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台知青故事（二）往事回眸系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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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西台文艺宣传队》作者：西台知青齐龙2.《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作者：西台知青高义鸥3.《我到学校当老师》作者：西台知青杨志耘4.《口粮》作者：西台知青杨素欣5.《挂助》作者：西台知青刘念慈6.《我在公社大批判小分队》作者：西台知青向曙7.《捡牛粪》作者：西台知青齐利以上作品请观看第一集。谢谢！8.《我的大学情结》作者：西台知青禇毅9.《我在哲里木50载》作者：西台知青孙晓梅10.《离离原上草—我的知青情结》作者：西台知青向曙11.《割高粱记》作者：西台知青孙世茹12.《往事二则》作者：西台知青刘念慈13.《难忘的知青岁月》作者：西台之青隆晓都14.《我在内蒙十年》作者：西台知青谭融15.《下乡》《离开集体户的日子》作者：西台知青邵丽萍16.《怀念集体户的“大圣”孙世芬》作者：西台知青王文莉17.《年逾花甲忆知青》作者：西台知青杨素欣18.《插队的故事》作者：西台知青杨志耘（杨蓉庠）19.《苦乐年华—50年的记忆》作者：西台知青高义鸥 往事回眸系列篇（八）《我的大学情结》作者：西台知青褚毅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离开天津，赴内蒙古哲里木盟下乡插队落户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天南大附中第一批自愿报名下乡的。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有二十八人，在有近千名学生的学校来说，占比只有百分之三左右，委实是“一小撮”。当时的原则是“自愿报名，组织批准”，其实是“只要报名，一律批准”。我之所以强调我们是“第一批”“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的，只是想说明，我们这“一小撮”，当时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的是很“瓷实”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豪情壮志充满我们的胸间。下乡后，我们被分配到通辽县木力图公社西海力斯台大队（当时叫东升大队）落户。这是个蒙汉杂居的村子。“西”是汉语，西边的意思，“海力斯台”是蒙语，榆树屯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西榆树屯。村名也说明了村民的构成。村里的干部都很正派，社员对我们也很友好，村里的小青年，也愿意和我们交往，我们也努力的学习各种劳动技能。同时，从穿戴上、语言上也极力模仿村里的年轻人，力争尽快的融入到他们之中去。一般写文章，提到农村生活，总是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农村才知道，这话是不对的。夏天铲地时，是“日未出”，上工的钟声已经敲响。冬天打场时，是“日已落”，场上依然在挑灯夜战。生活是艰苦的，劳动是繁重的。可能是“瓷实”的原因，我们大家都咬牙默默坚持着，而且最初一两年，集体户里欢声笑语，歌声不断。 马背上的我 1971 春种、夏锄、秋收、冬打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已经能胜任大多数农村的活计了，成了一个基本合格的“庄稼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知青中开始了“选调”。所谓“选调”，就是国家选拔下乡知青到城镇、市区工作，或者进入学校学习。我们户里有人进了工厂，有人到公社供销社做售货员，有人到学校当了老师……。一九七二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当时，邓小平出来工作，要在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我对选调参加工作并不眼红，不是十分热心，但对上大学还是十分心仪的。我从小学习成绩就不错，对于继续读书，上大学可以说是十分向往。考试是在木力图公社中学教室里进行的。分到试卷后，心里就有些发怵，不少题是高中题，我只是初三毕业，很多题目从没见过，就是初中题目也答不全。好几年不摸书本，生疏得很。同场有不少高中同学，结果毫无疑问，我自然是名落孙山。一九七五年，已是上山下乡第七个年头了，集体户里选调的人超过了一半以上，剩下的人越来越少，沉闷的气氛充斥在集体户中。我又有了机会，“贫下中农”第二次推荐我参加招生选拔。这次选拔不用考试了。因为七三年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对招生方式发了一通议论，被江青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所以学校再选拔工农兵学员就不再考试了。这次的选拔方式是每个参选学员写一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文章就可以了，然后公社的文教助理把全部参选人员召集到公社会议室进行“面视”，不是“面试”。因为他并不是对每个参选人员都询问，只是叫起几个人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当时把我叫起来。指着日光灯管上的铁盒子问我：“这叫什么？”我答说：“镇流器”。“坐下吧”。然后，又叫起另一个本地下乡知青，问：“三减五等于几？”答曰：“减不开”。我当时想，他没上过初中，因为初一第一节数学课就讲数轴，引进了负数的概念。没有负数的概念，三减五自然就减不开了。回去以后，我就盼着通知，觉得自己这次差不多了，同时参选的人中文化水平比自己高的真没有几个。当时还想，回不回天津不重要，最好能上个大学（当年招生有中专学校）。时间不长，录取的名单公布了，没有我的名字，反倒是那个三减五减不开的本地下乡知青被某大学录取了。我很纳闷，就去招生办询问，回答是：“政审没过关”。我当时感觉真像是十冬腊月，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浑身上下凉透了，眼前也是漆黑一片，日月无光。我隐隐约约的意识到，由于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恐怕我此生都与大学无缘了，当时的心情懊丧到了极点。 赴哲里木盟赶考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已经停了十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此时，我已是一名“支霍民兵”，即以农民的身份，参加开发霍林河矿区的建设，用今天的话说，即是霍林河矿区的“农民工”。由于我还没有从“政审不过关”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我连参加考试的念头也没有。其实，这次恢复高考，原则上已是“报名考试，择优录取”了。可惜当时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一次极好的走进大学的机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来到了一九八五年，我也完成了从农民工——工人——以工代干——干部的身份转变。当时，我已是霍林河矿区建筑工程处财务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蔚然成风。各条战线都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的热潮。霍林河矿区开始推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学考试”、“高自考”。是经国务院批准创立，是个人自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高自考”是宽进严出，考生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单科考试，合格一门即发一门合格证书，待所有科目合格后，方可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高等教育学历。对于我一个初中毕业的人，又有近二十年没有摸过书本的人来说，“高自考”不可谓不难。好在没有了政审，我想，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获得大学文凭的机会了。只要肯下工夫，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所以，我当即就报了名。我在企业从事的是会计工作，报考专业自然是财务会计专业。报完名后，上级告知，矿区会计专业人员名额已报满，要报只能报统计专业。没办法，只能改成了统计专业，好在两个专业相近，而且所学课程也有部分重叠。报完名，办完手续，已到了年中。当年只开考一科，《哲学》。计划安排十月份考试。学员每人买了一本《哲学》课本，一本考试大纲。开始了自学之路。开始，心里是十分自卑的，二十年前的中学生，考今日大学生的“哲学”，况且没有老师，没有辅导，全靠自学。每天还要上班，工作不能耽误，偶尔还要出差，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日，心里不能不发虚。经过几个月晚上和周日的苦读，一本大学哲学课本被我翻得没了书样，每一章、每一节不知读了多少遍，笔记也记得厚厚的一本。走进考场的时候，我心里还算是踏实，好成绩不敢想，六十分还是有希望的。六十分就发单科证，所以自考生都说，六十分就是一百分，五十九分就是零分。我答题答得太细了，最后一道论述题没答完就到时间了。虽然这样，我还是很高兴，自己认为六十分肯定没问题，这个单科证是手拿把掐了。不久，成绩公布了，我得了九十一分。首战告捷，同事们都来祝贺，也有人来取经，我的答复是“功到自然成”。 霍林河 八六年上半年，我已经到手三个单科证了，上级传来消息，统计、会计专业可以相互转科，通用的单科证依然有效。我申请转回了会计专业，可是手中的单科证书有一科属于统计专业独有的课程，只能作废了，这意味着我还要多考一科，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对最终通过自学考试充满了信心。会计专业要想获得毕业证书必须考取十二个个单科证。自学考试每年组织两次考试，我计划从八六下半年开始，每次考试至少要拿到两个单科证，到八八年底，我就能拿到毕业证书了。实际上，比我想得要顺利些，有两次考试我都是过了三科。只有高等数学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本来，我把外甥女的初高中数学课本都收集齐了。共计十二本，从初一到高三，准备全都啃一遍后，再来学习高等数学，不信拿不下来。后来，一位矿区电大的毕业生，也是我的朋友到家里来串门，告诉我说，电大会计专业高等数学，只讲了前六章，后三章没讲，大家也就毕业了。我当时想了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高等数学的试卷，极有可能是前六章八十分，后三张二十分。那么，我只要把前六章学懂弄通，就有可能拿到六十分，取得数学的单科证。所以，第一次考高等数学，我只研学了前六章，后三章没有认真学。进了考场，打开试卷一看，心里马上凉了半截，试卷上的题目是前六章六十分，后三章四十分。我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考完以后，成绩出来了，我只得了五十七分。好在自学考试一次不过，还可以再考。八八年上半年，我已拿到了十一个单科证了，只差高等数学一科了，没想到，八八年下半年考试，安排的开考科目没有高等数学，没有办法，只好等来年了。一九八九年，当时我已被矿区任命为矿务局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长了，工作异常繁忙。晚上和周日的时间也常被工作挤占。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学考试，坚持一定要拿到文凭。四月份，我终于通过了高等数学的考试，拿到了十二个单科证书，获得了由内蒙古财经学院和自治区自考办联合颁发的毕业证书。对于我来说，虽然没能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不无遗憾，但我终于获得了国家认可的大专学历，心里还是有些释然。当然，文凭不仅仅是一纸证书，通过自学考试的学习，系统了我的财会专业知识，提高了我的专业理论水平。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生如梦，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接近古稀之年，时光的流逝，极易冲淡人们的记忆，但我的大学情结，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从第一次参加工农兵学员的选拔，到最终获得自学考试文凭，这期间间隔了十七年。这一切的一切，都十分清晰的镌刻在我的脑海当中，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往事回眸系列篇（九）《我在哲里木50载》 作者：西台知青孙晓梅 我是1974年6月至7月份离开的集体户，去参加县委举办的青年干部提拔培训。我由县委宣传部负责“代培”去的是，钱家店公社后腰窝堡大队工作。到74年11月份，我被分配到木里图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工作。75年党委改选，我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一干就是五年，这是我一生中最辛苦的五年，也是最充实的五年。马春荣书记带领我们全班人马创造了木里图历史上的辉煌，创建了全自治区第一个“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5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公社，成了全国、全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特别是木里图公社研发的标准化，畦田标准，为当时粮食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东北地区还在用此标准。在木里图下过乡的知青都曾投身于这次伟大的工程，木旅途创建的标准化，畦田将永远载入史册。乡镇企业、系统教育、卫生工作等均为全区第一，是木里图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木里图公社党委会议 78年7月份我被调到县组织部工作，半年后，通辽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我被调到纪检工作。在纪委工作的两年中，由于人少，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的任务重，夜以继日的工作，我亲自经手平反的“冤假错案”53宗，处理违法犯罪案件多起。其中有一起是天津知青案件，他是知青中优秀分子，很早参加了工作，并当了领导干部，但在工作中犯了贪污公款700多元的错误，县委主要领导在县委常委会，力主严惩，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回天津。当时入会的人员没有反对的意思，我认为不妥，不能因为他是知青，犯了错误就严加惩治，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县委常委会上，我亮明观点，以理服人，为他争得了保留党籍，保留公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理结果。另一起知青案是当时大批知青回城，回城的知青有很多在当地参加了工作，入了党，很优秀，提了干。当时县委决定：凡是党员知青回天津的，人事关系可以给，党组织关系一律不给，我不同意这种做法，在常委会上动之以情“人事关系，组织关系”一并带回，圆满的完成了回家的心愿。1981年6月份，我被调到了通辽县糖厂任政工科副科长。糖厂是知青年较集中的地方，车间科室都有知青，他们给了我很多工作上的帮助。在此期间，我唯一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发展了一批党员，结束了该厂自文革以来十几年没有发展一个党员的历史。 获奖时刻 1981年11月份，我被组织选拔保送上了大学（哲里木盟畜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通辽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任科委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直到退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科技管理工作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精力投入最多，最感兴趣的一项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起了一整套的科技管理体系，全科区所有乡镇、村、嘎查，均有在职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有全套的科技工作管理规章制度；区财政每年要拿出财政总支出的1.5%，作为科技实验示范的资金保障。科尔沁区也是第一批成功创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之一。 多年来推广了先进技术上百项之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玉米100万亩高产攻关技术（亩产达1000斤以上）；2、水稻旱育稀植（亩产达1200斤以上，现全区全覆盖）；3、稻田养鱼蟹（亩增效益300元）；4、玉米黄莫417模式栽培技术；5、玉米吨粮田开发模式（亩产2000斤）；6、盐碱地井水开发水稻；7、草粮轮作技术；8、甜菜直筒育秧技术等，极大地促进了全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也多次受到了自治区表彰奖励、通辽市、通辽县，曾荣获过，哲盟科技进步一等奖；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荣誉，优秀公务员三等功。 其实，值得回忆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之所以一直留在通辽，也是机会选择了我。1974年我去参加县里的青干“代培”名额本不是我的，是我们一队社员刘国臣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没让他去“代培”名额推荐给了我；被分配到木里图公社工作，也是由于魏少华（原木旅途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放弃了在公社的工作，愿意上大学，我替补了他，留在了木里图公社，一干就是十年。总觉得，既然机会选择了我，我就没有理由悄然的离去，一生要给这个机会，一个交代，要给这个机会一个精彩，这就是我的人生，无怨无悔。 在家里接待西台知青 2018 2018年六月西台知青下乡50周年纪念重返哲里木在孙晓梅家做客 齐龙摄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离离原上草—我的知青情结》 作者：西台知青向曙 向曙 2018 从1968年6月上山下乡，到今年已过去50年，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近十几年有各种形式的文字在不断发表，即有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评说，也有知青自己的解读，更有一些所谓旁观者以貌似公正、清醒的心态在批判“丑陋的老三届”。电视纪实片《献给老三届和他们的子女》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老三届注定与当代中国共命运。  老三届是共和国诞生前后出生的一代，与国外“战后的一代”属同代人。  老三届是在五星红旗下被共和国精心培养而极富思想的一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经受了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特殊的环境又磨练出了他们吃苦耐劳，并经得起打击的顽强精神，以及处于劣境下仍然奋发向上的意志。“历史推回到五十年前，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到1968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各类学校停止招生，造成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寄希望到农村去。4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毕业分配实行“四个面向”方针以后，各地陆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 “任何社会运动，对于个人来讲都带有某种强制性，不管那场运动的结果是辉煌还是灾难，因而面对六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为了革命理想还是无可奈何，上山下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和大趋势，不同的只是主观的差异。”我的知青道路　　１９６４年拍摄的反映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电影艺术片《军垦战歌》曾经给我很大的震撼，从那时起我就很向往兵团的生活，而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知青先进事迹的介绍也曾激励我要象他们那样。