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之死

晓刚

眼前的大河，宽阔而平静，一如千百年来的模样。

在岸边世代劳作的人们也许没有见过，在此之上的千百里以外，大河是清澈见底的涓涓细流，当然也可能没有见过，在此之下的千百里以外，大河是悬于空中的灾难之河。源头的涓涓细流以眼前平静的大河为方向，下游的灾难之河则以眼前平静的大河为源流。

犹如行走在世上的人，看到的都是生命存续期间的景致，而不能目见自身的生命之前和生命之后的世间百态。除了哲人，又很少有人去思考千百年前的人跟自己有什么牵连，自身又与千百年后的人有什么瓜葛？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

一

大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二月，甘肃河州莲花寨段的黄河干涸。这让岸边的人们惊骇不已：也许上天要降下灾祸了。此时，3000里外的北京，一队勇武威猛的锦衣卫用门板将一位76岁的老者抬进了北镇抚司监狱——诏狱。【1】

三月中旬，年已不惑的明神宗朱翊钧收到了锦衣卫的报告：“贽逮至。惧罪，不食死。”【2】

奏章中的“贽”，即那位76岁的老者、钦点的要犯——“和尚”李贽。按照锦衣卫的报告，李贽是“绝食而死”。其实，李贽的死远比绝食要惨烈的多。

季春的北京，玉兰花开的正艳，暖暖的春风渐渐吹走了料峭的寒意，但在阴森的诏狱，仍然能够感到一阵阵的阴冷。三月十五日，李贽一早起来，洁净颜面，整理僧袍。身在狱中的李贽虽已76岁高龄，且身染沉疴，但依旧努力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自入狱以来，李贽常常陷入沉思：几十年的艰难苦恨，恣肆狂放，一遍一遍地在脑海中回放。然而，狱中的侍者很难从李贽的脸上看到情绪的变化，在侍者的眼中，李贽和蔼慈祥，却又透着一丝高傲，这高傲来自他的内心深处，倔强且不可撼动，禁不住让人仰视。

“多日不曾剃头，不合僧仪啊。”李贽轻声念叨着，请求侍者为他剃发。侍者端来一盆热水，拿来剃刀，慢慢剃净了李贽的毛发。

李贽抚摸着光滑的头皮，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趁着侍者转身收拾器物的短暂时机，李贽抓起剃刀，迅速割开了自己的喉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看着眼前的景象，侍者惊恐的手足无措。李贽没有立刻死去，在鲜血浸染的狱中床榻上，苦苦支撑了很久。

“和尚痛否？”侍者问道。

“不痛。”此时的李贽已经不能言语，但神情平静，他用手指在侍者的手上写下了两个字。

“和尚何自割？”侍者不解。

“七十老翁何所求？”【3】这句不需要答案的问句，是李贽留在世间的绝响。

“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在数年前写就的《老人行叙》一文中，李贽引用了东晋法师僧肇的临终诗句，似乎为自己的离世埋下了伏笔。在经历了两天的煎熬以后，李贽决绝而又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半个多月前的二月二十三日，七品言官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万历皇帝，弹劾寄居在北京通州的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4】

张问达历数李贽的恶行：与无良人士游于尼姑庵院，勾引良家女子入庵讲法，甚至同宿，挟妓女白日同浴，其言行引得无赖少年强抢民财强掳人妇，一些缙绅士大夫也跟着烧香拜佛，不敬孔子。

张问达告诉皇帝这个“道德败坏、不讲礼法”的李贽已经从湖北麻城来到了北京通州，若不惩治，必将祸乱京师。建议将李贽发回原籍治罪，其刊刻书籍，尽行焚毁。

此时的万历皇帝，已多年不上早朝，荒于政事，但对七品言官张问达这封并不怎么起眼的奏章，却分外用心。对于张问达奏章中列举的李贽“恶行”，万历皇帝根本没有兴趣。他知道，那不过是言官构陷他人的说辞，谁能相信一个古稀老人“侮人妻女，狎妓妄为”？

触动万历皇帝神经的是“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儒学是定国安邦之本，岂能随意玷污，不以夫子之道为据，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万历皇帝很快作出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5】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一并治罪。

