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郊，我的高考

Alan

我的母校西安外国语大学……

（时代的晚上 舒望摄）

我的南郊，我的高考

谨以此文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Alan

每逢高考时，我都会想起我的高考。那是1986年的暑期。高考对于我人生和命运的意义，得从我的出身开始说起。

1967年，农历羊年五月初六，端午节后头一天，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张家坳公社五四大队第八小队白家坡村一个传统农民之家。人家都说我们是个龙凤胎，可我觉得没有啥特别之处，除了个子长得特别矮小以外。

白家坡村坐落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北高原北部嵯峨山东部，那里是黄土高原最南边缘地带，举目四望，周围皆是大深沟，清峪河自北向南，流入泾渭。嵯峨山外的世界是什么，不得而知。隐约知道，北边是爷台山，东边是陵前塬，南边就是三原县城，我都没去过，也不能想象这辈子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16岁去县城读高中，走出这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黄土塬地。16岁之前，视野最远就是老家窑洞西边的嵯峨山顶。这里长大的孩子，不是井底之蛙，但百分百是土塬之人。高原隔绝了他们跟外面世界的联系，也保住了他们自然生长的天性，狭隘与纯朴，愚昧与本色，都在其中。我一生的打拼和闯荡，好像都是为了走出这里的黄土高坡，但我从来没有熄灭过对这里的归意，对白家坡总是热土情深，眷恋不已！

白家坡村是传统的农耕人家村落，在这里人们世代农耕，种地放羊，牛犁田，狗看家，我童年熟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与生活方式与书上描述的公元前世纪的封建社会农耕无异。放牛、放羊、割草是我童年的日常工作，年龄稍大点，十岁左右起，就上山拾柴、下地收麦、拉着架子车去公社收烟场排队卖烟草，推着放着红薯麻袋的车子去学校交勤工俭学。

童年生活留给我的最深刻记忆，一是饥饿，二是寒冷，三是苦累。每年总有那么几个月家里是没有面的，红薯和包谷是救命的主粮，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连吃二三个月的红薯和包谷稀饭。假如没有红薯和包谷，我大概童年时候早就饿死了。那时候，有一碗燃面饭吃，不需要任何菜，来点酱油、醋，放点盐，就觉得特别享受。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总是雪下得很大、寒风刺骨，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了，整个冬天还是冻得无所躲藏。风雪的早晨，上学路总是那么漫长，手脚总是冻得青紫流脓。我的张家坳初中求学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寒冷和饥饿，当然也有快乐的记忆，我就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李蓉长得特别漂亮。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没上过学，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父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人，我的小妹妹出生于1971年，全家兄弟姊妹七个。想想看，1930-1980的年代区间，中国除了战乱，就是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我家乡南面的鲁桥镇据说就是当年红军和国军对峙的战区，抗战时期，杨虎城的司令部就设置在那里一家地主家的花园里，现在好像叫李靖故居。解放后就是历次政治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等。整整半个世纪，老百姓几乎没有多少休养生息的喘息机会。在中国历史的这个区间，一对不识字的农民夫妇，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原上，要养活自己和一群孩子，不至于饿死夭折，那种劳作之艰苦卓绝、生活之穷困艰辛，我后来任何时候回想起，都有一种瞬间就要泪流满面的冲动，可怜了我的父母，厉害了我的双亲！

我在虚岁六岁的时候，就自己闹着要上学，家里大人允许，可是小学里的王万龙老师嫌我个子小不要，父母好说歹说，总算进入白家坡村小学读书。我一到三年级学习成绩拔尖，总是班里第一，连续三好学生，个个学期都拿奖状，记得奖品是崭新的铅笔和笔记本，现在我还记得老家窑洞里满墙上贴的三好学生奖状和胸前佩戴过的大红花。我一直喜欢红玫瑰，喜欢拈花惹草，拍摄花朵，估计是潜意识里总记得胸前佩戴过大红花的缘故吧。

