钢组长、中心试验室硅钢片研究组长，主要干了三件事：17公斤钢轨试制，一轧改扩建和二轧新建，硅钢片试制。每一任厂长都给予重用和支持，尤其是硅钢片试制中与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时能得到黄墨滨的支持；每一个岗位都能与同事密切合作，尤其是硅钢片试制中，以组长身份当“龙头”协调相关厂长；每一件事都办得非常漂亮。实在是太好运了！

且慢！一时一事，可以说运气，时时事事，就不是一个好运可以描述的了。

1956年4月，父亲又出席了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成为全国亿分子四千之一的先进分子……

是的，一时一事，可以说运气，时时事事，就不是一个好运可以描述的了。

我在太原理工大学档案馆曾经看到父亲毕业时的考核评语：“善处世”。当时我就大瞪眼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不善言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嘴笨”，喜静，不善交际。

“嘴笨”、不善与人交往者，如何“善处世”？带着这样的疑惑求教“度娘”，结果只能自愧“所知甚浅”。

善处身者，必善处世；善处世者，必严修身。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做人以善为先，待人以诚为本。低调做人，稳重做事，真诚交往，善良处世。和人相处谦让，与人往来谦虚。人品好，才能长久发展，好人品，才是立世根本。

凭自己的不懈努力，七年间，父亲由留用人员，到共产党员、全国劳模，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

实现“华丽转身”，无论对父亲本人还是对整个家庭，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撑的女人，连续生了三个儿子的我母亲，面对无暇照顾家务的父亲，只有苦水和泪水一起咽下去，独自撑起来，有时实在撑不住了，便连累我的姐姐做出牺牲。

就在父亲在北京接连开会的时候，我患猩红热高烧42度，紧急住院了。母亲既要照顾刚上三年级的哥哥，又要照顾刚刚两岁的弟弟，陪院照顾我就完全落在了姐姐身上。

姐姐不仅冒着被传染的风险，而且由此影响了高考。

幸亏1958年，太原钢铁学院创办，姐姐考上了，圆了大学梦。并非凑巧的是，姐姐在钢院学的是压力加工专业，毕业后当了一名轧钢工程师。

下图为1956年4月，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纪念章。

1956年4月，太钢出席全国第一届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留念合影。

我最小的妹妹1957年出生后的全家福。

196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已经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纳凉的父亲接到了太钢公司办公室秘书送来的火车票，要父亲马上跟着黄墨滨副经理到冶金部开会。

第二天早上，到了冶金部，只见各特殊钢厂的厂长、总工程师都是接到紧急通知，连夜赶来的。

会议主题很重要也很简明，东北一家承担军工高温合金生产的企业设备出了大事故，停产最少半年。哪家企业能承担这期间的高温合金生产任务，并成为国内今后的“双保险”？

这样的任务都想接，可是没有金刚钻，难揽磁器活啊！因为生产这个产品的冷轧机全国当时只有一套，就是这次出了大事故的那个呀。

父亲当时担任中心试验室副主任，主管研究室和试验工厂。

学机械出身的父亲，再次显示了其优势。他向黄墨滨建议，太钢可以干。因为试验工厂新上了一台四辊平整机，可以代替冷轧机……

冶金部很高兴太钢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即组织从东北给太钢调原料……

太钢内部有人不理解，平整机能轧钢？！

太钢党委和经理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在公司现实生产条件下生产高温合金，这就是反帝、反修的具体行动。公司指定生产副总工程师领导，中心试验室具体承担这一任务的执行。各有关分厂均成立由生产厂长领导，技术科、研究室和工艺操作人员结合的队伍。

于是，父亲再次成为“龙头”，主持高温合金冷轧板攻关。

高温合金冷轧板的试制成功，使国家明确太钢成为全国第二家高温合金的生产基地。

紧接着，又进行了高温合金的冶炼和热轧开坯试验……

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高温合金生产线。

1990年，已经退休五年的父亲，又一次收到了冶金工业部颁发的军工生产贡献奖章。

高温合金冷轧板的试制成功，催生了太钢拥有冷轧、热轧两条生产线的第二薄板生产厂——四轧厂的筹建。

父亲被调任负责四轧厂筹建。

1964年12月，父亲主持太钢四轧厂生产线投产试车。

文革时期，父亲被打倒，下放到剥离工小组，和工人们一起用钳子剥钢板。

剥离是热轧叠轧硅钢片生产的必经的工序。因为热轧薄板是通过叠轧的途径实现的，也就是说，在轧到通过直接轧制不可能更薄的厚度的时候，把钢板折叠起来再轧，最多会折叠三次，八层钢板一起轧。冷却了之后再由剥离工人用钳子夹住一个角，一层一层地撕开，再平整、退火、酸洗……最后供制造电机或者变压器厂使用。当时是热轧薄板工艺仅有的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完全靠人工操作的工序。

剥离工例行公事地开父亲批判会，主题集中在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勒令父亲搞一个剥离机。

这张和工人一起研制剥离机的照片，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出现了一阵相对宽松的空气的时候，《太钢报》上把父亲当作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接受批判和改造后，表现好的典型发表的。

　　

父亲搞剥离机试制，并非迫于工人们大批判勒令的压力。而是真诚的，认真的。

这个工序由于技术含量不高，过去很少能进入技术干部出身的父亲的视线。如今被下放到这里劳动的时候，父亲竟然产生了一种愧疚的感觉。因此，当工人们开批判会，勒令父亲为他们搞一个剥离机的时候，父亲立刻满口答应了，和工人一起研制热轧叠轧硅钢片剥离机。

父亲把研制剥离机当作一个轧钢厂的领导人、一个轧钢专家实现轧钢工艺完全机械化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又发挥学机械出身的基本功，亲自计算、绘图……