这个批示打破了以往的惯例，众臣讶异。按照惯常做法，大臣在弹劾某人时，一般会提出从重的处理意见，而皇帝则“仁厚宽宥”，从轻发落。这一次，言官只是希望将李贽遣返回原籍，而万历皇帝却要严拿治罪。

锦衣卫迅速捉拿了李贽，投入诏狱。此时的李贽应通州致仕官员马经纶的邀请，住在马家庄院里。

几天以后，御史康丕扬上疏“不逐李贽，无以端天下之习”；礼部尚书冯琦上疏盛赞万历皇帝治罪李贽是“辟邪之盛举”。

在后人看来，这两位比张问达官阶高出很多的二品大员，一定是参透了皇帝的心思，才行此落井下石之举。

万历皇帝再次快速批示：近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

万历的忧虑在于：如果任由李贽这样胡闹下去，天下士子将不尊礼法，并不为朝廷所用，这是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的约束他们。”【6】万历皇帝知道，对王朝统治最大的威胁是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而李贽恰是一个自称“异端”的人。

从张问达上疏到李贽自刎，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天。

万历年间，党争为患，但在逮问李贽这件事上，却罕见地上下齐心。然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帝王将相们一定没有想到，逮杀李贽开创了中华帝国“以思想言论治罪”的先例。

有明一朝，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后代学者总结元明两朝发生过9次持续较长的灾年，称为“九重深渊”，这其中有6次发生在明朝，而万历年间就有2次。李贽离世的前一年——万历二十九年，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地旱涝不均，两京（北京、南京）、阜平、苏州发生饥荒，阜平饥民甚至食子果腹，苏州官府不顾灾情强行逼税，灾民打杀7名税吏。

李贽死后不久，天下大旱。

二

李贽者何人，为何万历皇帝对他如此痛恨，甚至不惜痛下杀手？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二十六日，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的私塾教师李白斋的妻子徐氏诞下一子，取名李载贽，后来为避明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的讳，改为李贽。

李贽的家境并不富裕，很多时候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但他从小就有着过人的天资，对学问和问题总能说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和论述。12岁那年，李贽写出了一篇《老农老圃论》，对孔子进行嘲讽和批评，让老师和同学等一众人等刮目相看。

26岁，李贽第一次参加乡试，即中得举人。此时的李贽，可以继续进京参加会试，取得贡士以后再参加殿试，中进士。但是，李贽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挂名吏部。明朝官制允许举人到吏部挂名等候职位，这样做的不利之处是无法预知什么时候能等到官缺。

贫穷，是李贽作出这一选择的关键因素。李贽6岁丧母，他是家中长子，下有7个弟妹，父亲靠着做私塾先生的微博收入养活着几个孩子，为了家中生计，李贽不得不四处奔波，却仍然无法改变家中的窘境。

吏部挂名4年以后，李贽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官职——河南辉县教谕。把这个微末的职位列于“官位”之中，实在有些难堪，因为这个职位没有品级，甚至连最末等的从九品都算不上，且薪俸很低。但不论如何，李贽24年的官宦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

明朝是一个对官员极其苛刻的朝代。皇帝经常将犯上直谏的官员的屁股当众展示出来，一顿板子打的皮开肉绽，而官员们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也有意冒犯皇帝，只为了让皇帝打自己的屁股，被打的血肉模糊的屁股是忠心的标志，遭受廷杖也就成了可以炫耀的荣誉。在中国古代，熟读子集经典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追逐者和掌握者，同时也是权力的谄媚者。官职小的谄媚官职大的，官职大的谄媚官职更大的，皇帝则接受所有官员的谄媚，病态的谄媚是官场的常态。

李贽官职低微，难以取得在朝堂上被打屁股的资格，他的痛苦更多地来自于微薄的收入难以养活家人的性命，他曾经生下过4男3女，但最终只养活了一个女儿。李贽在官场底层混迹了20年，这些年里，有3个孩子是冻饿而死的。

担任辉县教谕4年以后，李贽迁至南京国子监教官，但仅仅只干了几个月，父亲去世，回乡丁忧。

丁忧三年制满，李贽举家入京候补，苦等10个月没有官缺，他只能到私塾当教师维持一家用度。一年后，任国子监博士，不久次子身亡。这一年，李贽38岁。也就在这一年，李贽的祖父去世，他再次回乡守制1年。回乡前，他将妻子和孩子安置在了辉县，等他守制归来，二女儿和三女儿也已饿死。这一年，李贽39岁。