我读小学的时候，经常是学期开学很久了但书还没到，老师也不知道教什么。每当没有书的学期，老师上课就让我们背诵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等等，至于那些诗词的意思，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另外，老师还教我们唱歌，其中有一首歌，几乎唱了半个学期，“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现在都还会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后来才知道，那不是音乐课，那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半个学期过去了，书终于到了，唱歌才停止。三年级那年，毛主席去世，白家坡村里西头饲养室设了灵堂，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吊唁，一条黑布白字的大横幅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永垂不朽”这个词儿。现场气氛很严肃，很静穆，大家默哀3分钟，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有人哭泣，我也受感染跟着哭，不明就里，也不敢出声，就是跟着走，跟着做。后来学校组织师生步行几公里去张家坳公社大礼堂吊唁，也一样，静静地进去，默哀，鞠躬，静静地出来。没过多久，白家坡小学的全体师生排队步行去公社迎接华主席像，一个同学举着华国锋剃着寸头的那个标准像，一个同学举着旗帜，还有些同学则负责敲锣打鼓，一路热闹，迎接华主席回村。记得暑假里，老师组织大会，宣传打击右倾翻案风，打倒邓小平，我和弟弟还上台表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快板，随后就是敲锣打鼓粉碎四人帮。这些就是我此生关于中国政治事件的最早记忆了。

五年级小学毕业，我去邻村上初级中学，那是一所乡村中学，叫做张家坳初级中学。初中期间，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总是受到老师表扬，好像没有买过本子和笔之类，都是学校奖的。尤其是英语成绩，雄霸整个年级。全县初中二年级英语竞赛，我得了张家坳公社第一名，张大红榜在公社办公楼墙上。听父母说这是在张家坳初中有史以来的最高荣誉，校长闫百敏召集了一个全校师生大会，亲手给我颁发了一份隆重的奖金，5元人民币。这是我少年时期最伟大的一次胜利，我的尊严和自信拔地而起，昂首矗立，别提多么豪迈得意了！记得语文老师李蓉很漂亮，我总是去她房子送作业，数学老师薛永汉讲课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快要噎住窒息似的，前年回去听说薛老师早已去世，可惜再也没有机会看望我的初中数学老师了！

我的中考很成功，是当年张家坳初中唯一考入县城南郊中学重点班的学生。其实，我那时特别希望考上初中专，去读师范学校。能上初中专，就是确定性地跳出了农村，这已经是当时最惊天动地的奢望了，不敢去做梦上大学。以往，最好成绩的考生，总是去读中专的，我为什么没去，据说是从那年开始，三原县教育局有意识地把尖子生选拔进县高中重点班，以代表县里去冲刺考大学。中考结束，我16岁，去县城南郊中学，开始了离开农村的城镇求学生活。

这是我出生以来的一次历史性跨越，进城了，感觉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满足，充满了对人生的憧憬和向往。记忆里，连县城马路上汽车经过卷起的尘土夹杂着汽油味，我都觉得是香的，那是一种乡村少有闻到的新鲜气味。城里的女人都穿裙子，居然夏天还穿袜子，真洋气；男女同学之间，即便是异姓，也是可以讲话甚至交往的。这些现象，让我感到明媚，内心升起游丝般的憧憬。

记忆中，南郊中学的教室是日光灯，白花花的，超级明亮。我自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在夜间感觉过这样的明亮。白家坡乡下的夜间是用煤油灯照明，为了省煤油，灯是不愿意挑到明亮程度的。小学的时候，一个教室几十个同学，每人点一盏煤油灯上晚自习，几个小时下来，整个教室乌烟瘴气，同学们熏得浑身都是煤油烟味儿，脸色和鼻孔发黑，咳出的痰都是黑色的，回到宿舍用毛巾抹一把脸，毛巾都变黑。初中几年，夜复一夜皆如此，我们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也没听说过有谁因此不适或生病。这种状况，倘若放到现在，必有好事者、自媒体啥的，做自作多情地的无尽渲染，引发一场全社会范围的舆论风潮或捐助运动，说不准来个精准扶贫啥的。而那个时代，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大多是这样的。我进到县城，到处有电灯，连自己的宿舍都有电灯，感觉很高级。尤其是高中教室挂着足够多的日光灯管，那种明亮，动人心魄，终生难忘。如果不好好学习，感觉都对不起那日光灯。我常常晚自习望着明亮的日光灯愣愣出神，总想着回到白家坡去，也担心不知道今后生活学习的方向在哪里。班主任马圣贤老师总是很严厉，上物理课总是很紧张，生怕被马老师揪起来提问。我一直惧怕物理，也害怕马老师。86年高考结束，马老师得知我考入西安外院，高兴地说你这个碎子也考上了。我一直记得马老师在教室窗户外面向里面查看的严厉的目光，就是在这种目光里我们走过了高中，走出了南郊中学，走入了大学。

