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渡赤水的过程与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

荔枝儿

目录1.序2.惨胜湘江3.历史转折的遵义4.合围之势5.渡！6.以退为进7.而今迈步从头越8.危机与转机9.将军10.如果 1. 序 1960年5月，二战英国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曾对毛泽东主席说：“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以他特有的幽默，微笑着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 曾经的我，仅仅只是在“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词中知道存在“四渡赤水”这么一次战役，但当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深入了解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段历史是多么的传奇、多么的伟大、多么地让人震撼、感动、血脉贲张，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叹中国革命是如此艰难，以及拥有一位不世出的天才领袖对于我党、我军是一件多大的幸事。即使是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四渡赤水”也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它的每一步都是在钢丝上蹦迪，容错率极低，稍有不慎便是满盘皆输、全军覆没。它是绝唱，更是史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正式展开对于“四渡赤水”的相关论述与分析，走进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惨胜湘江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真正善战之人往往不会出险招——因为险招是逆境之下的赌局；赌赢了，可以翻盘改命，赌输了，便是万劫不复。真正优秀的、具有大局观的指挥官是不会频出险招的——除非迫不得已。某种意义上来说，能指挥出四渡赤水这样的战役的人，是不会让军队陷入到“需要四渡赤水”的境地的。 这就要说到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了。 1934年蒋介石置民族安危于不顾，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不去与侵略华北的日本人作战，反而调动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的红军进行了围剿，誓要歼灭中央红军有生力量。 但是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让当时中央的负责人李德、博古天真地认为敌人非常容易战胜，共产国际对他们的支持也让他们飘飘然，不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指挥，不愿相信“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最终错误的指挥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让我党我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与国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此役之后，红一军团减员百分之五十、红三军团减员百分之五十、红五军团减员百分之五十、红九军团减员百分之七十、红八军团减员百分之九十。中央红军由8.6万人减员至3万人。“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红军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虽然成功突围，但中央红军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广大将士们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不满也达到了顶峰。 3. 历史转折的遵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度过了乌江，向西转移，占领了遵义，紧随其后的是从湖南赶来的中央军——薛岳的部队，共有八个师的兵力。但是薛岳当时因为想要把触手伸向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势力范围，置围堵中央红军于不顾，长驱直入抢夺贵阳，给中央红军留下了一丝喘息之机。蒋介石本就打着借剿共之名收拾各地军阀的如意算盘，早在湘江战役之前也想借我军的力量去削弱贵州军阀白崇禧，此刻中央军走出这步昏棋倒也合理。而我军也正是在这极其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次会议拯救了我党、我军，拯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它改组了党中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错误路线，让毛泽东同志登上实际的领导地位，（虽然名义上三人团是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但是真正做出决策的是毛泽东同志）；第二，它重新确定了中央红军的路线，推翻了黎平会议在黔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而选择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或者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长江渡不成，那么就改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正是这个基本思路决定了我们之后的一切军事行动，四渡赤水正是这个思路下的产物。 