1966年8月因红卫兵扫四旧抄家，作为臭老九的子女我被抽了一记耳光，对于我决定上山下乡实际上起了催化剂作用。1966年10月我给天津有关部门写信，希望到农村去，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高潮，遭到拒绝。 （一）启程 1967年无所事事的我跟在大学生后面先后到汽车三厂、新港船厂等单位进行“革命串联”和参加学工劳动。1968年6月，当我们得知内蒙古地区可以接收天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便毅然决定前往。当时附中报名的同学分成三个组，也就是后来的集体户。从人员构成来讲，有走资派的子女（天南大党委书记的子女）、有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的子女（象我这样的）以及叛徒黑帮的子女等等。可想而知其报名动机与想脱离这场运动的冲击、与血统论的残害不能不说没有关系，但当时我们这一批是“自愿”去的，因此在后来能够承受如此多的艰苦、痛苦，并能苦中取乐。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成了先锋。 附中首批上山下乡知青光荣榜 这是我办理离京粮油关系的介绍信 我要插队的地方是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海力斯台大队，由于我们是天津市首批下乡知青，因此安置的地点靠近盟所在地，一个蒙汉混居的地区。哲里木盟地处科尔沁大草原，蒙族作家乌兰巴干发表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讲述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 1968年6月23日由天津市革委会和中学红代会联合在体育馆为我们了欢送大会。 1968年6月28日是我们首批知青起程的时间，火车是在东站发车，由于送行的人太多，便安排从六号门进站。姑姑、姑父都去送我了，在人山人海中我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我在他们身边生活了11年，我知道他们是那种内心感情丰富，外表却非常坚强的人，对于我的决定，他们没有表示任何阻拦。1966年10月我申请支边的那一次，姑姑给我写了表示支持的证明，我保存至今。 火车开动了，顿时上下一片哭声，是留恋？是怅惘？还是前途未卜？到底是年轻人，一过塘沽，车厢里已变成笑语歌声。就这样我带着对科尔沁草原的向往和迷茫，踏上了征途。 火车向东经过一夜的奔驰,驶过辽宁境内,并经彰武向北进入科尔沁左翼后旗,天蒙蒙亮了,车窗外掠过的是一片片沙丘,我们有些惊异,在这个夏季应该是绿色的景象,怎么看到的竟是荒丘？直到火车驶近木里图，两边的景色才绿起来。这趟车是知青专列，沿途没有上下车的，而是直奔终点站通辽，下车后我们受到当地学生和群众队伍的热烈欢迎，后被安置在一个中学。因为首批到达的知青近二千多人，将被分在通辽县几个公社，明后天各大队陆续派车来接走分配的知青。   我们的第一站实际是通辽市，而通辽县与通辽市紧紧相连，多年后合并成科尔沁区，如今已成为科尔沁草原上一颗灿烂的明珠。1968年7月1日，我们在通辽市集结后被几挂马车拉到了目的地木里图公社西海力斯台大队（简称西台），因文革改名的浪潮冲击，当时叫东升大队。西台有四个小队，我们来前已分成四组，其中三个组是由天南大附中的同学组成，第四组是六十七中的学生。这四组就是四个集体户，分别归属四个小队，我在第一小队。西台是一个蒙汉合居以耕种为主的农业村落，它的东南面就是沙坨，紧挨科尔沁左翼后旗。 大队召开欢迎会，送给每位知青一本红宝书-老三篇，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举动。 春天到了，我们开始全过程接触农活，从播种、间苗、铲草样样都干。间苗看似简单，但要求不许撅屁股干活，知青不会蹲功，社员将两腿劈开，臀部放在两腿中央几乎挨到地面，两脚移动很是轻松。而知青是将臀部放在两腿后面，直蹲下来，向前移动时，身体中心压在腿上。当长长的一条垄间到头时，站起身腿已经瘸了，后来发现四个小队的男知青几乎全都瘸腿了，有的甚至几个月恢复不过来，成了一种知青病。香烟在城市里是见惯了的，在农村社员抽的却是用纸现卷的旱烟叶，种烟是生产队的一个副业，由于天旱，常常需要挑水浇烟叶，我曾经一个下午往返挑过一百多挑水，一点也不比社员差。沙地里刨萝卜也是看似轻松，打头的是男社员，人家一步一锄刨出一个萝卜，我紧跟后面一步不落，就这样侧着身子，半弯腰，一直干到完，直起腰时已经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 这是我1970年春节回津时拍的知青照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台的知青已渐渐掌握了劳动的技能，有的成了带工打头的，有的被社员选为妇女队长，几年时间，我们已溶入社员当中。 1969年6月29日集体户女知青留影 1970年7月1日集体户知青下乡两周年留影 （三）城乡文化的渗透 自1968年之后的10年间，约有一千四百万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如果说知青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也不能一笔抹杀这其中的信息沟通与文化渗透所带来的积极因素。西台的天津知青与当地回乡的知青很快就融合在一起，那时由于珍宝岛战役，反帝反修的弦拉的很紧，大队经常组织民兵演习，知青也加入了村里的民兵组织，成为骨干。半夜里一声号响，民兵们就冲向几里以外的沙坨，向假想的敌人进行包围。在沙坨上奔跑，真是累死人，深一脚、浅一脚就是跑不快。特务没有抓着，但通过这些活动，知青与社员的关系近了。知青在村里的影响是逐渐提高的，先是开会学习念报纸、村头出板报，后来举行一些文艺演出。大队会议室有一个小舞台，我还在墙上画过天安门作为背景台。内蒙的冬天比较长，知青们决定排练整出现代京剧《红灯记》，三队有一位在县乌兰牧骑文工团呆过的青年，村里还有几位喜欢拉京胡、板胡的社员，谭融是音乐世家子女，插队时她背来了自己珍爱的手风琴，我由于在附中参加了两天文艺队也算伴奏成员。承革的李奶奶、魏而田的李玉和、小炎的铁梅、刘勇的鸠山、蔡挺的小炉匠等等，一个象模象样的戏班子就搭起来了。 在排练的过程中,我发现社员拉胡琴根本不按什么1 、5弦，5、2弦，但拉出来的调却合拍，于是我们就按照各自的习惯演奏起来，效果也不错。我学会用二胡拉《红灯记》的全部曲调，还兼顾锣鼓叉。因为手脚不够用，我将鼓竖放在地上，设计了一个脚踩打鼓的踏板，用一只脚打鼓，另外将一面叉反放在桌面的空心垫圈上，只用一只手敲叉，就这样左手拿二胡放在左腿上，右脚打鼓，右手敲叉，不敲不打时，就拉二胡。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我们的《红灯记》终于演出了，由于几位知青的唱腔还真不错，西台的《红灯记》在木里图出了名。为了搞好与后旗相邻社队的关系，我们还套着牛车、马车到后旗的蒙族村落进行过慰问演出，牧民们则拿出奶豆腐、炒米和牛奶招待我们，那时《红灯记》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知青还与西台的高跷队一起到公社走村串巷会高跷搞联欢，高跷分高低两种，我不敢踩高的，只踩过低的。 多数知青选择回天津过春节，回家前，知青都要问社员需要捎什么东西，那时捎尼龙袜是最多的，长长的单子记录这家女孩，那家大婶要几双袜子。实际上多数知青捎回来都不会要钱。 1970年10月，盟里组织各旗县之间举行兰球、乒乓球赛，因为我是附中篮球队的，在县里其他公社插队的队友推荐了我，于是我被临时抽调到通辽县篮球队参加比赛。到了盟里才发现，各代表队有一半是知青，简直就是知青大比赛。我是打前锋的，跑的快，抢球动作快，还不犯规，每场都能得分。 自那时起，一直到1975年，我分别以社员身份、学生身份、教师身份代表通辽县、师院、科左中旗参加过多场篮球比赛。1976年夏季我曾接到那达慕大会邀请我担任篮球教练的聘书，只可惜我已结婚怀孕在身，没能前往。   在内蒙插队的几年，以上活动丰富了我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也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这是1970年10月7日，通辽县篮乒球队蒙集训学习班全体同志合影，第三排左一是我。 （四）大批判小分队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1971年初我被公社抽调到刚刚组成的大批判小分队，成员有公社干部、几个大队的知青，还有一位驻军代表，任务是到公社各大队巡回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在那个年代，极左思潮横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是报纸上天天都见的字眼。我被抽调到小分队主要是因为我会写美术字和画黑板报报头，我们对毛主席“批陈整风”为的是打击林彪反党集团的背景并不了解，能够联系实际的就是揪农村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小辫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参与的实际是违反历史发展的错误批判，虽然我们只是宣传，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我却从另一面比较全面的接触了农村不同层面的现实生活。小分队每到一个村子，住在队部，但轮流派到社员家吃饭，每个人交半斤粮票几毛钱。到社员家派饭，是一天一家，我们几乎吃了百家饭，家境好的可以吃到豆干饭、炒鸡蛋和酸菜白肉片，家境不好的只有大葱粘酱和稀粥。有时一家子坐在炕边看我们吃，小孩带着很眼谗的目光，让我们吃不下去。我们也遇到过吃饭时小孩将屎拉在炕上，大人唤来狗把屎舔干净，看着狗的吃相，我们差点要吐出来。木里图有39个大队，有的在沙坨里，自然条件很不好，解放前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同一个村子，贫富相差也很大。在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打土豪分田地已过去20年，所有土地、生产资料都归公，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人口多少问题，有身体健康问题、有勤俭持家的差异，也有家庭成员吃公粮挣工资予以补助带来的差异。在那个非常时期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而对会勤俭持家搂柴火卖钱、养鸡卖蛋的往往要被谴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在板报上曾经画过小推车往哪拉的漫画，这一段经历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这是1971年8月29日大批判小分队的合影 （五）选调与招生   1970年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1971年，西台四队的第一位知识青年被推荐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   1971年2月19日　全国计划会议结束。会议确定１９７１年计划招收固定工１４４—１５５万人。招工资源包括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至此知青政策开始变动，我们一队集体户有一名知青被选调到县里供销社部门工作，我们赶着大车将她送到新分配的工作单位。    对于这些变化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大家仍然安心地参加劳动。 1972年全国高校普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报名的名额下到大队，由社员大会推荐。在会上社员一一举例述说各位知青的表现，想不到我和另一位知青成了推荐对象。上大学要参加考试，从推荐到考试只有很短的时间，我只有初中文化，插队时也没有带课本，真不知道怎么准备。好在我上学时学习成绩在班里是前几名，而且考题并不是很深。在后来的面试时老师问我喜欢什么专业，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上学时离高考差的太远，根本想不到专业问题，插队时想的是扎根边疆，也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当录取通知下来时，我被通辽师范学院录取，在数学专业，而另一位知青是高三年级，被东北大学录取了。 这是1972年五月集体户和生产队欢送我与另一位知青上大学的留影 随后的几年，除了与当地青年结婚而留在公社和大队当教师的知青外，几乎全部知青都被招工选调和上了大学，不同的是有的在通辽地区工作，有的辗转调回了天津。我们集体户年龄最小的女知青（上张照片后排右2）如今成了大学教授、博士导师，我相信这段经历对于大家都是难以忘怀的。（六）回首往昔昨天的故事不想提也得提    那是一段永远抹不掉的经历    岁月多坎坷    青春粘满了泥      酸甜苦辣    有情有爱     有风也有雨    一年一次祈盼    一步一串汗滴     花开花落    寻寻觅觅    却自己找不到自己今天的故事留给明天去回忆    也许这是值得骄傲的话题    感悟过沧桑    人生更美丽    悲欢离合    有天有地    有我也有你    爬的是那面坡    争的是这口气    留一个微笑    凭一种精神     就什么都撑得起                    ——摘自《献给老三届和他们的子女》我们西台的知青不会忘记那段历史，时时眷恋那片我们曾经奋斗过的土地，虽然我们已天各一方，却同时将那段历史作为教育我们下一代的活教材。 2005年8月我回到了西海力斯台乡找寻当年的足迹。三十七年后的西海力斯台乡从外表看街道还不如当年，因为大队和生产队已消失，但我询问了老乡家中的具体情况，村里有200多辆摩托车，个体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因离通辽较近，木里图工业区发展也迅速，只是村里的公益状况欠佳，也可能是雨季道路泥泞。我留影的这栋房还保留四十年前的模样，当年的集体户住的就是这种典型的房屋结构，东屋是男知青，西屋是女知青，中间堂屋是烧火做饭的地方，各有两口大锅，冬季东西两屋的炕全凭做饭烧火热的。那时各家住的都是这种坯垒的土房。后面露出红顶的是砖瓦房，如今全村除个别家基本上都住的是砖瓦房了。西台知青大部分回到了天津，如今仍留在内蒙的知青有从事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中学校长，有主持通辽市科委工作的负责人，有霍林河煤矿的总会计师，还有一些分布在工矿企业里。50年过去，他们已两鬓班白，都到了退休年龄，在支援边疆建设上可谓献了青春献终身。 2008年 7月20日，我们插队在内蒙古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海力斯台大队的部分知青，四十年后，重新沿着当年的足迹回到那片曾留下青春回忆的热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的这段历史将真正成为历史，而渐被遗忘。   历史在前进，一代有一代的特征，一代也有一代的问题，从忘我到自我，该如何评说？1968年6月28日永远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五十年前的那天，我们从天津坐上火车，向科尔沁草原出发，开始了那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征程。五十年前我们风华正茂，五十年后我们两鬓斑白，但这段历史已在我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了重温当年的记忆，回顾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当年在内蒙古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海里斯台大队四个小队插队的知识青年，相约决定在今年7月16日重新踏上征途，再次寻找失去的岁月和青春。2018年3月25日，我们在天津大学26教学楼召开筹备会，为重返故乡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期待着2018年7月15日，50年后再启程的到来！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一）《割高粱记》 作者：西台知青孙世茹 我是六八届天南大附中的高中毕业生，我们这届应该全部去内蒙古开鲁县插队。而我是1969年4月，自己投亲靠友，到内蒙古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台大队二队落户（因我妹妹是1968年6月下乡到此地的）。我从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天津，来到还靠油灯照明的内蒙东北农村：从没有干过农活，到逐步适应农村的劳动生活；从情绪失落，到逐步振作;这个过程是痛苦和真实的。 西台村口留影 2018 记得1969年夏秋季节通辽地区雨水大，内涝严重，庄稼贪青成熟的晚，秋收时间往后错了半个多月。10月23日，霜降节气，这天早上阴天刮着北风，很冷。我们几个男知青和一些社员，在村里老魏二哥的带领下，去村西的西长垅地块儿割高粱。西长垅的垅长一里多，这时的高粱已经冻死了，高粱杆上挂了挺厚的白霜。这是我第一次割高粱，我们每个人七条垄，每垄要割三棵，这样就是21颗一捆。高粱杆又硬又滑，镰刀搭上都顺着杆往上爬，我使劲用镰刀连砍带抹，才能割下一棵来，刚割了几棵手就冻木了、握不住了。高粱头沉，秸秆儿长又耍叉了，割够数量就须捆成捆儿，开始怎么也捆不上，捆上就开，一给劲儿当绳子用的高粱结杆儿就断。折腾几次，终于学会用巧劲儿可以捆上了，可松松垮垮的，捆不紧。真是每一道过程都须从头学！我也就越落越远，隔了一段时间镰刀钝了，还要停下来磨快。有同学因用力过猛，镰刀砍着脚，幸亏鞋结实受伤不很重，还是一瘸一拐的回户了，这又提醒我们干活要注意安全。就这样，我反反复复、跌跌撞撞的，也没有割多远。中午饿的肚子咕咕叫就回户吃饭，吃完饭又赶回地里，社员吃午饭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干上了。在这望不到头的长垅地里，我猫着腰，头不抬，挥刀大干。天气冷，我却大汗淋淋，头上冻了冰，这时又下起了雪，北风一刮，沙粒一样的雪打在脸上、手上，脸和手都木了也不觉得冷，就这样，我像机器一样重复着割、放、捆的动作。 天渐渐黑了，雪一直在下，社员们已经割到地头回家了。我和陶德镇还在干，离地头还远着呢。天大黑了，只听到我们割高粱的响声，我们一定要割到头再才能收工。我们咬牙坚持干着------突然听到有人在前头叫我们，原来是户友吃饭时没有看到我们俩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刚知道我们俩还在西长垅地割高粱就拿镰刀赶来接趟，社员也是吃完饭，得知我们还没有回来就也来了，并帮助我们割到了地头。在户友和社员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完成了一天的任务。虽然我们回到集体户已经是晚上8点多又累又饿，但我很欣慰，我学会了怎样割高粱，更是学到了怎样面对困难，也深深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诗的现实。 在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集体户日常生活中，我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忘的岁月。在和农民的交往中，在我们真真实实的接触了农村后，我们学到了社会经验和生活劳动技能，受益匪浅。虽然我从下乡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但是农村的情景历历在目，给我的人生历程打上那深深的烙印！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二）《往事二则》作者：西台知青刘念慈 人生似一次长途旅行，总有一些难忘、值得回忆之处。今年是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下乡期间的两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选调，被退回 1971年1月，是下乡第四个年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胼手胝足，生活单调苦闷。当时，若听到哪个村晚上有电影，不管是空穴来风还是演过多遍的电影，这天地里干活时的中心话题就会与当晚的电影有关，大家的心已随电影而去。晚饭后，即看到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去邻村看电影的人群，有时电影不演了，白跑一趟，人们又叽叽喳喳返回村来，我们可能也在这往返的行列中。 褚毅齐龙刘念慈 当年，县里陆续抽调一些知青去充实青黄不接的教师队伍。这是下乡以来少有的选调机会，我成了幸运者之一。就我内心讲：去与不去内很是矛盾，一来，父母是教师，“文革”中被称为“臭老九”，受到过冲击；自己也亲眼看到过学校老师人格、精神、身体备受摧残的惨状，因此当老师毫无精神准备；二来，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集体户很团结，并有一种在逆境中蓬勃向上的精神，使我有难舍之情；三是，老乡淳朴、善良，在“文革”中我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当老师毕竟是一份工作，是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境遇的难得机会。心里虽然纠结，我还是去县里报到了。报到后，从师训班中抽出一小部分人参加县里组织的工作队或安排其它工作，我被抽调到工作队，进驻通辽县印刷厂，任务是整顿领导班子，相识的邻村知青范xx则进入了另一个工作队。 我们工作队共三个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做我们的领导，他中等身材，说话和蔼，是县里的老土改干部；另一位是木里图中学的女教师，白xx，三十多岁，加上我，也算是老中青三结合了吧。工作队有何计划、工作步骤如何，并未明确告知，我也不便多问。