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重庆汽博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红色遵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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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愈加坚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和成长的光辉历程中，处处镌刻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敢走新路的深深烙印。<h1>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在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支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永葆初心，永担使命”这一新时代主题到红色之城遵义去感悟“遵义会议”在百年党史中的伟大历史意义。</h1> 遵义，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流淌着红色鲜血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征程，遵义标志着伟大的转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青瓦丹柱，灰砖白墙，二层砖木结构中西合璧，古朴、大方。86载时光荏苒，匾额上“遵义会议会址”六字，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愈加粲然。1964年，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遵义会议会址”。 参加遵义会议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及其他人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参加遵义会议的职务最高的是博古，又名秦邦宪(1907年-1946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参加的主要人人员有苏维埃主席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副主席。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是时间权力最大的是三人团成员。博古，周恩来，　李德(1900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担任中央其他职务的。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伍修权，翻译。各军团的代表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尹自勇(1914年—1939年) 红九军团党委委员 楼前的小槐树早已枝繁叶茂 沿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一步一步走进历史现场。27平方米的会议室依然维持原貌，长方形的会议桌被椅子围在中央。房间一壁挂钟的钟摆声音和当年会场的铿锵辩论，仿佛穿越历史而来——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以前，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到摧毁性的严重挫败，环境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已难以在中心城市上海立足。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全部置于它的直接控制下。虽然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临时中央逐步将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排斥毛泽东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军事指挥思想，而将军事指挥大权拱手交给根本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而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都在军队里，决定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是军队，三人军事小组成为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凭借其卓越才干和政治磨砺，逐步得到全党的高度信任，其领导地位也逐步得到全党的高度认同。因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指出现成的答案。遵义会议以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开始占据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遵义会议是党从领导层开始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成熟的政党要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成熟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以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党中央未能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红军的军事指挥，逐步成为党中央的事实上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同时，遵义会议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一方面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清理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又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这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最重要的是领导集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问题，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遵义会议是在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而又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由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重要会议。无论是会议的酝酿、筹备到正式召开，还是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批判，中央领导集体的重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成的。党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调整了党的领导机构，从根本上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确立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独立自主地制定一系列正确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明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替红军送消息” 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 刘伯承元帅(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在遵义会议前后,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指挥红军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出席遵义会议,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的军事主张,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遵义会议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等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率领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 红军总政治部工作部旧址 叶季壮：从红军后勤部长到背着麻袋进京赴职的新中国外贸部首任部长。1934年10月，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叶季壮任中共红一方面军委员会委员、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总供给部与四局合并，叶季壮任四局局长。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军实处处长。8月，被任命为红军先遣工作团主任。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叶季壮任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1936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后勤部，叶季壮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兼总供给部长。 李维汉：1934年，中国革命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左倾冒进主义泛滥的关头，李维汉再次站在了毛主席的身后。在遵义会议上，李维汉力挺毛主席的主张，为毛主席重掌大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建国后，李维汉担任过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干部。 凯丰：优秀的革命者。能在党最危难的时候凯坚守底线的都是好党员。但局势难料，每天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很多革命先驱为了不殃及家人都曾化名，凯丰也不例外，他原名叫何克全。遵义会议是我党确定革命路线的重要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曾发表重要看法，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可唯独一人对他持反对意见，那就是凯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瞧不起毛主席的中央委员，后终身追随毛主席。 