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泡桐树街小学

马保茹

作者：贾正源

（前排右六为吴老师 后排右一为作者）

引言

前不久，接到一位女士来自成都的电话，当谨慎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她自报家门叫李小文。见我一时没有反应，立刻补充道；忘啦？咱俩在泡小是同桌，当时在班上因为你太调皮，老师专门安排我和你同桌，好管着你，并进一步明确了她当时的职务身份。听着电话那头揭老底的快言快语，面对这突然袭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我只能忙不迭的一边道歉，一边从记忆深处快速挖掘当年泡小的人和事。没等对上号，小文同学就开始行使其当年中队长的职责，告知我今年是母校60周年，要同学们写一写回忆，还特别提醒我，你和王小红是泡小自建校以来第一对，也可能是唯一一对在六一儿童节表演过相声节目的同学，这件事就值得好好写一写嘛。与其说是建议，更像是布置了一道命题作文。我并没有明确表态，回了一个不知可否的答复，考虑一下吧。当年离开泡小后也随之离开了这座城市，随后几十年南北漂泊，与同学基本失联，只有不多印象深刻的儿时面孔和往事尚残留于逐渐衰退的记忆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群建起来了。感谢信息社会，使一个接一个曾朝夕相处的同学又相聚了。虽然只是以名相见，似曾相识，但仍一见如故。这些日子不时浏览着群里三言两语的相互问候及一篇接一篇回忆泡小的短文，当年那些人和事又从我脑海深处一片片浮现出来，内心充满着“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也敢自诩历尽沧桑、阅人无数，但我竟然对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儿时经历不禁产生了也写点什么的冲动。虽然对于当年曾说过相声这事还算记忆犹存，但说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对泡小时期的学习生活，好在人虽忘、事犹存，不乏有些还记忆深刻，更值得回忆。毕竟我们是经历了学校初创时期的第一代学生，站在个体的角度谈往事，站在现在的角度谈感受，与当年的、后来的、现在以致将来的师生和所有关心泡小的人们共同分享，也是件极有意义的事。精力有限且记忆减退，点滴就点滴吧。

一、转学
1961年的春天，我的父亲从中央国家机关调回四川省委主管农业工作，我们全家就从北京搬到了成都。父亲是1949年南下入川的，当时是第一任的温江地委书记，我的姐姐就出生在温江，我则出生在成都，因为我出生时父亲已调到成都市委。不过刚出生不久，父亲因工作需要又调到北京去了，所以那时的成都在我的记忆中是一片空白。1965年，当我再次随父亲离开这座生活了仅仅4年的城市时，这里已注定成为我此生难以忘怀之地。倒不是因为天府之国的安逸生活，而是我在这里的泡桐树街小学度过的那段快乐时光。虽说也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自然灾害），但学校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的影响更为深刻，更加难忘。
记得刚到成都时，我被安排到实验小学就读，那是二年级下学期了。一个学期下来，正当一切都渐渐熟悉起来，并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标准的成都话，也开始喜欢上这所据说是成都当时最知名的小校时，暑期过后三年级伊始，家长告知要转学，说是离家很近的地方新建了一所叫做泡桐树街的小学。妈呀！不到一年两次转学不说，光是把这两所学校的名字放在一起比较，就让我产生了莫名的心理落差。再想想去实小上学是要穿大街走小巷，经御河的，虽说路途“遥远”，但一路玩耍对我这个走惯了北京宽阔马路的孩子何尝不是难得的享受，当时幼小的心灵真是受到生来最大的一次打击。哭了一鼻子也没用，就这样开始了4年的泡小学习生活。据我所知，当时周围不少孩子并不愿意转学，特别是在实小就读的。要么是已进入高年级；要么是出于对新校一无所知；要么是故土难离、好友难舍；再要么是已在实小混得风生水起，或兼而有之。但像我这样还留恋上学路上好风光的想来也真有点儿奇葩了。我家当时有4个在实小就读的学生，经大人一一做工作，最后是3个中低年级的被转学了。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叫做转小不转大，能转尽转。对打死不转且家长又开明的，便尊重本人意愿了。我有一个退休前曾担任过省电大领导的同届好友，两家住得很近，就是因为当时是班级足球队长，他家就是妹妹转了，而他则属于打死也不肯转到泡小的。后来终于率队获得了全校冠军，

