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只有他不同意解除博古的指挥权

媒体联盟•时代名家

导语：“金沙水拍云岸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首《七律·长征》记叙了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也体现了红军将士一往无前、奋勇拼搏的顽强斗志。

了解过党史的读者一定都知道，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进行的被迫战略转移，然而造成这样的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便是王明等人指挥的严重的“左倾”错误。

在王明前往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时，此时的领导权就被他交到了博古等人的手中，然而博古继续着王明的“左倾”错误。

因此在1935年，我们不得不在长征的途中，紧急召开遵义会议，及时拨乱反正，要求解除博古在党中央的领导权，在会议上，众多党员达成一致，只有一人不同意，他就是博古曾经的同学，名叫凯丰。

凯丰，原名为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出生于1906年2月。在他还在萍乡读中学期间，他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洗礼。1925年，他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经常阅读革命报刊，他常常阅读鲁迅主编的《莽原》。

后来，他也开始撰写一些政论文章，他的文章还一度被刊载到了《莽原》上。1927年，凯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正是在苏联留学期间，凯丰与博古结识，并成为好友。1930年凯丰回国。

回到祖国后，1931年，凯丰便因为内部叛徒的出卖而被捕。但凯丰始终没有出卖自己的组织，没有供出自己的同志。三个月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积极发表文章，鼓励并引导学生的爱国运动。他多次在《东方青年》、《红旗周报》等先进期刊中发表进步的文章，深刻地揭露国民党的罪行，高度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然而这样一个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

在遵义会议上，在对关于是否解除博古的领导权，是否成立“三人军事小组”进行讨论时，凯丰出于维护自己昔日同窗好友的立场，他坚决反对会议作出的决定。

不同意党组织让博古交出领导权，言辞激烈。但他一人的反对终是无济于事，博古最终还是被剥夺了指挥权。没有人会永远不犯错误，有的人的错误值得原谅。即便凯丰犯了错误，但是这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是一个坚定的的马列主义者，一个忠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

不仅是我们在了解他的一生后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当时的党组织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从后来对凯丰的任用上就能看出。

在遵义会议之后，他由于在会议上的不当言论被免职，但很快，他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官复原职。之后，组织上陆续安排了凯丰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等众多职务。由于他文采很好，擅长作革命宣传工作。因此，党组织常常将宣传方面的工作交给他。

1937年，凯丰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获得了毛泽东的赞许。1938年2月，组织上安排凯丰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宣传部部长，并且还成为当时的党报《新华日报》的编委会的一员。

在1942年，凯丰筹组了中央编译局，在这期间，他翻译并整理了很多有关马列主义思想的书籍，让更多党内的同志了解马列主义，熟悉马列主义。

解放战争期间，他又被组织安排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凯丰担任了沈阳市委书记，做好沈阳的生产等方面的工作。

1952年又被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凯丰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各级党组织就是根据凯丰编写的这一提纲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和宣传的。

结语：由于凯丰凡事都亲力亲为，为宣传工作呕心沥血，逐渐积劳成疾。最终，在1955年，凯丰在他49岁时去世。凯丰虽然在遵义会议上出现了错误，但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愿意为革命奉献的好同志。

自1927年他参加工作起，几乎从未有机会回到家乡。在一个队伍中，面对问题时，难免会有不同的声音，但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同样的目标，我们就需要不同的声音，求同存异，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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