每天只是到厂里转转，和厂领导见见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厂子不大，厂房低矮，在通辽火车站对面，厂里的工人朴实热情。不知不觉间三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队领导及女老师找到我，他们面有难色、吞吞吐吐，大意是：我不能当老师了，让我回村继续当农民。我愕然。问：“为什么？”，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场面十分尴尬。事已至此，我亦不再追问，明白自己被打入了另册。晚饭后来到户外，仰望夜空，满目繁星，心中长叹命运的不公！一边踱步一边思索：“有何脸面回村？如何解释？……。”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无非是为脸面而愁肠百转。再想：我还年轻，一切当往前看，常言道：“出水才见两腿泥”。想到此，心一横，反倒释然了。（此法在以后人生遇到坎坷时，屡试不爽）回村后，老乡见面，无人提及，似乎一切如常，看来是自己多虑了。集体户的同学们见到我，无一人问及我为什么回来。那个年代，许多事情似乎都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事后得知，邻村知青范xx，同样遭到被退回村的命运；一些被抽调当教师的知青，由于所谓的家庭问题被清退回村。原因据说是当时县委的主要领导，为了保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而作的决定。然而当年做出一纸决定的领导是否意识到：往日的做法，他们对这些意气风发的知青，不仅在其心灵上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而且剥夺了他们正当的就业权。孟子说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于普通的共和国公民，是否都要经历人生的磨难，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呢？至少，知青一代就是这样的经历。他们当年是“早晨八九点中的太阳”，正是求学的年龄。 慰问老乡亲 2018 一波三折上大学1973年11月我上了通辽师范学院（现在的内蒙古民族大学）。然而在入学过程中经历了被调包、晚报到一个多月、进而被当反面典型等情节，忆及往事，心中五味杂陈。1973年，我已在生产队当了两年多的保管员。这年开始全国性的大学招生，我幸运地参加了高考。考试结束一段时间后，一天，我到公社为队里办事，公社负责招生的崔元琪同志老远见着我就打招呼，并跑过来告诉我：你已经被天津师大录取了！知道你在生产队当保管员，事情多，回村就向生产队说明情况，办交接，以免影响去学校报到。当时，心中十分感谢崔同志及时告知我被天津师大录取的消息。（崔同志现已去世，但他仍是我人生中永不会忘记的人。）此前我有了被选调又被“辞退”的经历，心想这次还是求稳为妥，等收到天津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再与生产队交接。不过，我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天津的父母。但却迟迟没有等来天津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先听说被吉林师大录取（当时通辽县归属吉林省），最后却接到通辽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录取学校一变再变，定是有人走了后门，自己被调包了。旋即与有关部门交涉，行走在申访路上。因为我家在天津，当然希望录取结果维持原状。但维权抗争的过程中遇到的却是推诿扯皮和冷漠以对，使我深切体验到求告无门和孤立无助,最终录取我的仍是通辽师院。 命运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但是一波三折的录取结果，使我情绪大为波动，不仅是对录取学校不满意，更是对如此卑劣的做法深恶痛绝。这样的结果也使父母大失所望。当时，投诉无门，维权无果；又年轻气盛，心想：“经过农村生活历练的我，当农民又如何?！中国有数亿农民，不也照常生活吗！”我决定不去学校报到。报到时间过去了近两个月，已是秋风萧瑟，树叶飘零的深秋。一天下午，我在地里给社员分冬储白菜，猛然间，村里的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叫我到大队部去接县里来的电话。疑惑之中，向大队部奔去。教育局长杨志清（他曾是我公社书记，廉洁，正直、热心帮助过不少知青，口碑甚好。）给我来电话。杨在电话中语气平和、亲切，使处于逆境中的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暖流。他在电话中语重心长地与我谈了很多，涉及到当年全国大学招生的情况，大学生的紧缺，并承诺毕业后负责给我安排工作等。我虽然是一个不会轻易改变决定的人，但杨局长最后的几句话震动了我。他对我说：“目前留在农村的知青还很多，你今年不去就废弃了一个指标，这个名额是很多知青翘首以盼的。若明年还有选调，你能保证得到同样的机会吗？即便明年你仍被推荐，你还要放弃吗？！”杨局长的一席话使我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和生产队交接完各项事务，已是1973年11月初。我至今深深记得当年赴学校报到的情景。一场漫天大雪，天地间银装素裹，生产队派了一挂马车为我送行，陪我去报到的是仍留在村里共过患难的知青兄弟。车行驶在茫茫雪原上，远近的村庄一片白雪皑皑，不知谁家烟囱升起缕缕白烟，更感觉周天寒彻。虽无“打马上山”的豪情，心中却憋着一股劲。进学校前，我们一行到饭店用餐，那个年代，饭菜虽不丰盛，但推杯换盏间，充溢着兄弟间惜别的深情。还记得进教室的场景：我戴着狗皮帽子，周身寒气，推门时老师正在授课，全班同学的目光瞬间集中到我身上，我抬头挺胸走进了教室。下课后，拜见系领导并兼任我班辅导员彦先生。拜见之前，心中还略觉愧疚，终归没有按时报到。但当我报上姓名后，他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训斥我，他说话的大意是：开学这么长时间才来报到，明显是不愿意当老师，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见他如此武断，我对迟迟未报到，未作任何解释，愧疚之情也荡然无存，心情反倒轻松下来。之后三年，再未与彦先生有过任何沟通与接触。 下面讲述两件大学期间的事情，使平静的大学生活有了些许涟漪。一是学院请木里图中学校长马xx到校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报告，报告中不点名地把我不去报到之事，上纲为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典型。我是木里图插队知青，看来，我的事情在全公社（现在是乡镇）被添油加醋地传开了，但可敬的马校长未作任何调查了解，就以此为反面案例批判开了（我在台下静听，对此不屑一驳）。会后，宿舍同学好心地问我：“老刘，今天会上说的是不是你呀？”我答：“是”。真正是人言可畏！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通辽县师范学校工作，恰巧，校长是原木里图中学校长马xx，我虽然可以利用和教育局长杨志清的交往，搞好与马校长的关系，但对此，我无任何作为，也从未主动地向尊贵的马校长做过任何解释或与之攀谈。另一事是毕业时学院本打算将我留校，这是毕业后系里老师告诉我的。毕业前夕，系里的一把手齐xx，专门找我个别谈话，征询我毕业后的打算，对学院的看法。由开始的寒暄、谈话的深入、进而实质性的交流、直至尾声；谈话在平静、温和的气氛中进行，心中感到某些暖意。但是，由于对报到时所受的训斥、立为反面典型之伤痛等事的刻骨铭心，以及教育局长杨志清的正派、善解人意和对我的尊重、关心的对比，些许暖意稍纵即逝。使我在进行实质性对话时，回答得很直白，使齐有些难堪。过后思之，对齐xx用词不太和缓、恰当，对齐领导不够尊重，这是我的欠缺，也是我当年尚不成熟的体现。当时情景：齐问“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去向如何？”，答：“回通辽县”；“三年来，对学院有什么看法？”，“很一般，今天毕业，我明天就离校。”如此回答，结果可想而知。人生旅途中，也许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聊以自慰吧？ 插队50年重返哲里木通辽合影 2018 庄子讲过：“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却(隙)，忽然而已。”古稀之年再回首，往事已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云淡风轻的过往。写出来，一是让后来者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上一辈所经历的甘苦；再者，自己做一番回忆，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再经历这样的事，或许会处理得好一些。值得欣慰的是，在面对生活的磨难时，自己一直不曾退缩、放弃。其实，我们天南大附中的知青和全国知青一样，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绝大多数人在困难面前，能挺胸前行，不少人在考验中还相当出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可引为自豪的；同样，也希望我们的后人，心中能真正拥有明澈的蓝天！回首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我特别感激当年给我指路的杨志清局长！是他的谆谆教诲使我得以迈上一个更高的平台，重新起步！几十年来，我能为社会尽心尽责、发一分微弱的光，杨局长当居首功！当然，我也不会忘记集体户同甘共苦的同学以及曾施予援手的人们！在这里送上我诚挚的祝福——愿大家健康、愉快！注1：我是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后，自然有许多工农兵大学生的有趣故事，此不赘述。为弥补工农兵大学生的欠缺， 1983年我与老伴克服阻力考取了刚恢复的本科函授。 1984年底调到秦皇岛工作，每年寒暑假还要回到通辽师院面授，孩子尚小，繁难艰辛可想而知。经过五年的学习，1988年圆满完成了学业，获得了本科毕业证书。注2：原通辽县教育局长杨志清今年86岁，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退休时任原通辽市（现科尔沁区）政协主席。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三）《难忘的知青岁月》 作者：西台知青隆晓都 五十年前下乡的事，在我的记忆里仍像咆哮的河水一样，不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忘记，反而越来越清晰。它已融入我的血液，在我身体里永不停息的流动！ 一·科尔沁草原的召唤  1968年的春天，文革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虽然我已高中毕业，高校不招生，工厂也不招工，我们只能呆在学校里消磨时间。一天学校来了几个内蒙通辽的干部，向我们介绍了科尔沁草原，欢迎我们到通辽去插队。我第一次知道在东北还有一个叫通辽的地方，不仅有牛羊遍地的草原，还是内蒙的粮仓。尤其吸引我的是电影里看到的边疆生活，幻想着骑着骏马在鲜花开满，一望无边的草原上驰骋。人们用牛粪烧火做饭，我也感到很新奇！我们学习过知青邢燕子和侯隽从大城市来到农村，和贫下中农结合，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事迹。自己出生于高级知识份子家庭，在学校也被边缘化，心情很是压抑。于是想离开校园生活，到社会中去锻炼，希望在农村去建功立业！第二天我就和二十几名同学报了名。为了表示决心，魏尔田同学还写了血书。天津红卫兵报立刻刊登了我校第一批下乡同学的名单。 下乡前夕赴北京天安门向主席告别 天南大附中共28名同学，他们是：魏尔田，万源培，高义鹏，刘念慈，褚毅，刘玉梅，柳拱平，隆小都，李天兰，邵立平，孙小梅，杨素欣，赵喜荣，承革，齐铃，王文利，孙世芬，张小英，高义鹃，杨志耘，杜连玲，王亚芳，陶德振，向曙，张红炎，谭融，高义鸥，李弟。出发前，上级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床绿军被，一件兰棉大衣。后来才知道这个待遇只有第一批下乡的才有。妈妈说东北太冷执意要给我买条毛毯，那时物质匮乏，我在百货大楼排了半天队只买到一床又粗慥又厚重的阿尔巴利亚绿色军毯，这床毛毯为我遮风蔽雨立下大功，也为以后带来笑话。我们要到边疆去了，应该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别，几个女生：高义鹃，高义鸥，吴学敏和我扒汽车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前高举毛主席语录宣誓：扎根边疆干革命！晚上就住在中苏展览馆的门房里，半夜被联防队员发现，看我们是一帮女生，就告诉我们这里很不安全，让我们马上到西直门火车站去过夜。临别时同学们恋恋不舍，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留下许多青春的靓影。 二．走进科尔沁   1968年6月27日我们从天津火车站出发，只见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广播里不时传来“注意安全，不要拥挤，以防掉到铁轨里。“的声音。爸妈和相送的同学早已泪眼婆娑了，我虽然有些难过，也掉了几滴眼泪，但很快就被对新生活的憧憬所代替了，随着汽笛声的拉响，火车开动了，我们大家欢快的谈笑歌唱。真是少年不知世事也不知愁呀！火车一路驶向北方，经过一夜的行程，第二天来到甘旗卡，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在风中摇曳的枯草，我的心紧缩一下，我们将去的地方就这么荒凉？车厢里谁也不说话，安静极了。离通辽越来越近，荒野变成了良田，尤其是那高大的白杨，将田地划分成许多个方格，它们像无数哨兵将良田拥抱在自己的怀抱里，让它免受风沙的侵袭。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哲里木盟在沙漠之中能成为内蒙的粮仓，这是千百年来，人们辛勤劳作的结果。我们一定会把这里建设得更美好，我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1968年6月28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来到了通辽县。市民倾城出动，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簇拥着把我们送到当时条件最好的通辽一中，下午开了联欢会，晚上市里还宴请我们。他们称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热烈欢迎我们到通辽农村来安家落户！第二天一大早，大队就派马车来接我们了，大鞭子一甩嘎嘎响，载着我们向西辽河边的木里图公社西海力斯台驶去。说是在河边，不是汛期，实际一滴水也没有，河床见底，没有鹅卵石，却见白花花的沙土一片，荒凉极了。快进村了，才看见路边的玉米苗已有半尺高，我们坐在马车上，望着开阔的原野，就像从笼子里飞出来的小鸟，放声歌唱！ 我们要安家的村是木里图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原名西海里斯台，带有时代的特征当时叫东升大队，是一个自然村，全村有一千多口人，在附近一带算是一个大村。我们50几名知青被分成四个集体户，分插到四个小队里。我被分到第一集体户，有魏尔田，高义鹃，高义鹏，高义鸥，孙小梅，谭融，向曙，邵力平，郝瑞芳，郝昌年，李弟和我共12人， 一队知青合影左起一排，魏尔田，李弟，高义鹏，二排左起谭融，孙小梅，向曙。三排左起高义鹃，隆小都，邵力平 村庄建在一片平地上，整整齐齐的列为四条街，少有砖瓦房，基本上是土坯房。进村时又是全村出动，我们被暂时安顿到小队部，这是一座高大的土坯房，中间有一个被土墙围作的院子。东北几大怪中就有窗户纸糊在窗户外，哪里有窗户和玻璃，只是一扇木窗，外面糊了一层白纸。我们几个女生鱼贯的躺在一铺大炕上，头朝里，脚朝窗户。半夜我觉得脚心痒痒的，有人在挠我的脚心，我骨碌一下坐起来，只见窗下一个黑影向院外跑去，吓得我再也睡不着。第二天将这事告诉社员，才知道这是四队的刘疯子干的，他是以另类的方式欢迎我们。 三．勇闯生活关初到农村一切都觉得很新鲜，嚷嚷着要到村外草甸子去骑马，队里牵了几匹听话的走马，没有马鞍，我们爬上马背，抓紧缰绳，“得不，得不”的慢慢骑行，也觉得很惬意。只是第二天才发现大腿根的皮已被磨破，生疼生疼的。女生天生爱美，村外草甸子里开满了叫不上名的野花，我们像蜜蜂看见了鲜花一样，立刻扑将过去，采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将它插在瓶子里放在床头上。这终归不是农家乐，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接踵而来，第一关就是生活关，最初我们住在一队社员魏显琴家，当年她跟我一样也二十刚出头，家里有五口人，父母，两个弟弟，大弟魏显九是队里的马车老板，小弟还上学。房东待我们如同亲人，把最好的一间大房让给我们住，还不用交房租钱，队里派了一个专们给我们作饭的社员，生活也觉得适应，高梁米饭和飘着一星星油花的菜，只是吃不惯小米。 烧柴做饭 不久队里给我们盖好了一排高大的土坯房，我们四个小队知青都从社员家搬到这里，统一管理，据说是县知青办拨的款搬到新家后，我们就自己轮流做饭了。堂屋里做饭的灶，与里屋的炕连在一起，一边做饭，也就烧炕了。东北天气寒冷，冬天常常在零下20度以下，农村没有暖气，全靠炕来取暖，炕是由土坯砌成的，上面铺上苇席，烧好了炕，人睡在上面全身暖暖的，一切寒冷和疲劳一扫而光！很多知青老年落下腰腿疼多是下乡时睡凉炕的原因。烧的是玉米高梁桔梗，还有冬天从沙坨里搂来的枯草和捡来的牛粪，为了火力旺，往往一手续柴火，一手还要拉风箱。做饭的人，最重的活是挑水，水是从院子的水井里用辘轳吊着水桶打上来的，一个桶装满水足足有三，四十斤，两个桶就是七八十斤。担在肩上沉甸甸的，走起路来晃晃荡荡地像跳舞。咬牙坚持下来，也能轻松自如了。 公社杨书记（二排左起第5人）等与知青在新盖的房子前合影 最难熬的是饥饿，当时岁数最大的是我和高义鹃，老高三的，也就20出头，最小的是六年级的谭融，才15，16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要干重活，仅有的粮食实在是填不饱肚子，只好干粮变稀饭，煮饭时大量放水，煮一碗干饭的粮食竟能煮出4-5碗的稀饭，我那时一口气能喝4碗稀饭，不管怎样，先把肚子填饱再说，不一会儿，一泡尿下去就又饥肠辘辘了。忘不了在困难时帮助过我的父老乡亲。三队的老伊大叔是个老党员，朴实，热情，对知青都很照顾，自己粮食不多，但只要我到他家去，他总是让我到饭盆里去舀饭，菜是葱沾大酱，当时那个美味，比山珍海味还香。 集体户我们自己喂的猪 本来夏季的6-7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原因是队里允许“啃青”。何为“啃青”？这是队里应付饥饿的权宜之计，我们和社员都可以在生产队的玉米地里将已灌满浆，但还未完全成熟变老的嫩玉米掰一些来充饥。我们来到玉米地七里咔嚓地掰了满满一柳条筐玉米，翠绿色玉米皮紧裹着的玉米，又大又嫩，每个足足有半尺长，回到家里首先灌满了一锅水，然后把带皮的玉米放在水里，大锅边沿上还放了一些嫩茄子，一通猛煮，几分钟后，那带有玉米的清香味就直冲鼻子来，太诱人了，那时只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十几分钟后，我们把玉米皮扒开，只见嫩玉米已变成鹅黄色，个个迫不及待的大咬一口，那味道太香，太甜了！再咬一口糊好的茄子（当地把锅边烤茄子叫糊茄子）就一口黄豆大酱，那美味一辈子都忘不了！回城后，也照此方法作过几次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洗澡也是一个大问题，平常只能把烧好的水倒在洗脸盆里，然后擦擦身子。只有在夏天，汛期来临时，河床里灌满了水，虽然带有大量的泥沙，河水一点也不清彻，却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洗浴节！ 重返草原 2018 女生穿着短袖衣服和短裤从几米高的河堤上“扑咚”一下蹦到水里，男生担任哨兵，我们在水里不时撩起水花，你追我赶，好不热闹，欢声笑语弥漫在平日寂静的河谷。互相洗洗身子，搓搓满身的泥垢，再把头埋在水里，好好洗洗头发，等芙蓉出了水，个个都容光焕发，精神了许多！女社员们先是在河堤上看着我们洗，后来也陆续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就是我们的被子和衣服也招惹上“革命虫”-虱子和跳蚤，所以叫革命虫，是为了和老乡打成一片，我们经常在老乡家过夜，老乡也常在我们知青的炕头睡觉。六十年代农村还很穷，卫生条件也很差，一般老乡家都有这两种小虫，我们很快就被传染上了。虱子常藏在衣服的袖子，裤腿和衣服两边的线缝里。平时出来，吸我们的血，吃饱了，就藏在衣缝里产卵，它们繁殖得很快，传染的也很快，社员消灭它的方法就是用手掐，开会时经常看到老农民把棉袄脱下来，沿着衣服线缝两手指对着虱子掐，只听见叭叭的响声，满手指尖全是斑斑血迹。为了快，有时他们竟用牙沿着线缝咬，真是不堪入目。虱子是吸血虫，把人咬的遍体鳞伤，奇痒无比。记得每年冬天回天津，母亲不让我进家门，要先把衣服脱下来，然后母亲烧好满满的一壶开水，把脱下的衣服好好烫几遍，才在阳光下猛晒一整天。还要买些治虱子的中药粉一起洗，这样才能消灭它。可是，只要我们一回村它又死灰复燃了！跳蚤就不那么容易消灭了，这个黑黑的小东西会跳，往往能从床上跳到屋顶上，村里的屋顶一般是用报纸糊的顶棚，它从缝隙里爬到顶棚上，人们奈何不了它，靠吸来的血，它能受用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再找机会作案。对付它的办法只有彻底打扫卫生，清扫炕席，撒灭跳蚤的药粉，换棚纸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我们1998年和2008年回村，就没有见到这“革命虫”。在社员的帮助下我们也学会了喂猪，养鸡。腌酸菜，做黄豆酱，下工后也和社员一样挖野菜来喂猪。队里給我们一片菜地，原来是牲口圈，土地很肥沃，种的西葫芦一个就有十几斤，每天炊事员都要从地里挑来两柳条筐的西葫芦和茄子，吃菜都是用脸盆盛！