二、泡小的建立与初创期的校园
我是从后来大人们的讲述和谈话中得知了些许不完整的信息。当时省委机关没有相对集中的干部宿舍，各级领导干部除了实业街宿舍（也是办公楼改造的）外，大多分散居住在城区街巷的老房子中，上班、生活都不方便。于是省委办公厅及机关事务管理局规划沿长顺街与商业街的省委办公区交口两侧建集中住宅区，以解决这一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员集中后，哪家当时都有几个上小学的孩子，要不要就近建一所学校以便孩子们也能就近上学。据说当时意见并不统一，有领导担心搞子弟学校会不会脱离群众，这也是不无道理的。之所以泡小建设最后得以落实，必须提到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时任省委办公厅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的贾丕绩。贾老也是49年从山西晋绥根据地南下的老革命。大院的建设是他一手在抓。也正是在他的极力建议和推动下，才有了如今令这座城市都为之自豪的学校。真可谓当年方便子弟，如今造福百姓，功莫大焉。贾老亲自过问学校的选址、建设规模及招生方案，并特别指示相关部门及领导，学校的建设规模不能只考虑容纳子弟人数，不能叫做子弟学校，在解决省级单位干部职工子女就近上学同时，一定要注意有计划招收附近居民的孩子入学。学校建好后，贾老又四处动员家长们让把孩子转到泡小来。我母亲当时就是被贾老动员的对象之一。可动员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所有子弟应转尽转的预期的目标。以至于刚开始阶段，学校一个年级仅设一个班，不仅空着一些教室，可容纳40余人的课堂还大都空着一些座位。我所在的3年级开学时好像就不足30人，在随后两年内，同学才陆陆续续增加，六年级时，教室已是“人满为患”，热闹得很了。
最初的泡小位于长顺中街，距随后建成启用的商业街50号省委家属院咫尺之遥，出了院门进校门的感觉。那时的长顺街仍然保持着成都老街的风貌。狭长而弯曲的街道两旁尽是低矮的门板房，各类小商铺鳞次栉比。泡小大门对着长顺街，但隐于临街门板房后十来米。印象最深的是临街口左右两侧，一边是一家打锅盔的小铺子，一位老婆婆日复一日用她那双黑黢黢的手制作着白面锅盔。我经过时总爱驻足观看一会儿，闻闻热锅盔的香味，上了4年泡小，看了4年锅盔；另一边则是一家颇具老成都特色的只看不卖的小人书店。店里横七竖八摆放着长长短短的低矮条凳，书架上各类小人书槟榔满目，视书的厚薄花上一两分钱便可坐在店里尽情翻阅一本。我总爱利用上学前、放学后的间隙，用宝贵的零花钱到店里去看上一两本。我的四大名著启蒙几乎就是在那个小人书店里完成的，至今还能记得一些丛书每套有多少本。上了4年泡小，看了4年的小人书，用现今的说法叫做第二课堂吧。
进校门后就是一条直通向学校后操场的路，路面既不是水泥也不是柏油，而是由炉渣、石灰、泥土什么的拍打而成，叫三合土路。路面宽约四五米，长度刚好60来米，而60米跑又是小学体育课的必修科目，所以这条路又兼有跑道功能。我上学一走进进校门，常可碰上体育课李映铭老师手握跑表，嘴含哨子，专逮那些跑步成绩不达标的学生，放下书包先从这头冲到那头，想躲都躲不过去。我虽是体育优等生，不在强制之列，但有时也自觉上跑道展示展示。在跑道尽头横着一座两层教学楼，从楼的一侧过去就是个“大”操场，是同学们做操、上体育课、开大会、踢球玩耍的地方。操场说大其实并不大。我到了高年级时李老师就再不让我练习投掷垒球了，改练300克手榴弹，就是因为垒球太轻，发挥好了四五十米开外，就投到操场墙外小巷子里去了。不过能在老城区拥挤地带挤出这么一块场地也实属不易，这与当时市区大部分小学仅有个篮球场相比，算是相当奢侈了。正是得益于这块儿不大不小的场地，吸引了好多爱踢球的男生，我是积极分子之一，有空就泡在球场上。由于场地不大，时而会把球踢到场边一座居民小院，我们就大喊：嬢嬢、嬢嬢捡哈球。许久，一位仪态端庄的中年妇女便从院内小阁楼中出来。后来次数多了，弄得娘娘也烦得不行，没多久便人去楼空，只好自己翻墙去捡。一次我溜进娘娘住过的小楼，空空如也，仅在一个角落有两三口大缸，掀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白花花的猪油，存放年代已不详，看来嬢嬢是个大户人家。后来泡小有了足球队，后来我还当了队长，经常与外校比赛，很快在西城区就小有名气了，还吸引了当时西区业余体校的足球老教练，一段时间他定期到学校指导我们球队训练。他指导下的九中足球队获得过省中学生比赛冠军。
三、泡小的老师和校风的形成
