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汾玉的美篇

许汾玉

目 录

1、前言
2、将军诗人吕绍堂
3、个人自述
4、独四旅（四师）文艺宣传队
5、年少辞家干革命
6、演出感动彭老总
7、进军新疆奏凯歌
8、生产建设立新功
9、军训比武夺冠军
10、学校深造负重任
11、七进阿里高原
12、中印边界扬国威
13、踏遍昆仑千里雪
14、两反演习军旅增辉
15、组织参观核试验
16、政治运动经磨练
17、领袖（首长）接见暖心房
18、回忆我的老战友——杜鹏程
19、英雄史诗——《保卫延安》诞生记
20、我的离休生活

前 言

《万里征程战旗红》，是一部个人传记，实录了我的战友——韩荣同志的戎马一生。这部传记没有任何虚构的成份，也没任何的特意描写，只是例举事实，读起来却让人万分激动。
我是1949年2月参军，当时就与韩荣同志在一个班里。直到1954年文工队解散，我们都是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韩荣同志革命精神旺盛，工作勤奋，精力充沛，酷爱学习，上进性强。
1955年分别以后，到现在整整过去了五十年。古稀之年又相见，令人潸然泪下，一时分辨不出当年的容颜。这相隔的五十年间，国家在前进，社会在变革，我们也经历了革命的洗礼，逐步在净化个人的灵魂。我只是从一些战友那里零星听到一些有关韩荣的信息，说他搞军事最后荣任四师师长。至于他工作的细节，则毫无所知。这次读他这篇传记，使我较好地了解了他。真是一位艰苦卓越的革命战士啊！他依靠自己的革命毅力，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最后在革命事业上有了成就， 而且是很高的成就，极大的贡献。我在读到《阿里高原七进出》《中印边界扬国威》《踏遍昆仑千里雪》等篇章时，心是在颤抖啊！这就是我战友韩荣，他那种不屈的性格，在昆仑高原上展现了出来。不怕苦、不怕累，一直到不怕牺牲，永远向前进。
从首篇《年少辞家干革命》，到末篇《领袖接见暖心房》，概括了他的军旅一生。从一个贫苦家庭出来的孩子，在革命部队里锻练成长，最后当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这是我军许多将帅的成长历程，韩荣同志也是其中光辉的一员，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员，又是在建国后的军队建设中有贡献的一员。
这部传记很有教育作用，因为它写的是我国西北边防中的许多典型事例，很多事情是鲜为人知的。尤其是昆仑山上的恶劣自然环境，造就出来我们的钢铁战士，实在是感人至深。韩荣战友，我们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长沙日报编辑李恕基
2021年6月23日

【个人简历】

李恕基 LiShuji(1931～)山东蓬莱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生班。1949年入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员,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审编委员会副主任。副编审。湖南省戏剧家协会理事。1984年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饰有歌剧《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等角色;著有湖南花鼓戏剧本《山乡红梅》《跃进新曲》(均已公演或发表);编辑有剧本、戏剧集《八品官》、《周贻白戏选论文选》、《为了幸福,干杯》《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李笠翁曲话》《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国艺术家辞典》《田汉戏曲选》等戏剧书籍。《八品官》获1982年全国农村读物二等奖,《周贻白戏选论文选》获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获建国50周年文化部科研成果一等奖等。

将军诗人吕绍堂

远望五台赞韩君，
挥师卫边着功勋。
古来将才虽多是，
雄振天山有几人。

【人物生平】

吕绍堂，1932年10月生，河南省浚县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军职专职委员、中共第十三届中纪委委员，诗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半个多世纪一直生活战斗在大西北。先后任师文工队创作组组长，乌鲁木齐军区《战胜报》社副总编辑、副社长，政治部秘书长，兰州军区纪委军职专职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198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
50年代初发表作品，诗作入选多部诗集和专集出版。代表作有长诗《依沙克》、《向太阳》，组诗《巡逻队的歌》、《芦花集》和古体诗词集《轩辕黄帝颂》、《西部风》。其反映中国西部改革新貌及人文景观的120首古体诗词被作为第四届中国艺术节“陇原风情诗词书画展”命题诗，经全国140余名著名书画家创作展出后，在国内获广泛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甘肃日报》、《西安晚报》、《西北军事文学》等报刊均以“将军诗人”为题刊载专访和作品评介文章，甘肃电视台编播专题片，介绍其人其诗。获奖戏剧作品有《棉花会》、《心连心》、《兵妹子》（与人合作）。其中《兵妹子》获第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纪念中国话剧90年新剧目交流演出编剧奖、国家文化部第八届文华奖特别奖、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98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提名奖。