靠自己的双手，我们集体户也和社员们一样可以自给自足了。有时院子里的蔬菜吃不完，社员也可以去摘。     最难忘的是严冬去沙坨拾牛粪的经历。因为人口多，马车少，所以事先就由队里安排好各户拾牛粪的日子，不管什么原因错过了日子，这一年都没有机会去捡牛粪了，牛粪比桔梗热值高，并且燃烧充分，各家各户对这一天早早就作好准备。所以选在冬天捡牛粪是因为队里的大批牛羊不是在村里饲养的，而是在远离村子的牧区里圈养，只有冬天，牛羊才能散养，它们在沙坨里一边吃草，一边大便，这就是牛粪，冬天牛粪风化干燥的很快，捡回来就可以马上烧。 严冬去捡牛粪   1969年腊月的一天我们被安排去捡牛粪，那天晚上北风突起，内蒙的白毛风刮起来“呜，呜”的，像狼嚎一样，大树的枯枝被刮得像魔鬼一样狂舞，飞沙走石，让人睁不开眼。这样的坏天气实在不适合到荒原去捡牛粪。大家商议的结果，还是要去！天还没亮，我们全队人马就出发了，队里派了一个有经验的车把式老包头给我们赶车。只见他头戴狗皮帽，身穿厚厚的羊皮袄，脚上穿的是用羊皮特制的“唐钴牛”把脚紧紧地包住，一直到膝盖上。我们只有棉衣，棉裤和棉鞋。鼓鼓勇气，顶风而上。 送公粮 我们要去的牧区在村子的北方，足足有几十里路，大家坐在大车上，不久脚就不听使唤了，先是麻后来干脆动弹不得，无奈，我们只好艰难的下车，跟着马车走，活动活动，脚慢慢的有了知觉，就跟着马车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天渐渐的亮了起来。只见那连绵起伏的沙坨像山丘，，一个个四周隆起，底部凹下，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盆底平坦，风也吹不到，在阳光的照射下，比四周的温度高了至少几度。牛群懒懒的镀着脚步，悠闲的吃着茂密的干草。大堆大堆的牛粪就在它们的脚下，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一个个冻成冰块的牛粪放在肩上的柳条筐里，捡完了满满一筐足有五，六十斤。背负着这重担，一步一步艰难的爬上沙丘，马车就停在那儿。一趟一趟爬上爬下，将牛粪倒在用穴子围好的大车上。中午大家就围在一起啃带来的玉米饼，饼子又干又硬。凑合着填饱肚子，我们又开始忙活。一直到太阳已落山了，马车也装得冒尖了，包老板招呼该回家了！我们才坐上马车，“驾，驾”老板紧抽鞭子，马蹄陷进沙子里无法动弹，鞭子越抽越狠，马实在是受不了这般虐待，终于猛的一登腿，马车走动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谁知转了一圈，马车又回到了原点，也许是遍地都是沙子，又没有一棵树作参照物，天黑马看不清道，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出口。包大哥这才告诉我们由于天气太冷，前一天，一辆捡牛粪的马车没有走出去，结果夜晚降温，人畜无处躲避，生生被冻死了，我们一听，也感到十分后怕。天越来越黑，风也越来越大，我们吸取经验再也不敢坐在马车上，虽然又累又饿，还是个个跟着马车跑，并不停的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去胜利！”快进村了，远远的看见社员打着火把来找我们，大家激动的直掉眼泪，他们把我们拉进屋，用凉水不停地揉我们的脸和耳朵，并一再嘱咐不能用热水直接去洗，那样耳朵会掉下来的！ 一年的冬天我们全体知青到公社去学习，住在公社的通铺上，在村里我们集体户主要烧的柴草，火力不大，很快就烧光了，要不断的向灶坑里填柴草。公社烧炕用的是煤，热值高并且持续高温时间长。刘念慈文革期间在校帮师傅烧锅炉给教室送暖气，他主动承担了烧炕的任务。晚上我们躺在温暖的炕上，从心里感谢刘念慈。半夜我觉得燥热，想起身凉快一下，刚刚掀起被子，“轰”的一声炕席着火了，紧跟着盖在身上的棉被和阿尔巴利亚毛毯也着了，我不知所措，躺在我左边的孙小梅不紧不慢的说，用水灭火，而躺在我右边的邵力平却着急的说快用炉灰把火压灭，我手忙脚乱的先抓起一把炉灰，撒在被子上，然后再端起一盆水一古脑地泼在被子上。这下可好了，不仅自己的被子湿了，连小梅和力平的被子也湿了，我们三个只好和其他同学挤着睡了一夜。我的被子和毯子各烧了一个大洞，只有用布和棉花给它补上，那个年月布和棉花都是定量的。无奈我只有到知青办去要求补助。知青办的负责人说，你们天津知青已发生多起烧被子事件，你怎么也把被子烧了？我回答说，主要是不知道炕的性能，谁知煤的后劲这么大，把炕席都烧着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四．劳动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和意志    从1968年6月28日下乡起，到1972年4月我离开农村上大学止，在西台我度过了人生的一千二百多个日日夜夜，在广阔天地经历了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经受风，霜，雪，雨，的考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脚步。通辽要到四月，春天才姗姗来迟。春风把草地吹绿，马连花的兰色花朵开满了原野，草丛中也可以偶尔见到野鸡斑斓的羽翼，伴随美丽的景色，风沙也随之刮起。在田野里我们顶着扑面而来的风沙，睁不开眼睛，和社员一起施肥，耕地，点种。眼看小苗一点一点从地里钻出来，几天功夫就窜到十几公分，该开苗了！所谓开苗就是把多余的小苗全铲除，仅留下间距十几公分的一株株小苗，以便集中营养，让它们舒展茎叶，尽快成长。我们学着社员的样子，蹲在垄沟两旁，一手抓住要薅去的苗，另一手挥动小锄从根部将它铲掉。垄沟很长足足有几百米，除了两手不闲着，两腿还要跟随移动，收工时很多知青好不容易站起来，却迈不开步子了。为此一些知青只好回津治疗   夏季来了，玉米和高梁苗已长得一人多高了，野草也疯长起来，又要锄草了！烈日当空照，骄阳似火，晒的人头晕眼花，脑海里顿时想起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夏季的另一项重要农事便是抗旱，这里气候干旱，夏季少有下雨，土地龟裂，禾苗的叶子也有些干枯，浇水抗旱是当务之急，还好，干涸的河床里已灌满了水，清早起来，我们就挑着水桶来到西辽河边，，将一只桶先浸入水里然后用握着水桶把的手用力一荡，水桶就沉了下去了，再来回荡几下，桶里就装满了水，费力把它从水里提出来，再换一个桶，随后弯腰用力挑起这两个近百斤的水桶，奋力向河堤冲去。如果不凭这这股贯性，那将败下阵来！一天下来，从河边到地头要走几十个来回，扁担把双肩磨破，鲜血流出，与衣服粘在一起，脱衣时皮肉分家真是钻心疼！ 黄鹤楼前与大学同学合影 2021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最忙最累的时候。收玉米时肩上要挎着一个筐，一边把玉米掰下来，一边要顺手将掰下来的玉米棒放在筐里。一垄地长近半里，只听听见“咔嚓喀嚓”的掰玉米的响声和“哗哗”的衣服和玉米叶的摩擦声，脸被玉米叶扫得一道道的，人在垄里急驰，脚下磕磕绊绊，我只恨手太笨，脚太慢，总也追不上打头的。收工时看着堆积如山的玉米堆，我们心里都是喜洋洋的。  收割高梁是个技术活，看起来美极了，像跳午。人站在两行如卫士般排列的高梁中间，左腿向前身体右侧，右手将高梁向怀里抱，左手随机挥动镰刀，锋利的刀刃到达之处，足足有几米高的高梁棵应声倒下。再迈右脚，身体左侧，还是右手抓住高梁棵，镰刀一挥，左边高梁也轰然倒下。越割越带劲，像在练体操。 高义鹏隆小都齐龙 2016     怵头的是割豆子。豆荚被太阳晒干了，一手抓下去，像针扎一样，扎在手上，疼在心里。即使戴上手套也强不了多少，只能靠毅力坚持！此时也是最快乐的，休息时，抱几把刚割下的豆棵点火烧，只听的劈劈叭叭的豆子爆裂声，一粒粒又园又大的豆子就从豆荚里蹦出来，随之那勾魂的豆香味也飘向田野。我们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吹吹灰，就往嘴里塞，“咔哧咔哧”嚼在嘴里，满口喷香！吃够了，抬头互相望望忍不住哈哈大笑，个个都成了黑包公！     人民公社时期是要交公粮的，那是政治任务，头等大事。全队人马一起挑灯夜战，围成一圈搓玉米，东北的秋天九月就很冷了，连冻带累，后来双手干脆没有了知觉，哈哈气，搓搓手，继续干，往往连夜要干上半个月，才能把玉米搓完。小米和高粮都要打场，扬场，装麻袋，一切准备完毕，先给各家分口粮，然后去送公粮。这一天装满公粮的大马车浩浩荡荡驶向木里图粮库，马鬃上还梳了红头绳，社员爱国的心情可见一斑。 在父亲隆言泉先生塑像前留影 冬天北风呼呼吹社员说是“猫冬”的时节，实际不然，只不过没有干大田的活，这时除了坐在炕头搓自家的玉米外，还要起猪圈积肥，到村头巷尾去捡牛，马粪。为来年开春作好准备。冬季除了捡牛粪外，我们还要到牧区去搂干草。为了固沙保护草地，牧区发布公告，是不许搂草的，知青们就组织了宣传队，深入牧区给牧民演出，得到他们的欢迎，拿出炒米，马奶子来招待我们，至于搂草的事，还不是一句话。我们解决了烧火问题，社员们也很高兴。他们也同时收获了柴草。 天津科技大学以父亲命名的“言泉楼”前合影 五．我是赤脚医生   到农村不久遇到的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是从外村嫁到老刘家的漂亮媳妇小，生完孩子不久得了产后风，发烧，抽搐，没几天就死了。二是村里的一个小孩得了感冒，发烧，家长不是去看医生，而是请来巫婆，在孩子的炕上蹦来蹦去，手里一边拿把扇子，不停的煽动，嘴里还喃喃的说“我看见小鬼附体，把他赶出去，赶出去！”看到农民缺医少药，封建迷信，不懂得卫生知识，当时一千多人口的村子竟没有一个医生，更没有卫生所，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在征得队里的同意后，我和高义鸥来到铁路医院学习医疗技术。主要是常见疾病的治疗，比如感冒，发烧，拉肚子，咳嗽等。针灸是千百年来我们祖先用以治疗疾病行之有效的方法，简单，易行，除了一付银针外，基本没有费用，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所以着重学习。在向老师学习方法后，我们就在自己的身体上实习，咬着牙将长针扎入手掌上的合谷，腿上的足三里和手臂上的内关……穴位，体会针感，摸索进针深度，检验治疗效果。回津探亲就到万德庄卫生院去实习。 曾经担任过大队赤脚医生的知青和社员合影（左二隆小都，右一刘向金［社员］，是第一任赤脚医生，左一郝瑞芳是第二任赤脚医生。右二高义鸥是第三任赤脚医生）。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西台村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年我就正式任命为大队的赤脚医生。白天我仍要和社员一起去干活，晚上挨家挨户给社员看病打针。队里腾出一间房，有一个装满常用药的药箱，还有消毒的酒精和一些常用外敷药。针具的消毒是将针具洗涤完后放在大锅里蒸煮半个小时以上。队里没有费用，卫生所成立初期也没有农村合作医疗，费用就是我先将钱垫上，从公社卫生院或通辽县买来药和针剂，给社员看完病后，再收取药费，有的家实在拿不出钱，就由我支出。我上大学时还有几百元钱没有收回。每年我挣的工也有两百多元，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能解决乡亲们的疾苦，我也感到很高兴！ 插队40年返乡筹备会合影南大附小礼堂 2008 每天吃完晚饭，我就背着药箱到社员家去打针送药。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院，家家都有狗看护，那时村里没有路灯，只有靠月光来照明，每次出入院子大门我都小心翼翼，原因是看家狗一看见陌生人就会冷不丁的扑上来，咬住你的裤腿，有时还会把腿咬破，甚至引发狂犬病。我每次都先喊主人的名子，待主人出来后再进院。对付那些不听招呼的混狗，我只好拿起随身带的家伙猛抡，后来社员告诉我，看见狗，你就立刻蹲下，佯装拿砖头的样子，狗就会吓跑。后来一试还真灵！为了提高医疗水平，我经常在农闲时到公社卫生院进修，呼和浩特医科大学毕业的王大夫对我帮助最大，每当他给病人治疗和作手术时总是要招呼我在旁边学习，他一边看病还一边给我讲解，耐心地回答我的疑问。    一个冬夜，四队的一个小伙来找我，他急切的说，自己的叔叔李振山，得了痢疾，上吐下泄，现在人已迷糊了。我背起药包匆匆随他来到李家，李振山是四队社员，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平日独居，今天满屋都是人，甚至有从辽宁赶来的亲戚，大锅里烤着做新鞋要用的“荚布”他们在着急的作着后事的准备。我来到他的炕头，只见他已昏迷，问他的病情也不回答，摸摸他的脑门，量量体温38度，有些发烧，再看看他的排泄物，我果断的判断是急性痢疾，需要立即输液。我们没有输液架和输液瓶，更没有一次性输液的小针头和输液管，我只好用200毫升的大针管吸满了消炎的针剂和葡萄糖溶液，用最小的针头给他输液，此时李振山异常烦躁，挣扎着要坐起来，我只好命令两个小伙子，一人把他的一只胳臂死劲的压在炕上，让他动弹不得，就这样我顺利的给他输了一针管药液，然后把针管取出，针头就留在静脉血管里，待吸满了下一管药液后，将针头对上，继续进行输液，就这样陆续给他输了几管药液后，药物发生了作用，他也慢慢的安静下来，最后竟然睡着了。这时我才感觉得累了。第二天早上我去看望他时，他竟在猪圈里喂猪呢。村里农民生病时一般都硬抗，很少服药输液，所以他们没有抗药性，药物也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惊叹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李振山逢人便讲我救了他的命，其实我只是作了一个赤脚医生应该作的事。2008年我们回村时他年事已高，柱着拐棍从村西头的家赶到村东头大队部来看我们，他说，院子里的枣熟了，没有吃，等着你去吃呢！多么淳朴的乡亲，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就自己去采药，71年秋天我和三队的赤脚医生杨素欣，四队的王玉枝到沙坨去采药。我们细心观察，仔细寻找，发现了许多不常见的药材，比如知母（具有清热泻火的功能），马勃(清肺利咽，止血)，菟丝子（补肝脾肾，可治疗腰酸背痛等）。我们如获珍宝一样！甘草是一种中医常用药，用于祛痰止咳，有调和诸药的功能，沙坨里长满了甘草，药用部分主要是根，根扎得越深，就长得越粗越长，药的质量也就越好。为了挖到一根又粗又长的甘草，我们要掘地三尺，常常是汗流满面，筋疲力尽，当看到这胜利品我们三个都会心地笑了！  村里有很多老人一到冬天就咳嗽气喘，上气不接下气，当地人称为“肺心病”，为了攻克这种病，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在荒地里大片大片生长的麻黄草，草里含有麻黄碱可以用于利尿，调节血压，强心，风寒感冒，胸闷喘咳，心悸等。在队里的支持下，我们和一些壮劳力来到荒地，用扇刀将大片的麻黄割下来，然后在大锅里加水熬煮，按书上的要求达到预定的时间，药液又稠又粘。我们就将它倒在玻璃瓶里，免费分发给患者，对缓解和治疗疾病起了一些作用。我们还到地里去采益母草，回来还是熬水，发给妇女，对于妇女的保健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上大学后，知青郝瑞芳，高义鸥，杨蓉庠都先后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知青们对改变农村落后的卫生和医疗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上级和社员的好评！ 和“90后”原西南联大老前辈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院士合影 2021 六．上大学   早在1966年我就从高中毕业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72年我才园了大学梦。70年开始全国招收文革后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内蒙是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名额也比较多 ，72年春季我已下乡三年了，符合招生条件，我有幸被推荐，高中的全部课程我已学完，比起其他老三届来说还是有优势的，文化考核不在话下，卷子很快就答完了，时间还未到，我就走出了教室。结果还考了木里图考区的第一名，我最担心的政审问题也顺利通过，原来由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父亲已是天津轻工业学院的革委会委员。我才没有像我们班的有些同学一样受到非难。四月初我就收到东北工学院自动化系仪表专业录取的通知书，我高兴极了，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的喜悦心情决不亚于我。我的父母1944年均毕业于西南联大，长期从事大学和中学的教育事业，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爸爸常说，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让你们兄妹七个上大学。我是第一个文革中上大学的，所以父母格外高兴。父母来信要我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父亲正在北京出差，特意到王府井的外文书店给我买了一本“自动化仪表”的英文原版书。和我一起上大学的还有向曙，她被通辽师范大学录取，临行前，队长张斌，陈风文及一队知青来到照相馆，留下这难忘的一刻。岁月如梭，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感谢岁月的磨练，感谢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感谢和我一起度过艰苦生活的知青朋友！岁月如梭，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感谢岁月的磨练，感谢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感谢和我一起度过艰苦生活的知青朋友！岁月如梭，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感谢岁月的磨练，感谢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感谢和我一起度过艰苦生活的知青朋友！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四）《我的内蒙十年》 作者：西台知青谭融 1968年迄今，整整50年了，回顾往事，一时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对于我而言，内蒙十年的历程，要从1965年说起，那是我这十年的前身和起点。1965年暑期前的那个学期末，我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6年级中的24名同学（全班共29人），由于阶级路线的缘故，无缘升入附中，被中止了音乐专业学习。暑假后，我考入上海市徐汇中学，一个月后家人把我送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那时的我，全然是个优秀生：学习好，思想好，积极上进，活泼全面，满脑子正统。小学以来，我便努力学雷锋、学王杰，做好事，历任中队长。1966年文革的到来，给了我一闷棍。我抽屉里的红领巾被撕，被泼上墨水。以往我帮助过、给补过课的工人子弟同学不敢接近我。在学校食堂门口，我曾被几个“红卫兵”拦住不让进去吃饭。我住在学校宿舍，被贴小字报，让我滚出去。我每天要从房间的上亮子爬进去，因为去抄家的“室友们”或者尚未归，或者回来已入睡。我一人孤孤单单，整日在大学里游荡，晚上11点多回到宿舍，没有钥匙，只能爬进去。这样的日子挨到学校里的学生自发成立组织，我加入了由几个女生组成的“漫天雪”，从大我几岁的女同学那里感受到温暖，在沉默不语了许久后慢慢开口说话。 插队30年重返哲里木 1998 文革中，学校停课，我家不在天津，无处可去，所以在下乡大潮伊始便报了名。报名后也有些动摇，但在那时，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感召下，反悔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无法张口，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了。我出生于1952年9月，下乡时不足16岁，多亏大同学带我去买东西，帮我做被子。出发那天，我身上仅有5元钱，哥哥去送我，买站台票用了一毛，剩4元9角。我就这样到了内蒙哲里木盟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台村。记得离开天津那天——1968年6月28日，火车站人山人海，同学们纷纷去送站。车开前我哭得一塌糊涂，一种从此跟同学们生离死别的感觉，急得高一的陈阜山直劝我。到通辽那天，全市放假，夹道欢迎，我们佩戴着大红花，热血沸腾。到公社又是一番欢迎，跟着西台大队的马车把我们接到了村里。那时的我们豪情满怀，觉得农村真是来对了！到了村里，我们一队女生住贫农老魏家，老关老姑专门给我们做饭。6月底7月初，一天三顿饭，我睡在炕头，烫得直翻腾，好在没烧糊被褥。接下来就下地干活了，第一天便是割麦子，腰好酸啊！我心里有点难受，心想这会要是坐在教室里该多好啊！老乡们看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指手画脚地议论，看我割麦子是“下打镰”，说：“这丫头将来一定是一把好手”。集体户很团结，每天朝气蓬勃，唱着歌往返地头住处。根据政策，第一年享受国家供应的粮食，没觉得肚子受什么委屈。 毕竟这是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渐渐地，问题来了。第二年跟队里社员们一起分粮，队里几百口人，平添了10个身强力壮的男女青年跟着分口粮，自然不情愿。我们分到的是队里其他人分完后剩下的次粮，渣滓多。粮食按人口分，社员们家里有老有小，我们个个都是劳动力，粮食不够吃，开始感受到饿肚子的滋味。干饭不够吃就喝稀饭，越喝肚子越大。剜野菜来吃，却因分不清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马蛇子菜吃得直窜稀。集体户不像最初那么团结了。队里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好，小队长专横跋扈，派活时冲着队部院中央的筐就是一脚…… 此种情景让从小学就住校、满脑子正统的我很难接受。我抱着以往斗私批修的想法，下决心鼓起劲好好干，却被队里一些人耻笑，甚至说把活推给这样的傻子干。我内心苦闷，感觉周围一片黑暗，知青户的不团结让我内心更加痛苦。我绝望地想：也没有团支部，这些痛苦到哪里去倾述。