我从初一开始学英语课，是从初一年级的第一册英语课本学起。我的英语老师叫王美，她好像不是学习英语出身的，我有一次问她Dongfanghongtractors are made in Luoyang.为啥要用made,她说下课查一下再告诉我。后来才明白我的英语老师不知道英语里有被动语态。我回去问我二姐，她在咸阳师专英语系学习，她说你们老师可咋教英语啊！我就是爱提问，弄得王老师经常不知所措，可是我还是要感谢她，因为她总是查阅后指导我学习英语。我现在是个英语老师，也多亏有王老师的帮助。1983年我考入南郊中学，分在学校里的重点班二班，刚开始，我的成绩在整个年级里还是不错的，高二是我最苦闷的学期，成绩总是垫底，一直蜗居，愤愤然，不得志。高三开始分文理科，我选了文科。为什么选文科？听说文科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理科低很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大学，至于文科理科、本科专科、什么专业、什么学校，没有概念。我，我家人，最高的、终极的愿望，不，是胆大包天的奢望，就是出个大学生。文科录取分数低，应该是更容易被录取吧，于是我选了文科。我选什么科、上什么学，家长是不会过问的，也不会有哪个老师来关心，懂和不懂、对和不对，都我自己定。一个对人生、对社会、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懵懂少年，自选走向、听由天命。

高中期间，我每月的生活费是15元，平均一天5角钱，伙食费是大头，一天两顿饭，我通常是二顿素菜，黄瓜、包菜、土豆吃得最多。菜金是5分钱一顿，豆腐则一毛钱，二顿合计一毛至一毛五分钱。吃一顿荤菜，主要是肉片炒包菜，菜金2-3毛钱。月初去交面粉，买足饭票，不作节省考虑。有一次，下晚自习，我肚子饥饿，就用饭票兑换麻花吃，一口气吃了9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油炸麻花，晚上做梦，都还在回味麻花的滋味。我到现在还记得在南郊中学食堂前排长龙挤饭吃的场景，我和张胜利、苏勇、惠卫军四个人，三个碗，两双筷子，蹲在地上吃饭，地上是碗筷，背后是参天的法桐。南郊中学的学习生活紧张却充实，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指引人生方向的好老师，教导处陈锡寿主任的谆谆教诲，张保定班主任创立的小溪文学社，张思明老师的标准的英语，徐养德老师的数学课堂严谨的板书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尤其是我的地理老师董吉孝，是他鼓励我走上讲台，给全班讲解大气环流，讲解洋流走向，那得意的情景至今难忘。老师的鼓励，对年少的我影响深远，终生记忆！

每月的生活费，家里总是准时给到。父母、大姐、大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一切经济来源靠他们劳动而来。父亲和大姐当家，每年，每月，首要的盘算就是我们七个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来源，这是他天大的担忧。地里种植什么、啥时候收成，养殖什么、啥时候出栏，啥时候能卖钱，家用花销怎么预算，都是要通盘计划、应时而动的。我上高中期间，每个暑假返回去帮助家里种植烤烟，直至今天我都记得钻进五十多度的烤烟里干活就像是跌入人间炼狱般炙热难耐！如果出现烤烟歉收、收购价格下跌、预算中指望的钱就要落空，这是十分紧张和要命的事。猪得瘟疫病死了，羊丢失了或拴在山坡上吊死了，就更使全家人感到痛苦。我童年时候在村西头涧畔上放羊，自己尾随羊儿坐在山坡看书，经常看书入迷，天黑回家，羊都丢了，有多少次吓得不敢回家！

父亲和大姐主持家政，因为要供我们上学，我的大姐只好从嵯峨中学辍学回家，她学习成绩很好，原本可以考大学的。失去考大学的机会成了大姐终身的遗憾！那时候，全家人齐心协力，只为供养我和二姐能念完高中和中专。有一个月我的伙食费在路上被贼娃子偷了，我眼泪哗啦就下来，止不住，心里非常的难过。家里听说后，派我大哥及时又送来了生活费，没有丝毫责怪我。我是家里的希望，我是全村的希望，每当我回到白家坡，站在红原厂变电所的山坡上，我就会想起我曾经是白家坡的骄傲！