个人自述

韩 荣
我从1946年2月1日入伍，至1986年离休，在革命部队整整40年。期间我当过宣传员、参谋、 股长、团参谋长、军区作战部科长、副部长、四师师长等职务。先后受过多次嘉奖，荣获三等功、二等功各1次，被授予团先进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北京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优秀学员荣誉称号。曾获得解放奖章、解放西北人民功臣章、解放华北纪念章。离休后，获得独立功勋荣誉章， 新疆工作40年工作荣誉章和记二等功、三等功臣章。1946年参军，经过华东文化干部学校学习后，分配到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独四旅宣传队，随部队由陕北进军到关中平原，参加了攻克石堡、韩城、 宜川等战斗，1947年底又参加了攻克运城的战斗。1948年在山西曲沃地区进行新式整军后，随部队西渡黄河，冒着大雪参加瓦子街战役。1948年又随部队参加攻克陕西关中重镇宝鸡、西府、王庄镇和永丰镇大捷等战役。1949年2月，第二纵队改称第二军，独四旅改称步兵第四师，我随部队参加解放西安和扶眉战役。1949年秋，响应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随部队向祖国西北大进军。我军乘胜追击，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跟随部队翻越祁连山，接连解放张掖、酒泉。1949年10月12日，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越沙漠，跨瀚海，冒严寒，浩浩荡荡挺进新疆，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
进疆后驻防喀什地区，边剿匪边开荒，进行了三年大生产。这一段时间，我们宣传队除深入连队 和战士实行“三同”外，积极参加屯垦戍边，还创作了很多反映部队生活的好节目，为英雄歌功颂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中心任务。
1953年部队进行整编，1955年，我由文艺战士改为军事参谋，刻苦学习毛主席和十大元帅的军事著作，苦练五大技术和战术，提高了军事水平。先后到甘肃天水步兵学校和北京军事学院学习，获得先进学员的荣誉称号。1964年全军开展军事训练大比武，我带领的夜间射击、投弹、战术三项比赛班，在新疆军区比赛中均获第一名，其中夜间射击在兰州军区比赛中也获第一名，取得了优异成绩。
我在职期间，先后七进七出西藏阿里高原，慰问边防部队，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参加西藏的民主改革，为藏族同胞修路等。
1972年调任新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开始搞人防、气象工作，当副部长后负责管空军和边防。我为改变边防站的建设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三百多个边防站，踏遍了三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为边防建设做出了应尽的贡献。
在作战部工作期间，我两次参加我国原子弹空爆试验，其中一次我带领全军军以上干部参观空爆, 一次我参加军区组织的四师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在核爆条件下的试演性演习。
1983年，我调回四师当师长后，组织了我师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两反”（反空降、反突袭）演习，受到了总参、总政首长的表扬。
四十多年来，我积极参加了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坚定，路线分明，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因为我是党培育成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
1985年，邓小平提出裁军一百万，新疆军区由大军区降格为二级军区，南、北、东疆军区撤消，步校由军级降为师级。又硬性规定野战部队正师级干部不得超过50岁。为响应小平同志号召，减轻军区负担，不给领导找麻烦，我写了三次要求离休的申请终获批准，就这样结束了我40年的军旅生涯。
一个人怎么对待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呢？我的座右铭就是“无声”——功无声、名无声，悄然来世逝无声。我的一生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有曲折坎坷，也有轰轰烈烈；有酸甜苦辣，也有快乐幸福；天下的苦吃尽，人间的福享够。我曾写过一首诗给我的一生做总结：
年少目睹倭寇侵，坚定救国勇从戎。
征战西北败蒋军, 万里驰骋战边城。
踏遍昆仑千里雪, 大漠垦荒稻麦丰。
七进阿里不惧苦, 开山筑路藏民兴。
昼歼叛匪忍炊断，夜宿高山寒气浓。
万炮齐鸣轰敌阵, 怒杀印军壮国魂；
两反”演习担重任，一代劲旅展雄风。
戎马一生白发染，暮年挥毫伴终生。

独四旅（四师）文艺宣传队

独四旅文艺宣传队曾经为部队的宣传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她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结束于和平时期。历史再久远也难以磨灭她的战斗光辉。