在后来的10年间，李贽先后做了礼部司务、南京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等官职。50岁时，李贽迎来了官宦生涯的真正转机——调任云南姚安知府。

这里，我们说一下李贽的官位。

知，官制用语，最初是兼官形式之一，即以他官暂时主持某一官衙的事务。宋朝派遣中央官员主持地方事务，多用此称谓，是实际任命的官员形式，后世成为正式官称。知府，官名，地方行政机构——府之长官。宋朝始置，称“知某府事”。明朝时以知府为正式名称，掌一府之政令，核所属州县之赋役、诉讼等事，汇总于布政司、按察司。按照明朝官制，知府为正四品。【7】

正四品的李贽，在明朝官场里算不上很大的官，但也肯定不是很小的官。“法令清简，不言而治”，这是明人袁中道所著的李贽传记——《李温陵传》中对李贽官绩仅有的记述，李贽治下的姚安可谓太平。“禄俸之外，了无长物”，可见李贽不是个贪官。

在姚安期间，李贽经常与当地僧人谈经论道，后来干脆躲到鸡足山阅经不出，御史刘维钦佩他的为人和节操，上疏朝廷，允许他致仕回乡。苦苦支撑20多年得来的官职，就这样轻易丢弃了，也许曾经犹豫，但却从未反悔。

李贽，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万历八年（1580年）七月，李贽离任姚安知府。离开姚安以后，李贽开始游历云南，原本准备在云南常住，但是遭到了妻子女儿的反对。次年，李贽来到湖北黄安寻访好友耿定理，在耿定理的资助下定居下来，自此开始潜心著述讲学。4年以后，李贽将妻女遣送回福建家乡，自己则由黄安迁居麻城，住进了一座释教禅院。这次变故的主要原因是耿定理在前一年去世，而李贽则与耿定理的长兄耿定向不睦。身居高位的耿定向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官至户部尚书，尊奉儒学正统的耿定向害怕李贽教坏耿家子弟，嘱咐家中子侄远离李贽。

万历十六年，住在麻城芝佛院的李贽索性剃光了头上的毛发，当起了“和尚”，但李贽的剃发并不是依照佛教仪轨进行的剃度，所以至多可以算是居士，而不能算是真正的僧人。

明朝的开创者洪武皇帝朱元璋年轻时入寺当过和尚，后来加入了打着佛教旗号造反的农民军行列，他对元朝崇尚佛教造成的诸多弊端深有感触。即位当皇帝后，朱元璋对佛教的控制相当严格。《申明佛教榜册》规定僧人不得结交官府，俗人无故不得进入寺院，男子非40岁以上，女子非50岁以上不得出家，出家者须经过考试方能取得度牒。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僚士大夫参禅学佛者逐渐增多，佛教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日渐增强。李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入禅院当“和尚”的，但是从他的一贯作风来看，出家之举又似乎带有挑战传统士大夫价值观的意味。

在湖北的20年，李贽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焚书》《藏书》《易因》等重要著作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他的学问和文章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身边聚集了众多的拥趸，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聆听他的讲学，其中不乏士子学生，甚至姑婆女眷也对他钦羡不已。

然而，李贽的行为却让地方官员愤恨不已，这些替皇帝牧守地方的官员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化地方”，他们认为李贽在蛊惑民众，与官府的意旨背向而行，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加以惩治。但是，李贽除了讲学作文以外，并没有具体的可供惩罚的违法行为，不能逮问治罪。地方官员们想到的办法是将李贽赶出自己的辖区，只要不在我的地盘上祸害，你去哪里都可以。

经过几次较量，官员们都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干脆找了一群地痞流氓，在李贽住宿的禅院里放了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万历二十九年，75岁的李贽被致仕官员马经纶迎请到了北京通州。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三

也许，李贽并不该死，该死的是他的思想。

李贽自称“异端”，是相对于儒学而言的。此时的儒学，是正统的国家意识，以儒家道学为主要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占据了王朝各级官员的位置，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遍布各地的中等以上的地主也大都是这些人，他们同样掌握着国家的经济权力。

