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以辉格党为首的内阁对待战争态度已经明朗，那么反对派的托利党是不是真如《泰晤士报》评论所说的那样，对这场不义之战深恶痛绝，俨然正义的化身呢？只要仔细分析19世纪初英国的殖民政策与军事行动，就会发现其实大谬不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810—1840年间，英国在海外的霸权形式无不与之后中国的命运走向息息相关。第一，皇家海军在遏制西非和东非的奴隶贸易过程中采取的准海上警察式行动初见成效，后来被炉火纯青地嫁接在中国南海，而以战舰为核心的英国海军无形中对亚非国家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威慑力，“炮舰外交”初露端倪；第二，1839年，英国攻占了也门的亚丁城，而20年前莱福士爵士（Sir Raffles）以高超的远见建立的新加坡则成为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有力保障了广州与加尔各答间的运输安全，更让英国得以在活跃的区域贸易中分一杯羹，“以非官方形式对马来半岛诸国施加政治影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世纪开头的几十年，“不列颠治世”的野心是以英国在印度确立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标志的。印度广袤的土地是英国向东推进的大本营，当英国以独孤求败的姿态俯视亚洲诸国时，唯一有可能在未来撼动英国霸主地位的就只有沙俄。虽然这只是潜在的危机，中国在当时也还尚未成为英俄争夺的焦点，但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反抗时英军雷霆之势的镇压和征服，是“英国强权在亚洲大陆所有国家面前证明自身地位”的最佳手段。因此不平等的外交身份也好，在华英商的人身安全也罢，无非是点燃战火时的借口，而核心原因只有国家利益。为中国“鸣不平”的《泰晤士报》，在议会举棋不定之时，关注的只有“英国的敌人们将会趁对华战争之机攘夺英国的利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绘画，描绘了穿鼻海战的场景</p><p class="ql-block">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演讲：“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我对其极其关注，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态度之强硬已经暗示了自己的立场。4月9日，针对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托利党在下议院发起了不信任投票，巴麦尊用简洁而务实的演讲为自己辩护，强调最重要的是“捍卫英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王冠的尊严”：“堆压在英国臣民头上的侮辱，如果从律劳卑勋爵出使中国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还一仍其旧，未予纠正，那么，不能想象……任何一个英国商人，只要考虑到他自己的安全和自尊，还能继续在那些地方经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很明显，巴麦尊在煽动民众情绪方面很有经验，在爱国主义大旗下，托利党的驳斥显得毫无说服力，最终，262票赞成，271票反对，议案以9票之差未能通过，也间接导致主战的辉格党最终决定出兵中国。再次强调，不能把投了反对票的议员看得有多么正义，“‘反对’是反对党这种政治动物的天然职责和政治本能”，1841年9月，原来的反对党罗伯特·皮尔组阁，也没见他停止战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地球另一端的大清当然无法理解“议会”“投票”是什么，数年后，在时人梁廷柟的《夷氛闻记》中，这场决定了中国命运的投票现场变成了另一番模样：“顾通国商民皆不欲启衅粤东，且用兵势加税也，议数日不决……终以众喙汹汹，人持一见，随以求和争战两事，诣其所事罗占土神祠阄卜，将决焉，得战阄三，于是专意称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