建校初期由于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师资规模相应也不大，除了语文、算数两门主课外，其他课程都是一位老师负责全校各个班级，有的老师既是大队辅导员，又是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十分精干。记忆中全校也就十二三个女老师，这还包括华校长、校医和一位勤杂工阿姨。男老师就更少些，其中同学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一李三吴一刘。当时不少老师都能叫出大部分学生姓名字，不少学生能认得所有老师。校长、老师都很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学生们见了他（她）们也是无拘无束，在楼道碰上做卫生的阿姨，也都像在大院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一样礼貌地打声招呼。更有些高年级学生见了熟悉的老师还爱开个玩笑。比如，三吴常在一起走，背后有时会有一群女生突然大喊吴老师，可哪个老师先回头，就会听到一句：又不是喊你咧！而后哈哈大笑跑开了。当时这些男女老师不少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有的尚未结婚，不过是否正在谈对象就不得而知了。
任课老师的教学水平普遍较高，但教学经验，特别是掌控课堂的能力却不尽相同，毕竟个性化的学生总是有的，泡小似乎还要多点儿。有时一个人、一件事就会影响整个班级的课堂秩序。严厉自古都是教书先生的不二法门，但老师们在教学实践中很快体验到对付泡小的调皮生仅有严厉、再严厉往往是不奏效的，面对打不得、骂不得、体罚不得的铁律，有时连“你给我出去”的命令都执行不了。于是，聪明的老师们纷纷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方法，竟然取得了成效。记得有个小女生上课时爱画侍女像，画就画吧，还时不时发出声惊叫（也许是画走笔了），老师提醒、批评几次无效。于是某一天一位老师悄悄送给小女生一本精美的仕女画册，作为条件，惊叫声从此不再有。当然随后小女生的考试成绩可想而知。家长可不受什么三不准的约束，这时老师不失时机地教导她，效果立竿见影。还记得一段时间算数课换了一位代课老师，谁都知道他很会讲故事，特别擅长福尔摩斯，往往上课没过多久，一些同学（包括我）就不约而同开始拍桌子，要听故事，到后来发脾气也制止不了。老师的办法也就随之而来，只要认真听讲，完成教学内容后，他就挤出几分钟时间讲一段，但每次绝不讲完，而且往往讲到到故事关键时刻总是且听下回分解，条件照样是看关键人物下堂课的表现，这招也很灵。而我在泡小一度被视为调皮学生的关键支撑材料则是一次大闹课堂事件。记得那是班上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语文代课老师，带着一副深度发黄的眼镜，操着浓重的“川普”，有次把一篇课文中的稀粥总念成稀竹，其实这是标准的成普发音，怪不得老师。可我是刚从北京到成都，自持普通话标准，就大喊不对不对，并当众纠正之。这一不理智之举扰乱了课堂秩序，也伤害了老师的自尊，她便令我站起来。见我不服，又让我站到讲台上来。我干脆搬着椅子理直气壮上了讲台。一些同学开始起哄，课堂大乱…。被拉去见校长，要求必须开除我这样令她从教至今尚未见过的捣蛋学生，事情闹到有我没她了。决定都通知了大队辅导员。接下来家访、批评、检查，道歉、谈话，终于给我一个“改过自新，以观后效”的机会。同时成立了一个三人学习小组，实际就是个“管教小组”，由一个邻家女生任组长，另一个附近女生任副组长，职责是天天晚上准时到我家监督我写作业，并帮我进一步反思错误，彻底端正对老师的态度。并调派中队长和我同桌，负责我课堂行为的管控。这一系列组合拳终于把我打醒，认识到问题所在。正如华校长要求的那样，对干部子女身上发生的问题绝不能袒护，不尊重老师、自以为是的作风必须改正。这次风波令我终身难忘，懂得了尊重老师为重，问题沟通其后的学生行为准则。回想起来，泡小当年的领导老师在教书育人、特别是在对干部子女的教育管理上真是不含糊、有办法。我大学毕业后也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工作，虽然面对的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但我还是总以当年泡小老师为鉴，注意探索改进对不同学生的教育方式方法。
泡小建校初期干部子弟较多，所以校领导、班主任们特别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其中忆苦思甜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艰苦朴素教育等不仅始终贯穿于课堂教学过程，还通过组织参观，请学生家长（老革命）作报告，以及经常性的专题班会、班主任讲评等形式进行。班主任的定期家访中，学生思想品行方面的表现是必定要与家长沟通的事项。此外，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也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方式。