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王琎的学生伍献文

王天骏

图1：1961年九三学社武汉分社全体社员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伍献文、第八王家楫，第二排左起第一王秉忱（我的父亲）。

图2：1981年，伍献文与郑万钧、金善宝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 图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与科学家座谈，伍献文在照片中标出。 图4：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四伍献文。 图5：南高师1918级（1918-1921）农业专修二班的21位同学名单如下（杨惟义传记资料）: 耿以礼,号仲彬,江苏；周蔚成,号克家,江苏；王钦福,号以康,浙江；姚家话,号舜生,湖南；秦国献,号予野,江苏；周拾录,号再中,浙江；冯泽芳,号馥堂,浙江；胡竞良,号天游,安徽；孙守廉,号伯和,江苏；戴炳奎,号立生,江苏；王家楫,号仲济,江苏；伍献文,号显文,浙江；杨惟义,号宜之,江西；李丙垣,江苏；姚当,号宗山,江苏；马广文,号光斗,江苏；喻兆琦,号慕韩,江苏；褚乙然,号桑照,浙江；叶炽,号介明,江苏；鲁承周,号文卿,河南。左起第七为校长郭秉文，伍献文和王家楫应该都在照片上。

1975年是透露出春天气息的一年。 先是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接着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而自从胡耀邦主持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以来，科技界也出现了解冻的迹象。

一天，一位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朋友来我们10 平方米的家作客。她谈起科学院水生所落实政策的动态，提到被批斗多年的伍献文 院士又重新被任命为所长。“伍献文也解放了？”在一旁默不出声的父亲突然开了口：“伍献文过去和我很熟，他也是‘九三学社’的，‘文革’前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 “真的吗？”这位朋友惊喜的叫起来，“我一直想去水生所工作，可惜没有门路。”她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县中学当教师。她求我父亲帮忙，“王伯伯，能不能请你找伍所长帮我推荐一下。” 我在一边着急，心想，这人真是病急乱投医。当然，外人不知道，父亲当时还是一个“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罪人。父亲一辈子不会和人打交道，更不会拉关系。自从“文革”以来，父母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几乎全都没有来往。就算父亲“文革”前认识这位伍所长，至少他们也有十年没有见面了……可是经不起这位朋友的再三恳求，或许父亲也想试探一下昔日“九三学社”的朋友们对他的态度，总而言之，父亲答应写个信给伍献文，让我给送去试试。

我骑着自行车，找到东湖边上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同志，我想找伍献文，伍所长，”我对传达室的门卫说。“你找他做什么？”门卫看着我一身工作服的青年工人模样，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有一封信要交给伍所长。”我说。“他现在忙，你把信交给我就行了。”我当然不会把信交给他。那时候，一张纸条，一封信都可能成为日后写信人和收信人双方挨整的材料。 “我还有话要对伍所长说，我就在这里等一等吧。”我坚持说。我等了一会，门卫看我真要在传达室等下去了，只好和里面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电话又响了，他把电话递给我说，这是伍所长，你自己说吧。我接过电话，对电话中说，我是王秉忱的儿子，父亲有一封信要交给伍所长。我原以为，伍所长会请门卫放我进去，没想到伍所长说，他马上就出来。我放下电话，果然没多久，一位老者穿过院子，翩翩而至。

当时的伍献文，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他身材匀称挺直，面色红润，鹤发童颜，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我拿出父亲写的信，交到他手里。他边接信，边微笑着问，你父亲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了，他好吗？那时候的人说话都习惯张开了嗓子喊，声音小了，人家会说‘文质彬彬’，“ 不革命”。而这位老者正是一位说话轻言细语的人。他和传达室的门卫打过招呼，转身对我说，我们走吧，到我办公室去坐坐。这话倒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起来，我原只想能见到他本人，把信交到他手上，就算完成任务了，根本没奢望去他办公室坐。我随他穿过了一排排实验台，走进了他的所长办公室。他让我坐下，自己打开信看起来。看完后，就对我说，水生所最近有些研究项目要开展，技术人员不足，是准备招一些生物专业的毕业生。所里也不时收到一些简历，请转告这位同学，如想来工作，请她直接将简历寄到所里干部科，我们会统一考虑的。接着说，回去向你父亲问好，要他保重身体。又说，你既然来了，帮我带这个口信，我就不另外给你父亲回信了。来之前，我心中无底，生怕会碰钉子。没想到伍献文这样亲切爽朗，我心里也如释重负。