独四旅成立后，工作繁忙，要做的事情太多。直接参加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战斗异常频繁，更没有想到组织文艺宣传队。在"三查"运动中，有个别同志提意见:用文化艺术教育部队，提高阶级觉悟，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促进部队的优良作风。这引起了杨秀山的注意。于是，他与政治部主任曾光明同志交谈，认为部队文化生活很枯燥，旅政治部宣传科领导下的一个宣传组只有几个人，一般只能写一写标语，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加强政治工作，通过文艺形式宣传和教育部队和群众，决定在宣传组的基础上，成立文艺宣传队。于是，1948年2月，独四旅宣传队在山西新绛县成立。
原旅政治部主任彭德同志任十分区的地委书记。曾光明同他商量，请他从地方上选调几个懂行的同志来搞宣传队工作。于是，他选调了陈岗和麦苗两位同志到宣传队分别担任队长和指导员。
陈岗同志是十分区所在地绛州中学的语文教员、班主任。他是湖北天门人，从小喜欢文学，15岁就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受到敌人的追捕，辗转到山西参加新军工人自卫旅，任工人剧社社长，后入晋绥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绛州中学工作。
麦苗同志是绛州中学的音乐教员，谱曲、演唱是他的特长。麦苗带来了他的爱人李毅，还带来了一把二胡。这是宣传队唯一的乐器。
陈岗和麦苗是文艺宣传队的创建者，对宣传队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宣传队的人员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部队选调。解放区入伍的工农子弟中，有些有一定文化并爱好文艺的青年人,将他们吸收到宣传队，这样的人有十几个。
从解放战士中吸收有文化的青年人参加。在宜瓦战役中捉了许多俘虏，经过教育有一部分人参加了我军，从中挑选有文化的青年人参加宣传队。这类人员不多，这次吸收的大约有几个人。
从地方学校中招收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这是宣传队人员的主要来源。西府战役我军挺进关中，途经八百里秦川，在渭南、泾阳、武功、蔡家坡、宝鸡等地，都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和教师参军，其中有一批文艺爱好者被选调到宣传队。某县中学的音乐教师邓书田，带着他的妻子杜英华和妹妹邓书英参加了宣传队。武功农学院有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了宣传队。兰州解放后，部队进驻城里，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助产学校的学生王佩琴等六七位同志就是这时候参加宣传队的。
宣传队招收人员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常用的一个是演出时，特意给学校的学生送票，欢迎他们来看演出。来看演出的青年学生都是一些思想活跃的人，他们往往被演出内容所吸引，演出结束后，他们找到宣传队，与宣传队的同志一起热烈交谈。宣传队的同志趁此机会向他们宣传我军的宗旨和政策，介绍宣传队的情况，新式的军队和新式的戏剧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经过动员，他们自动参加宣传队，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王佩琴同志等一些青年学生看了演出后，受到邓书田同志一家人的现身说法,使她们当场定下决心参加宣传队。可是，刚刚解放的地方建设也急需这批学生，不准学生参军，助产学校已经被军管。王佩琴、石楚等同志毫不动摇，与先参军的邓书田同志约好接应，深夜里将衣物从学校里扔出围墙外,偷偷从豁口爬出来，转移到另一处地方，才参加了宣传队。可见宣传队对人才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特别是对那些青年学生。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宣传队是一座熔炉，在这里他们将得到新的锻炼和进步。宣传队也因为他们的加入而得到发展和提高。
宣传队是一支有成就的文艺轻骑队，她一直坚持为部队服务，为基层服务，为战士服务的宗旨。演出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有民歌联奏、二胡独奏、笛子独奏、打霸王鞭、说快板、独唱等等，有时演半个小时就是一台戏，大受指战员的欢迎，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
配合部队政治思想教育演出。如歌剧《白毛女》、《刘胡兰》、《兄妹开荒》等，这些当时在陕北以至大西北有着很大影响的剧目，宣传队都演出过。演出这些剧目，参演人员较 多，演唱水平要求较高，对道具等演出条件要求也高。这些对于较大的剧团来说并不太难，可对于一个师级宣传队来说，困难就比较大了。但是，宣传队的同志不怕困难，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居然能够演出，并获得了成功。其中《刘胡兰》《兄妹开荒》成为部队百看不厌的节目。
配合学习英模教育演出。这些演出大部分是自己编写的节目。如演出了《杨勇立功》、《歌唱杜立海》、《歌唱范绍通》等一批有影响的节目，将我师战斗英雄杜立海、范绍通 等一批英模人物的光辉形象搬上了舞台，宣传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部队。宣传队每次到连队演出，都要首先调查该连队英模人物的事迹，很快编成节目， 在晚会中第一个演出。这种形式很受指战员们的欢迎，因为被编成节目的内容都是发生在战士们身边的具体人和具体事，非常熟悉，所以感到十分亲切，鼓舞人心。宣传部队的先进人物的光荣事迹，和各种优良作风，教育和鼓舞干部战士，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干的，这种方法很及时，也很有针对性。四师宣传队保持和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
配合对解放战士（俘虏兵）的教育演出。根据我军的政策，每次战斗结束后，经过改造动员，都有大批的解放战士补充到我们部队。这些解放战士大都是穷苦人出身，许多人有一部血泪家史。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宣传队编写和演出了《穷人恨》、《血泪仇》等节目，这些节目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行，揭示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深深地打动了解放战士的心，提高了他们为穷人翻身解放进行战斗的觉悟。此外，还有反映我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官兵平等，团结友爱的节目，同样受到解放战士的欢迎。
到新疆后，配合大生产运动演出。如《王玉兰》等，就是讲的劳动模范的故事。配合地方减租反霸演出。这些演出大部分也是自己编写的节目。配合形势教育演出。主要是编排一些活报剧，将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反映出来。这是一种生动活泼的演出形式，深受战士们的欢迎。
宣传队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们每次演出，都受到部队指战员和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只要听说晚上有宣传队来演出，人们早早就盼着天黑。演出时，台上台下融成一体。台上的演员全身心地进入角色，声情并茂地演戏。台下的观众，常常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担心，为剧中的情节所感动。有时有的同志甚至忘了这是在演戏，为剧中人的不幸要报仇。演出《刘胡兰》时，战士们既为刘胡兰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更对杀害刘胡兰烈士的敌人"大胡子连长"痛恨无比。当演到敌人"大胡子连长"杀害刘胡兰时，有个战士取出手榴弹，就要拉火向台上的"大胡子连长"扔去，幸亏被及时制止，才没有造成事故。从此，为了防止战士们的冲动,在演出《刘胡兰》《穷人恨》等节目之前，部队都给战士们打了招呼。即使这样，听说后来饰演敌人"大胡子 连长"的演员还是被战士用刺刀刺伤了腿。可见宣传队的同志凭着出色的演技将敌人的残暴演活了，真正达到了宣传教育、激发广大官兵阶级觉悟的目的。