那时，高年级各班教室的墙壁都是由同学们自己动手定期粉刷。我就是经历了从不会刷、刷不好到熟练工的全过程。满手、满身的灰浆换来的不仅是动手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劳动成果的珍惜，更重要的是体验了劳动的艰辛，培养了劳动的习惯。尤记得班主任吴老师的一句点评；刷到墙上的是白灰，刷掉身上的是骄娇二气。当时学校的乒乓球台子都是学生们自己动手用砖头泥土砌成的，表面抹上一层水泥，我们班就承包了其中一个。类似的劳动项目还有不少。骄娇二气成了当时所有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最不喜欢听到的批评，每学期的操行评语中最怕出现的字眼。艰苦朴素也是老师们的口头禅。当时在学校，男同学穿补丁衣裤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老师的肯定，所以既无人嘲笑、挖苦，也无人自惭形秽。那时我的衣裤破了都是自己缝补，工艺虽差但很有成就感。夏天不踢球时，我常穿草鞋，两三毛钱那种。有时奢侈一回，问家长多要一毛多钱买一双头部有朵红绣球的，穿上觉得格外神气。家长很支持，校长、老师们见了都笑而不语，算是最大的肯定吧。校风这个东西，只要坚持不懈，必能蔚然成风。学校、老师这么强调和要求，营造了良好的校风氛围，学生们自然就会自觉避免自身出现这类问题，毕竟少年时期行为可塑性很大，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的我们这些小学生。那时成都还有一所以军队干部子弟为主的八一小学，但在泡小成立之后不久就关闭了。听说校风是一个重要原因，那里学生们优越感较强，不少人热衷于相互攀比，从父母的军衔待遇到自己的吃穿什么的，这与当时泡小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承认，泡小是一所有独特血统的学校。但绝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子弟优先、特权思想、等级观念之类。如果说干部子弟在这所学校确实受到特殊关照，那只能是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更多方面的历练。我以亲身的经历负责任地告诉现在泡小的师生和关注这所学校的人们，泡小的血统是红色的基因；是初创期学校坚持不懈地秉承“以德为重、严格要求、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校风。它既体现在科学严谨的教风、勤奋上进的学风上，也体现在广大同学尊重老师、自律守则、团结友爱、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等良好的作风上。泡小有今天的辉煌与骄傲，根基正在于此。
四、我的班主任老师
我这里要特别说说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吴本恕，笔名吴红，同学们私下称他胖吴，以区别一高一瘦另两位吴老师。我也是教书育人近四十年的老师。我曾问我的学生，还记得你们的启蒙老师吗？学生们有说不就是小学班主任嘛；有说太多了记不得了；还有些“聪明”的学生说，您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知道，学生们普遍不懂什么样的老师能称为启蒙老师，亦或很多学生就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教你第一个字的老师有之；给了你学业上很大帮助，令你受益匪浅的有之；给过你方方面面特别关照的有之，令你终生难忘的也有之。但是我觉得，只有在你人生起步、接受教育初期，能够对你一生某个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使你受益终身的，才能称之为启蒙老师。吴老师就是我 （也是班里不少同学）心目中的启蒙老师。他当年青春年华、朝气蓬勃、文采飞扬。高兴时像个大孩子；激动时满脸通红；生气时怒目圆睁；悠闲时一手把个小茶壶、一手摇个大蒲扇，一副潇洒脱俗的样子。作为文学青年，他并没有辜负自己的笔名，常有文字见诸期刊报端，并绘声绘色选读给我们听。以此特长教授语文课，他对课文更善于深入浅出的讲解；对同学们的作文更能够做画龙点睛地评析。他在批改作文时，特别爱采用在好句之下红笔画圈，在精彩之处大圈套小圈，在认为是绝妙之处不惜几圈相套的办法激励同学们写作时要字斟句酌，力求语不惊人誓不休。在他这种教学方法引导下，班里许多同学从不爱作文，不会作文变为喜欢作文，我就是如此。以致后来某个阶段发展到惧怕写作文，那是因为太想写出一篇好作文而又感到力不从心了。有时为了完成一篇令吴老师满意的作文，会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灯下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尽管弄得脑袋一阵阵跳疼也不肯睡觉。