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妈

赵宪明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董妈和四姐姐。我小时候和董妈在一起的时候远比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长。那时，我分不清董妈和我是什么关系，反正就知道她和四姐是家里的人。长大一点会看户口本了，看到户口本上董妈那一页户主关系那一栏上写的是保姆。那保姆是什么人呢？我还是搞不清楚，反正不象妈妈那样去上班，家里许多事都是她张罗，甚至居委会开会都是她代表家里出席。有一段时间她还是居委会的委员，经常参加检查卫生、消防安全这类的社会活动。有一次，我听她说，街道办事处召集居委会开会的时候，办事处的领导对她说：“你也是在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在领导同志家做好自己的事，也是为人民服务。”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董妈睡一张床。爸爸妈妈在都匀工作那段时间，我的什么事都是董妈管。到幼儿园接送，肚子饿了要吃东西是董妈的事，想下楼去玩一会（住原省政府24宿舍）也要董妈批准，不听话的时候还会被她用细竹片打几下，我要向她认错求饶。董妈个子不高，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高过了她的肩膀。有时候街上遇到认识的人，有些人知道我是谁就会说胡胖子的幺儿这么高了,你喂他吃什么了，长得这么高。（胡胖子是那时一些人背地对妈妈的称谓）有些人就会说这是你儿子呀，几岁了？董妈就会说是我幺儿，刚满六岁长得高吧。我还记得有一次董妈朋友刘婆婆的哑巴女儿结婚，她带着我去云岩电影院对面的成都路餐厅吃喜酒，那一顿饭我吃得很过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能吃上那样的酒席应该很不容易，主人家把我当成了董妈的儿子，没想到这小孩这么能吃，难怪六岁就长这么高。其实我能吃也不全怪我自己，从小都是吃董妈做的饭，她总能把饭菜做的喷香可口，培养了我吃不够的馋嘴食欲，也纵容了我对食物的喜爱。还有，那个年代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不多，我周末从幼儿园回家没有定量，她就把自己罐罐饭分一大半给我吃，让我没有挨饿的担忧也不知道要适可而止。

董妈为什么能做那么好吃合我口味的饭菜让我记忆那么深刻？这还是我长大后回想串联小时候听董妈讲她自己的故事，总结她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才找到了一些原因。

董妈有自己的名字，不象姥娘自己没有名字，嫁到胡家后跟胡家姓，拿自己原来的姓作名字的标记，所以户口本上姥娘的名字叫胡杨氏。而董妈在户口上的姓名是刘忠明，生于1913年。上小学的时候我还知道董妈不吃牛肉，那时，我的定义就是她姓刘又属牛所以她不吃牛肉。（贵阳话里分清前鼻音后鼻音的人不多，我就是一个分不清刘和牛，民和明的人）户口上还有一栏记录成分，董妈的成分是城市贫民。这一点董妈比我们所有人都先城市化，人家上世纪初就出生在黔北大县绥阳的县城里。我听她说过她父亲当年是一位威武的驯马师，有她的时候年纪已经不轻了。她对父亲的印象是能喝酒，有本事，受人尊重，还留着清朝时代的大辫子。董妈以后在绥阳县城里的房子都是她伯伯留给她的。（遵义话发音：北北。遵义那一代对父亲的称谓，对叔叔反倒称爸儿，带着儿化音的爸）董妈这辈子真象她说的那样：“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酸甜苦辣的人生她都有所经历。从大环境来说，她的一生赶上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虽然绥阳是块福地，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乱，但社会变革也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许多变故。从家庭环境来说，她经历了年幼丧父、中年丧夫之痛，很长一段时间她与女儿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由于董妈具有坚强、善良勤劳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熬过艰难岁月，不仅养大了女儿还儿孙满堂。

董妈没有系统地给我讲过她的故事，但和她老人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的也听到她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从她童年、青年的故事里能听出她也有过天真无忧、快乐开心的时期。住在县城里，有自己当街的私宅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也算平静安逸。嫁给四姐姐她爸爸后也曾有过幸福的小家。不料正当年的当家人却因疾病撒手人寰，留下她和年纪幼小的女儿。董妈是个性独立，有些倔强的女人，在她遭受丧夫磨难的时候，仍坚持自己的主见。由于担心改嫁会给女儿生活成长带来难以确定的情形，怕女儿受气，她谢绝好心人劝她改嫁，寻找依托的好意。宁愿自己独自承担养大女儿的责任。那时董妈曾背着女儿出遵义，上贵阳尝试做生意跑买卖。也曾经在家里或到别人家帮忙做些手工活、看孩子、做饭等家务事来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凭着她勤劳智慧，日子过得清贫但也算平静舒适。我想正是这样的经历和对生活充满信心，乐观善良的处事方式，还有绥阳地方美食传统，造就了她的美食品味和制作各种美味的技能。