在"诉苦三查"运动中，各单位诉苦讲出了许多苦难:被反动阶级地主和保甲长残酷剥削迫害，被打死、饿死、冻死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有些连队设置灵堂，祭奠死难的亲人，以这种方式进行阶级教育。文艺宣传队把这些内容编为剧本，搬上舞台演出，效果很好，影响很大。广大指战员深受教育，加深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许多人看戏生情, 痛哭流涕。特别是给解放战士演出，效果非常好，唤起了他们为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觉悟。
1949年10月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在酒泉会晤新疆陶峙岳等起义部队的将领，商谈解放军进军新疆和起义部队按解放军制度改编时，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特地命令四师宣传队前往酒泉演出。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宣传队的同志发扬连续作战、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按时赶到酒泉，来不及休息一下，立即装搭舞台，精心化妆， 认真准备，努力完成了以"一定要解放新疆"为中心的文艺演出，受到了彭总和起义部队将领的赞扬。在演出中还有这样一段插曲，当演出《兄妹开荒》时，主唱演员登台看到台下坐着彭老总，一下子就紧张了，张口就唱错了，将第二段当作第一段来唱，熟悉剧情的彭老总当然也听出唱错了。演出结束，彭总陪同起义部队将领上台接见演员，当他走到那个唱错的演员跟前时，拍了拍那个演员的脑袋风趣地说:小鬼莫怕，小鬼莫怕嘛。实际上彭总对演出很满意，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部队进军新疆，宣传队沿途给起义部队演出，演出的内容主要是反映我军官兵平等，对起义部队教育很大。在喀什，杨秀山陪同起义部队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观看宣传队的演出。这位师长是云南宝山人，过去当过军长。他完被演出的节目内容吸引住了，对新鲜的内容和新颖的形式赞叹不已，以至杨秀山同他交谈，他竟顾不上说话。看完演出后，他高兴地说:新式部队新气象，这样的戏很耐看，能教育部队，教育老百姓。后来他请宣传队到他的部队轮流演出，大受欢迎。
宣传队跟随部队远征，同作战部队一样具备了顽强的优良作风。部队走到哪里，宣传队也走到哪里，有时部队奔袭一天一夜，走100多里，宣传队同样一步不少地走过来了。他们之中有的才十四五岁，行军时怕掉队，怕走错路，一个拉着一个走。遇到过河，就手拉着手过去。不论是在行军路上，还是在战斗的前沿阵地，都有宣传队进行宣传鼓动的身影。行军沿途刷写标语，到了宿营地，他们不顾一天行军的疲劳，演出文艺节目，搞得热火朝天!
宣传队的女同志就更困难了，他们除了同男同志一样 行军演出外，还有生理上的特殊问题。但是，她们不叫苦，总是默默地忍受痛苦，高高兴兴地完成任务。
曾经有这样一幅照片：一群年轻的女战士身穿棉衣棉裤，背着鼓鼓的干粮袋和挎包，挎包带上系着搪瓷缸子，迎着漫天风沙，英姿飒爽地行进在挺进新疆的茫茫戈壁滩上……这幅照片后来曾被广泛使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影响很大的世界妇女大会，其印制精美的宣传画册，封面就是这幅照片。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四师宣传队当年进军新疆的真实记录。40多年后的一天，健在的原宣传队的同志仍然记忆犹新地认出照片中的应亚捷、方青、黄汝珍……
10月的新疆，已是严寒季节。茫茫戈壁一望无际，没有人烟，遇到大风天，飞沙走石。宣传队的同志们互相鼓励着，顽强地前进。有些刚入伍不久的新同志没有经验，绑腿打得不紧，走着走着，突然松开了，被狂风一吹，脱落下来老长 停下来重新绑好，又赶紧追赶队伍。戈壁滩几十里或几百里没有人烟，没有植被，无遮无拦，女同志要方便时，她们只能自动地围成一圈遮挡。有一次，有个入伍不久的女同志不习惯，自己离开队伍去远处，结果狂风将大衣刮跑了，人越追越远，大衣没有追回来，又急又气，尿在裤子里，两条裤腿冻成了冰，很窘迫，但在大家的安慰和帮助下，她擦干了眼泪， 又坚强地跟着队伍前进了。
进军新疆条件十分困难，由于长时间不能洗澡，每个人身上都长了虱子。杨秀山鼓励大家说:"这是革命的虱子，不用怕。"宣传队的不少女同志参军之前家里条件不错，有的还相当富裕，她们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但经过革命队伍的教育锻炼，面对这样的困难，都忍受过来了。她们为了演戏，都留着长头发，这样一来，虱子更多了。有一次，到了宿营地，看到一个水塘，水面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她们砸开冰面，在冰窟窿里洗头。头皮麻木了，手指冻僵了，一出水头发立刻结成冰条。尽管冻得够呛，但大家都为洗掉了头上的虱子感到高兴。 演英雄学英雄，这是四师宣传队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们和战斗部队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目睹耳闻英模人的壮举，熟悉战士们的生活。他们常常被英雄们的先进事迹所感动，为战士们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所震撼。崇敬英雄，歌颂英雄，为战士服务，为打胜仗服务，是他们编写剧本，演出节目的精神动力。壶梯山战斗打响之前，陈岗同志在前沿阵地遇到一位营长。这位营长高兴地说:"等打下壶梯山，再看你们演戏。"可是，他俩刚刚分手离开走不多远，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这位营长当场牺牲了。他没有等到胜利、看到宣传队的演出，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活着的战友们英勇战斗，打下了壶梯山，歼灭了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陈岗根据部队的英雄事迹，很快写出了《壶梯山战斗》的说唱节目，在部队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几十年后，当陈岗回忆起那位牺牲的营长时，依然被深深地感动着，悲伤得泪流满面，他说："那位营长牺牲了，许多战友牺牲了，他们都是值得歌颂的无名英雄。首先是他们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然后我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剧本。"
著名作家杜鹏程曾经为四师宣传队写过一个剧本，名字叫《屋檐下》，内容是反映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宿营不扰民的故事。这个剧本是根据部队发生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这样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宣传队里。行军半夜里到了宿营地，又是下雨天，大家的衣服都淋湿了，又冻又饿，但是没有一个人敲门扰民，而是静悄悄地在老乡家的屋檐下休息，直到天亮，等老百姓开门，才联系进屋住宿。遵守群众纪律，是部队的自觉行动，也是宣传队的自觉行动。
　　 宣传队不但为宣传和教育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文艺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人才。在他们当中，有的后来成为文艺界的骨干和知名人士，有的成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如文工队队长陈岗同志，解放后曾任天山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后来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当导演，曾导演过《两代人》《铁窗烈火》等有影响的影片。麦苗同志任新疆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田歌同志解放后任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著作颇丰，成为有成就的作曲家。打霸王鞭的小鬼韩荣同志，后来曾任四师师长，成为这支有光荣历史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当年是小演员的吕绍堂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一手拿枪，一手创作，先后写下陇原风情诗120多首，被人们誉为"将军诗人"。
　　以上由许汾玉摘录整理供稿 左：韩 荣