曾经当过二轧厂副厂长的父亲的同班同学姬澄的二儿子二珠回忆，我父亲曾经在他家与他父亲一起商量：“剥离机用皮碗往开吸好？还是用辊子往开搓好？”

当父亲把初步设计图摆出来时，在场的人们，包括军代表都惊呆了，这个老头肚子里还真有点货……

于是，父亲不用再倒三班劳动改造了，专职搞剥离机了……也算专业技术工作了。

下图为剥离机研制成功后，父亲指导工人使用。

剥离机最终被发明出来了。

虽然随着热轧叠轧硅钢片产品本身被淘汰也淘汰了，但当时确实热闹了一阵，父亲也作为被打倒后，接受批判改造表现好的典型，较早地被解放了——被任命为四轧厂技术科长。

虽然比打倒前还差许多，但毕竟又可以做本职技术工作了。

因为受影响好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我们弟兄三人也先后走上了正式的工作岗位。

在这之前，我姐的第三个孩子也于1972年元月顺利出生，我父亲追着赶着给他起了个名字——元利，一来纪念他元月顺利出生，二来纪念他开始为这个大家庭带来顺利～

于是，召集全家留下了这张合影。你看，照片上每一个人都在露出喜悦之中……

我们弟兄三个1970年代初，先后走上工作岗位。

我哥培铁首先从铸铁工人干起……

我培钢首先从电炉炼钢工人干起……

我兄弟培锋先是在太钢不锈钢冷轧厂（当时的七轧厂），后来上钢院学了机电，毕业后供职于硅钢冷轧厂（最初叫六轧）……

这和父亲，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点儿联系？

1973年，父亲在太钢技术工作会议上受到奖励。

再之后，父亲又和刘丕绩一起被任命为太钢公司“两板一片”办公室副主任。

牵头公司的“两板一片”（不锈钢中板、不锈钢薄板、硅钢片）技术攻关。

1978年，针对“职工技术水平低，干部管理水平差”的问题，党委书记王景生参加中国钢铁工业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后，被发达国家先进企业高水平的职工技术培训深深震撼，组织公司主要领导认真讨论后，决定进行全员培训。

首先成立与政治部同等规格的培训机构：由公司党委常委、副总工程师董正芝兼主任，调政治部副主任李泽行和父亲任专职副主任，下设矿山、冶炼、轧钢、机械、动力五个专业室，由曾经担任过副厂长以上的老高级工程师当主任，负责公司主要专业的技术培训。

培训部刚成立的时候，就在太钢这个大红大门左边的第一座楼办公。

培训部成立后，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全员岗位技术培训。每年全员培训率都保证80%以上。

还先后成立了技术学校、钢铁工业学校、职工钢铁学院、太原工学院太钢分校、太钢师专、卫校、北京钢铁学院太钢函授站、电大太钢教学班等，形成了由初级、中级到高级的完整的培训教学体系。

1979～1980两年，太钢大张旗鼓地举办了首期公司、厂处、科段三级干部企业管理培训班，学习国内外企业管理知识，并严格考试验收。把三级干部普遍轮训了一次。以后每年举办一期，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上岗培训。

图为厂处级干部培训结业合影。

1980年代，太钢职工培训成为全国先进典型。

1981年，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在太钢举办现场会。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来太钢参加现场推进会议期间合影。

太钢的职工技术培训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一些国家和机构的关注。

德国、日本、奥地利等国专家最早一批来太钢参观访问职工技术培训。

1983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来太钢考察职工技术培训。父亲亲自到机场迎接。

父亲和培训部主任董正芝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太钢成人教育。

1985年，已经退二线的父亲应邀参加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合影。

1978年秋，太钢培训部党委成立后，父亲再次向组织申诉土改的时候划的是“中农”，县档案馆有底据。

太钢培训部党委的组织部门负责人在认真了解了相关事实，并亲自到原平县档案馆查了原始资料后，反复与当地党组织交涉，以县档案馆留存的土改结果为依据，将父亲的家庭出身改成了中农。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开、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之后不久，组织人事部门设计的表格中干脆取消了家庭出身一栏。

我说早知如此，也不必费那么大劲改“中农”了。

“不一样！”父亲仍然坚持，他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1982年，参加山西省劳动模范大会，与同时获得山西省劳动模范的太钢代表合影。

1984年，再次荣获山西省劳动模范奖章。

参加山西省冶金厅科技工作会议合影。

1983年末，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父亲退居二线。

1985年底，父亲离开服务了40年的太钢，退休了。

这一年，我们给父亲过生日祝寿后，照了这张全家乐。

满面慈祥的父亲在想什么呢？从1928年离开家庭崞县城中学求学，到如今回归家庭57年的历程……从1932年一个人来太原打拼，到如今四世同堂、十九口人的大家庭……

不论想什么，风帆已经扬起，父亲将开启享受“四世同堂、天伦之乐”的新生活～

追寻父亲从1928年开始走出大山到1985年退休，57年的足迹，感触良多……

从徐士瑚、郑文华到梁海峤、柴九思，再到李非平、陈瑯环、曹普、黄墨滨、王景生……父亲一生遇到了太多的贵人提携，而遇到贵人的前提是自我提升，自我提升的越高，遇到贵人的机率也就越高～

敢于担当是创造机遇，抓住机遇的良方：从试制17公斤轻轨开始，逐步形成了重担挑你与你挑重担的良性互动，越重要的事情越是会想到你，你挑起来也就越有机会创造佳绩～

创造奇迹并非一定需要奇迹，从身边可能的现实做起，或许就走上了高大上的路子。用平整机轧高温合金，受了批判之后做剥离机……

良多感触，非一日可以道尽。敬佩、感恩……万千言语，化为一句话： 父亲，我们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