我有许多高中同学，其中六个对我的一生很重要：惠卫军、张胜利、苏勇、马树成、孟四利、贾新武。惠卫军是我的邻村老乡，我高中时期的同桌，也是我学习上的楷模，我的物理考试主要拜托我的这位同桌，几次物理考试不及格，都要怪这位同桌那稀奇古怪，难以辨认书法模样。贾新武是我高三文科班的同桌，他是个奇才，也是1986年三原县的高考文科状元。我们俩一个背书，一个抄书，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张胜利同学虽然学习专业是物理，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可是他喜欢哲学，政治敏锐，思想深邃，非常人一般。惠卫军、张胜利、苏勇、马树成、孟四利我们几个就像一家兄弟，不分你我，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走家串户，结成了终身友情。记得苏勇高二拿不定主意到底是报文科还是理科，苏勇文科底子很好，分科时仓促进入理科，他把自己的地理参考书赠送给我，其中一道题目就是当年的高考试题，可以说是苏勇和那本书参考书成就了我的大学梦想，因为1986年我以最低录取分数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没有苏勇那几分，我现在还不知身在何处！

高三开始，一分文理科，我就自觉进入了“一切为了高考”的状态。学习很有计划性：英语不用学，那是我的强项，省下时间；历史，地理，政治，甩掉老师的进度，自己通读，来回重复读，算好重复多少遍就可以记住，由此明确每一章节内容需要重复多少个来回、用多少时间；英语就跟着老师的进度走；语文，凡是能死记硬背的知识，就死记硬背，作文就由老师猜测题目练习，南郊中学老师不知给我印刷了多少练习试题。我把学习任务分解、均摊到每一天每一周需要完成多少学习量，然后每日每周都去完成它。有时候也会厌学，就是不想看书，就是读不进去，但我总能倔强地克制自己完成当天的任务。完成之后，就去学校花园里静静的回顾、梳理备考的事情。花园里高大的松树下海棠花红得挤成堆，我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沉思。有时候间隔几个周末，我就返回白家坡的山坡上，面对嵯峨山一次次回顾、整理备考的内容。表面上，我显得学习很轻松，实际上就是计划明确、日清日毕、心里有底、不急不躁，考试成绩则水到渠成。没有谁指点过我学习方法，也从没有看过这类的书籍或文章，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类书籍和文章，我的学习怎么会进入这样自觉的状态，至今我也纳闷。我自我总结，体力决定精力，精力决定效率，为了适应学习的需要，我十分重视锻炼身体，沿校园外操场跑步锻炼，回家务农干活，锻炼身体，无人督促，自觉为之。感谢上苍，让我一个懵懂青年在他对一切都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却对一件决定他人生命运的超级重要事情（学习）实现了有效的自觉和自律。

1986年高考，正是暑假农忙季节，我在家里帮着干农活，左等右等也没有高考录取信息，我心里嘀咕不可能考不上吧？一直等到8月20号，有一天下午，大热天，公社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到白家坡村西头问今年谁家娃考大学，西安来录取通知书了，还能错吗，肯定是我！当我得知成绩后，欣喜若狂，幸福无比，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般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我以第一时间第一速度告知家人，全家当时正在田野里采摘烟叶，我远远就喊：我考上大学了，我真的考上大学了，我真的考上大学了。全家人，父亲、哥哥、嫂子、姐姐，听到我的喊声，都直起腰，望向我，惊疑而木然，像是一尊尊雕塑，植在田野。那一刻，好像整个田野、周围的群山、塬下的河流，都定住了，苍天感慨，万物肃然，整个田野回荡着一个祖祖辈辈世代农家的梦想突然花开的声音。我大姐第一个发声，就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真的考上大学了，肯定考上了大学。于是，田野沸腾了，群山含笑，河流奔腾，高原欢呼，白家坡村出大学生了！这不仅仅是我的骄傲，也是整个山村的荣耀！

我的高考已经过去31年了。直至今天，每年高考的日子，我都有一种忍不住想哭的冲动。迄今为止，在我的人生中，最震撼心灵的奋斗，莫过于高考的奋斗；最伟大的胜利，就是高考的胜利，没有之一。