　　年少辞家干革命

韩 荣
小时候，我家很穷困，父母亲劳累因过度成疾无钱治病，在我五岁至七岁期间，先后去世。记事起，就记得日子很苦，苦到什么程度？有两件事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在街上扫马粪，洗出粪里未消化的包谷料和黑豆煮着吃。第二件是发水灾后，我到水里捞高粮穗回来煮着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河北冀中平原是实行“三光政策”的重点地区，离我们家门口一百多米就是日本炮楼。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怎样残害中国人的情形，他们放狼狗吞食儿童做游戏；他们用中国活人做刺杀、射击的靶子；他们让人举石滚子，举起后将手砍断，名曰：练滚绣球;他们叫人爬梯子，爬到半截将梯子抽掉， 把人摔死，这叫猴练爬杆;他们把中国人捆成一排， 用刀一个个把头砍掉，说是练东洋刀法，真是惨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我大哥、二哥都投奔了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我一个人在家实在无法生活，于1946年2月被迫背井离乡。
1946年2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毫无目的地跑出了家门，不知道往哪里去？ 身上分文未有，只穿了一身破烂的旧棉衣，肚子饿了就跑到别人家要点吃的，天黑了就在人家屋檐下睡觉。在外边东转西转了几天，突然想起我二哥在晋察冀兵工厂，我就去投奔我二哥。在二哥处叫我当勤务员，干了不到一年，兵工厂转移，因为我年龄小跟不上部队，就把我介绍到一二O师京剧团去了。京剧团是个新成立的单位，河北老乡很多，有男有女，有老的，也有很多小兵，任务就是学京戏，还要演出。教我们学戏的老师姓蒋，他很喜欢我。开始练基功，每天吊嗓子（就是练音阶，尽量往高里唱）。当时我的嗓子音很高，有一次老师的配音京胡弦都拉断了。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高兴地说: “这下可找到角了”（就是演戏当主角的意思）。在以后的学习中，我学了很多戏，如《三娘教子》，我当老薛保；《搜孤救孤》，我当程婴；《南阳关》我当武生，都是主角。演出的时候跑龙套的都是年龄大、个头也高的，只有中间的我是个小个子。在京剧团认识了很多战友，如李中元、张引弟、张藏等。可惜的是这种生活过的不长，只一年多，又出现了转折。因为京剧团领导犯了错误，剧团解散了。给我们年龄小的发路费回家，年龄大的补充到了部队。我们和李中元、张引弟等很多老乡一块回了家。
回家后也呆不住，东跑西颠找事干。刚好又碰上文化干部学校在我们这个地区招学员，我们就一块报名了，经过简单的文化考试，我们就被录取了。当时校长是二纵六旅政治部主任黄明，他说我们学校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不会去西北，更不会过黄河。河北人最怕过黄河，就下决心入校了。谁知入校第二天就开赴山西的山沟里集训。每天都是学毛主席著作，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过一段时间学习，思想确实提高了不少。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知道了为什么当兵，为谁当兵基本道理。可以这样说，文化干部学校是我启蒙教育的课堂，是我开始走向革命征途的启明灯。
1948年6月黄明校长带领全部学员转移西进，我随部队坐羊皮筏子连夜渡黄河，当时还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冒着生命的危险渡过去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受枪林弹雨的实战考验。过了黄河，校长又动员：“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我们学校要毕业分配了。要到部队去，也就是以后的二军四师政治部宣传队。