他鼓励同学们大胆投稿，但从不做任何修改。一次放学回家经过大院传达室，被几个高中的大哥哥们叫住，挥动着当天的晚报惊奇地大叫，正源，你的作文上报啦！如果说我们在学业上进步得益于吴老师的言传身教，那么他正直开朗的人格魅力和有教无类、灵活多样的学生管理方式，则对我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课堂上，他是出了名的严师，其严厉不是靠批评吼叫，光是看他那横眉泠对的双眼，就足以令再调皮的学生也不敢乱说乱动。我儿时多动，认真听讲从没超过20分钟，他就要求我从坚持背手20分钟起，一点点增加时长。每当坚持不住时，一抬头准能看见他在瞪眼，似乎他一直就在瞪着我。对于同学们作业中出现的不应出现的问题，他批评起来手敲作业本，口沫飞溅。然而在讲评学生作文时，对写的好的段落、精彩的句子，他读起来那陶醉的神情，就像在在吟诵诗词，像在读自己刚发表的散文。在课下，他又从不摆师道尊严，似乎在他眼里我们都已是成年人，急了也发脾气，但绝不哄着惯着，更多是交流。如同两个成人之间。在他心目中学生没有好坏之分，而是善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特长。班里那些学习较好且听话的学生，他推荐他（她）们担任三道杠、两道杠，起示范作用；而把班里仅有的几个一道杠大胆地交给几个有个性（不太听话）、较活跃（调皮）但有点儿组织能力的同学去担任。在责任心和成就感的促使下，自律性便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以致多年后我在学习研究现代管理理论时惊奇地发现，西方组织行为学的激励理论；类似于水浒中的诏安策略竟然能被中国成都泡小的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在上世纪60年代小学生的行为管理中就运用的如此巧妙、得心应手。我也曾把此作为案例，讲授给我的研究生和培训班的公司老总们。
吴老师根据干部子弟普遍比较关心时事政治的特点，他每周都要给我们讲国内外大事，既讲解又分析，还不时加入自己的见解，以期引发同学们的思考和争论。记得我与一个叫安田的同学就经常争论这方面的问题。回到家里最爱看的报纸竟然是“参考消息”，现在想来这对于一个小学生似乎不可思议。也就是这个安田，我最近才知道他后来成为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研究军事史、国际、民族问题的专家，著作等身，不知和当年吴老师培养的兴趣是否有关。吴老师对学生的行为教育还有自己特殊的方式。比如利用周末组织我们去郊外野炊，以小队为单位埋灶生火，自己做饭，尽管最后大都是弄得一塌糊涂，从早忙到日落西山红霞飞仍然饥肠辘辘，但是却人人欢天喜地，乐而忘归。会点儿做饭的同学一时间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学习的榜样。自力更生的意识，团队协作的精神由此一点点得以培养。又比如组织同学们在校内开荒种地，还养小鸡，虽然颗粒无收，小鸡也成了黄鼠狼的美餐，在开荒过程中还因不幸发生了锄头伤人事件而被迫中止。但是引导劳动习惯，寓教于劳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吴老师甚至还有更绝的教育形式，那就是以实际行动向当时红极一时的北京掏粪工，全国劳模时传祥学习，组织我们刷厕所掏大粪，旨在以臭气冲娇气。开始在校内刷淘，后来竟掏出了校门。一队人马在市劳模、掏粪工冷师傅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直奔繁华的春熙路。这次虽是只刷不掏，不过当年的城市公厕都是人工冲洗，俗称旱茅，其味可知。最后是满头大汗、一身臭气地回了家，自我感觉当了一回劳动模范，可身上的异味弄得母亲哭笑不得。不过没想到掏大粪还掏出了溢出效应。65年升初中考试，当发下作文试卷一看，心情可用八个字形容；强作镇静、欣喜若狂。居然是要求写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个题目在刷厕所后吴老师曾让大家写过作文，我是得了高分的，内容自然谙熟于心。这下提笔就来，边写边改，一会儿就完成了。看着周围一张张冥思苦想的脸，若无其事地把卷子交了。凭这篇作文我顺利拿下语文考试，最后考上了名校九中。后来听别人向我透露，你的作文考试是全市第二名。当回到家里向父母讲述这事，父亲听罢哼了一句，你是掏粪掏到九中的。也算是表扬吧。不过当时我向等在考场外的吴老师得意洋洋汇报时，他平静的脸上却掠过一丝难以琢磨的表情，让我感觉到了他对我多少有些失望。吴老师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追求卓越，自我超越。这样的老师可遇不可求，是可以被称为启蒙老师的。

