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经历之十一 入党

韩荣

五、入党

1973年夏天，村里只剩下我一个知青。其他知青上学的上学，抽调的抽调，回京的回京，没有离开农村的也到东土城中学去教书了。只有我还在村里和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届时，我已经从外表上很难看出与乡亲们有什么不同。夏天的衣服是一件紫红色的体恤，虽然没有补丁但已经严重退色，变成了淡紫色。裤子也是补了又补。

一天，干完活，公社蹲点的干部找到我说公社要开知青代表大会，让我准备一份个人的材料，说说自己这些年的情况。那时，我还不知道毛主席于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的来信复了信。李庆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在复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荣当统筹解决。” 我也不知道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周总理就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不过，从蹲点干部与我的谈话中我感觉到公社对知青的工作更加重视了。

插队将近5年，我第一次听说公社召开知青代表大会。于是，我把自己插队以来的所作所为和自己在插队中的体会连夜赶了出来，第二天就交给了蹲点干部。他看完后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告诉我要准备在会上发言。会上，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领导和知青代表们的热烈掌声，这使我异常兴奋。接下来我又荣幸的被推荐出席县知青代表大会，并以知青先进代表的名义在武川县知青代表大会上准备发言。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知道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并结识了当时的公社书记王龙虎。在我的印象中，王书记是一个朴实的工农干部，办事、说话实事求是很有水平。那天，他和我谈了很长的时间，他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和我对知青管理工作的个人想法，最后他跟我说：“你没考虑过入党吗？”听王书记如是说，我很吃惊。我不是不想入党，入党是每个追求进步的人的奋斗目标，我也不例外。因此，我很早就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对入党我却没报希望。因为，那时是很看重家庭出身的。而我写“入党申请书”的目的就是向组织表达自己是追求进步的。于是，我问王书记“我能行吗？”“能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王书记的话给予我很大鼓舞，回村后，我连夜写了我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们村的党组织。

我们村有3名党员，分别是陈根锁、陈老娃、赵万元。陈根锁党龄最长，是党小组的组长。他为人实诚，干工作从不惜力，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一直都比较投机。陈老娃是我们队的会计，有一点文化，处事圆滑，办事比较沉稳，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陈老娃有点深不可测，因此，我们的关系一般。赵万元是1973年从凉城迁移到得令卜浪的，为了迁移到武川，他们托人找到陈彦小把大闺女玲玲介绍给海生做了媳妇，条件就是同意他们全家迁移到得令卜浪。赵万元来到我们村后谨言慎行，每天起早贪黑地背着箩筐去捡牛粪，回来后又马上参加队里的劳动。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劳简朴且不修边幅的人。在与我接触时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你是个好后生”。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陈根锁和赵万元主动承担起培养和介绍我入党的重任。我是1975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前，我向党组织两次递交了思想汇报。那时，正值“批林批孔”时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汇报中我谈到韩氏家族推崇儒家思想的问题，也谈到爸爸要卖掉在河北老家东台山村的老房子的事。这份思想汇报后来被转到东台山村，爸爸妈妈险些受到牵连。这是我即将退休时听姐姐跟我说的。不过，这是话外话。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我，一个“黑五类”出身的知识青年能入党我觉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青代表大会，如果我不在会上发言，如果我不能据此认识王龙虎书记…。

辩证唯物主义讲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上讲，我能入党应该有他的必然性。

有一句话叫“成功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我理解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告诫人们要有目标要为实现目标不懈的努力，不要怕遇到挫折，不要怕遇不到伯乐，有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收获。第二层意思是说个体的努力一定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进程。我认为顺应历史发展进程就是讲历史的必然性。