何长工: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委，曾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在侧翼单独行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由于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拒不执行北上命令，中央红军1、3军团被迫单独北进。何长工又迎来了他人生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后来他自己回忆道：“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 邵式平：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初期任中央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再次遭受王明路线领导人的不公正排挤，降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随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的左路军行动（红五、红九军团）。1935年8月在四川阿坝会议和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言支持张国焘南下路线，走了一段弯路，铸成终身的遗憾。期间，曾担任金川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并在四川甘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藏族）苏维埃人民政府----“甘孜博巴政府”，为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组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期（红军大学二期）高级班（军、师级红军干部）学习，后留校任高级班班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校长。洪水：（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鸿秀、阮山、李英嗣等，越南河内人）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洪水以京族身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因追随毛泽东，与博古等发生矛盾，被开除出党。长征开始后，洪水作为陈赓干部团成员参加。遵义会议后，恢复党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水随中共中央军委被派往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由于洪水反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再次被开除党籍。1936年初，洪水所在部队溃散，他只身一人历尽艰险抵达延安。 毛泽东：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凤凰山森林公园 遵义红军山有358个台阶。贵州省遵义红军山纪念碑位于遵义市小龙山上，陵园正面碑正面是邓小平同志手书的竖写“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碑后是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墓。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时兴建的一座别具特色的纪念碑。 遵义红军山原名“小龙山”，为了纪念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遵义市人民政府在这里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山上的陵园原先叫“小龙山红军烈士陵园”，后来直接叫“红军烈士陵园”，整个陵园坐北朝南，前临湘江河，后靠葱茏翠绿的凤凰山，与当年红军鏖战的红花岗，老鸭山遥遥相望。它坐北面南，前临湘江河，背靠遵义市的“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 红军山烈士陵园由“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烈士之墓”、“红军坟”、“青松堂”、“翠柏园”、邓萍烈士牺牲情景雕塑、红军卫生员给穷人治病情景雕塑、钟伟剑烈士雕塑等组成。“红军烈士纪念碑”：1984年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而修造。整个碑高35米，碑上镌刻着1984年11月邓小平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的外部由四个头像托着一个大圆环，四个头像代表老红军、青年红军、赤卫队员和女红军。圆环外面有28颗星，寓意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夺权历程（1921-1949）和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支部全体党员在烈士纪念碑面前向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展现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五次反围剿，血染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万里长征……多少红军烈士为了胜利流血牺牲。今日之中国，已如烈士所愿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中华民族的崛起、伟大的复兴离不开我们一代代薪火相传的奋斗与牺牲。那些为理想信念而战斗牺牲的烈士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遵义从小就在我心里留下太多太多红色的故事和儿事的回忆。 党支部现场开展学习，思想汇报。 ——党员黎兴钊“遵义行”是一次深入透彻的党史“实践”课，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会努力奋斗、顽强拼搏，“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在工作中作表率、勇担当。 无记名投票选举党支部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宣布选票结果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黎兴钊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杨廷川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曹银鸿 天高云淡，苍山如海，娄山关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作为党员，要坚持“老实、踏实、务实”的“三实作风”。要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努力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引诱、经得起考验。为人民甘做俯身牛、排头兵、螺丝钉。 登上西风揽胜观景台，视野辽阔，崇山连绵，蓝色天幕下起伏的青山，好不壮观！ 西风台的群雕，展现了老一代领导人登山娄山关的雄迈气概。毛主席指点着江山，让人不禁吟诵起那首《忆秦娥，娄山关》。 娄山关亦称太平关，原名娄珊关、娄关，后称太平关。位于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关名的来历，源于古代对娄山山脉的称谓。它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1576米，南距遵义市50公里，在汇川区与桐梓县的交界处，北拒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古称天险。关上千峰万仞，重峦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1932年，时任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的黄丕谟（黄道彬）题书“娄山关”三个草书大字錾碑立于川黔公路遵义与桐梓两县交界处。 <h1 style="text-align: justify;">“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参观。娄山关战役是毛主席一生最为得意的四渡赤水行动的一场战役。为了继续长征，红军原计划经娄山关北上，但北面有强敌严阵以待，为了调动敌军创造战机，毛主席指挥红军二渡赤水，折回贵州进攻黔军，再次抢占娄山关。红军在娄山关经过两次战斗，第一次战斗是在1935年1月6日红军长征途中占领遵义后，为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修整和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而进行的由南向北攻克娄山关的战斗；第二次战斗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再次进行的由北向南攻克娄山关的激战。</h1> 毛泽东《忆秦娥 · 娄山关》诗词手迹石碑。石碑全长25米，象征红军2万5千里长征，由大理石镶嵌而成，最大的字有3米多高，娇若游龙，惊似飞鸿，巍峨壮美，气势非凡。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是1966年时建造，碑高11米，碑座宽6米，南侧为大理石贴面，横刻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手书“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15个行草大字，碑座北侧嵌5.4米长的汉白玉浮雕，雕刻娄山关战斗中红军将领、战士、游击队员跃马横枪，攻克天险的英雄群像;碑座东侧有“娄山关战斗简介”碑文一方;碑体为两根并立的文化石巨柱，顶削为斜尖，状若两把红军刺刀，又象征娄山关群峰刺天，中通一线的险峻形势;碑体二柱，蕴含红军“二渡赤水”、再克娄山、重占遵义的军事行动。碑体二柱的上方分别嵌黑色大理石，南侧雕一面红军战旗，标志红军攻克娄山关;北侧镌刻张爱萍将军长征时作于县境的《西江月.遵义大捷》手迹。西江月·遵义大捷——张爱萍 夺得娄山天险，直下遵义月明。鏖战竟日老鸦岭，援敌两师丧尽。长征首获大胜，转战历数艰辛。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纵横。 娄山关战斗中的战斗掩体，又称战壕。在石垒战壕旁，立有天然碑石，刻有著名书法家李铎题写的“遵义战役 ·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字样。 长空桥取名源于毛泽东《忆秦娥 · 娄山关》词句“长空雁叫霜晨月”。该桥长100米，宽5米，为铁索木板桥，连接大尖山和小尖山。 重温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