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有一段时间连敖力布皋敖宝营子村的本校知青都传说我得神经病了，以往同村的知青好友也感到不解。 此种状况延续了一段时间，1971年秋季，村里来了军宣队。一个学生兵出身的王班长给我们集体户开会，让我发言，我一声不吭，气得他直恼。军宣队里有一位农村兵出身的曹班长，身材瘦高，白白净净，说话温和。冬天里，同学们大多回津了，剩我和高义鹏领着曹班长走家串户，访贫问苦，给队里出黑板报。我俩成了军宣队在一小队的依靠力量。曹班长的到来让我感到一丝温暖，那颗冰冻的心渐渐融化。在一次集体户的生活会上，我终于哭着把内心的苦闷倒了出来。队里的大姐高义娟她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这些。在我苦闷、表现怪异的日子里，高义娟大姐善良和蔼，对我一如既往。其实，这些问题她们也都感觉到了，只是不像我这样接受不了。一个从小在学校里长大、一直都积极上进的我，初入社会，在社会底层遭遇这些，一时成为心中无法跨越的坎。不久，军宣队走了，那天，我在离村里较远的地方干活，从远处隐约能看到村里的动静。从地里回来，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哭了一抱，毕竟是曹班长的和风细雨化开了我心灵深处的冰。以后的日子，知青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有的同学去上学了，有的同学选调走了。我在一小队的知青里年龄小，总觉得这些事应该比我大的同学去，再说我才上了一年初中，怎么可能上大学呢。我在村里的几次机会，都跟音乐有关，毕竟插队期间，我一直是文艺队的骨干，拉手风琴，给他们伴奏。我专业学过三年钢琴，乐感极好。当年作为无党派的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舅舅看过我上台演出，说我伴奏弹得极好，毕业时对姐姐说我太可惜了。 西台文艺宣传队 1971 第一次机会是让我到公社中学去做音乐老师，那年我18岁，下乡还不算太久。我参加过县里组织的业余文艺队，做巡回演出，所以他们知道我。满脑子正统的我未加思索地拒绝了，觉得还是愿意做个正儿八经的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再说我才18岁，做什么音乐老师啊！第二次机会是天津音乐学院来通辽招生，我被通知去面试。事后我才知道在天津音乐学院当钢琴老师的姐姐跟他们打了招呼。姐姐知道我倔，事先没跟我说。在面试老师面前我表现得极为犹豫，那年头音乐界里的种种丑闻和不正规，让我不屑进入这一行。我在面试时还幼稚地给他们推荐了我们村另一个会唱歌的同学。人家觉得我这么不情愿，就算了。把我姐姐的鼻子都快气歪了。面试回来后，我继续下地干活。这时小队里下地干活的女生就只剩我了，另一个女生是赤脚医生，一般不用下地。这次面试后，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情绪变得沮丧，一度连地里的活都干不上去了。转年音乐学院又来招生，我想，不管怎样，先回天津再说。可这一次，姐姐没打招呼。一个在河北省的知青因提前打了招呼被录取，我则落榜了。若干年后音乐学院当年去招生的老师看见我说，其实很可惜，那个学生不如我。 1974年夏天，我被临时派到孔家窝棚，加入通辽县农村业余文艺队，参加哲里木盟文艺汇演。那段日子还是蛮开心的，文艺队里有一批鲜族青年男女，平时穿着的确良，跳鲜族舞。我跟那些女孩们处得很好。也有孔家窝棚的知青参与其中，当时还有某知青对我有点意思，吓得我直躲。1975年春，那时我已是小队的妇女队长，正在地里干活，接到通知让我去通辽大林型砂厂参加哲盟工人业余文艺队，准备参加吉林省文艺汇演。这是我下乡十年的一次转折。当时县里从各知青点抽了5个人：一个拉小提琴的、一个吹笛的、一个拉手风琴的、一个说快板书的和一个曾经练过芭蕾的。大林型砂厂当时是通辽县的纳税大户，工厂的母书记在县里赫赫有名，很有地位。他喜欢文艺、爱才，让厂里给我们每个人分配工种，准备留下我们。有车工、铣工，电工等，我选择了电工。从一个农民，成为一名工人，这是多大的跨越啊！何况我们住的还是带有暖气的宿舍，每天吃食堂。和耪地相比，真是天上地下。我太知足了！每天穿着工作服、绝缘鞋，佩带着电工的那套工具，跟着师傅干了起来。哥哥从天大给我寄来《电工基础》，晚上我把手风琴箱子放在凳子上当桌子，坐在床边学习。每天早晨我第一个到车间，打扫卫生、打开水。真巧，那个车间里还有一个天大毕业的高材生张师傅！千里之外这样的遇见，感到特别亲切！电工组组长曹师傅看我勤奋好学，能吃苦，带着我修皮带轮、上天车、爬电线杆。那年我23岁，5米高的水泥杆、木头电线杆，都上过。年底我一个临时工居然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副厂长找我们一一谈话，问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打算，是否还想回天津，是否愿意留在这个厂子。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后，县里主管文艺的副县长挨了批，说是让一些知青在厂子做临时工不合法。我们立刻成了黑人！期间还有一次副厂长让我赶快去木里图，说是县里下了知青选调名额。我急急忙忙赶到公社，却被告知公社刚开完会，选调名额给了通辽当地知青。那时的我，好似一盆冷水从头泼到脚，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拉琴！我下决心从此再也不拉琴了！此时正值霍林河煤矿招人，如若不去，下一批便是镇上的被服社、铁木社。我可不愿意去什么被服社、铁木社！一赌气报了名去霍林河，那毕竟是国有大型企业！我写信告知哥嫂此事，他们回信表示不同意，可收到此信时我人已经在霍林河了。得知我和另一知青报名去霍林河煤矿，车间特意为我们召开欢送会。一个女孩子，琴拉得不错，工作勤奋努力，他们本想好好欢送一下。没想到开欢送会那天，我坐在车间里哭得稀里哗啦，师傅们都不知该说什么了！接着，住同寝室的天津知青李强送我去通辽。第二天出发去霍林河，早晨6点多钟在食堂吃饭时，我又开始哭。上车后还是不停地哭。坐在我前面的附中同学朱建奇急得直劝我：“谭融，别哭了！别哭了！”直到车打误了，大家下去推车我才打住。一个浙江男知青直看我，大概觉得这个人太奇怪了。 到了霍林河，被分配到机关行政处，其实就是机关后勤。我的正统劲又来了，下决心好好干。刚去时8月份，住帐篷，第一天干活就是脱坯盖地窨子。霍林河10月中旬就飘雪花了，必须抓紧。我身体好，浑身是劲，十分卖力气。没想到刚没干两天活，通辽县来人慰问霍林河知青，有人知道我会拉琴，好意向矿区总部推荐，让我去矿区文艺队。我是刚出“狼窝”又进“虎口”，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无奈矿区总工会一个劲地叫我。我一进到文艺队帐篷里，抱起手风琴，触景生情，立刻泪流满面。在型砂厂被戏弄不说，如今又进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文艺队，这一生就这么交代了，前途一片渺茫！那几天，我回到帐篷就躺在炕上、蒙着当年下乡时发给知青的黑棉袄哭个不停，急得朱建奇不知如何是好。矿区医院跟我同姓、同为山东人的谭大夫跟总工会主席宋主任说，别让她拉琴了，她受刺激了。那时我才知道，我得了“神经官能症”，哭起来无法控制。宋主任曾经是煤矿老工人，从辽源煤矿过来，他腿有毛病，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说话面带笑容，很面善。他对我说：“小谭，你来给我当秘书，做些报纸文件收收发发的事，业余给他们拉拉琴。”就这样，我成了矿区总工会主席的秘书，总算有一份体面、正经的工作。可每到文艺队去拉琴，我还是泪流满面，很不情愿。在矿区总工会的那段日子，也是我在内蒙十年里比较痛苦的一段时光。在村里，农民们还是朴实的，我不到16岁下乡，还在那长高了。身体好，干活肯卖力气，老乡们对我挺好的，也没人说什么出身的事。可如今我成为矿区总工会主席的秘书，便引来了非议。一天，我整理一份总工会的工作汇报，发现其中有一段话，说是“一个出身不明的人却干着一份如此重要的工作”。这是总工会的一个组长写的，这不是针对我吗？紧跟着，矿区总工会武装民兵的名单中我的名字被划掉。 当时我们住在地窨子里，每天要烧炕。中间堂屋炉灶旁堆着很多柴火。一天夜里，我睁开眼发现门上的玻璃直闪，着火了！我蹭地爬起来，拿起棉袄就向炉灶旁的火扑去。我看大事不妙，一边叫醒同屋的人，一边到门外大声呼叫，请求援助。好在我们同屋的知青平时勤快，堂屋大缸里的水总是满满的，五、六个人七手八脚地很快把火扑灭。幸亏那天没有风，否则很可能一排房火烧连营，真让人后怕。第二天，我带了同屋的两个知青去机关党总支检讨，我总是冲在前面的那个，不停地检讨说我们平时太大意了，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其余两个知青一声不吭。听着我的检讨，总支书记突然来了一句：：“什么动机？！”我呆住了，反问了一句：“你说我们什么动机？！”我不再道歉！这样的侮辱和痛苦还没有结束，1977年，高考恢复。我在高考前20多天才得到消息。冬天的霍林河常常大雪封山，前一封同学通报恢复高考的信因车在路途中着火没有收到。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间所剩不多，我一个老初一的知青，虽然平时还算爱学习，毕竟基础薄弱。毗邻外蒙、冰雪覆盖、十分封闭的霍林河条件艰苦，准备高考的同学们大家传着看高考复习教材。住同屋的一位当地人、已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给我讲了整整一本数学教材。那年高考，我差点没报上名，原因是有人向政治部报告，说我不安心矿山工作，想要离开，不同意我报考。我哭着找到政治部钟主任（转业军人），说明我虽然不喜欢给文艺队拉琴，但这不是我想参加高考的主要原因。那年我25岁，觉得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钟主任是个好人，非常痛快地就同意我报考了。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会拉琴，舍不得我走，但我知道是另有原因。从那时起，我觉得钟主任是我在霍林河遇到的贵人。 那年我居然过了分数线，进了复试！但分数只够地方高校。由于霍林河是中央直属的煤矿，考生只允许上吉林省高校，我分数不够，落榜了。然而我再也不想在那里待下去了，一定要离开！1978年春天，霍林河即将转兵、开进去的三千多知青即将转正，在那之前，我回到了村里。还是钟主任帮了我，他跟宋主任说，人家家里那么困难，母亲退休需要有人顶替，这还不放人走？！帮我找了个理由！总工会另一位组长李师傅（也是辽源煤矿来的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知道我在机关受的委屈，对我说，小谭，别走了，一旦转正，我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好的工作，让你去广播电视局。我感谢这些好心人，但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没有想到的是，在通辽重新等待选调之际，我跟诸多知青一样，被回城大潮卷回了天津。此期间，妈妈偷偷给我拍了电报，让我回；周围的知青们众口一词让我千万不要犹豫，坚决回。1978年春，我以病退的名义，回到了天津。临回津前，我到敖力布皋公社帮朱建奇开了回城证明，可惜她那时已结婚，爱人在青海，没有回来。那年我26岁，没钱、没房、没工作、没文凭，一无所有。回到天津，跟母亲走在大街上，感到路好宽、天好蓝！似乎一切都无比光明！我跟母亲挤在姐姐的琴房里，在一张小床边上搭一块板，两人掉头睡。母亲到一个业余培训学校去打字，帮助我度过了那段时光。我还曾到天津大学附小去代课（当时天大附小和南大附小刚分开），教过政治和英语。学期末，教导主任把“临时工们”叫到一起说：“你们想在这转正，一线希望也没有！将来有正式老师，来一个剔一个！”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感谢她让我立刻下决心不再代课，继而去一所中学旁听了几个月的课，准备高考。 1979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妈妈帮我去拿的分数，看到分数，我都怀疑妈妈是不是多看了一百分！当年我的分数在天津市考生的前40名以内。入学报到那天是9月8日，我9月7日生日，整满27岁。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五）《下乡》《离开集体户的日子》 作者：西台知青邵丽萍 一、下乡1968年，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军宣队进驻了学校，组织各个班级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讨论“革命”的各种问题。说是复课，实际上还是在“革命”，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学校里的同学分成了几大派，批判、辩论、串联、武斗……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这些让我感到茫然、厌倦。这时，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派人到天津来，要招收天津市的学生去那里下乡，听了他们的介绍，我不由的充满了向往，于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名。姐姐听说我报名去内蒙插队，和我谈了好几次，因为我们最向往的是去建设兵团，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她让我再等一等，不要去农村插队，成为一个农民。但那时的我，一天都不想在学校呆下去了，那么多的人想去建设兵团，怎么会轮到我一个连红卫兵都当不了的人呢？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无限期地等下去，我想开始新的生活。姐姐看劝不了我，只好同意了，她让我去石家庄看望一下父亲和弟弟，和他们告别。 下乡前北京天安门前留影 1968 在石家庄我看到了父亲和弟弟。父亲还被关在“牛棚”里，每天的任务是接受批判，劳动改造。弟弟就在父亲的床旁边搭了一块木板，和父亲住在一起，那时他只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我在石家庄住了两天，第一天的上午，我陪父亲去劳动，制作他们单位张贴大字报的宣传栏，顺便看了他们单位的大字报，这才知道父亲的罪名，一是叛徒，二是走资派，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问题，这些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下午，父亲请了假，带我和弟弟去华北烈士陵园参观，并在白求恩的墓前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我让弟弟带我去看看我的继母，因为当时她也在石家庄。在她单位的大门口，我见到了继母，我告诉她我要去内蒙插队落户了，她表情冷淡地说“知道了”然后表示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就回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帆布箱子，准备装下乡的衣物（这个箱子我一直保存到现在）。第三天我就离开了石家庄，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我才知道班上和我一起报名的几个同学因为各种原因不去了，而学校里报名下乡的同学们也已分好小组。我用几天的时间准备好了自己的行李，办好了各种手续，不论前边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决心要走下去。1968年6月28日，我来到天津火车站，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因为是天津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所以来送行的既有知青的亲属，也有一些领导，姐姐一个人到车站给我送行。火车开动了，我们天南大附中共二十八名同学一起奔赴了内蒙古通辽县。 我想我是幸运的，幸运地来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西海力斯台大队一小队，幸运的和另外九名同学成为了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我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五十年过去了，西海力斯台，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让我无法忘怀。 二、离开集体户的日子1971年春天，哲里木盟供销社系统选调一批职工，我有幸成为了其中一个，离开了我插队的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海力斯台大队一小队，离开了集体户和集体户的同学们，来到了通辽县育新公社供销社，成了那里的一名员工。在育新供销社培训了几天后，我被分配到了育新供销社下属的前进分社（原名官银号），这里离育新公社所在地有8里地的距离，离开公路也有一段距离。到了前进分社才知道，这里原来一共只有5名职工，全部是男性，一名领导，一名更夫，三名职工。三名职工分别负责针织布匹、百货文具、农具食品三大类，同时还负责着一些农产品的收购，如：鸡蛋、生猪、席子等。虽说是分社，但从外面看比总社还气派，高大的青砖建筑，明亮的玻璃窗，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中间一排红砖瓦房，是仓库和更房与厨房。就这样，我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我被分配负责百货文具类，并要求尽快独挡一面，因为有一位老职工年事已高，很快就要退休。我对这一工作完全不摸门，每天上班后就跟在老职工后面有样学样地跟着干。有一次，有一个问题不明白，请教了一位老职工，他告诉了我如何做，结果工作出了纰漏，这个老职工到领导面前告了我一状。下班后，回到我住的小房间，看着外面空荡荡的大院子，越想越委屈，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趴在被子上哭了很久很久，直到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半夜，慢慢醒了过来，再也睡不着了，我感到深深地孤独，想了很多很多……在学校有同学，有姐姐，下乡后有朝夕相处的集体户的同学们，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相互倾诉，互相帮助，而现在，没有人帮得了我，我只能靠自己，必须靠自己。我认真分析了自己的现状，我的弱势是个新人，什么都不懂，优势是年轻，住在供销社，还住在仓库里，这就给了我很好的机会，我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学习，让自己尽快地成长起来，强大起来。想明白这一切，我不再觉得委屈，不再抱怨那位老职工，我想我应该感谢他给我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 在供销社领导的支持和老同志的帮助下，我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业务知识。我们分社共有1400多种商品，为了尽快记住这些商品的名称、价格和摆放位置，我把所有商品的名称一一写在纸上，有空就看，晚上对照仓库里的商品联想门市部里商品的货位和价格，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很快熟悉了商品，再进一步学习布匹的丈量，食品的过秤和包装，农产品的收购，商品的联带性和保养知识，学习打算盘、作月报表等等业务技术，慢慢工作越来越顺利，全分社各个岗位的工作都可以拿得起来，还兼任了分社的出纳。农忙时，由于有的生产队离供销社较远，为了方便社员们买东西，领导就组织我们下班后和休息日时送货下乡。有时社员需要的商品我们没有带，就做好记录，第二天再给他们送去，同时和一些村里的五保户建立起了联系，随时把他们需要的东西送到家里。三年来，由于我们分社的工作受到了广大社员的欢迎，所以被评为县、盟工交财贸系统的先进单位，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个人，先后参加了先代会、青代会、妇代会。 1973年，全国开始招收大学生，我参加了招生考试。过了一段时间，公社卫生院的一个医生到我们分社来，他告诉我：“你准备去上大学吧，吉林大学的老师来公社外调你了。”听后，我心里非常高兴，觉得又有机会回到我所向往的校园里去学习了。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我托人去公社打听，才知道是政审不过关，没有人能证明我的父亲没有政治问题，再加上我的母亲是右派，就更加不能让我这样的人进入大学了。这个消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终于明白，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我个人再努力都是没有用的。我渴望能有机会继续学习，渴望能有机会提升自己，但是，我看不到希望，于是下决心离开这里。 1974年春节期间，我趁回石家庄探亲办好了调动手续，并亲自把调令送到了县商业局。但是，两个月过去了，育新供销社还是不肯放我走，理由是没人接替我的工作。万般无奈下，我给已调到县商业局的老领导写信求助，在他的帮助下，育新供销社终于派人接替了我的工作。离开那天，分社的小毛驴车拉着我和我的箱子，把我送到了通辽火车站。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是真的要离开了，二年多的农村生活，三年多的供销社生活，再见了，通辽！新的、未知的生活在前方等着我！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六）《怀念集体户的“大圣”孙世芬》 作者：西台知青王文莉 真是光阴似箭啊！转眼间知识青年下乡已有五十年了。我们这些当年十几二十来岁，胸怀远大理想，立志为国家贡献一生的青年，如今都已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眼前的事有时会丢三落四，但当年在农村的经历却历历在目，使我常常想起当时的那些场景……那是难忘的1968年6月28日，我们告别了母校，离开了家人，来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海力斯台大队。