4.合围之势 虽然遵义会议确定了领导问题和路线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危险处境。处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各路军阀虎视眈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挟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前锋直逼乌江；贵州当地则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领的黔军；川南地区在今天的都匀一带，是广东广西的联军；在乌江以东的湘黔边界，有湘军的四个师；再往上是蒋介石的两个师，正在向重庆开进，随时准备加入对我军的战斗；四川方面，川军出动了十个旅，占据了四川的各个要道，并派重兵防守长江一线，甚至再江面上布置了大量的舰队，组成了所谓“四川南岸剿匪军”；五个团的滇军在加紧修筑横江防线，毕节附近，有滇军的三个旅。 一言以概之：北有长江天堑，东有乌江天堑及湘军堡垒线，南有薛岳大军，西有川、滇防守兵团，四周被黔军团团围住。 我军3万，敌军40万，前有围堵、后有追兵，情况不容乐观。 5.渡！ 当时中央红军所了解的唯二的两支友军，分别是红二、六军团和红四军团。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红四军团在川陕，而红二、六军团较为弱小，所以敌人判断我们更有可能会占领赤水县城，继而向北跨过长江与红四军团会合——也正是我们最初的意图。敌人的行动非常快，在我们北上渡江之前便与南下的川军在土城遭遇，带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川中名将郭勋祺，这是川军中的精锐，拥有全军中最好的武器装备。 1月28日一整天，我们在土城青杠坡与敌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局势一度对我军非常不利，川军突破红军防线已经打到红军的前敌指挥所了，要不是我军紧急派上了干部团、林彪连夜率领红一军二师一夜疾驰120里回援，局势险些失控。两军陷入对峙状态，更危险的是，背后的敌人、敌人的援兵也在逼近。为了避免被赶至的敌人合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军委迅速做出决策，放弃土城，撤出战斗。北渡长江的计划自然是无法实施了，那么便只能选择改渡金沙江，而要想抵达金沙江，就必须要先渡过赤水河。 1月29日凌晨，中央军委下令，全军渡过赤水河，此即一渡赤水。所以坦率地讲，“一渡赤水”其实是绝境之下的无奈之举，敌人对此也非常清楚，蒋介石下令川军一部分在长江沿线修筑碉堡，堵住长江，另一部分自北向南攻击我军；云南的滇军封锁金沙江；黔军固守土城；东南面、南面的薛岳部中央军逐渐逼近，正是一副要再次形成包围圈，把中央红军聚歼于川南地区古蔺叙永一带的姿态。 6.以退为进 包围圈在慢慢缩小，此时若抢着去渡金沙江，危险系数极大，极有可能陷入到敌人的包围圈中，而如果不渡的话，红军到底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提议：我们二渡赤水河，回师遵义。敌人认为我们要抢渡金沙江，将重兵安置在我军前方，而后方的黔北地区兵力空虚，而之前在土城的敌军元气还没有恢复，我们突然回头，正好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个决策一经提出，迅速地被中央军委所接受，也正是这个决策解决了红军的被动态势。 2月18日至2月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对岸的黔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杀一个回马枪，一触即溃，随后派红五军团一个团伪装成主力，向温水方向开进以迷惑对手，而真正的红军主力兵分为左、右两纵队向桐梓进击，2月24日至2月28日，我军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并且继续向南进攻，重创了孤军冒进的中央军吴奇伟部，吴奇伟因为害怕被我军活捉，在逃跑到达乌江以南之后迅速地砍断浮桥，而留在对岸的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大量的武器装备悉数被红军俘虏、缴获。仅仅五天之内，我们连下数城，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获物资、武器装备不计其数，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史称“桐遵大捷”，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这场胜利也被蒋介石称为“国军的奇耻大辱”。 一时之间，我军士气高涨！ 7.而今迈步从头越 红军取得胜利，占领娄山关之后，教员一时诗兴大发、文采斐然，留下了他的战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何等的壮志凌云、气贯长虹！ 一场大的胜利让中央产生了改变计划的想法，如果北渡长江接连受阻，那么我们为何不就在此处建立川滇黔根据地呢？当时便提出了“赤化川滇黔”的口号，并准备首先进攻茅台镇附近的周浑元纵队。如果能全歼周浑元的部队，那么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很有可能就能够实现了。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的计划还是失败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次失败，很有可能就没有之后三渡、四渡的神来之笔了。