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寨

太行

　　在中国，人多不过农民，艰难不过农民。当过农民，了解了中国最基层的情况。去过了大寨才知道什么是大寨精神，才认识大寨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村庄。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报纸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还有新华社记者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这一年3月，在出巡的专列上，毛主席第一次知道了陈永贵这三个字。这一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新中国前夕，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信说：“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战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使新生的共和国对粮食的需求变得异常迫切。

陈永贵目不识丁，不知道艾奇逊何其人也，但知道粮食的重要。他带领大寨人不管寒暑，使用近乎原始的镢头、铁锨、钢钎、大锤，用近乎愚公移山的干劲修平荒地，修造大寨田，亩产到了500 公斤。在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 400多公斤。大寨人做到了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同时，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即“三不要”和“三不少”。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60年代才会引起党中央的重视，才成为农业的一面旗帜。

　　曾经一度，全世界来的贵宾和朋友到中国都要到大寨观瞻这面红旗。即使是现在，它虽沉浸在落日的余辉里，仍旧显得壮丽。站在陈永贵墓前仰望它，心中还是充满了缅怀与追忆。

郭沫若1965年在大寨曾热情赋诗道：“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今天看来，“全国学大寨”这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大寨学全国”正被郭凤莲和新一代大寨人开启。1992年朱镕基总理实地看过大寨后掉下眼泪，说大寨真是干出来的，以后就一直发展旅游吧。

历史在大寨沉思。改革开放，大寨人又一次接受庄严的“洗礼”。大寨又重新回到千万个农村并肩前进的同一个起跑线上。

那是新中国六十华诞喜庆之日，我去了大寨。但大寨早已不是“层层梯田”那样的风光。它是彻底的红色旅游区，是一片茂密森林岗峦式公园。大寨并不大，半天便可走遍全村。大寨人也不多，总共 500来口。走进村口，店铺、饭馆林立，村民们衣着时尚，笑迎宾客。远望当年的八百亩“海绵田”，已有一半以上退耕还林。平坦干净的柏油路，直达虎头山森林公园。蓝天、绿树、碧水，环抱着一片片梯田，走在其间心旷神怡。山下，数十栋二层小楼比邻而立，在阳光下甚是好看。

　　走进一个叫贾春云的家，贾春云跑运输，爱人在森林公园上班，加起来一年有六七万元收人，两个孩子在村里上学，日子过得挺舒心。

我们了解到，大寨人基本上像贾春云这样的生活水平，2007 年，大寨的人均收人超过了 7000元。大寨村里有小学、中学，学杂费全免，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费用由村里负担。60 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逢年过节，每家都能领到米、面及过节费……房子也是分配的，以每套6.5万元的价格提供给村民。

郭凤莲是陈永贵培养的铁姑娘，这位年过六旬的女当家人，烫着头发，穿着款式时尚的衣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以战天斗地的“铁姑娘”形象闻名全国。改革开放后，她又带领大寨成为新时期的领头人。

大寨这些年的变化无处不在，以前村民们住窑洞，睡炕头，现在基本都住进了楼房；当年吃野菜、玉米糊，现在白面、大米、鲜菜、肉，顿顿换样；当年穿土布、麻衣，现在的大寨人穿衣讲究，女士化妆，男士穿西装……

　　在虎头山上眺望，大片的森林空气清新，处处洁净。改革之初，大寨以农业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渐次出现。九十年代初，由于缺乏长远规划，个体经济规模小，曾出现“破产潮”。村民说：“大寨真正发生变化，还是郭凤莲回来以后。”

大寨是个品牌。1991年11月，“铁姑娘”郭凤莲重回大寨任党支部书记。第二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重点发展物流、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多个支柱产业。从那时起，“大寨羊毛厂”、“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陆续成立。以“大寨”命名的产品也不断涌现，包括核桃露、面粉、醋、杂粮等。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别人学大寨，现在是大寨人学别人，学全国那些有名的村子。大寨人心里很明白，搞改革开放，大寨不能落在后头。

我们走进陈永贵旧居，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正在售书签字。陈春梅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10年前，她暗下决心要写一本关于陈永贵的书，将来摆在陈永贵墓前。为此，她一边工作，一边走访当年的老村民和年迈的奶奶，写就了《我的爷爷陈永贵》一书。陈春梅认为陈永贵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八个字的化身。在这本书中，陈永贵从一个标杆性人物和政治人物跳出来，成为了一个简朴的大寨人。陈春梅说，她一直觉得陈永贵是个英雄，每当遇到困难，就会想起。陈春梅回忆，陈永贵当副总理时，坚持看书，每天看4份报纸。陈永贵会讲话，每次演讲不要稿子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说，陈永贵一句也没有用辩证法，但说的都是辩证法，一句也没有讲马列主义，但说的都是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的老伴也已八十多岁了，住在当年分给陈永贵在北京木樨地的22号部长楼。陈春梅说，这个奶奶是陈永贵后娶的，结发妻子去世比较早。现在的奶奶是县里介绍的，很坚强，很有大寨风范。凤凰卫视节目主持鲁豫曾采访过这个奶奶，问她幸福吗？这辈子这么辛苦。这个奶奶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享福，但这辈子我很幸福。

在大寨，我看到了一个新农村的代表。这里的生态很好，山坡是绿的，峰峦是绿的，天空似乎也被这绿色染了。这里的树像山西汉子，质朴、峥嵘、挺拔，一株一株紧紧挨着，显得非常“靠实”，很有个性。这些“个性”密密地连接在一起就成了“共性”：森森然、修修然、并井然，秀挺里透着自豪。置身大寨，这里随处都是历史的辉煌与现现在的繁荣在与你对话。

　　大寨的党风好，民风正。村党支部连年受到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的表彰。曾被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先进基层党总支”。

陈永贵的一生是悲壮的。郭风莲比陈永贵还要艰难竭蹶，女英雄比男英雄难得多。再就是她所经历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还有石破天惊的社会变革也极其复杂。山河与理念齐变，人事并境遇同迁，能够重新再造出一个新大寨，实为人间奇迹。

文/太行，原载《垄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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