我和孙世芬等同学分到了第二小队集体户，从此我们这些意气风发，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开始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人生的历练。 二排左一孙世芬 想当年，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女知青，很不服气农村一些活计不让妇女干，无论是春天刨茬子、秋天割高粱、冬天刨粪还是盖房子托坯，都要跟着试一试！在那些男劳力干的重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托坯。那年头，当地农民盖房子都要用一种特有的碱土，加上“羊角”（麦秸）、水和成泥，再用一个木头模子塑成一块块长方形的泥砖。这抬大泥可是最重最累的活儿，是要把和好的泥抬到托土坯的人跟前。我们几个女知青也非要抬，我试了试，勉强能抬起来，但刚走两步就不行了，可有几个女同学硬是抬了好几趟。社员们对她们赞不绝口，因此送给他们不同的雅号：“黑铁塔”“杜大个”“孙大圣”……你听听这哪里像是十八九花季少女的雅号呀！下面我就说说这个“孙大圣”吧，她叫孙世芬因表现出色当了妇女队长。她干什么活儿都是最棒的！春天搂茬子，她把茬子拍打得都发白了，土都打得干干净净（如不打干净根本就抱不成团），茬子根结结实实缠抱在一起，装车时一叉子一堆，一个都不掉，赶车的老板儿一边干一边夸：“这活儿，干得太地道了！” 知青小镇 2018 铲头遍地时她的锄头就像个小犁杖一样深深扎在土里，上边只露出一个小铁梁，像一条蚯蚓一样时没时露地向前爬。大家铲完一片地，放眼望去一片驼色，只有她铲的那条垅是深褐色，等再来铲二遍地时，她铲过的垅几乎没有什么杂草，谁摊上都会非常轻松。令我最难忘的是一次散粪。春天大车把积好的粪肥拉到地里，堆成一个大堆，我们再用土篮子（一种用柳条编的比较浅的筐），把它们按一定的距离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等播种时，再按垅散开。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经过大半年的锻炼，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状况基本都改善了，用土篮子挑粪不在话下。可这个”孙大圣”楞是用大筐，一筐能装两三土篮子，这还不算，硬要装的满满的用铁锨拍成尖，这两大筐土粪一上肩，“咔嚓”一声，扁担折了！“那就少装点儿吧？！”“不行！”,最后硬是用两条扁担把它们挑走了……这”孙大圣”不仅自己干活卖力气，还经常帮助他人。弱小的同学或社员干活时挨着她，她一边打头，还时不时会同时拿两条垅，帮旁边的人干一段。她总是第一个到头儿，但从不马上休息，还会回过头去接落在后面的人，待大家都到地头儿了，才喘口气休息一会儿。 乌拉盖九曲弯 2018 还是这个“孙大圣”不仅干农活出众，其他方面也一样出色。当时我们集体户大家轮流值日，做饭，我们都盼着轮到她。她做饭时总会想方设法给大家改善一下，她不嫌麻烦借来工具，给我们压饸饹、包菜团；就是同样的玉米面，她贴的大饼子又香又脆，面起子（小苏打）总是用得恰到好处；同样的酸菜，她会片出三四层切得精细，做出来就是好吃。除此之外，她还会把腌好的芥菜，切成细条晾干后再蒸制，使之变得又红又亮，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常把这咸菜汤当酱油用，有时还会送给其他集体户的同学共同分享。女红方面“大圣”她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她做的鞋又结实又好看，她织的毛活又快又好。农闲时，不管她走到哪里，手总是不闲着，保证不是拿个鞋底纳就是拿件织活不停地织。晚上我们都睡觉了，看她还在灯下忙活，早晨一睁眼，她早起来了，还坐在那儿忙活，感觉她好像一夜没睡似的，队上好多社员的毛衣都是她翻织的。又是这个“孙大圣”不仅勤快能干，而且还充满了爱心。她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平常总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可是老乡的孩子生病了，他会买奶粉送去，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啊！队里有个五保户焦大爷，“大圣”只要有时间就去给他做饭。要知道当地农民不习惯洗澡，身上到处都是虱子，可她不嫌弃，帮他换洗衣裤，拆洗棉衣，像家人一样地照顾，这使老人感动不已，也得到了村民们的敬佩！ 通辽知青塑像 2018 经过农村这个大熔炉的淬砺，我们不仅练就了筋骨，增长了知识，增进了友情，同学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我们点的是一盏灯，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个炕，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记得一次我流鼻血（较严重），全户总动员，“大圣”指挥：一个压水井、一个运水、一个端着脸盆、一个给我不停地冲洗，大家忙得有条不紊；还有一次我崴了脚，“大圣”不顾我一脚的污泥，把我的脚抱在怀里，悠着劲儿地按揉直至缓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这些知青有的在当地当了教师，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虽然大家分布在天南地北，但有一条红线一直把我们牢牢的拴在一起，那条红线就是知青情！我们经常联系，谁有心事都会相互倾诉，谁有困难都会出手相助。一个同学的爱人得了重病，需要手术，又是“大圣”带头，大家解囊相助，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户的！ 哲里木盟通辽 2018 光阴荏苒，转眼“大圣”孙世芬离开我们已有九个年头了。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在西台一起奋斗过的知青战友们纷纷前来探望，尤其是我们二队的张晓英、杨志耘、杜连玲等同学，她们放下家里的事务，排好班到医院轮流值守，使得“大圣”每天都有人热心的陪伴。我们不仅不辞辛苦无微不至地细心护理，喂水喂药处理大小便，而且还和她一起回忆共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给她心里带来了极大的抚慰……这浓浓的情和爱充分体现了我们知识青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友爱之情！这种情和爱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大爱无疆！ 西台知青插队30年重返哲里木木里图公社前合影 1998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七）《年逾花甲忆知青》 作者：西台知青杨素欣 1968年6月我随我校第一批知青，从天津天南大附中到内蒙哲盟通辽县木里图公社西台大队插队。那年我十六岁，今年我六十六岁，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插队近四年，在人生的历程中虽然很短，但是刻骨铭心，魂牵梦绕…… 历练 我们去的是半农半牧的科尔沁地区。记忆中的黑土地肥的冒油，天蓝的得出奇，萨日朗花红得似火，大沙坨子一望无际，空气中弥漫着艾蒿和青草的芳香……为了寻求宽松的政治环境，摆脱被人唤作“狗崽子”的境地，我从大城市来到塞外农村，从不喑世事，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到脸色黝黑，满手老茧，和农民一起辛勤劳作的知青，心灵和肉体都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西台有四个生产队，我们三队知青集体户七女二男。七个女生被分到苏大娘家暂住，到队部轮流学做饭。第一天就是我做饭。因为没有表，不知道时间。担心早饭迟了大伙吃不上，天没亮就爬起来，赶到队部。烟熏火燎的把高粱米饭闷上，也不知道生熟。因为困的要命，还想回去睡觉。于是摸黑往苏大娘家走。刚摸到栅栏门，院里养的两只大白鹅“嘎，嘎”的叫着，扇着翅膀扑过来咬我，吓得我鬼哭狼嚎的，把熟睡的人们都惊醒了。苏大娘起来关好大鹅安慰我，想不到大鹅也欺生，真是看家护院的好手！慢慢地，我们和大鹅成了好朋友，再也不咬我们了。 集体户全体合影 1969前排左起：杨素欣齐玲苏冬誉柳拱平二排左起：张红焱刘玉梅齐龙齐利王军三排左起：褚毅刘念慈刘永魏而禾 刚开始干农活时，队里派了一个叫王洪福的队长带我们。早晨迎着朝阳下地，先在地头背诵《毛主席语录》，齐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付主席永远健康”，后再开始劳作。刚开始是轻巧活：栽烟秧。有刨坑的，浇水的，蹲着栽苗埋土的。浇水者挑着两桶水，踩在松软的沙坨子地上，深一脚，浅一脚摇摇晃晃和扭秧歌一样，开始我们觉得好玩，哈哈大笑。后来就不好玩了，收工时，累得我们顾不上脏，躺在回村的大土道上谁也不愿意起来。慢慢的，我们学会了播种，薅苗，挑粪，掰玉米，割谷，割豆子等，几乎农村妇女们干的农活我们都干过了，不但会干，还争先恐后，不甘示弱。最难忘是 “放秋垄”——玉米灌浆后锄的最后一遍草。八月份，日头晒得浑身冒油，呆着都出汗。我们钻进密不通风的青纱帐里，用大锄头铲垄台两面的草。玉米高得看不见顶，脸、脖子及手臂都被苞米叶划破，让汗水渍得生疼。衣服后背是一圈圈白花花的汗碱，四周静得可怕，看不见人，只听见“唰唰”的铲地声。垄沟长的几里地，总也不到头，手上的血泡已经磨成了老茧，腰疼得像折了一般，我咬牙默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年的我是多么的虔诚! 张红焱杨素欣齐玲 1968 秋天，收白菜了。我们把下过霜的白菜砍下来，抱在怀里往马车上装。天寒地冻，有手套也不戴，那时觉得谁怕冷戴手套就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手冻得像胡萝卜，起了大水泡，指甲旁裂开一个个血口子，碰到白菜上的冰茬钻心的疼！我们不甘示弱，人人争着多抱几棵白菜。晚上，苏大娘教我们用一种叫“膏药母子”的东西，先在油灯上烤化，趁热滴到裂口上，抹上唾沫，第二天手就不裂了。现在想起那滚热的膏药油滴在血口子上的感觉，心里还直打激灵呢。我的同学孙小梅，在一次村里基干民兵集训中（知青全是基干民兵），她穿了一双塑料底棉鞋。那天晚上下过雪的道路被马车压得精光溜平，一步一滑，让人搀扶着走都摔跤。这时民兵连长发出了“跑步前进”的命令，只见小梅一咬牙脱下鞋，拎着鞋就跑了起来。只穿尼龙袜的小姑娘，脚挨上冰雪地面是什么滋味！跑到公社有十几里地，真不知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高义鹃杨素欣 苦中有乐1968年的冬天，生产队给我们盖了新房。东北人都知道，冬天的新房最寒冷。屋子北墙上结了白花花一层冰霜，说话满嘴冒白气。外屋的水缸结了冰，洗的衣服冻硬了，只有炕是热的。冬天“猫冬”不下地，大白天我们也只能蜷缩在炕上。晚上戴着皮帽睡觉，早上起来被边是白霜，帽檐和眉毛都是白霜，活像“圣诞老人”。大家相视大笑起来。为了第二年春夏干农活时能吃饱，节约粮食，我们冬天一天只喝两顿高粱米粥，坐在炕上盼天黑，睡着就不饿了，睡不着就海阔天空的侃大山。大家各自炫耀自己的父母做饭多么的美味。有一位同学兴高采烈地说起当年天津大学水利馆旁的养鱼池塘“翻坑”，鱼都漂上湖面。她家分到一条十斤重的大胖头鱼，巧手的妈妈竟然做出了十多种花样的鱼菜来。她一一给我们报菜名，眉飞色舞，居然兴奋的流出口水来，大家不禁哄堂大笑。此乃名副其实的“精神会餐”。偶尔，有人找来场院遗漏的玉米棒子，搓下粒来放在炕炉子上，就成了爆米花，就觉得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大家争抢到嘴里就是最美味的佳肴。夏天，新房漏雨。先是用碗，后用盆接。雨越下越大，接不过来了，我们只好穿着雨衣躺在炕上，白天铲地又累又困，“叮叮咚咚”的雨声成了催眠曲。真是下刀子也挡不住我们睡觉。 苏冬誉张红焱杨素欣齐利 2018 无知无畏 那年月，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疼，能和老乡打成一片，谁就是好样的。刚下乡时，由于洗澡困难,加上水土不服，我身上长了不少疖肿，有一个大的长在右眉毛上。时值夏日，每天猫腰低头用小锄头薅苗，眼睛让青草熏的又红又肿，只剩下一条缝，看不清苗和草。婶子大娘们劝我休息，我还是咬牙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后来化脓不行了，到公社卫生院打了半个月的青霉素才好，差点得了败血症。一次，坐马车送刘玉梅选调回村。路面有一个坑，车轱辘陷进去，把我悬在车沿上的双腿卷入，造成左脚踝骨骨折，疼得我眼冒金星，冷汗淋漓。如果是现在，肯定夹板固定不让活动了。我当时硬是在同学的搀扶下，一跛一跛的走了二里地，回到了集体户。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摸着肿得碗口粗的脚脖子，疼得不能入眠。我咬牙强忍住呻吟声，一声没吭，怕影响别人的熟睡，因为大家都是早晨三点要起来下地干活的。后来，因为伤口发炎溃烂不得不回天津治疗，现在还有伤疤作证。 知青也能发挥作用 为了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我们知青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利用晚上仅有的休息时间排练节目，还赶排了《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戏，在本村，本公社，外村，外公社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演戏的道具都是大家因陋就简，集思广益制作的。记得扮演鸠山的刘永长了一头黑发。为了演鸠山，他把一个猪膀胱套在脑袋上。那晚，在汽灯的照耀下，鸠山的“光头”闪闪发亮，他演得惟妙惟肖，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大雁落脚的地方，草原花儿香….”每当我们户齐玲那银铃般的歌声在田间地头唱起时，就博得人们阵阵掌声。再也没人唱那庸俗的“马寡妇开店”。为了解除乡亲们的病痛，我自发买了一些常用药品。那时几乎每天干活都有人受伤，弄破皮肤。他们找到我时，我都给细心的消毒，上药，包扎。后来，成了三队的赤脚医生。没有机会上学，我就自己买了针灸书和图解，在自己身上练习穴位和针感。记得在自己腿上寻找“足三里”穴扎第一针时，手直哆嗦，怕疼就是不敢往肉里扎。后来想到队里老田老婶的胖儿子，长得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刚刚2岁，因为看病不及时被急病夺去了生命，田老婶差点疯了的惨状，我一咬牙就把针扎了进去……慢慢地，我能为社员解除病痛了，谁家有胃痛，腰腿疼都来找我，我和一队的隆晓都，二队的杨容庠都是赤脚医生，能用自己的努力为乡亲们服务，感到由衷的欣慰。 与木里图公社党委杨志清书记合影 1998 善良的乡亲、有良知的干部 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乡亲们的纯朴善良，缺少文化知识的愚昧，缺医少药的痛苦，也领略了人性的丑恶。农村生活的万花筒，丰富了我们的阅历，使我们从稚嫩的孩子，逐渐走向成熟。那几年，乡亲们待我们像亲生儿女一样，不因我们有知青是“黑五类”子女而歧视、虐待我们。衣服破了帮忙补，家里作了好吃的，送给我们品尝，还邀请我们到家里过春节，使我们感到家庭的温暖。但也有大队会计贪污上级下发给知青的拨款的现象发生，生活中不光有阳光，也有丑恶。 有一年，姓胡的小队长对上级规定每年发给知青600斤口粮不满，觉得我们占了社员的口粮（其实的确占了，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就吩咐保管员给我们分“落扬”的粮食。虽然是600斤，因为都是瘪子粒，碾不出多少米来，第二年的夏天就断了顿。轮到谁做饭，谁就得端着盆挨家挨户去借粮。后来老乡家也借不出来了，我们只能熬稀粥喝，虽然喝上三大碗，但是到地里一干活，尿泡尿肚子就咕咕叫了。饿得我们在菜园子干活摘下萝卜，茄子就啃，在田里抓把青豆用火燎熟就往嘴里塞。就连作大酱的黄豆，还没等着作酱就被大伙吃了。挨饿的滋味真不好受。户里的齐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了，带我们找到公社党委杨书记。杨书记派人下来调查确有其事，我们分的粮食还不如喂牲口的粮食好，就到公社粮库特批给我们一些粮食，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要不是有这样好干部的关爱，我们或许早饿病了。 知青——一辈子的知己 人说，现今最铁的关系是：一起同过窗，扛过枪、下过乡的，真是一点不假。五十年了，我们集体户的知青现在天南地北，不在一起，每年春节大家从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或通辽齐聚一堂, 几乎成了惯例。共同回忆患难的知青岁月，珍惜我们结成的友谊，每次都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因为当时我是最小的三个女知青之一，户里的大哥褚毅总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怕我们想家。每当他去通辽办事，经常给我们买3只糖葫芦插在房梁上。等我们收工回来，他往那一指，我们就欢呼雀跃扑向那儿，他则露出得意的笑容。那通红通红的糖葫芦，分明是作为长者对我们的关爱。1971年的冬天，我被抽到30里外的太平庄出“贫宣队”搞“斗批改”。离开了集体户，我很不适应，常常想念伙伴们。快过春节的一天清早，我刚起床，忽然房东小孩喊：“杨姐，有人找你！”我急忙开门一看，原来是集体户的熊小焱和柳拱平来看我。她们带来了新蒸的粘豆包和杀猪后灌的血肠，真是又惊又喜！那天还下雪，看着风尘仆仆的她们身上落满了雪花，鞋上都是泥土，冻得通红的脸蛋，我和她们紧紧搂在一起。事后我才知道，在那食物匮乏的年代，为了让我尝尝鲜，她们半夜3点就出发。天又黑又冷，只有几颗寒星在眨眼。由于不认识路，只好顺铁道走。后来碰上一个男人不怀好意的围着她俩转，熊小焱掏出了事先备好的藏刀，把那人吓走了。我们户的男生刘永，刘念慈二人怕两个小姑娘出事，一直在后面默默地尾随保护着她们。那是怎样的三十里地呀！回忆在知青岁月中，我们哭过，笑过，挨过饿，救过火，流过血和汗。为了解除老乡们的病痛自学针灸知识，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有时干活时遇上大雨被浇得落汤鸡一样瑟瑟发抖，互相抱着取暖…..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们还是孩子，还很幼稚，难道不疼、不苦吗？但是我们硬是挺过来了！靠的是什么？是坚强的意志和纯真的热情。在以后的工作生活岗位上，有了知青的经历，什么样的困苦都不在话下。在如今物欲横流和信仰缺失的今天，我们的知青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难，但谁又能否认那段苦难是我们人生经历中的宝贵财富呢？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半个世纪了，那离去久远的知青岁月，让我们历久弥新，永远难忘！ 下乡50年重返哲里木 2018 附记: 又闻槐花香我家楼东有六棵大槐树，树龄已有五十多年。每当初夏时节，阳光明媚，清风习习，便有槐花的香气袭来。这香气，没有酒的浓烈，也没有蜜的甘甜，却沁人心脾，让我喜欢，因为，它有“家”的味道。记得小时候，我住在天津大学校园里。一进大学校门,笔直的敬业道两旁种满槐树，天大一村我家的小院旁也种有一棵。我七、八岁时，正值灾荒年，我和弟妹们常常吃不饱。每逢闻到槐花香，我们就围着奶奶看她用拐棍够树上的槐花花蕾。那一串串洁白的花蕾被打下来，我们都欢呼雀跃，不顾槐刺扎手，争先恐后捧到手中，贪婪地嗅着花香。积攒多了，奶奶就用它掺上少许玉米面，蒸“巴拉子”吃。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真是最好吃的美味佳肴。下乡选调后进入卫生学校药剂专业学习，才进一步了解槐树的价值：槐，豆科植物，为落叶乔木。不仅树木可以做建筑材料，且它的花可以酿蜜，皮、枝叶、花、花蕾、荚果、种子均可以入药，可以说其全身都是宝。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干燥的槐米，通过碱溶酸沉及重结晶的方法，在实验室里提取出了黄灿灿的有效成分——芦丁。芦丁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良药，这是科学的力量，用我们的双手制造出对人民有用的药品，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 我十六岁就下乡，经过近四年知青生活的磨砺，后又选调进工厂、上学、工作，在内蒙和东北度过十年的时光。奇怪的是，塞外很少有槐树，也很少闻到槐花的香气，可能气候的原因吧。唐山大地震后的1978年4月底，我调到唐山工作。拿着调令，先去看望天津的父母。一走进天津大学的校门，温煦的阳光伴着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啊！这是久违了的花香，是我小时候熟悉的味道，是家乡的气息。那一串串的槐花，在暖风中摇曳起舞，向久别归来的游子招手致意。瞬间，十年来经历的坎坷和磨难都忘在了九霄云外。我只是贪婪的吸吮着诱人的花香，深深的陶醉其中。1977年，我那当了八年知青的丈夫毅然参加高考，三十多岁走进了大学校门。1979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女儿，过着两地生活。我自己带孩子，又要工作，又要生活，困难可想而知。1981年，我又意外怀孕，只能去做流产。人说:“流产也是小月子”，不能着凉，不能干重活。当时住在四面透风的简易房里，用水也得自己挑，每天点炉子生火做饭，怎么可能顾及那么多呢？记得人流手术后，自己骑车从医院回到家里，躺在土炕上，把幼小的女儿哄睡后，一筹莫展。正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一道阳光带着槐花香飘了进来。我一看，是亲爱的老妈来了！她像战士一样，肩上背着一个背包，风尘仆仆地站在我面前，手里还举着一串含苞待放的槐花。我真是又惊又喜！原来，她是特意请假来唐山照顾我的。