即使有，计划可能也远不像历史上进展的那么顺利。 情况是这样的，我军做出向乌江以东转移的态势，表面上看是要与红二、六军团的贺龙、萧克会师，实际上却是要引诱敌人东进，中央军委计划在枫香坝、长干山附近伏击周浑元纵队，将他们彻底击溃。 敌人靠的越来越近，我军将士摩拳擦掌，一场大胜就在眼前，可是敌人突然停止前进、按兵不动。为什么？难道是我军的伏击的计划暴露了吗？正是如此，因为蒋介石有一项我们没有的东西——航空侦察。也正是在那一天航空侦察发现了红军在枫香坝向长干山两翼运动，摆明了就是一副要伏击的姿态，我军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蒋介石得到情报之后，急令周浑元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同时，进入三月份以来，各路军阀都采取了更为保守的姿态，不愿意去与红军进行我军所擅长的运动战、机动作战，皆按兵不动，采用碉堡战术，修筑工事，准备层层退进。 虽然暂时没有发生冲突，但战场上的沉默往往更加可怕，也更加致命。我们在鸭溪镇等待敌军多时而不得，部队尤其是领导层不可避免的变得有些浮躁，毕竟时间不在我们这一边，每拖一分钟，敌人的包围圈可能就会缩小一点，再僵持下去，局势又会变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想出破局之法。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主动出击，而当时的我们有两个选择，打打鼓新场（金沙县城），或者打鲁班场。驻扎在打鼓新场的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王家烈，而且打鼓新场比较富裕，打下来之后得到的补给也很充足；相比之下，鲁班场的周浑元很强，是整支红军部队一起上都不一定能啃下来的硬骨头，如果贸然与他对峙，恐怕是凶多吉少。 红一军团的林彪提议，奔袭打鼓新场，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打打鼓新场！吃掉王家烈一个师！ 只有一个人不同意。 毛泽东不同意。 8.危机与转机 毛泽东分析：不能打！这是一个陷阱！一个精心布置的糖果，隐藏的却是万劫不复的毒药！ 第一，长途奔袭打鼓新场，很难完全保密，容易打成攻坚战，而我军目前处于弱势，和敌人进行消耗是极其不明智的。 第二，王家烈确实好打，但是打鼓新场的南北各有周浑元的三个师、吴奇伟的四个师，当我们进攻打鼓新场时，如果受到这两支部队的夹击，那么局势就非常不妙了；同时，王家烈背后还有滇军赶来，同样是不可小觑的力量。 第三，就算我们真的能够打下打鼓新场，我们也只是能获得一些补给、物资，因为我们不可能守住金沙，随后必然会退回遵义，那么这样一来，战场的局势就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们仍然是被困在遵义！ 但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比较浮躁，也亟需一场胜利，大多数人都听不进教员的观点，双方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教员甚至撂下了狠话：“如果非要打打鼓新场，那么我这个前指就不当了，我不干了！”本想着是要以此为筹码让大家放弃原有计划，没想到一投票，毛泽东同志反而是少数，于是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就被定下来了。 当夜，教员久久不能入睡，越想越觉得不对，于是连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党内军事决策的最后决定者，而他在早些时候的会议上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与周恩来进行长谈，并希望他能把命令压一下，再仔细地考虑考虑。 而第二天二局（我军优秀的情报部门，接受苏联无线电技术的专业培训，是后来“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在长征中截获了大量国军的情报）所发送回来的情报也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顾虑果然是正确的，黔军确实在收缩、滇军正在逼近。周恩来迅速召开会议，说服了大家放弃原来危险的计划。 同时教员提议：打鲁班场！周浑元的部队虽然难打，但是王家烈肯定不会增援比自己强的部队，吴奇伟需要渡过乌江，暂时鞭长莫及，如此一来，我军便不会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局；我们的计划是要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但是如果直接渡河，周浑元必然出击骚扰我们，可击我军于渡前，可击我军于半渡，但如果我们先对鲁班场发起进攻，能打赢固然好，能够突破包围圈；而即使局势陷入僵持，我军突然撤出战斗，那么周浑元必然疑心有诈，不敢迅速追击，我们便正可以在他迟疑不定之时，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渡过赤水河！ 绝，真的绝。之后的历史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推演发展，我军在鲁班场与敌军陷入对峙后突然撤出，并于3月16日在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周浑元疑心有诈，果然没有及时追击，为中央红军创造了宝贵的转移时间。巧妙利用敌军的心理为我军创造机会，已经算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教员真正的传奇操作，要从这里才算真正开始。 9.将军 第三次渡河，毛泽东同志命令我军做了以下几点部署：第一，在渡河时故意大张旗鼓，让敌人的侦察机发现；第二，各军团在渡河之后关闭一切电台，在山区中秘密潜伏；第三，派一个团携带总部电台，伪装主力，向西面的古蔺叙永进发，并频频发射信号，并且在前进的路上碰到敌军的一个团后，摆出主力的架势，迅速地扑上前去将敌人击溃，这股敌人逃到古蔺叙永后向上级报告：发现共军主力向古蔺方向前进！ 