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版 文人无过 《旷思敛语》第一章 常约 作者，未无 诵读 毛行云

未無

题前小记

感谢各位老师从心直言说出自己的感受：萧振呜先生说喜欢《书法中庸》和《鲁迅笔下的人镜》，李锐先生说喜欢《项南五赞》，《人民日报·大地》主编杜英姿选发了《孔子出国》，梅花奖得主张保平先生说《老子为大》有宜于扩大艺境，上海的王总说篇篇喜欢最先读的是《王选选命》，李国文先生说喜欢这篇《文人无过》……

文人无过

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历史添光彩，是为文人。

　　一部《燕山夜话》，是我最爱读、最佩服的书籍之一。读其书想见邓拓的为人，除了由衷敬仰，又陆续买下他的几乎全部著作。

　　老实说吧，除了《燕山夜话》，邓拓的那些大文章，尽管当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现在却已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不知为什么，多少年来总会想到邓拓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想到田家英劝毛泽东放弃一些政务，专心于理论研究，想到文人的种种遭遇，想到历史上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种种磨难，想到一切社会制度和制度以外的一切。

　　从另一方面又想到司马迁说过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想到的版本是《毛泽东文集》中的引文，而非《报任安书》的原文。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与前面的意思相对接形成这样一个观点：环境对人有压迫迫害的一面，也有砥砺激发的一面，这便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天地。

　　虽然说时间是淘洗一切记忆和消除心灵痛苦的神能妙器，但邓拓这位才华横溢、出类拔萃、文章道德都十分了得的文人，遭罪罹难近四十年了，每当想起他的冤死，想起一代文曲星的陨落，心里总不能平静，并由此引出关于文人的一些思考。

邓拓作为报人，作品、人品达到光辉的顶点。顶点，不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是人生的相对高度。这高度不仅是一个人奋斗的结果，是令人景仰的丰碑，而且是以人写的历史中的一个警句。这丰碑和警句却也会转而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铅锤。

邓拓去了，又没有去，他永远留在历史上。如果列一张新闻记者排行榜，我会毫不犹豫将邓拓列于榜首。接下来应该是邹韬奋、穆青、赵超构也即林放，还有曾经办报后来专事文艺创作的孙犁和马烽等。他们都是一流的报人，一流的文章大家，一流的才俊和道德典范。

　　邓拓的一生以办报名世，也以办报谢世。名世和谢世“都是媒体惹的祸”。

　　媒体是最招眼的地方。身处媒体首席，自然更招眼。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尽管也在被打倒之列，但毕竟前面还有挡风墙彭真等更大的人物，还轮不到他挺身为首。而作为报人，作为“三家村”首席老板，他却首当其冲。

　　“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书生当政，都是文章大家，都是一代文人，都为文章所累。对此，邓拓似乎早已心有所思，诗有所表，诗曰：“文章满纸书生累。”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文革”风暴骤起，邓拓含冤自尽。他的夫人丁一岚忍受着巨大悲痛，冒着生命危险，珍藏起邓拓写下的一方诗绢。这方诗绢以潇洒的书法记录下同样潇洒的诗句：

战地青衫侣，风沙北国春。白云浮终古，江水去长东。

　　身世三生动，心天一向红！高情为尔我，天地自无穷。

　　这两位战地之侣，有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春天，有他们高尚纯洁的感情生活，有他们穷尽一生的真理追求。但这一切，对个体生命而言，都没有“白云浮终古”，“江水去长东”。天地无穷，生命有限，邓拓的人生，竟是如此短暂，短暂的令人难以接受；而且竟又是那样去了，留下太多的沉痛、沉重，沉重到可以压弯我们这个民族的肩骨。

我不懂，文人对死既是那样义无反顾，文人的生命却又是那样脆弱。屈原那样去了，虽然走得一清如水，但毕竟有《离骚》的悲愤，没有《离骚》的悲凉之美；嵇康那样去了，刑场的悲风与呼号犹在，但毕竟不是《广陵散》那样的美妙旋律；谢灵运那样去了，“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这文人的笔好生痛快，但刀削脑袋，无论对当事人，旁观者，还是后来人，都没有那般潇洒；贾谊那样去了，仅有33年的人生，竟遭到那么多的忌妒，那么多的毁谤，那么多的打击，他的年龄与他的成熟太不相称，竟至于让那样稚嫩的肩头承受了如此的沉重，竟使得两千六百多年后的毛泽东都忍不住赋诗：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看来，贾谊毕竟不是胸怀博大的政治家，却对政治抱有过大热情，过深地涉足政治漩涡。这几乎是中国文人最热衷的悲剧道路。

文人的生与死都有太多的悲愤和沉重。除了上述一系列历史的悲壮和千古遗憾外，还有李后主的死，李贽的死，李清照的死，方孝孺的死，金圣叹的死，龚自珍的死，王国维的死，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沉重。这沉重，自然是事件的沉重，读者心头的沉重，或许已上升为规律的沉重。说轻点，是灯蛾扑火，自取灭亡，过于热衷于光明，却轻飘飘地葬身于黑暗；说重点，就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雄心博大，壮志宏伟，道义冠天，却不免因过于沉重而筋骨断裂。