李贽对此展开了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这里，我们先以李贽与耿定向之间的通信为基础，梳理一下李贽的思想脉络。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与首辅张居正关系紧密，为官清正且官绩斐然，是当世名臣，又因钻研理学卓有成就，多有弟子门生。

李贽曾经与耿定向多次通信，两人都很看重这些来往的书信，各自的文集也都辑录了这些信件。通过这些书信，后人们可以看到两人的思想观点和意见分歧，异端李贽之所以成其为“异端”，在这些信件中也可看出端倪。

李贽与耿定向的通信最早起于一次对“孔子和哲学”的争论。李贽并不认同遵循孔子和儒学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而不用效法孔子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孔子没有出现之前，世上的人难道就不是人吗？【8】李贽“反对不假思索地将孔子奉为一切的权威”，如果人们的言行都以孔子为标准，便犹如“丑妇之贱态”。【9】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解孔子，而是为了理解“道”。【10】耿定向则认为孔子是“万世之师”，孔孟之道是“万世之宪”，做学问要遵循儒学的规矩，循序渐进地学习和领悟圣贤经典，耿定向对此“深信之以为家法”。【11】

除了不敬孔孟，李贽对道学的批判更是剜肉刻骨，入木三分。李贽抨击程朱理学是“伪道学”，言称天下不得安生的原因是因为“贪暴者的骚扰和仁者的大肆祸害”。所谓的“仁者”忧虑天下人不得其所，便急急忙忙要给世人找一个安生的境地，于是用德行、礼法来禁锢世人的头脑，用政令和刑罚来约束世人的行为，这样一来，世人反倒真的不得其所了。【12】李贽直言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13】孔孟之道已经沦落成为限制人们创造力的牢笼，道学也早已不再是“原儒”所谓的修身养性和生命救赎之道，而是求得大富贵的进身之道。耿定向的观点是古人苦心积虑地寻找治世之道，让世人安居乐业，不忧饱暖，又以人伦天理教化人群，使人们有别于禽兽。所以，对于这样的道德“不可不依仿”。

李贽坚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领悟而求得真理，耿定向则认为通往大道必须熟读儒学经典。李贽嘲讽耿定向如同村学的私塾教师，教导学生用力艰难但效果很小。自己则像统兵的将军，事半功倍。【14】

李贽与耿定向因通信而最终反目。李贽指责耿定向在何心隐【15】遇害时见死不救，不仁不义。耿定向斥责李贽当年回乡守丧时不顾妻女，任由两女饿死，没有心肝。有趣的是，《明史》对李贽的记载仅在《耿定向列传》中有寥寥数语，且多是恶言。

除了孔子和道学，李贽痛斥高唱孔孟之道的官僚士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16】道学家们口呼道学，心恋富贵，是真正的伪君子。“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封使君者，冠裳而食人”。【17】李贽惊呼，朝堂之上的冠冕者是吃人的恶虎。这个王朝最为智慧、最为高贵的人群其实是真正的伪君子，也正因为虚伪，高贵便卑劣不堪，不应受到民众的尊敬和膜拜。

李贽呼吁尊重个人的私欲，追求财富和爵位，可以满足人本身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应当顺从这种自然的趋势。【18】“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19】“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20】这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有力批驳。李贽指斥理学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杀人的工具，而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的“君子清官”则是理学的坚定维护者和社会落实者，相比小人和贪官而言，君子与清官为害更甚。他因此提出了“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子孙”【21】的惊世之论。

在圣意不可违的皇权时代，从士大夫到黔首百姓，颠倒黑白者遍布街巷，指鹿为马实为生存之道，李贽却要作保持童心的真人。他说童心即真心，绝假纯真，失却童心也就失去了真心。人之初皆为童心，但随着长大纳入内心的“道理、义理”逐渐增多，童心也就一点一点地泯灭了，而六经、《语》《孟》等子集经典正是泯灭童心的道理和义理。

李贽是个矛盾的人，他出身儒家心学泰州派，却极力抨击儒学；他试图从佛学中寻找安慰和出路，声称“儒、道、释之学，一也”，因为他们的初衷都是“闻道”。【22】在人生的后20年，李贽都是以“和尚”的面目示人的，声称要免除人世间的富贵之苦，真实求道，就不能不剃头做和尚。【23】李贽开辟了居士佛教同宋明理学对立的局面，【24】然而他却又自称“非儒非僧非道”；本已绝意仕途，却又偏偏喜好论述经世之略；【25】揭露批判官僚士族的虚伪本性，但却依靠官僚士族的接济生活度日。