到了1949年，国民党即将在大陆战败，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在败走时大肆造谣，说共产党要来了，他们要共产、共妻还会杀人放火。这可吓坏了平时安分守己，小心度日的董妈。看到官员们和有钱人都跑到外地去躲共产党，她也打算带着年幼的女儿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到乡下投靠亲戚。可是跑出去没多久就遇上了棒老二（当地人当时对土匪的叫法），财物被抢得精光，好在保住性命回到县城。后来共产党真来了，既不共产共妻，也没放火杀人，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还打棒老二。这些北方来的汉子看上去和蔼可亲，就连当官的也没有什么架子。过去县太爷出门要鸣锣开道，百姓回避。共产党的县太爷就跟当兵的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们打仗很厉害，共产党刚到绥阳不久，国民党残部，纠集了很多棒老二，还裹挟了一些乡下农民足有几千人来围攻县城，当时城里只有王政委（我的父亲）带着二十几个南下来的干部，在城里老百姓的配合下沉着应对，也凭借当时还完好的老城墙打退了土匪的围攻。这样就彻底转变了董妈对共产党的看法。不久，这些北方来的共产党又来了一些人，其中就有我的母亲，她带着五岁的大姐和只有三岁的大哥，当时二哥也出生了，由于太小没有跟着母亲南下，由组织安排在北方老乡家里寄养。当时母亲也是老革命，南下前就是县里的干部，是做群众工作的好手，到了绥阳就要立刻开展工作，可是小孩要人照看，于是就有人推荐董妈来给共产党的干部带孩子。我听母亲说过第一次见到董妈就能看出当时她的生活很艰难，也看出她是一个善良能干的妇女。一口答应了由董妈照顾我大哥，大姐。当时共产党的干部是没有工资的，照顾小孩的费用也是供给制，但不论给她的是什么，至少能解决董妈母女俩的生存问题，从那时起董妈就与我们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后，父亲调任遵义地委工作，董妈和四姐也来到遵义，再往后父亲到省城贵阳工作，她们母女俩也一直和我们一家生活在一起。即使在文革期，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关牛棚，母亲去五七干校，董妈都没有离开我们家。在绥阳时，主要是照顾大姐大哥，1951年二姐在绥阳出生。那时董妈照顾小孩周到细心，孩子们跟着董妈比跟着自己的母亲还稳定舒适。四姐也能带着大姐一起玩，大哥也时常被董妈带着上街玩耍，有一次共产党向城市贫民分土豪家的财物，董妈也带着大哥去看热闹，当轮到董妈选择要什么东西时，大哥看见有一个很有福气的罗汉就说要这个，董妈就随了大哥的意思。从此这尊民国初年景德镇烧制的斗彩五子笑罗汉一直跟着董妈到遵义、上贵阳。1952年全家迁居遵义时，董妈带着孩子们住在家属院，而爸爸妈妈他们住在地委院子里，1954年有了我，听说董妈的主要职责就是照顾我，那时二姐也有一个照顾她的保姆方大娘。二哥五岁时才被老家照顾他的老乡送到遵义与父母团聚。来到遵义后有些不适应，先是跟着方大娘，后来也都跟着董妈。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二哥就跟着董妈学着做饭炒，所以现在家里做菜最好吃的就是二哥，他得到了董妈的部分真传，而且还是童子功。

董妈做菜好吃，我认为首先是她尊重食材和享受烹饪过程，无论是淘米洗菜、切菜剁肉她都细心对待。炒菜完成后厨房各处都会收拾得干干净净。董妈做的红烧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她会把切成小方块的五花肉慢慢炼出油去掉多余的油脂，再加上各种调料慢火细炖，让调料与肉质的每一丝纤维都充分融合，经过较长时间的熬煮，一块块暗红色的小肉墩显得坚挺干练。放到嘴里首先感觉到的是由舌尖向脑门扩散的浓香，这小肉墩在口里并不太软滑易化，它那一点韧劲让你在咀嚼过程中慢慢体验被肉香侵袭的感受。我还记得吃过一两次董妈做的鲜鱼和羊肉。因为董妈自己不吃鱼和羊肉，平时也没见过她做这些菜。那还是在刚搬到到护国路时，有人送来了鱼。另一次是乡下来的人带来的几斤羊肉，谁也做不好这类菜，董妈不得已上手烹制，结果让我吃惊的是，尽管她不吃这两种食材的食物，甚至在烹调过程中都没有尝过口味咸淡，还是能把鱼和羊肉做得色美味鲜。后来我也学会了那道糟辣鲜鱼汤，而那款红油羊肉汤却不知道怎么做成的。

2014年

我们一家在遵义生活时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