接着，伍献文又开始问我在哪里工作，干什么工作。我和他这是第一次见面，可他望着我，笑眯眯地问，像是见到了久违多年的老朋友。我一边回答，一边在心里纳闷，他欲言又止，仿佛还有什么话要说。果然，又过了一会，他终于说出了一句使我吃惊的话，“你知道吗，我还是你祖父的学生哩”, 他面带微笑，认真地说。这话确实出乎我的意外。原以为，伍献文就是我父亲认识的朋友，没想到他还自称是祖父的学生。转念一想，伍献文肯定不是祖父直接教过的学生，不然为什么父亲没有提起过。想到这里，我问，“伍伯伯，我祖父在哪个学校教过你的 ？” “是在南京高师。那时候我才十八九岁”。“你真上过我祖父的课？”“当然是真的。当时我们两个学年的化学课都是你祖父亲自教的。”“你祖父讲课非常生动，抑扬顿挫，深入浅出。同学们都喜欢你祖父教的课。”他又说，“你祖父不但教我们化学，他还教我们物理。”这又让我吃惊。我祖父是学化学的，怎么会教物理 ？他解释说，“那时学校的师资不足，像你祖父这样留美回国的教授往往一个人要开几个不同专业的课。”他又说，“那时候，学校的学生少，师生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水生所的王家楫 所长和我是同班同学，都是你祖父在南京高师教出来的最早一批毕业生。我们在一起，一谈起我们在南京高师的生活，就会谈起你祖父。” 他望着窗外，深情地说，“当年我受你祖父影响很深，我从南京高师毕业时，开始就是准备学化学的，后来才转到了生物专业。”我知道伍献文是我们国家的一流生物科学家，国际知名的权威，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段经历。他又说，“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开会，听说你祖父也来了，我还专门到他住地去看过他，和他长谈了一个晚上。” 他兴致勃勃地讲，像是在讲述一段最近发生的故事。我听他讲着，心里悲哀起来，祖父可是早就不在人世了啊。我对伍献文说，“祖父是1966年去世的。伍伯伯知道我祖父是怎么死的吗？” 他神色凝重起来，点点头，没说话，继而望着窗外，黯然神伤……

我从伍伯伯的办公室出来，他坚持把我送到大门口，看着我取出自行车，挥手目送我离去。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老在想，这位老人真是有情有义，就是对我这个晚辈太客气。直到快到家了，我才猛然醒悟，这哪里是什么“客气”！老话说，“爱屋及乌”，祖父去世十年来，我是他所碰到的第一个王琎的亲人啊。

“文革”后，我留学美国，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 通过对美国社会的长期观察，我发现尽管西方文明和我们东方文明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在“人性”这个问题上，两种文明实际上还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不论在哪一种文明，一个人去世，他的亲友都会悲伤哭啼。认识他的人们也会聚在一起，用追悼会和追思会来表示自己的悲痛和哀思。然而在“文革”期间，我也曾在一个抽掉“人性”的社会中生活过，见过无“感情”人的尊容。

一百多年来，人们用“一盘散沙”比喻一个积弱涣散的中国，从而希望通过凝聚“散沙”来对付列强的侵略和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初衷没错。然而，在一个思想觉悟不成熟的社会，良好的愿望有时往往会变成恶梦：人们被迫将自己的“心”也交给一架以凝聚散沙为名的机器，而没有了人性的“自己”也就成了这架机器中冷冰冰的零件和驯服工具。比喻说，个人的感情也要符合“革命”的原则，如果你的亲人是“革命”的对象，你对他们就要有铁石心肠，即使他们死了，也要冷若冰霜。

　　“散沙论”啊，“散沙论”，天下有多少罪与恶都是在你的名义下进行？直到最近这几十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社会的灵魂在于人情，生命的意义在于人性，每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人，凝聚散沙也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没有了人性这个基础，哪怕散沙铸成了钢筋混凝土，一个民族的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

同样在那个时代，还是有许多勇敢的人一直在用他们自身的行为捍卫自己的“人性”，而伍献文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尽管伍献文在科学研究的成就上超过了他南京高师的先生王琎，但他始终对这位把他引进科学殿堂的启蒙老师怀有一种深厚的师生情谊。我猜想，那天在办公室里，伍献文开始是想要我带话给父亲，转达他对祖父的哀悼。后来他改变了主意，他对我这个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是王琎的学生。他真情地回忆他和祖父相处的点点滴滴，我们的见面实际上就成了他对老师的一个小型追思会。

我又猜想，父亲没有告诉我伍献文和祖父的师生关系，是因为他不敢确定在当时的社会里，人性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说是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个星星。而天上星星的每一次闪烁都对应着地上人性的每一次的闪光。我相信，那天我去水生生物研究所，天上闪过了两道微弱的星光：一道星光是我父亲通过我，向伍献文发出的一种无言的人性询问；一道星光是伍献文通过我，向父亲发出的一种肯定的人性回答。

几个月后，我父亲去世了。他死在1976年的2月1号，这个月正是“批邓”和“反对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由于政治风向的变化，也由于父亲所谓的“政治问题”，设计院一直不愿给他开追悼会，以后勉强同意开了，又坚持不称他作“同志”。这样，作为“文革”前的一个总建筑师的追悼会，院中科室级以上的技术、行政和党的负责人，竟无一人出席。我忍着悲痛去找伍献文。伍献文当即表示他会去参加追悼会，同时又带我去拜访了也因祖父和“九三学社”而与父亲相熟的王家楫所长。尽管王老当时自己也身患重病，但他当即表示要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

为开父亲的追悼会，在那个年代，我独自和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抗争。每当我想起父亲二十多年前参与创建的这个设计院，想起他勤勤恳恳工作的一辈子，我的心头就感受着阵阵凄凉。两位院士级的科学家甘冒政治风险的到来，带给我一种人间的温情。我想起了那天伍献文在读过我父亲的信后和我谈祖父往事时的种种情景……我突然意识到，尽管我生活在一个无情的年代，尽管我处在一个无情的世界，但我的周围还有着有情的人，有情的心。

说明：本文部分照片由张晓良先生（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