李贽崇尚以民为本、至道无为的政治思想。希望出现身居高位的“怜才者”，使“大贤”得以效用，如果真的能够这样，他愿意杀身图报，不肯忘恩。诏狱官员责问：“你何以妄著书？”李贽回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26】这最后的表述，让人们看到——李贽仍是个儒者，尽管他竭尽所能地将儒学批驳的体无完肤，但他的终极目的是改良儒学，清洁世道。爱之切，言之也苛！柏杨先生的这句话，也许是李贽一生所为的最好注释。他试图“在一个视世故为成熟，以谎言为真理的时代，要求我们人类从老气横秋回到人之初始，从理论的虚伪回到生命的真实。”【27】

李贽是一个儒者，但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符合统治者理想的儒者。他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儒者，他是一个力图作出改变的儒者，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儒者。他希望自己成为儒学的改革者、复兴者，他尊奉先秦之原儒，反对宋明之后儒。李贽的问题在于，他揭露了传统儒学道德体系和治世之道的虚伪，但却没有树立起可行之于世的新的思想体系。“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28】对于统治者来说，李贽的改良是不被允许的，即使是来自内部温和的改良都难以实现，遑论来自外界的改变。

所以，李贽的失败是注定的。

也许，李贽并不该死，该死的是他的思想。然而，李贽的肉体和思想是统一的，思想被戕害，肉体也必将毁灭。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王朝的歌颂者、赞誉者和维护者，且只能是歌颂者、赞誉者和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旦有了自由的思想和意识，被剪灭则是唯一的出路。以此来看，李贽恰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标志性人物。

李贽不怕死。他说有生必有死，就像有白天就一定有黑夜。【29】死没有什么可伤感的，反而生倒是值得伤感。【30】李贽认为死亡分为五等，像屈原那样心怀信念、由自己决定的死亡是“第一等好死”。【31】李贽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第一等好死，他用死亡宣示了最后的骄傲和尊严。

李贽，如同一束投向黑暗的光，实指望这束光洞穿黑暗，照亮人心，但最终却只是漫漫长夜中的一只流萤，倏然而逝。他的死，是与世间决绝的告别，也许更是血腥的警醒，但这警醒犹如丢入池塘的石子，并没有激起多少涟漪。（完）

注释：

【1】明代诏狱由锦衣卫掌管，诏狱关押之罪犯均为皇帝下旨羁押的，即皇帝的监狱。

【2】《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九六

【3】《李温陵传》

【4】《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

【5】厂：由太监统领的特务机关东厂；卫：御林亲军锦衣卫；五城：维持京城五个城区治安的五城兵马指挥司。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7】《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8】《答耿中丞》

【9】《何心隐论》

【10】卜正民——《哈佛中国史·元与明——挣扎的帝国》

【11】《答耿中丞》

【12】《答耿中丞》：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优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13】《童心说》

【14】《答耿司寇》

【15】何心隐：明代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人。因曾反对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七年（1579年）被湖广巡抚王之垣于武汉逮捕，乱棒打死。

【16】《三教归儒说》

【17】《焚书》

【18】《答耿中丞》：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

【19】《藏书》

【20】《答邓石阳》

【21】《焚书》

【22】《三教归儒说》。三教合一思想产生于元代，即认为儒、释、道信仰传统同物异名。蒙古统治者对各种神明和神秘力量均保持尊重和敬畏，汉地的宗教多元性促使元人在多种信仰体系中找到了一致性。

【23】《三教归儒说》：今之欲真实讲道学以求儒、道、释出世之旨，免富贵之苦，断断乎不可以不剃头做和尚矣。

【24】《佛教史》

【25】《李温陵传》：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

【26】《李温陵传》

【27】张再林——《车过麻城 再晤李贽》

【2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29】《伤逝》：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

【30】《伤逝》：勿伤逝，愿伤生也。

【31】《五死篇》：人有五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又其次则为功成名遂而死……总有优劣，均为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