　　演出感动彭老总

韩 荣
从1948年10月到1954年4月，将近6年时间没变地方，都是在宣传队工作。这6年期间经历了挺进大西北、解放新疆、卫疆戍边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我主要做了哪些事情，完成了哪些任务呢？
行军作战鼓舞斗志（宣传鼓动）。我到四师时，刚好是部队在陕西韩城、朝邑等地区作战、来回拉锯时期。每天就是行军作战，退退进进，走走打打，非常艰苦。这些地区都是大沟，一上一下十几里，有的是几十里。为了保障部队走的动，行的快，我们天天为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每天我们提前一个 小时出发，走在部队前面，找个部队必须经过的好地形，敲锣打鼓，边扭边唱，打竹板表扬好人好事， 鼓舞部队士气。有次在朝邑县地区作战，我被派去前沿阵地配合主攻班向敌人喊话做宣传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前沿战斗。晚上主攻班离敌人前沿只有一百多米。我的任务是拿喇叭筒向敌人喊话，宣传我们的政策, 如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可是在阵前喊话是很危险的，只要你一喊，敌人就向你打一阵枪。你喊一次他就向你打一次，子弹就向你身边飞过。我第一次在前沿做这个工作，心理很害怕，有时两腿都发软。就在我鼓起勇气准备向敌人喊话时，没想到正赶上我们旅政委曾光明来主攻班视察，他见我在那里喊话就对我说：“小鬼，小心枪子。”.他故意在吓我，我看到政委都来了，反倒不怕了，只怕政委说我是胆小鬼，喊的声音一次比一次洪亮，政委高兴地在旁边鼓掌。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政委的表扬。以后搞宣传鼓动工作，无论是在前沿，还是在最危险的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有一次，在陕西渭河南固市镇，部队休息，我们就利用了一个小舞台为战士们演出。正在演出时，敌人飞机来了，直接向我们俯冲射击，我们便很快散开。当时我见一个记者，把头钻进舞台前的一个小洞内，屁股撅得高高的，很危险。我拍拍他的屁股说：“这样只顾脑袋不顾身子不行，快跟我一块疏散。”我把他拉起来走进胡同，敌人的飞机一排扫射，一颗子弹从我下额擦边而过，低头一看胸前都是血。我负了点轻伤，但救了那位记者。那位记者就是以后写小说《保卫延安》的作家杜鹏程。