所以此时蒋介石得到了这样几条信息：1.侦察机发现我军大肆渡过赤水河；2.古蔺守军遭到猛烈进攻；3.中央红军总部电台在古蔺附近活动频繁。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红军主力正是在向古蔺叙永攻去，于是连忙调动滇军、川军、中央军往古蔺逼近，自以为已是天衣无缝、胜券在握，“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但实际上，教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制造各种虚假的情报，没有调动了自己的兵力，却调动了敌人的兵力！在敌人的重心明显出现西移之后，他秘密率领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于3月22日晚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因为敌军大部队已被调动，一路畅通无阻。而这一次渡河所用的船只，是早在一个月之前我们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的时候藏好的！换言之，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渡河之后，我军没有丝毫停留，急速南下，而此刻的敌人正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古蔺叙永苦苦搜寻着并不存在的红军主力。乌江南岸敌人兵力空虚，我们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牵制敌军，中央红军于3月31日趁风雨之夜飞度乌江天险，击溃乌江守军，一部分红军佯攻息烽，真正的主力挥师立即南下，兵锋直指贵阳。 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贵阳！且贵阳兵力极为空虚，只有不到一个团！与红军主力相比，那就是蚍蜉之于大树！ 委座危险，那还得了，各路军阀拼了命地向南赶，但是蒋介石本人也非常清楚，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急忙调动较近的滇军三个旅前来救驾，但他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这竟也在教员的计算之中！我们的行动正是为了调动滇军，只有他们被调开了，我们才有机会突破云南的防线，继而渡过金沙江北上！我军进攻贵阳同样也是虚招，我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在清水河上大肆搭建浮桥，摆出一副要渡过清水河畔的姿态，让蒋介石误认为我们要与东面的红二、六军团会师，但是这依然是虚招！中央红军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将滇军东调。我军主力秘密掉头，悄悄地在贵阳、龙里之前穿过，随后朝着云南腹地进发。而此时，云南的滇军已经有一半被我们调到了五百公里之外的贵阳！此时的我们离金沙江，仅只有一步之遥，而国军的部队，已经被我们甩了十几天的路程。 至此，四渡赤水，完美谢幕。 10.如果 四渡赤水过程中形式之危急，胜算之渺茫，不言而喻。3万人被40万人合围，还是在没有根据地、人生地不熟、势力盘根错杂的川滇黔交界处，即使是像林总这样的战神，同样也栽在了“打鼓新场之争”这样迷惑性极强的问题上，险些将中央红军置于全军覆没的境地。打得极其惊险的土城之战，与川军郭勋祺作战的部队中，就有后来开国元帅中的七个，朱老总甚至亲自上前线指挥战斗！如果不是润公在重重围堵之中屡出奇策，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样的一波人可是会全军覆没的！他们牺牲了，对中国革命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而且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为了做最坏的打算，已经准备了派潘汉年和陈云到敌占区去工作，一来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二来为中央留一条后路，改变中央随队行军指挥中国革命的方式，一旦中央红军被成功围剿、被打散，那么就要重新恢复原来在大城市中领导革命，《潘汉年传》中还写到，实在不行就转移到南洋去，在海外领导中国革命，而他本人后来也确实是带着使命回到了上海、香港。如果润公没有将中央红军带出来，真的被敌人围剿、打散了，重新回到了以前的“大城市领导”状态，乃至到海外去领导革命，那么中国革命，还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我想，成功的可能只怕是比带领3万人突破40万人重重包围的可能性更低。 所以说，为什么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同志获得了绝对的指挥权和领导权力？这不是利益集团的妥协折中的结果，不是“拼资历，拼人脉”的潜规则，更不是像蒋介石那样玩弄权术的威逼利诱，而是真正的万众归心、人心所向——大家是真的都心服口服。 孙子兵法有云：“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样的军神是不会让自己的军队陷入到“需要四渡赤水”的境地的。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一方面让我党我军不幸陷入到了无比困难的境地，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的将帅是如何在深陷绝境之时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并一步一步带领中国革命走上正途。 真乃中国革命之幸也。 文：陈天朗图文编辑：王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