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3岁

独上西楼

我母亲93岁去世，我父亲84岁去世。我今年53岁，如果要活到母亲的年龄，我应该再活40年，如果只活到父亲的年龄，我再活31年。然而，我不奢望能活老人们那么长的时间，估计我也活不到那样长的时间。

我感觉到，就到现在这个年龄，已经足足让我活够了，53岁，在这滔滔岁月里，我至少也为命运挑战了40年。

读小学时，老师见我脏，见我穷，不想要我，直到父亲送了老师的野葡萄，老师说不过去了，才安排我坐最后一个位置。我和我的姐姐，都同样受到同学的欺负，老师的嫌弃，就连邻居家的哥也欺负过我，打我。有一次，邻居家叔辈哥打我，母亲一气之下，找我婶说理去，叔辈哥躲在门口，狠狠地在我母亲额头上劈头就是一棒。母亲流了不少血，父亲扶着母亲到大队去找干部解决，大队干部说我母亲自己找上门来挨打，没理，医药费自己付。直到母亲去世，她老人家也是带着几十年的伤疤离开人世的。我的心好痛！

读初中时，家里没钱买笔墨本子，看见父亲脚残，母亲一个人养活我们，我也不好向大人们要钱。别的同学交作业，我交不上，老师也不管。只有考试的卷子是油印机刻印的，不要钱，我如视珍宝，端端正正的写，那年初一，我数学考了23分。

后来呢？我知道，不做作业是读不好书的，就刮棕片，捡油桐，卖个一块八角，买两个本子，买只水笔，买瓶墨水，还剩几分，就买几颗糖吃。那味道，现在想起，甜甜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中考下来，总分考了234.75分。可是，就这个分数，成了我命运的绊脚石，我非常记得清，那年235分进师范，我差0.25分，命就这么苦。

大哥二哥怕我和姐连累，结婚后分家出去，在我记忆中，读初中时，他们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上了高中，二哥给过我两块。

父亲会道士，安香火，送菩萨，凉海水，那时政策放宽，他拄着拐杖东奔西走。我在县城读高中，每个月回去拿生活费，父亲都给我荷包塞得鼓鼓的，其实都是零碎的角角钱、块块钱，数起来，也不过二十三十。

可是到高三，物价暴涨，原来4角的饭票要6角，然后又涨到8角。父亲扛不住了，向人家借，人家不肯。我姐到二爹家借，二爹说没有，其实就是不借。我也扛不住了，饿慌了跟班主任借，他借了，但不敢多借，怕自己还不起，只借5块。一个星期只借一次，次数多了怕老师烦。

肚子饿得咕咕叫，咋办呢？上山去偷萝卜，偷黄苕，放在嘴里啃生的吃，嚼在嘴里回甜回甜的，吞下肚子苦涩苦涩的，身体也长得黄叽黄叽的。然后跳下山沟，用水抹抹脸，搓搓嘴，泥巴没了，读书去。

书是要读下去的，初中看了些连环画，那些英雄好汉，多少对自己有些启示，说不定考个大学生出来，把家搬到城市去，让父母也沾点洋光。结果呢？名落孙山。高一我是前五名，高三我滑到二十多名，全班只考上三五个，考上的孩子，人家身体都发育得很好。

于是我背着盖了3年的破被子，偃旗息鼓回到家。父母很高兴，如释重负，终于松了口大气，再也不用为我攒钱读书了；我也松了口大气，再也用不着偷萝卜偷黄苕吃了。我跟母亲上坡干活，太阳出来晒太阳，雨出来淋雨，越晒越强健，越淋越机灵。

但过不了多久，发现有人指着我的背脊骨说坏话:说我书白读了，父母的钱白花了，还怀疑我偷了人家的棕片，偷了人家挂在树杈上的米豆子。天，哪有这件事？我辛辛苦苦种的花生，也被别人扯了一大片。

我要教书，我要结婚，我要先结婚，然后再教书。让我老婆陪母亲上坡干活，我才能教书，因为我姐出嫁了，我母亲老了。于是我结婚，虽然老婆不识字，人长得也不怎样，但干活还可以，母亲担子松了，我也可以教书了。

教书只算代课老师，别人几大百，我才58块。这倒不要紧，可以转正，转正了就几大百。

可是我不懂人情世故，代课老师，放假要给校长上贡的。上贡就是送东西，送了东西，二学期又好代课，我没有做到，二学期校长真的就不让代了。

于是我回家种麦子，种洋芋，大颗大颗的，大个大个的；种包谷，种黄瓜，大棒大棒的，大条大条的。猪儿长得膘肥，叫鸡长得威武，不是舍不得送，是我的头总是低不下去，腿也跪不下去，终究得不到课代。

东方不亮西方亮，看看中和那边的天究竟怎么样。还好，中和校长是个老头，跟父亲有点交情，一说就安排我去天宁小学，代了四年，拿师范文凭，读民代班，最后转正分工，一个月拿六百五。

继续加油，普通话过级，拿专科文凭，拿本科文凭，拿中学教师资格。当班主任，当学科带头人，当村教导主任，当校负责人。聘小学一级教师，聘小学高级教师，聘中学高级教师。获校级优秀奖，获镇级优秀奖，获县级优秀奖。

就这样，每走一步，踏实一步，都必须付出九牛二虎之力。头发苦白了，眼睛苦花了，人也苦老了，如今还有七年退休，不知挺得过去不。如果挺过去了，活到父亲的84，活到母亲的93，倒是一个圆满的梦，可是谁也说不准。人呀，生命非常脆弱，非常短暂，有时说走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