　　我以沉重的心，想着这些沉重的事，无论如何难以明白：历史，尤其是华夏古国的千年文明史，是否非要有那么多沉重压着，否则便不足以证明它的份量呢？

　　我所不明白的并非是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大义洒热血，为存亡而肝脑涂地有什么不应该，而是面对太多极具感染力的悲壮，不能不想到“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侵略者、非正义和吃人制度的并存，为什么非有这样的并存？这并存的原因何在？由谁设定？由谁主宰？

　　尤其令人不能释然的是：虽然人都要死，但舍生取义的死，一代才俊的死，毕竟更多出一份沉重，多出一份惋惜，多出一份悲凉，多出一份不能不有的愤慨。

　　人死似乎是可以选择又不可以选择。就可以选择而言，我特别敬仰舍生取义，却比较欣赏诗情画意般的死法。比如像李太白那样的死。据说他是酒醉后由船上落水而死，落水原因则是伸手倾身揽月的潇洒举动。李太白有“斗酒诗百篇”的才气，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博大，有“浩歌待明月”的期冀，有“把酒问月”的空旷，有“千金散尽”的洒脱，有“呼儿将出换美酒”的天伦之乐。似乎人生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是那样的文采斐然、豪气逼人，那样的“神气高明、轩然霞举”，那样的狂傲不羁、傲然伟岸，那样的清新俊逸、仙风道骨，那样的愁肠百结、满腔悲愤，那样的波澜跌荡、瑰丽多姿，那样的风骨高迈、秀雅绝伦，那样的天真直率、飘逸空灵，那样的汪洋恣肆、无怨无悔。做人当如李太白，不枉潇洒付一生；撒世也同李太白，以死自铸瑰丽诗。

　　我更不明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竟要那样：一方面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力倡导仁义、道德、气节，赠匾表、立牌坊、修专志，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又筑高墙、设囹圄、施酷刑，画地为牢，指天问罪，惨绝人寰。这好像是预先设下陷阱，任你刚烈的、高尚的、聪明的、老实的、出类的、拔萃的往里掉；又好像是自视甚高的文人自己挖坑，或者自愿帮忙，活埋自己，挺身刀俎，甘为鱼肉。

　　这样的结果该怎么说呢？好像被抿去的是人尖，是人才，是精英，是一流人物，是人中之龙；剩下的倒有不少是平庸之人，是庸才，是二流以下者，是混混，是人渣。

这样的结果怎能不是遗恨斑斑，无比的沉痛和沉重呢。假使文王不是受拘而是被杀，仲尼不是受困而是被害，屈原不是流放而是处以极刑，孙子不是砍去膝盖骨，而是削掉脑袋，还会有《周易》、《春秋》、《离骚》和《孙子兵法》传世吗？果真那样了，华夏的数千年文明史就不仅是沉重，而且是黑云沉沉了。

这样的结果也许只能是这样。不这样便不是历史，便不是社会。但是，不管是一厢情愿也好，还是幼稚的愿望也好，我认为对文人压一压无妨，无论如何应该为他们留下活命的余地，断然把那个会思想的球体割去，也就真正切断了传承文明的命根子。

文人酸一点是有的，而酸并不等于腐。如同醋的酸一样，酸并不是臭。酿醋有多少道工序，我没有研究过，据说比美酒还要多出一道。这又好像水冻为冰，滴穿石透，绳锯木断，均非一日之功。更像是山愈高愈耸，水愈深愈蓝，气愈清愈朗，本色如此，十分自然。更何况，醋的酸与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人的酸与文，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写到这里，我竟不知不觉翻开字典研究起这个“酸”字来，“酸”的左半边是“酉”，本意是贮酒器，并有蓄、饱、老、成等义；右半边是“夋”。这个“夋”与“人”相配是“俊”，与“马”相匹为“骏”，与“山”相聚为“峻”，与“立”相并为“竣”，与“田”相会为“畯”，与“鸟”相伍为“鵔”，与“月”相前后为“朘”，无不表示着杰出、高大、挺拔、伟岸、潇洒、大度、丰硕。尤其是这个“朘”字，更为大有深意。老子有言：“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柔中有刚，力固于内，柔和宽容，其奇其妙无比。

　　我想象的翅膀继续高飞，似乎看到文人的酸与山相容，耸入云霄；与马相匹，驰骋千里；与鸟相并，鼓翅奋飞；与田相合，“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其形象，其志向，其功用，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

　　哲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文人则留下太多沉重。这真是令人没有办法的事。面对这没有办法，将陈年老账扯出来，无非是通过对生命脆弱性的追问，对制度隐患性的追问，对民族劣根性的追问，对文化缺陷性的追问，对政治痴迷性的追问，以引起进一步反思，做好完善工作。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无能为力的我，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书生有书生本色，文人有文人品位，往也今也，文人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