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又至话屈原

黄建国

　　年年岁岁端午至，岁岁年年话屈原。

屈原（公元前341年一前282年），名平，字原，战国楚人。

后人认识屈原，是从端午节、诗人屈原以及屈原的精神开始的。

　　我们祖先的精神起点是很高的。在生产力还很低下的几千年前，就已经＂以诗为经＂了。＂以诗为经＂既是我们文化精神的起点，又是我们文化精神的目标。

于是，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精致的玉佩，脸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

　　屈原出身贵族世家，博学多才，少年得志。但在政治活动上表现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点，缺少周旋，难于与环境协调。这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失意 及人生的悲剧，但却铸就了一个划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人，一个登上辉煌精神高峰的诗人。

自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关注自我，关注自我的内心感受，关注更多的精神世界。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就不与别人有丝毫争辩。

　　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光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逝去。

这样的自我一站立，中国文化不再是以前的文化，中国精神不再是以前的中国精神。

　　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养他，却不能拯救他。一个多愁善感的孤独生命发出的声音似乎无力改昜国计民生，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精神。

因此，他仍然孤独却不再孤独。他因呼醒了人们长久被共同话语掩埋的心灵秘窟而产生了强大的震撼效应。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精神。因此，他也就从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从精神的边缘走到了中心。

　　屈原为什么希望太阳不要过于急迫地西沉于崦嵫山？为什么担忧杜鹃啼鸣？为什么宣告要上下求索？为什么发誓虽九死而未愉？因为一旦被好嫉受诬，生命的时间与通道都被剥夺，他要竭尽最后一点力量争取。他的离别与不忍，也都与此有关。屈原的这个精神程序，已被此后的中国文化史千万次地重复。

屈原的痛苦与挣扎启示着后代，常人都有物质上的挣扎和生理上的挣扎，但他的挣扎不在那里。他的挣扎更告诉中国文学，何谓挣扎中的高贵，何谓高贵中的挣扎。

　　屈原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他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屈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总是表现出大道在心，平静从容，不惊不诧。相反，他有那么多的惊诧，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么多的眼泪和叹息。他对幽兰变成萧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为什么美女总是难见，明君总是不醒。他更惊叹众人为何那么喜欢谣言，又那么冷落贤良，……。总之，他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他曾写过巜天问》，其实他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面”和＂人问＂。他是个询问者，而不是解答者，这也是他与诸子百家的重大区别。

　　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浪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因此，屈原为诗作了某种定位，为文学作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的精神作了某种定位。

　　所以，屈原投江后，民众把原来祭祀东君的日子转移到他名下。那粽子，那龙舟，那呼唤，是献给他的。中国民众慷慨地、虔诚地纪念了两千多年，并且现在已正式成为国家的法定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