从北京到武川插队我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但追求进步的目标我一刻也没有改变过。我一直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是党的一贯政策。无论自己能否入党但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为此，我特别注意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很多与我同时代的人都还记得1967年10月，毛主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号召，此后全国开展了“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动。那段时间每天人们都要拿着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甚至在吃饭前也要向毛主席汇报自己“斗私批修”的成果。“向毛主席保证”这个词就是那个时候兴起的。在很多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造反派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的镜头，就是以此为背景的。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开始反思文革，一些人把文革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归结为毛主席搞个人崇拜。而我更倾向于这一活动是在用教会式的忏悔来圣洁民众的心灵，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们心中的私心消灭在萌芽之中，以实现毛主席理想的社会目标。我认为，毛主席从号召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那一刻起就在做这件事情了。那时，我刚好13岁。文革中，毛主席又多次强调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要根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联系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更觉得这一理论与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一活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该承认“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那时，对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人产生了影响。对于我，一个寄希望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处于世界观初步形成阶段的年轻人来说他更像是指明了一条自我改造的成长之路。于是，从那时起，我常常开始检讨自己，以至于把“人贵自知之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插队时，我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些什么？当我认定要学习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时候，我感到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切实培养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就要“想贫下中农之所想”“干贫下中农之所干”。于是，我不断剖析自己，把不张扬不出风头，不计较个人得失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插队时，我曾多次拿出自己节省下的口粮送给生活困难的老乡。一次生产队的羊羔掉进刚刚被大雨泡过的粪堆，我跑进去把羊羔抱了出来。有人问我你那时是怎么想的？我说：衣服脏了可以洗洗再穿，羊羔可不能死。马圈的围墙坍塌，我学着老胡彦的做法用地上的湿牛粪合着摔成两半的土坯把围墙补上，看着我和老胡彦共同的成果我心里感到特别的愉快，因为我在向贫下中农学习中有了收获。

挖防空洞，乡亲们普遍认为没必要，是呀，谁会瞄着一个偏僻的山村投下一颗炸弹呢？可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要“深挖洞广积粮”呀，于是我主动承担起这一任务，别人不干我干。“学大寨”打井、平整土地，由于没有科学知识作铺垫，费时、费工、费力，还见不到效果，极大的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而我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原因是我认为这是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唯一办法。插队时我还是最受老乡们欢迎的小工，因为谁家盖房我都会不惜力的去帮忙。

我的上述做法有的直接产生出效果，比如，帮助他人，保护队里的财产得到乡亲们的赞扬和好评，也得到领导的肯定。再比如落实上边的精神，紧跟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包括那些有想法的乡亲们。

向雷锋同志那样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那时我就是这样理解学习贫下中农身上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的。在政治上虽然我自己的出身不好，但我要求自己要像高玉宝痛恨周扒皮那样痛恨地主阶级，在对待村里唯一的地主分子时我表现的最激进最坚定。对此，乡亲们并不一定赞成，但在那个时代我的行为与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是一致的，试想，那时又有谁敢与毛主席作对呢？

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起到1973年4月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的公开发表将近5年过去了。在这5 年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很多问题。根本原因是各级政府疏于对知青工作的管理，在知青管理部门中又存在大量的腐败甚至犯罪现象。加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管理已经历史的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面前。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加强知青工作管理，培养知青工作良好氛围，树立知青中的典型以激励知青在农村健康成长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他就像一阵东风把我推入了入党的快车道。

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村，务实始终是农民社会的主流，在这种务实环境中磨练出的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农村干部只要条件具备，他们就会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王龙虎就是这样的实事求是且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我能入党就与王龙虎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非常感谢王龙虎书记，他是对我有深刻影响的恩人。

但凡是在农村有过较多体验的人都会感受到农村时刻保持着浓厚的务实的风气。在那里，人们不仅要听你说了什么，更看重你作了什么。美好的天花乱坠的语言虽然可以博得人们一时的好感，但只有脚踏实地为大家办好事、办实事才会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我觉得正是我不善言词脚踏实地的作了一些乡亲们认可的事情才会有陈根锁、赵万元等党员愿意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党员大会上我的入党申请才可以顺利的通过。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入党介绍人老队长陈根锁和老党员赵万元。

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党内的政治生活是很严肃的。组织程序，组织原则也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不能保证每个党员都能做到对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在讨论他入党的时候坚持“重政治表现”的政策。毕竟那个时代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内生活会的内容是保密的，特别是在组织环节上更是如此。我无法了解吸收我入党时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这就是老队长陈根锁和老党员赵万元为我入党是承担了责任的。我入党这件事说明我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同时也说明我的努力和奉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那个阶段。当然这条“自我改造”之路也给我带来性格上的缺陷。思想单纯、想法天真、行为偏执、不食人间烟火更不会维护他人和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也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那个年代，那些饱经风霜甚至被我伤害过的乡亲们包容了我，并满腔热情的帮助我度过了我最艰难最孤独的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真切切的意识到得令卜浪的乡亲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202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