妈妈怕简易房冷，背包里是给我的新棉被，她把槐花插到一个输液瓶里，简易房里马上充满了生机。妈妈忙里忙外地照顾了我和孩子几天，又挑水又做饭，看到我身体安好，才放心地回天津上班。妈妈是在我困难时，如及时雨一样出现在我面前的。 回想起1968年我报名下乡时，正是文革期间。爸爸因为被打成叛徒和走资派，挨斗、挨打，受尽磨难，还关在牛棚中，妈妈说什么也不愿意我走。妈妈说，如果我十八岁成人了，一定不反对我下乡，而我那年刚过完十六岁生日不久。我当时一意孤行，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表明我的“革命”态度，我不顾妈妈苦苦的哀求，义无反顾的销了户口，奔向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插队，是天津市第一批自愿下乡的知青。看到说服不了我，妈妈也没有办法。临行前几天，她特意带我去天津有名的“康乐"小吃店去吃了一次冰激凌。那时爸爸没有工资了，妈妈也只有点生活费，她给我要了几个冰激凌球，天气炎热，我狼吞虎咽的吃下这美味，就顾自己凉快了，才发现妈妈一个也没有舍得吃，就是看着女儿吃了。唉，当年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呀！记得出发时妈妈去车站送我，带给我一点吃的东西和一个塑料玩具小鹿，这只小鹿在农村一直陪伴我渡过了蹉跎岁月。因为是欢送天津市第一批下乡知青，家属和亲友人头攒动，人山人海，火车站还发生了踩踏事件，我最好的朋友熊小焱就被拥挤的人流踩在了脚下，而我幸免。我在火车上看见瘦弱的妈妈被汹涌的人流挤来挤去，不断地寻找车窗里的女儿，看见了我，向我招着手，并时不时的扭过头去，不让我看见她流出惜别的泪水。火车开了，妈妈的身影消失了，那个年代的我竟是铁石心肠，只想赶快脱离倒霉的家庭，而没有一滴眼泪。火车向北越开越荒凉，也不知我走后妈妈带着幼小的弟妹怎样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在妈妈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妈妈来了。后来，在妈妈去世追悼会后，妹妹才跟我说，那次妈妈从车站送别我回家后，不吃不喝，整整一天躺在床上暗暗流泪。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才明白我是怎样伤了妈妈的心呀！真是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每当夏日来临，槐花飘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天津和唐山的家，想起美好的卫校时光，想起逝去的奶奶和妈妈。我仿佛看到奶奶用拐棍在够槐花，看到同学们提炼出芦丁结晶时的兴奋，看到妈妈精心插在输液瓶里的槐花，同学们的情谊和长辈对我无尽的爱，都印在我的脑海中，历久弥新，让我回味无穷。夏天又来了，我又闻到槐花的香气。大槐荫下，不仅有动人的神话故事，还有我那浓浓的亲情，它将年复一年伴我度过余生。 为西台学校捐赠仪式 2018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八）《插队的故事》 作者：西台知青杨志耘（楊蓉庠） 一、医疗站的故事  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现在的农村村医和基层的卫生所建设，就会常想起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事来。近两年中央电视台有两个很感人的节目：最美乡村医生和最美乡村教师，看这些节目时，我会跟孩子说，我虽不是最美的乡村医生和乡村教师，可乡村医生和乡村教师我都做过。能有这样的经历，还真是因为这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而说起我的下乡，出发点就是“逃避”，——逃避当时低年级同学来我们班搞“批斗”，逃避政治运动，逃避出身不好带来的思想负担。后来在农村成家，其实也是这种逃避的延续罢了。只是这种逃避也给了我经历另一种生活的机会，大概是应了“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为你开了一扇窗”吧。刚下乡不到一个月吧，我所在的二队就出了两起产妇因产后感染送医院也未能抢救成，没了母亲的两个孩子只有一个活了下来。那时村里的不少结核病、哮喘、肺心病患者不能坚持打针服药，除了卫生知识缺乏，老病号要长期打针就是个很困难的事，……这些事是让不少知青后来成为赤脚医生的原因吧。 西台二队全体知青 1969 因为当年新生儿出生时感染的例子不止一两件，所以有了赤脚医生后，上级卫生部门要求各村的医疗站要培养能接生的人，高义鸥参加县里培训后，就成了我的“师傅”，我们把西台的接生任务担了起来，最多时我们一年迎接了三十多个新生命来到世上呢。接生中最惊险的是我们俩接了一个臀位产！我们给怀孕的妇女建档，做产前检查，这个事出在一个第三胎的孕妇身上，她已经生过两个孩子，对我们要求做产前检查就没上心，跟她约了时间，都没“堵”到她，结果一天夜里，高义鸥敲我家窗子，“快点，田大魁媳妇要生了，我查了，是臀位！”听到这话，我也紧张起来，拎起药箱就跟高义鸥一起奔到产妇家。 因为是第三胎，产妇又是个身体很健壮的人，当我们赶到后，很快就是第三产程了——孩子的一条腿先出来了，而另一条小腿却蜷在里面，所以身体也就出不来！高义鸥是“主刀”手，这时我的脑子里飞快搜索着一本《妇产科急症》上的措施，“伸手进去勾住孩子的大腿弯，就可以把另一条腿顺出来了”，还顺利，随着孩子的两腿都下来了，孩子的身体也就娩出了，可接着更紧迫的情况出现了，孩子的头卡住，书上说过，孩子的头必须尽快娩出，否则就会因新生儿窒息而死亡！还是那本《妇产科急症》救了驾，我说：“伸手抠住孩子的嘴，然后抬一下孩子的下巴，再顺着劲把孩子的头带出来”，高义鸥的动手能力真是不一般，她就这么把书上的原则变成手上的动作，孩子的就在我们俩的努力下顺利娩出。要知道我们谁都没有过接臀位的实践啊，这孩子的生命力也是强，原本我俩都做好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的准备了，但随着孩子的头娩出，她就响亮的哭了出来！我俩的心一下子就从提到嗓子眼回到它自己的原来的位置上啦！说起这本救驾的《妇产科急症》，还是我在一次回津时逛书店时买的，这是一本比我们的手边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要专业得多的书，幸亏这本书了，要不还真不知道要怎样应付这紧急情况啊！想想还是得感谢附中的培养，使我们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较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干什么工作就要尽力把事做好的责任心啊！这事之后，我们对产前检查更重视了，这是个臀位，要是个横位，那可就没救了啊。其实在这事之前，因为产前检查提前发现胎位不正而及时采取措施，到生时正常头位出生的例子可不止一个呢。 知青第二代诞生 医疗站的工作在我们的努力下开展得有声有色：采药，种药，制药，我们在自己身上练扎针灸，制成的针剂先在我们自己身上体验，……这些是当年知青的赤脚医生都有过的经历吧。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是很穷的，西台虽算是比较好的，但真要生了病，那也是很大的负担呢，我们学着用中草药给社员治病，既解决问题，又让社员少花钱或不花钱，是很受社员欢迎的。 蓟县农家院玩得开心 2010 我们都知道，东北虱子多，大串联红卫兵接待站的南方学生不愿挨着从东北来的红卫兵睡，就是因为他们给东北学生送了绰号“虱子婆”，我们下乡的地方虱子虽多，跳蚤却不多见。可有一年夏天突然许多人家都闹跳蚤，医疗站每天都有人来看因为跳蚤咬后抓破感染的病例，我们开始就是按一般外伤感染的处理办法，消毒清创，上药，包扎，也见效，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常有同一个人不断有新的感染，反复在不同部位发炎化脓，于是我们采取了内外兼治的办法：用我们采的蒲公英加上些黄芪等，让病人回家熬了水喝，这一招还真灵，很快就把反复感染的局面控制住了，这个办法没花多少钱，因为蒲公英在农村地里遍地都是，我们采来在医疗站的院子晒干，这就是中药“公英”。我和高义鸥每年都会在村子的沙坨上挖防风，割麻黄，在村南的大田沟渠边采薄荷……丰富我们的中草药“库”，大队还在果园的树趟子里给医疗站一些地，我们还种些中草药，印象最深的是采摘草红花了。这味药最好伺弄，出苗齐，田间管理也简单，就是采摘是个不太好干的活儿——花开的日子要抓紧，摘晚了，花谢了就损失了，而且要在每天露水没干时采摘，红花上的刺是很厉害的，露水没干时，刺还稍软点，太阳一出来，那刺硬起来还真挺扎手呢。因为种药，所以我们把在生产队女社员干不着的活，刨茬子、滤粪等都学着干了。 说起医疗站利用中草药给社员治病，最“高级”的是按公社卫生院下发的中草药制药手册自制针剂的了。我们制针剂时，医疗站一间屋子里完全成了一个试验室：酒精灯、铁架台、试管、烧杯、量筒、蒸馏器……。把中草药按书上的要求粗加工，放到锅里煮，过滤后，再用蒸馏器收集药液，把药液灌到装针剂的安瓿瓶里，在酒精喷灯上封口，最后再放到大锅里煮、高温消毒。给安瓿瓶封口还是个挺有意思的活儿呢，把安瓿瓶的长脖加热，使玻璃变软，用镊子先把瓶口拉长变细，再在适当的地方拉断封口。开始不断有报废的安瓿瓶，而且速度也慢，不过这是个“熟练工”的活儿，挺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针剂做出来了，我们是先在自己身上试，用在病人身上从没出过任何问题，我还用自制的木香注射针剂给一位病人做过穴位注射，疗效特别好。医疗站的故事要讲还真挺多，虽然日子艰苦，可看到能为村里的社员解决问题，那心里还是挺有自豪感的啊。  快乐迪聚会 2014 二、校园里的故事  当了五年赤脚医生后，我改行当了“乡村教师”，说起这改行还源于赤脚医生工作中的经历。天津知青当赤脚医生和当地选拔的青年干这个活，会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异，我们常会想得远些，有时还会比较超前。我和高义鸥负责接生和村里的妇幼保健，在内蒙还没有“计划生育”的指示时，我们就曾给村里的育龄妇女开会，动员已经有儿有女的家庭不要一个连一个的生，有男有女特别是已经是两男两女就挺好，不要再多生；只有女儿的家庭，是不是能间隔年限大些，也许会改变下一个孩子的性别呢，这是由当地人的说法，“连生两个同性别的孩子，就会一生给你生一桌——四个”，当然这个劝说什么没科学根据，只是用来说服少生、晚生的，少生总比孩子太密太多，拖累了家庭生活水平好啊。我们从经济角度给她们算账，孩子多、密，就被孩子拖累住，不能多出勤挣工分啊！后来自治区的计划生育要求也严格了，虽然那时我们已经改行当老师了，但这个工作还是留下了好的影响。再如，我们向社员宣传疾病的预防，我们村结核病发病率相当高，所以我们对社员传宣，不要抱着孩子去家有结核病人的人家串门，会给自己的孩子传上的，可很多人不听劝告，理由是“我家没有痨病根”，提倡夏天家里安纱窗，门帘，放在桌上的饭菜最好用个纱布罩盖上，以免被苍蝇爬过得肠炎痢疾，不少社员不以为然，反驳我们的理由是“五方六月烂麦根子的时候，就是拉肚子的季节”……这些事，让我们认识到，有讲卫生的观念和习惯也要“从娃娃抓起”，正好一九七九年通辽县教育局与劳动局协商，用劳动局的招工指标招解决一些还在农村的知青的工作问题，特别是想留住已经当了民办老师的知青，我和高义鸥虽不是民办教师，但因为是文化考试选人，给了我们机会，考试分中学文、理科，小学三个类别出题，通过考试选拔，所以我、杜连玲、高义鸥都参加了这个考试。我们在西台的三个附中的同学就是通过这次考试，成为公办老师的，后来王小娜从师范毕业也来到三中，三中的四位天津知青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天南大附中。 我们是七九年寒假前正式上班的，虽然在那之前，因为代课，已经在学校上课了，但时间也不长，可转过年的暑假后，当时的公社教育组就任命高义鸥为三中副校长，我任三中的教务处副主任，刚接到这任命，我们都很吃惊，因为我们连班主任还没干过，正式的教学实践还不满一整年啊，就要做学校管理工作，真是心里没底！我做教务处副主任接受的第一个挑战是排学校的课表，老主任可能是想看看这新手是不是值得合作吧，把这个活派给我时，只说了一句：排课表要注意别“撞车”。到底怎么避免“撞车”，他可一点提示没有。我跟主任说，办公室人来人往的，容易分神，这活我拿家去干吧，主任很痛快答应了。好在我们这所学校规模不大，三个年级，六个教学班，这个活儿没难住我，第二天上班时，我把排好的课表交给老主任，他没挑出毛病，这第一关算是通过了。从此每学期的课表都由我来排，我也由此一点点琢磨出办法来了：先把一周的总课时数算出，每个年级的理科、文科、主科副科的课时算好，每位任课老师的课时也算好，特别是要跨年级任课的老师的课时算好，排的原则：把主副科，文理科的课比较均匀的分开，避免学生的作业量或一天特集中，而某一天又轻松的没什么笔头作业。在一天的课程安排中也尽量做到象代数、几何争取在学生精力最好的时间上（那时的数学是代数、几何两本书，而且是两位任课教师任课），而且一天当中的理科课尽量不连着上。在这基础上排出的课表从没有出过“撞车”的事，而且还算比较科学吧。 随着教育口的工作越来越正规，对教学质量的要求和考核也提到日程上了。开始县教研室负责出语数外理化的试卷，学校要根据考试成绩对教师的工作给出评价，但同时史地生的期末考试卷是任课老师自己出题，主科老师认为这样就不合理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史、地、生的试卷由学校出题，这个任务就交到我手里了。有两三年吧，我每个期要要出三个年级的史地生的期中、期末试卷，然后刻钢版，油印试卷，这活不能找老师帮忙，印卷子是我和高义鸥一起完成。记得每次出题前，我把三个年级的这些教材提前拿来，过一遍，熟悉教学大纲和当时的教学进度，然后出题。在那之前，学校的副科考试是比较随意的，记得我们刚到学校时，地理历史的考试常是老师在黑板上写几道题，学生从不同规格的本上撕下张纸，答了一交就算是个期中或期末考试了。 因为中考不考，本来师生对这些“副科”都不太重视，加之有些课是由主科老师代的，正规化也有一定难度。随着学校的老师配备逐步齐全，史地生的老师也能专任了，就有条件对这些科的教学提出质量要求了。为了让学生也提高认识，我还多次利用校会等场合给学生讲这些课是值得认真上的理由，如以当时正热播的“射雕英雄传”为例，在校会上讲故事，问学生，电视剧里的靖康之耻谁知道？这个故事写的是哪个朝代的事？……当然利用考试这个“指挥棒”会更有效，所以考试必须正规起来。为此我出题是按当时的通行的规格，有名词解释、简答题，问答题，还有填图题！地理历史有，动植物的试卷里也有。为了这个填图题，可是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把蜡纸蒙在书上，轻描出图，再在钢版上把图刻出来，这样蜡纸比起只有字的损坏的会快，所以推油墨滚子得有点技巧呢，好在我们学校规模不大，一个年级百十名学生，通常蜡纸是能坚持印完所有试卷的。开始任课老师和学生对副科课的试卷难度都不太适应，师生中都颇有微词，听女儿后来对我说，还有同学问她，能不能看到我出的题给他们透点信息呢。女儿很坚决，告诉同学，我妈妈不会让我看到的！坚持下来的结果是，当县教研室统一出副科试卷时，我们学校是当时公社所属三所中学里史地生统考成绩最好的。 花的海洋齐龙摄于通辽 2018 我们进校当老师，没念过师范专业，对学校管理更是一窍不通，开始就是按自己上学时，附中的老师怎么教，我们模仿，附中有哪些规章制度，我们也建立起来等。为了胜任工作，我报名参加有关的心理学、教育学、学校管理的函授学习，还向附中的老师求教，黄浣老师就曾给我们寄过不少有关学校管理的杂志、书籍等。这使我们学校的管理一步步规范起来。为了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要求老师备课要提前对全本教材有全面了解，不能讲一课备一课，特别是象数学物理这样的学科，要做到对整个初中阶段的内容都心里有数，老师要知道自己所讲的每一课内容学生应该有什么预备知识，哪些内容是学生在后续学习中的基础等。这在以民办老师为主的农村的村联办初中，是比较高的要求。我们还特别鼓励老师们的在职进修，那时除几位年龄较大的公办老师，学校的年青老师都参加了函授学习，后来我校民办老师在转公办老师时有合格学历，也是有利条件之一。 知青小镇蓝色哈达迎接我们 2018 对学校规章制度的执行，我是特别能“拉下”脸来，一点不留面子。体育课是不太好管理的室外课，有一次我看到一位上体育课的老师，上课不长时间，就让学生自由活动，而他却到树荫凉下凉快去了。我立刻到那位老师跟前，对他说：“体育课是室外课，但与上室内文化课的要求是一样的，你想想，上数学语文课时，老师能把学生放一边，自己去干别的吗？体育课也有每节课的课堂要求，也要严格按要求完成教学任务的。”以后这种事再没在他身上发生过，这事也给其他老师提了醒。学校规定老师们课间休息时不允许下棋，打扑克，这些活动只能在下班后进行。有一次课间休息时，两位年青的男老师在办公室下象棋，好几人围着看，旁边有人支招，还挺热闹。我进办公室一看就急了，二话不说，上去就把他们的棋盘掀了，木头的棋子哗啦哗啦掉了一地，声音挺大，当时大家都挺尴尬，我的火也不小，对他们不依不饶：“早就公布过制度，课间休息不许下棋，你们不知道？！”过后跟我关系不错的年青老师说我，不给他们留面子，我说，“你们不遵守纪律，也不给我留面子啊，咱们个人关系好，我不批评你们几个，还怎么说别人？”因为学校订了制度就认真执行，所以全校上下有股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正气。每年的毕业升学季，要去教育局中教科报毕业生名单，中考名单等，我们木里三中因为报表无差错，给中教科的老师可是留下好印象了！一次，去中教科报表的老师回来，特别高兴，说看到别的学校教务处老师在那儿打电话核对，返工，可我们学校的报表总是一次就通过，中教科收报表的老师看我们学校送表的老师，说：木里图三中的来啦，你们是免检单位！这个评价让我们特别自豪。 姐妹久别相聚 农村的基层初中，老师能配得比较齐就是件难事了，我们学校是七个村的联办校，学校的经费靠各村拨，校舍是各村出钱盖，课桌椅各村摊钱，学校雇工买料、请木匠打，冬天取暖是各村送苞米棒，后来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些，就可以从通辽市里买点煤，学校的校舍维修也是由各村出钱，所以学校的经济条件好不好，主要看各生产队的经济能力了。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的风头转了，当时社员是愿意自己家孩子读书的，那时考上中师、中专，就能跳出农门，成绩好，有潜力的，家长也愿送孩子念高中，能考上大学，国家那时是包分配的。我们四个附中同学在三中当老师的几年中，三中还考出十几个中专、师范的，后来还有回到母校当了老师，和我们成了同事。也有从我们这里上了比较好的高中，然后上大学的，有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进了中央机关工作，他回家探亲时还被请回学校和学弟学妹们见面、交流。因为中考成绩不错，各村对学校工作比较支持，我们也想各种办法，让学校进一步改善条件。学校盖了新校舍后，房间多了，我们开始设计为学校建实验室。我们学校的理化课，老师的演示试验都做不了，缺少实验器材。到九十年代开始有了给农村初中建实验室的计划，但那是按学校的“级别”排队来的，我们是村联办样，一半会排不上，但我和高义鸥不死心，一遍遍跑当时的县教研室，和负责这项工作的老师“泡蘑菇”，那位老师是天津知青，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给了实验室的教室要求，说如果我们学校能建合乎要求的教室，就破格给我们配实验仪器！到我离开三中回津时，实验室初具规模了。我们还为学校建图书室，为此，我利用假期回津的机会，跑书店为学校挑书，托运回西台，回校后编目录，建借阅制度，……。这些工作都得到各大队的头头们的支持。那时，我们学校所在地是公社的东北角上，本是条件最差，交通也不方便，最留不住人的，但经过我们的努力，还曾有从一中、二中的学生要求转入我们学校的呢。 乌拉盖草原 2018 在木里图三中的十几年，虽说一直负责学校管理工作，可我一直任着主科课，我教初中代数，当时只是要求和我搭班的老师教几何，因为几何作业批改太占时间，教务处的琐事多，我的时间紧啊。但对备课讲课，批改作业，绝对做到要求老师们做到的，我一定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八十年末，为了激励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组织了少活动，其中最具难度的是教学能手评比，我是从公社一级参加起，然后是县市级、哲盟的比赛。比赛是把参赛老师集中到某个学校，课题抽签，讲课的班级由组织比赛方指定，给半天一晚的准备时间，然后由评委听课打分。我在木里图一中、余粮堡中学，通辽五中讲课，学生根本不认识，有一次是校方给的学生名册上注了可以提问哪些学生，但真到课上，你也来不及去挑名单上的学生，所以提问时，学生若不举手，就干脆指着某个学生说：请你来回答吧！……。这种比赛还是挺有挑战性的，不过我的战绩都还不错，获得了公社的、通辽县（市）的，哲盟的教学能手称号。九四年，被评为通辽市优秀教师，这是我在通辽获得的最高荣誉了。今年是下乡五十年纪念，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七年，下过大地，当过赤脚医生，当过教师，而且当教师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说，我把乡村医生和乡村教师都做了，虽不是“最美”，但尽心尽力，还算做得不错吧。  　　往事回眸系列篇（十九）《苦乐年华—50年的记忆》 作者：西台知青高义鸥 序六十年代末期，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会大有作为的。因此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到祖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的到建设兵团去支援生产建设，从此知青这个名字就叫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现在都已经华发斑斑。社会上对知青的评价，由于立场的不同，生活环境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所经历的社会实践不同，因此，对知青看法也是众说纷纭不尽相同。不管怎么说。通过我们的亲身经历，有两点是必须肯定的。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经历了艰难困苦，磨练了意志品质，增长了社会经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成长为一代特殊人才。