结语
我那年就这样结束了4年的泡小学习生活，但是最后并没有上成都九中，而是又随父亲去了贵州，再次转学到了贵阳一中。从此离别泡桐树街小学，离别朝夕相处四年的同学老师，且越离越远。可是我始终没敢忘怀母校，我人生启航的地方。前年初夏我与夫人去成都，又专门的回老地方寻访泡小。长顺街已面目全非，当年的学校已无处可觅。在附近支叽石街有所新的泡小，据说也有很多年了。学生正在上课，大门紧闭，我说明来意后，门卫说要经什么领导批准。许久，领导没出来，一个年轻老师带我走进一片蓝色场地，简单交谈后，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夸奖了几句母校的办学成就便告辞了。记得那位年轻老师自豪地说：泡小有今天就是因为血统好呀！我边走边想，如果说泡小在创建初期在成都有较大影响更多是因为其特殊的背景，那么今天，泡小早已在成都、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小学中鹤立鸡群，凭借的则应该是历代泡小人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办学理念，并以此为支撑打造的无以伦比的卓越办学品质。在那位青年教师口中引以为豪的泡小血统究竟是什么？今天的老师们又应该如何向现在的孩子讲述泡小过去的故事？作为一个亲历者、过来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当年的华校长、吴老师们，及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60华诞。

感谢同班同学贾三三为本文提出修改意见。

2021年6月8日

作者系 泡桐树街小学1965届毕业生，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