1984年9月，杜鹏程又来到部队，我们回忆起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后来他在 《新疆日报》发表了一篇《边疆军营一瞥》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写到：“我心情激动地回忆起往事：那时的小韩才十几岁，在西北解放战争中，我们有不少时间一块行军，一块学习，一个锅里搅稀粥，直到进军至帕米尔高原。他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的。 这三十年，他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奋斗，艰苦备战，经过现代化战争的指挥训练，训练成一位有经验，有学识的老练的军事指挥员了。”
部队行军作战，我们就搞宣传鼓动。部队休整训练，我们就排练节目巡回演出。6年时间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无数，紧紧配合了部队的任务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如战争期间演的《血泪仇》、《士兵恨》，很多解放战士看了这些剧，很快就提高了觉悟，知道为谁打仗，拿起枪就向蒋匪军开火，战争中表现非常勇敢，有的立功有的受奖。我觉得我们最成功的一次演出，就是1949年9月在酒泉为新疆和平解放谈判代表团的演出。这次演出是政治性的任务，彭德怀老总和原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均来观看。当时二军、六军有很多文艺团体，为什么叫我们为谈判代表团演出呢？因为我们代表了部队情绪，部队的要求。所以我们那次演出特别卖力，特别成功。当我们唱到《一定要解放新疆》《打新疆》时，我们歌咏指挥麦苗激动地把指挥棒甩到舞台下去了。高兴的彭德怀老总首先起立带头鼓掌，演出结束后彭老总握着我们的手说：“演的非常好，感谢你们。”陶峙岳司令说：“新疆和平解放了，进疆后再不要唱打新疆了。”
战争时期我们紧跟形势，配合队部训练取得很大成绩。进疆后我也演了很多戏，如为了防止部队进城腐败，演出《钢铁战士》。为配合维吾尔族土地改革，我们用维语演出了大型民族歌舞剧《血恨》, 观众反映非常强烈。1959年我创作了小舞剧《水池旁》，在新疆军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获得三等奖。
进军大西北有一支歌很有鼓舞性，我们天天唱, 歌词是：挺进！挺进！向渭北、向西安、向大关中平原上大进军！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多年来受着灾难与苦痛，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去解放他们。上起刺刀勇猛向前进，挑死害人的哈屎坏种。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帮助穷人大翻身。
在关中拉锯战过程中，我有两次冒险的经历。一次是在陕西大荔县，半夜部队全部转移，忘了通知我们宣传队。天亮我们起来，发现很多穿马褂的人，也有穿国民党军装的士兵。一看就知道坏了，一定是和国民党军队住在一起了。我们很快组织转移，刚一出城，就被国民党发现了。他们开枪射击，并向我们追击，我当时在武装班，任务就是掩护转移。我们边打边撤，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我们队有两个人牺牲。正在危急之时，师派侦察连来接应了，才避免了这场灾难。另一次是在陕西朝邑县（现属大荔县）王家庄附近地区，我们正在吃饭，敌人进村了。离国民党部队只有几百米，我们扔掉饭碗马上转移，刚跑出村口，敌人发现了我们，就开枪射击。我们又是边撤边打，掩护转移。还好，我们主力部队听到枪声，派分队回头接应，掩护我们追上了部队。国民党军也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不敢盲目追击。
战争年代，我认识了王震司令员的警卫员卢布斗同志，而且是无话不说的好战友。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跟随王司令员，担负着保卫首长安全的责任。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司令员一往情深。我从他的口中，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战争故事。在西府战役中，为完成彭德怀司令员布下的口袋战，我们一个营抗击敌人一个师的兵力，伤亡惨重。王震司令员为了保证主力形成口袋之势，亲临防御阵地指挥, 在枪林弹雨中，亲自参战。布斗同志多次劝说首长转移，撤到指挥所，王司令员就是不听。布斗抱起司令员就往后撤，司令员边蹬边骂：“你他妈的，回去我枪毙你。”卢布斗同志说：“好，只要你安全回去，你枪毙我也行。”就这样把王司令员从火线抢下来。我和卢布斗在交谈中他还给我讲了两个小故事，非常幽默乐观，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有天夜里，王震司令员在研究作战方案，时间很晚了，大概有12点多，肚子很饿。当时又没什么特殊的供应，王司令员就去伙房找吃的。他发现盘子里有小米饭锅巴，拿起来就吃。谁知让炊事班老班长发现了，误以为是什么人来偷吃呢！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拳打脚踢，黑糊糊地谁也认不清谁。 司令员说：“是我。”老班长说：“打的就是你。”最后司令员说：“我是王大胡子。”这下可把炊事员吓坏了，忙给司令员赔礼道歉。司令员哈哈大笑：“你道什么歉哟，是我偷吃锅巴不对嘛！你警惕性这么高还应该受表扬呢。”
部队住在酒泉，司令员住在一家茅草房，房子里只有一个小炕，只能睡下一个人，司令员就睡在这间小屋内。警卫员卢布斗为保障首长的安全，就睡在小房门口。到半夜司令员要小便，出了门就尿， 刚好尿到卢布斗的头上。卢布斗睡的迷迷糊糊，他还以为是下雨了，就说了声：“天气好好的，怎么突然下开雨了。”司令员一听是警卫员的声音，就说：“你怎么不在屋里睡，却在门口睡，赶快给我滚进去。” 卢布斗就从门外睡到屋内。

　　进军新疆奏凯歌

韩 荣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9月29日，四师到达玉门地区，准备进军新疆。10月1日四师在玉门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10月10日，第一兵团在酒泉举行进疆誓师大会，王震司令员宣读向新疆进军的命令。二、六军多路纵队齐头并进，开始了浩浩荡荡挺进新疆的大进军。10月12日，四师从甘肃玉门出发，踏上挺进新疆的征途。步兵11团为四师前卫团，我们宣传队配属给11团，担任前卫营的宣传工作。

