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往情深再难续

陆甘霖

端午节还没到，大街小巷就飘出了阵阵粽香。也许现在条件好了，普通百姓喜欢赶个早尝个鲜。还没到端午节，陆续就有亲朋好友送来粽子，有米馅的、肉馅的、果馅的，淡的、咸的、四角的、五角的，圆的方的等等，林林总总、五花百门，但无论花式再多、档次再高，也无法抹去我记忆中母亲包的粽子。

　　我的老家在原沙洲县（现张家港市）长江西北角的一个穷乡僻壤的滩圩，也就是现在十分红火的“江海交汇第一湾”所在地，张家港市张家港湾核心区域——拦门沙村。1970年的下半年，我目睹父母用自己的一双手垒起了三间不足80平方米的土坯房，刚建的新房与长江仅隔一条堤岸，堤南是房，堤北是江，高不足二丈宽不足一丈，夸张点讲，一个虎跳都能蹦到岸北的芦苇荡。

　　每年立夏就开始进入汛期，水源充足是芦苇疯长的时节，抬眼望去，碧绿葱笼，彼此起伏，大小船只在浩淼的长江里来回穿梭，蔚为壮观。每逢月半涨潮高峰时，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们会用一根竹竿，系着母亲包粽子的鞋底线，不用鱼钩，系着蚯蚓，坐在满是泥土的堤岸上直接钓鳗鱼，鳗鱼很小，比蚯蚓大不了多少，但很馋，一条接一条，眼疾手快就直接把鳗鱼拎上岸，迟缓一点就只能掉到江里，那种钓鱼的乐趣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不用鱼钩就能钓鱼，是快乐的；但更快乐的还是吃上母亲包的粽子。然而在那个年代，确切地说从我慬事起，连饭也吃不饱，是很难吃上一只象样的粽子的。清楚地记得，每年母亲为了让我们姐兄妹吃上一两个纯糯米做的粽子，总是想着办法用节省下来的鸡蛋或者新鲜蔬菜去集市上换回几斤糯米。米有了，就需要包棕子的叶，芦苇叶就是最好的粽叶，但看着门后满天遍野的芦叶，你是不能随便去采摘的，因为那是集体的财产，一旦被堤管人员抓着，轻者扣抵当年工分，重者五花大绑游村示众。而对于一字不识的母亲来说总有她的计划，要么在午后，要么在傍晚，乘堤管员不注意时，沿着岸边的稀疏而矮小的芦苇装模作样的摘着，摘着摘着就摘到茂盛的芦荡深处，芦荡深处的芦叶又大又长，一只粽子用上二三张叶子就足够了，而岸边的则需要四五张甚至更多，这时母亲 会用她那双巧手，闲熟而快速地摘完所需要的粽叶，猫着身子抄着近路一蹓烟地“逃”回家，即使万一被逮着，母亲总有办法脱身，她会当着堤管人员的面，从布袋里掏出早先在岸边摘的短小发黄又不中看的几梱粽叶，嘴里不停嘟嚷“岸边摘的、岸边摘的”，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堤管站有规定，附近社员允许摘采岸边芦苇，但不能去芦荡深处摘采，其实象母亲这样做，周围的社员也都一样，因为堤管人员人大多就是小队里的队长，乡里乡亲的，就是他老婆孩子每年端午节也照样去“偷”摘的，所以对待当地社员摘釆芦叶总是睁一眼闭一只眼。所谓五花大绑，绑的是外乡来的，大多数是来偷粽叶搞投机倒把的贩子。

　　如果说摘粽叶是母亲的事，那包粽子则是全家人的事了 。母亲会在端午节的前三天晚上，将米和数得清颗粒的红豆、花生等用盆分别泡好，米放两盆，大盆浸泡籼米，中盆浸泡从街上换回的糥米，小盆浸泡红豆花生，糯米是包给我们孩子吃的，籼米是大人们吃的，当然我们孩子吃完了糯米粽子也可以吃籼米粽子，籼米的就没有那么好吃，僵硬且没有咬劲，更不耐饥。红豆花生是用来点缀粽子花式的，一只粽子最多也这放上二三粒。待到端午的隔夜，下午全家人几乎都为此忙碌，父亲将煮好的粽叶放在一个大缸里，旁边分别放着米和红豆花生等。母亲、大姐主包，我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妹妹做衬手，递递叶送送线，也算参与了，其实帮不了大忙，反而添乱的多。大姐天生聪明手巧，为了我们能读得起书，三年级就辍学了，即使她出嫁了，我们几个读大学的费用也都是她提供的。母亲和大姐包粽子有一套，外形上就有带角的、呈方的等，另外什么馅的用什么线，即使同样的线因打的结不一样，都能区分出谁是母亲包的谁是大姐包的，哪种是糯米的、哪种是籼米的。母亲包粽的活只有大姐学会，我们兄妹四个没有一个学成，即使成家立业后，每逢端午要吃粽子也大多集中回家，由母亲亲手操办。母亲年岁大了，数年前又得了中风，不能包了，要吃儿时的那种粽子，也只能厚着脸皮去找大姐了。

　　粽子包好之后对于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就是漫长的等待。煮粽子则是父亲的事，也是一个技术活，火侯不到就会夹生，一旦夹生就预示着全年家事不顺，所以每每最让人胆心的事就是煮的过程。那时还是土灶，材火又少，燃料不是芦苇就是稻草，很难掌握火侯，父亲是有他的一套，掏空灶灰，刮亮锅底，拉足风箱，火焰旺旺的，红红的，火苗充满灶筒象孩子似的亲怩地舔着锅底，意味全家的生活红红火火，兴旺发达。煮粽通常都是晚上的事，父亲几乎一个通霄不睡，大火中火小火，时烧时停，就怕一步不到全功尽弃，酿成大祸。父亲煮粽时，母亲仍然不歇，她要为自己的儿女精心做好另一件大事，红线荷包，一个玲珑的小红包，包里装着艾草薄荷之类的东西，说是孩子戴着它劈邪，用现在的解释其实就是起到驱虫去寒的作用；另外，还要用五个网兜分别装上5枚鸡蛋，网兜是母亲亲手用线勾的，鸡蛋则是家鸡生的。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天刚亮，母亲会叫醒我们姐兄妹五个，依次排好队，从大姐开始分别在每人左手腕上用红线系上荷包，说左手系荷包保健康、不生病；右手握笔写字的，手腕上用网兜系上一枚鸡蛋（除大姐外）考试100分，也许是母亲的灵验，八十年代，我家一下子出了三个大学生，是当时全大队200多户人家唯一出了名的状元之家。荷包解下时要等到端午过后的第一场雨，母亲会亲自领着我们姊妹五个来到门口的小河边，依次为我们解下放入河中，荷包随着河水漫漫地漂流到与长江相连的洋滩港，从港里再穿过密密麻麻的芦苇荡融入滾滾东去的长江，进入大海。母亲目送漂走的荷包，仿佛漂走的不是她的荷包而是离她远去的孩子，也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取了常州财校，之后大姐大妹出嫁，二妹小妹也陆续考了大学，远赴他乡。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的五个孩子就这样一个一个飞走了。

时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离开故土也已40多年。每年端午，再忙我也会回到孩提时生我养我的江边老家，站在高堤，眺望广茅的芦苇荡，一望无际，芦苇仍然是那样蓬勃生机，而我的母亲已年近九旬，年轻时穿梭芦荡、娴熟摘叶的风韵早已不存，但她包的粽子之形之香却始终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