高考是决定无数人无数家庭命运的重大关口。我想，我若是一个高考教练或高中老师，我肯定能够辅导很多人顺利闯过这个关口，无非就是三条：第一，明确学习内容；第二，制定学习计划，分解、均摊学习任务，日清日毕、周清周结；第三，管理饮食、作息、运动和娱乐，保障营养、睡眠、体力和心情。这是个化繁为简、纲举目张的“三条军规”。我总觉得，一个高中，按这三条来全面改造教学计划、学生管理和校园生活，可望批量生产高考赢家，就像当年我的南郊中学那样。

很多人都以为高考竞争是人生智力的较量，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智力落差太大的人之间，不构成竞争关系；构成竞争关系的人之间，胜负决于自我管理，跟个体之间的智力水平相关不大。

正如我高考的体会，人生每一个阶段的重大目标，都可以这样达成，最终水到渠成：第一，树立目标、明确任务；第二，制定计划、分解任务，每日完成，每天结清；第三，管理自我、身心健康。整个人生的成功，难道不是这样吗？

以此类推，如果用这种体验来反思自我，我们自己能否达成人生某个阶段的目标、实现所谓的成功，不妨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能正确地明确任务吗？我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吗？我能自我管理、执行计划吗？这三者缺一，成功无望；三缺二，基本死亡。前二者，你可以借助外力来做到的，比如高考这件事，遇上好学校、好老师、好家长、好榜样，帮你识别任务、制定计划，但是最后一条，自我管理，是谁都帮不了你的，如果你自己不能进入自觉管理状态，无法自我管理，凭我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我可以肯定地说，自我管理，是人生成败最为要害的分水岭。

我们那个时候，1986年高考，填报志愿是在考试结束后、分数出来之前完成的。考试结束了，我只知道自己发挥正常，至于成绩多少，不得而知，分数全凭自己估摸。填报志愿，也没有任何人指导，家长也不会有任何要求的，因为他们哪里知道如何填报志愿？我自己也是懵懵懂懂、稀里糊涂的。因为出身农家，所以本能地想报考农业大学；因为童年时候觉得穿白大褂的医生很高级，所以又想报考医学院。直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才得知农学和医学专业，属于理科，我是文科类别，文科不能报农学和医学的。可想而知，高中毕业时候的我，见识浅陋到什么程度。

我的主要志愿，都是沿着师范系列填报的，第一志愿是陕西师大，因为它在陕西省省会城市，第二志愿西安外院，因为我喜欢英语，第三志愿咸阳师专，实在不行这个可以保底。我被录取进入了西安外国语学院，不是我对外语情有独钟，那是因为人家说学习英语可以教书当老师，并不是我喜欢做老师，而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唯一接触过的非农民职业，就是“教师”，除师范外，我对其他的各类专业院校，基本上闻所未闻、浑然无知。一个农村孩子，从农家生活到县城高中，从低年级课本到高年级课本，就是学习到考试，考试到学习，这就是我的全部阅历和知识范围，我能知道吗？我是连迷茫和困惑都没有，只有混沌和无知。除了努力学习，跳出农门，我们别无选择。讽刺的是，今天看来，我当初的无知和愚昧，却是一种竞争优势、制胜武器，因为它保障了我没有多余的关切和分心，没有内心世界的困惑、心灵情怀的扰动和外面世界的诱惑，我只专注于一个目标：那就是高考。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而其他的都可以忽略。我们的人生是分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你专注于那个阶段的最主要的命题，集中自己的全部心力、智力和体力去拼搏，紧紧地扼住命运的咽喉，彻底地击穿它，倔强地制服它，这几乎可以成为人生不断致胜的法宝。

我的南郊，我的高考，就是这样走过的。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是期待着回到故乡白家坡去，我总是惦记着我的南郊中学！

2017.6.7

西安外国语大学

又是一年毕业季……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纪念……

作者简介：马国友（Alan），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至今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任教。2010年9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学院学习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业，现任西安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英语国家语言与文化、高等教育管理。先后承担英语教育学院本科和研究生年级高级英语、英国阅读等教学任务。先后参与或主持校级、省部级科研、教改项目五项，在《中国高校教育与科研》、《教学与管理》、《现代高等教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篇，担任外研社、商务印书馆、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教材项目主编和译者，翻译、编写参教材三部。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