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人文的建设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愿意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弹指一挥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近五十个春秋了，在这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我们经历了许多政治风云的洗礼；经受了许多酸甜苦辣的生活磨练；给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 一、在村里当赤脚医生1968年6月我校的三十七名初高中学生集体插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木里图镇西台村。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艰苦，生产落后，文化卫生条件很差。我们下乡插队的农村属于蒙汉杂居的偏远农区，缺医少药，农民看不起病，抓不起药。看一次病，首先要到生产队支款，最多只能支五块钱，到几十里外的通辽市去看病。所以很多老百姓只好大病等死，小病硬挺。我们有几个知青看到这种情况，，主动学了打针扎针灸等简单的技术，自己花钱，试着给老百姓看病。刚开始我还记着我和隆小都自己花钱跑到铁路医院学习针灸技术。我们看完大夫扎针灸以，就按着图上的穴位在自己身上试着练习，练习了一个礼拜。把自己的腿上肚皮上扎的全是针眼，就这样一个礼拜的宝贵学习时间,我们就回到了农村开始给老乡治病。头疼啊、牙疼啊、腿疼啊都可以针灸，你别说还真治好不少人，老百姓可欢迎啦！ 由于看病难，村里急需会打针的人，我们几个知青，万元陪杨志耘和我最开始学着先给猪打针，一边积极的查找医学书籍，学习武装自己，很快就能医些头疼脑热、伤风感冒、拉肚子、牙疼、长个疮节什么的。我们就大着胆子给老乡治病，你别说还真治好不少人，深受群众的欢迎。后来大队党支部就决定送我和杨志耘到乡里卫生院学习两个月，掌握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卫生知识，回村就当了赤脚医生，在村里当赤脚医生是很辛苦的，不分白天黑夜，不管是夏天烈日炎炎，还是寒冬的深更半夜，只要病人召唤我们就随叫随到。一天深夜，有患者敲门说他们家有病人，让我赶紧去看看。我爬起来，紧忙穿上衣服，拿着药箱走到门外，一看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北风呼呼地叫着，我心里有些害怕，就叫我爱人送我到患者家去。（那时我已经和同村青年结婚）处理完病人已经是后半夜了，我和我爱人紧忙往家走，到半路上就听到我们家的孩子大声的哭叫着，我们赶紧跑到家一看孩子坐在冰凉的泥地上，腿上蹬的全是泥，原来小孩子想尿尿，找不着妈妈自己爬起来，尿完一下子掉到了地上的尿窝里，吓得开始大哭，看到这种情况。我爱人心疼孩子，一生气把我的药箱扔老远，对我说，以后别干这个了，没白没夜，累死累活，大人孩子跟着你都遭罪。我心里也不好受。确实很辛苦，赶上病人多的时候都没有时间回家给孩子们做饭。但是一想到老百姓渴望求医的眼神，还是兢兢业业地当好赤脚医生。 我们村里的接生员是一个蒙族老太太，由于没有文化不懂卫生常识，接生时，就让产妇躺在很脏的土炕上，结果很多产妇产后得了产褥热发高烧，甚至丢掉了性命，我们下乡的那一年里村里因产褥热就死了三个产妇，当地卫生院很重视这个情况，我们当了赤脚医生后，就派我到市里医院里学习接生的技术，三个月后我就担任了村里的接生员，杨志耘一边当我的助手，一边跟着学习接生的技术，很快我们就改变了农村接生的陋习，用先进的卫生手段接生，消灭了产褥热和小儿抽风等症，我们接生的几十名婴儿无有一个感染没有一个事故，而且我们接生是一分钱都不收的。不像现在，生一个孩子要花上万元的费用。我和杨志耘还积极配合妇联，展开计划生育工作，学会了上环取环等技术，展开产前检查登记造册等保健工作。一开始老百姓不认识这些问题不配合，不支持，后来经过具体事例的教育，慢慢的理解了支持了认可了我们的工作。如有一个产妇，快临产了，在冰上摔了一跤，肚子疼，他们家就找了当地的接生婆儿去看看。接生婆对他们说没什么问题，孩子顺头顺脑，过几天就快生了。结果产妇还是肚子疼，就把我们找去了，我们到她家一检查胎儿根本就没有胎心音了。说明，这孩子很危险，劝他们赶紧去大医院做检查，他们家不听说接生婆都说了没问题，坚持不去医院，结果第二天叫我们去接生，产妇产下了一个死胎。婴儿的皮肤都有些腐烂了，产妇也发烧明显是感染了。我们及时给产妇打针吃药护理了好几天才脱离了危险。又如另外一个产妇临产了找我们去接生，结果一检查是横位，宫口已开全，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胎儿的漆盖就露出来了。由于是横位，孩子卡住出不来，送到医院去已经晚了。怎么办，只是在书上看见过这种情况，没有亲身经历过。人命关天，不能等待，只好大着胆子做完消毒工作以后学着书上的样子，把手伸进阴道轻轻地把胎儿转动成立产，先把小脚丫拉出来，慢慢再把孩子顺劲儿拉出宫外。胎儿产出，“哇”的一声，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母子平安。我们通过这几件事的教训，抓住机会对老百姓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一定要重视产前检查，怀孕后一定要到我们这儿登记造册，定期做检查，确保大人孩子生命的安全，而且也确保计划生育方案的落实，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群众和妇联的赞扬与支持。 村里合作医疗在杨志耘和我及几位赤脚医生的努力下越办越红火，我们不只局限在打针卖药，我们还在书上学习中医技术，向老农请教，到坨子里去采集中草药。什么防风、白芷、甘草、蒲公英、艾草、益母草等等，还在果园儿里要了一块地，大胆地种起中草药，如红花、生地、紫苏等等。采集种植的药多了，我们又有了新的发展方案。不但做做草药，还做片剂中成药。如《马齿笕止泻散》，《蒲公英感冒片》等等，后来发展成可以做针剂了，我们按照书上的指导大胆的尝试，准备各种仪器。没有的东西，用锅呀盆儿代替。鸡蛋呢，因为过滤的时候需要鸡蛋清，我们就从家里往医疗站拿。杨志耘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东西也快，而且认真、严谨又很勤奋，我们在一起工作很是开心、愉快，干起活来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们首先挑药、洗药、煎药、蒸馏、冷却罐瓶封口、灭菌，严格按照书上指导的进行，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们成功了，我们白手起家制成了各种简单能治病的针剂，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合作医疗站成了村民关注的焦点，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合作医疗站也被评为市级蒙级先进合作医疗站。我个人也被评和盟级先进个人及三八红旗手，还当选了自治区人民代表。这是人民给我的厚爱，我很珍惜。 二、毛遂自荐，当猪场厂长。那是七七年的冬天，听说生产队的猪厂要黄了，猪都快冻死了，还剩两头老母猪，瘦的快要过不去冬天了。我听了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生产队办酒厂酒厂黄了，办养猪场养猪场又要黄了。我不信这个邪，自告奋勇当猪场场长，要把猪场救活。 我找到大队书记，直截了当的对书记说：“书记听说队里的猪场要黄了，猪也快死光了”。书记说：“可不是吗，听说就剩两头老母猪，瘦的也快要死了。没人愿意当饲养员了不知咋办。”我自告奋勇的说：“我去当场长，我想把猪场救活。”书记说：“这大冬天的要啥没啥很困难的，你行吗”我说：“我尽全力试试吧。”书记看我决心很大，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并鼓励我说好好干吧，还给我派了两个养过猪的社员当助手(这两个社员是徐作民和陈玉林，这两位师傅有养猪经验、而且很能干、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往，不论是起圈还是种地，)。就这样，我当上了猪场的场长。老乡们听了都说我傻，说我是自找苦吃。确实到了猪场一看。破头烂齿，猪圈里尿冰冻的老厚，四处透风，两头老母猪瘦得直打晃。库房里没有多少饲料，只有冻透心儿的一大堆白菜。困难看来是真不少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干”。我领着两个饲养员，开始刨猪圈的冰，把猪圈的冰刨完以后又找来了材料，简单的维修猪圈。然后找四个队，在库房里打扫屯底弄了一些土粮食。回来以后把冻白菜剁了糊熟了，然后掺上一些土粮食喂猪，由于我们精心的饲养，老母猪很快就缓过劲儿来了，也长膘了。到了春天有一头老母猪都要下崽儿了，我们从家里拿来了雨布，牛皮纸，木板等给猪圈挡风，把猪圈遮挡得严严实实，然后就紧盯着老母猪，别让他翻身时压着猪崽，一直到天亮，十多个猪崽全部生完。看着这些小生命，乐滋滋的叫着，拱着，抢着吃奶的样子，别提我们心里有多高兴了。半个月后另一头老母猪也生了十几只小猪。这二十多头小猪崽，欢实的很，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厂子没有黄。确实让我给救活了。    我们趁热打铁问书记要了一块闲散地,种上了高粱和玉米，精心的耕作，到秋天真是丰收了。喂猪的饲料有了，我们又盖了新的猪圈，还盖了一间办公室两间库房。我们又开始学做发酵饲料，到了第二年春天。猪场就有大小四十多头猪。看着一个个水灵灵，黑黝黝的小猪，真是爱死人呐。书记来到猪场查看。到库房里一看，大囤的粮食满满的，地下四五口大缸里正在做着发酵的饲料。书记来到猪圈看看。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猪圈四十多头小猪个个黝黑发亮。书记高兴啊，一个劲儿的说：“行，真行！不但把厂子救活了还发展的这样快，干的好啊！” 三、给大队干部推荐人才我们下乡的大队有四个生产队。我原来是一队社员，我结婚以后就来到三队落户。四个生产队属三队的生产落后。连续好几年，二队社员分红能达到两块多钱，三队才分八九毛钱，社员们生活贫困，意见挺大。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大着胆子给大队书记提建议。我说：“书记，我给生产队推荐一个人，希望你能好好培养重用，他身体好能干，各种农活都懂，又年轻。有朝气。三队生产落后，将来他一定会改变面貌的。” 书记问：“这个人是谁呀？”我说这个人就是我的爱人姬风奎。书记听我说完后，他有点怀疑，问我他行吗？我说：“行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书记说：“好吧，先给安排个生产组长看看，慢慢再来。”我说：“行”。就这样，我爱人就当上了生产组长，三个月后担任了副队长，紧接着就担任了生产队长。在他当队长的三年里粮食产量翻了两番，社员的分红率也由几毛钱提高到近两元钱，生产队里还养了肥猪，逢年过节杀猪分给社员，社员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姬风奎也成了十里八村的有名的队干部。    木里图镇的党委冯书记，也是一名知识青年，冯书记很赏识姬凤奎的能干，还给他起了个爱称叫“姬大愣 ”。几次在干部会上表扬他，还说你们都跟人家姬大楞好好学学，三年粮食产量能翻两番。看他的那股劲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别人心里不清楚，可我心里很清楚：第一，没有私心，脚跟底下扒拉的利索，群众才服气，才能听指挥。第二，样样艰苦的活带头干，社员们才有主心骨，才有积极主动的精神。如夏季浇地的时节，姬风奎就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一夜要查十几眼机井，那块地浇的啥样，看井人员负不负责任都在他心里。夏天夜里又困，蚊子又咬他都一直坚持着，直到把所有的地浇完他才放心；又如庄稼生了虫子必须及时地喷洒农药，不然几天工夫虫子就会把庄稼吃成光杆儿司令，不但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大地里，太阳似火，又要钻到一人多高的庄稼地里去喷洒农药，不干活，都是一身汗，别说还要喷药，又热又呛，谁也不愿意干这个活，姬风奎背上药壶，带头钻进了地里喷洒农药。社员一看，也都紧跟着队长，不敢说别的了。这样连续奋战了几天，保住了庄稼，灭了虫害，别的队都减产，我们队增产。这不就是事在人为嘛，只要一心想着集体，想着群众的利益，处处带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业。这件事也证明了，世上千里马到处都有，但是如果没有伯乐，千里马也得卧着。所以说选拔干部很重要，一个队选上一个好队长，幸福一个队，选上一个好村长幸福一个村，一个国家选上一个好领导，全国人民都幸福。  四、我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那是七九年下半年，随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政治形势好转。国家有了政策，给所有没有离开农村的知青全部安排工作。当时在村里，还有我们几个高中生没有安排工作。杨志耘杜连玲还有我经过考试录用，把我们三人分配到了我们镇的第三中学当了老师，三中就办在我们西台村，这样我就结束了我赤脚医生和养猪的工作，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程 — 教师生涯------创造第三中学的辉煌。我在三中任教一，我就当了第三中学的校长，杨志耘任教导主任。我们俩可真算是有缘，在一个学校念书，又一起下乡下到了一个村，一起当上了赤脚医生，又一起当了人民教师。现在又一个任校长，一个当主任，成了工作的最佳搭档。我主外抓全面，老杨主内抓教学。我们上任以后主抓了三件事：第一，建立正常严格的教学秩序；第二，积极改善三中的办学条件，尽快建立一个师生教学的舒适的环境；第三，深入农村走访各家各户大力宣传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争取村干部和家长对教育的了解重视和支持，争取更多的适龄儿童入学受教育。 说起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中到了初三就要求学生住校。上早晚自习，社会上一些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们经常到学校闹事，砸玻璃，打学生，甚至还往宿舍的炕上扔毛毛虫，避孕套，吓唬学生。我们一面积极找村干部，找派出所来解决，一面加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我和杨志耘几乎天天要和值周老师一起守护学校。直到学生下了晚自习回宿舍就寝熄灯以后我们才能离校，有时半夜有人来校捣乱，我们就半夜起来去处理，。我们这样坚持了近一年，终于打败了那些社会混子，维护和建立了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的校舍大多都是几十年前的小土房，遇到下雨天教室宿舍全都漏雨我们一面积极找人维修，一面从家里拿来了雨布雨衣，脸盆儿帮，助学生接雨，和学生一起渡过难关，学生家远的，困难的，生病的，我们就把学生接到家里来吃住，或者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学校，给他们解决难题。并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这些学生也真争气，连续五年在全镇三所中学中，升学率和成绩都名列前茅。在我们的努力下，村干部和家长积极支持，给三中盖了新教室，新办公室，新宿舍，大大的改善了教学条件。三中也成了当地文明的先进学校。受到当地群众和上级领导的表扬。 1986年以后，我和杨志耘先后到内蒙教育学院带薪进修两年获得了大学文凭。1989年10月1号。镇政府负责抓教育的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说党委决定调我到木里图镇高中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我感到担子太重，怕不能胜任，书记对我说：“就因为担子重，工作不好干，才要委你重任，你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你知道为什么调你到高中上任吗。木里图高中近几年因管理不善，教学秩序混乱，教师人心惶惶，学生辍学太多，群众意见大，一年换了三任校长都无济于事。所以党委会研究决定将你调到高中，担任校长。我们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尽快改变高中的现状，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听了以后还能说什么呢，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党挑重担。第三天我就走马上任了。 这是一所五十年代就有的高中了，大多数的校舍还是土房下雨就漏，而现在的教室门窗的玻璃门板早已让社会上的混混们打得几乎没有完整的门窗了。门也被敲的大窟窿，小眼睛，眼看着冬天就要来临了，这不挡风遮雨的门窗，让学生怎么上课呀，而且学校财务账面上不但一分钱没有还有一堆债务，拿什么维修呀？过冬的煤一块儿也没有，怎么过冬呢？看来困难真不小啊。这是一所完全中学，有初中高中，加起来近十几个班，一百多名教职员工，近一千多名学生。现在教职工怨声载道，学生辍学率与日俱增，经常有社会上的人来校闹事。教师们维持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看来要想改变现状，更要下一番苦功夫啊！上任后我首先抓了班子的建设，团结那些有志的青年教师组成了强有力的班子。（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有大学文凭，有抱负，有能力，但学校十几年来不发展党员对这些人不重用。特别值得我滿意的是领导班子主抓教学的付校長王思亮也是天津知青，他精通业务，办事踏实，了解学校的情况，成为我这个新上任校长的得力助手。）然后我就和班子的成员主抓了以下的几项工作 第一深入教师。天天利用晚上的时间走访教师，积极调查了解情况，听取好的意见和建议，团结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第二组织调动办学单位的领导到学校参观指导，开现场办公会，让办学单位主动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出谋划策，出钱出物，维修校舍，后来还为教师建起了宽敞明亮，砖石结构的教师办公室，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热情。我们还到大庆追讨承包方拖欠多年的工厂承包费，买了煤，解决了冬季取暖问题，还上了部分外债，得到了教师们的支持。第三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由于学校疏于管理，社会上的小混混们经常到学校打玻璃，上课堂捣乱，使得教学无法正常进行，老师又管不了。我们积极找当地的派出所，找各村领导，配合学校制止这种局面的重演，学校领导班子主抓了两件事，一是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杜绝和社会上的混混们交往，二是积极组织力量蹲坑。现场抓住闹事的人交给派出所处理。让我感动的是半夜到学校查岗，结果在操场墙角处看到我们领导班子的成员都在墙下蹲坑设伏，一面检查学校的安全。我想有这样不怕吃苦，认真负责的领导班子还怕管理不好学校吗？就这样没多长时间，社会上很快就传出声音：现在的学校管的可严了，去捣乱的抓住就往派出所送。所以学校安宁了很多，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还制定出来一系列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学校的校貌焕然一新。我们还大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学校办了校刊叫《家长报》。一个月两期把学校要求和学校的近况，及时向家长汇报，我们还把家长会开到了村里，学生的家里，极大地调动了家长和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与理解，一时间形成了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一切为了孩子的办学热潮。不到两年的时间，木里图高中又恢复了原来先进的行列。到一九九一年十月份，党委又调我到木里图总校任校长。总校就相当于当地的小教育局。总校主管着三所中学一所职业高中，十二所小学三个教学点。还带着学前班和幼儿园。主要的任务是：抓各校人事的调动和安排；抓各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三抓好各校校容校貌的建设。在总校工作的这几年里，我们迎接了自治区对通辽市义务教育的评估检查和验收。在全体总校工作人员和各校校长的积极努力下，木里图顺利的通过了义务教育的评估和验收，木里图的教育也被列为全市的教育先进行列，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也被评为盟级优秀校长和自治区劳动模范。这是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给我的肯定和奖赏，我深感欣慰。在总校工作，一直到我退休。我在木里图这块土地上，整整工作了三十四个春秋。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木里图这块大地。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下乡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能干好干成几件事儿，我要感谢我的家庭，我的母校“天南大附小”和“天南大附中”，给了我很好的教育。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教会我什么叫关爱，无私，忠诚，善良，坚强和奉献，是他们的榜样，成就了我的事业。我感恩我的父母和我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