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28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历了“八月失败”之后,红军内部出现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头脑中仍充满着以城市为中心的观念,国际也曾作出指示要求红军分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出发,认为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提出“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1929年4月,当中央起草要求朱、毛离开红军的指示时,周恩来指出,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最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调朱毛出来的事,实际上不了了之。</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毛委员和朱军长领导的红4军,当时是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一支主力部队。1929 年6月,毛委员打算利用打下福建龙岩城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召开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纠正红军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次大会在有关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由于一些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的人,坚持旧军队的一套经验;而有些从苏联回来的人,又主张照搬苏联军队的一套经验,前委领导之间意见也不一致,因而争论的问题未能得到真正解决。红4军前委原系中央指定,此次大会在中央没有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进行了改选。</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经过选举,毛委员仍为前委委员,但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委员到闽西上杭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由于毛委员离开了红4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得这支部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新任红4军前委书记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作报告。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并主持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联系红军建设的经验,针对红4军存在的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指示,并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委员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4军全体同志了解、接受。</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陈毅按照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部队。这封指示信,就是9月28日的《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这封信对国内形势、红军任务、红军发展方向与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重大问题,做了全面阐述。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委员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和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信中还强调指出,红4军前委要维护朱军长、毛委员在群众中的信仰。</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他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委员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委员和朱军长的领导。”周恩来还要求其它地方的领导学习毛委员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和建设红军的经验。他指出:“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周恩来如此鲜明地肯定和支持毛委员的正确主张,在此之前,在高层领导人中是没有先例的。众所周知,六大以前,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个是右,一个是左。这两种错误的路线与毛委员的正确主张都是格格不入的。六大以后的主要负责人向忠发,由于缺乏领导能力,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主持。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是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认识了毛委员杰出的军事才干,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委员。</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又比如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集中火力批评了毛主席,并剥夺了他的军权。周恩来认为批评过分,因而在处理毛主席的问题上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为此,中央局批评他:“不给毛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几十年后毛主席回忆说:“宁都会议期间,我的批评者们都想开除我,但是周...不同意。”</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以后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支持毛主席。在实现共同理想的革命征途中,两位伟人肝胆相照,结下了情同手足的革命友谊。著名作家韩素音曾经感叹道:“周恩来发现了毛,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