10月13日，我们乘第一辆汽车开进哈密，路两边挤满欢迎的群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宣传队也在车上敲锣打鼓，齐声唱歌，进城后还下车扭秧歌，和哈密人民一起欢庆解放军进入哈密。

谁也没想到，驻哈密国民党起义部队中少数顽固分子伺机暴乱，他们把部队全部撤离县城，埋伏在周围山地的有利地形，把大营房、小营房都让给我们住，企图利用夜间，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情况下，对我进行突然袭击。但我师团领导警惕性很高，根本就没有住他们指定的住处，而是集中隐蔽在周围的有利地形，对他们进行反包围。我师后梯队赶到后，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宣传队也一夜未眠，轮流站岗放哨。敌人看到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没敢动手，我们就这样通过了哈密。

挺进新疆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历程。军部调拨给四师400辆汽车，由于旧车太多，车况不好，经常抛锚，掉队出奇，加上保养检查指挥不当，经常发生翻车事故。指战员们编了个顺口流：“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停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经过努力，克服许多意想不到困难，往返几次，把部队运到焉耆后，除留少部分车辆运送师山炮营和师、团大行李的汽车外，其余车辆返回军部，支援兄弟部队使用，四师改为步行向喀什进军。

我们每人身背两条布袋，一条干粮袋， 一条米面袋，还要背武器弹药、背包等单兵装备，全身负重五十多斤，每天行程一百里左右，最多一天可走一百二十里。虽我们物资装备条件差，但士气很高，都有一定要把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的决心。

我们经过鄯善、库车、拜城、阿克苏等地都遭到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少数顽固分子阻挠刁难。拜城不让我们进城，库车国民党起义部队乘我们进驻前抢老百姓东西。当我们部队第二天从库车出发时，老百姓跪在大街上不让我们走，我们只得停止前进。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场景，就是当场把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个营的武器全部收缴，把他们抢老百姓的东西，放在大广场让老百姓认领，归还老百姓。当我们再次出发时，群众高兴地呼喊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还把哈密瓜、鸡蛋送给我们。

我们沿途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做好民族群众工作。我们边走边写大标语，边走边唱歌，边走边说快板。到每个城市、村庄，就分组给群众做工作。白天行军很累，脚上打好多泡，但还是要坚持，并且乐在其中。

1949年11月26日，四师途经哈密、吐鲁番、焉耆、轮台、阿克苏等十余县县城，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历时44天，到达喀什。至此，四师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的历史任务。

生产建设立新功

韩 荣

1949年底进驻喀什。1949年12月5日　毛泽东主席颁发《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二军积极响应，从1950年开春起进行开荒生产。我们宣传队也不例外，在喀什的四十里栏杆开荒，每人每天硬指标开八分田。工具就是一把砍土镘（一种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铁制农具），天不亮就开始出工，天漆黑才收工，两头不见太阳。每人手上都是血泡，我也一样，挖地时就找点烂布条把手裹上。 因为开荒任务从上到下、从男到女人人都得参加， 我们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同志，每天早晨也是背着筐子拾粪，同我们一样劳作。当时我们的任务是种棉花，当棉花成熟时，看见一朵一朵的白花，高兴得睡不着觉。我们有了棉花，就自己做鞋、缝棉衣、絮被子，我就是这个时候学会了针线活，纳的鞋底又快又好， 别人一天纳一双，我能纳一双半，曾多次受到表扬。 在开荒生产的同时，为了改变我们的居住条件，就抽时间打土坯盖房子。我打土坯时，端起斗子小跑步，每天能完成500块，累到打完土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脸也不洗就躺下睡觉的程度。吃饭一次吃了14个大包子，真是能吃能干呀。当时就是一个想法，用行动减轻人民负担。

那几年，我们除了完成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的任务外，还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深入部队、深入基层，实现与战士 “五同”的要求。（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

1952年我到莎车，深入到十团炮兵营，和战士们一起生产。有一天，晚上正在睡觉，突然刮起了狂风，把我们睡觉的帐篷吹跑了。风力特别大，满天黄沙，几十公分粗的树都能连根拔起，我们醒了以后，都乖乖地爬在地上，沙子把我们都埋住了也不敢乱动。天亮风停，每个人都从被沙子埋着的地下爬出来，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了，只露着头互相傻笑。营里紧急集合号响了，我们拿着小圆锹赶快跑到地里集合，看见一片片刚长出的棉花苗被沙子埋住了，老营长流着泪说：“同志们，你们都看见了，我们辛辛苦苦种的棉花被风沙给埋住了，如不一棵一棵把苗刨出来，我们一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我们“八二三”的指标也就落空了。”（“八二三”指标是每人每年生产粮食平均823斤的任务）大家听了老营长的简短动员，立即投入到抢救棉苗的任务中。我一点也不甘落后，用双手一棵棵的把幼苗给挖出来，小心翼翼地还不敢碰坏。一边干还一边给别人做鼓动工作，加油！加油！就这样我们连续干了几天几夜，一亩亩绿油油的棉苗终于得救了，大家高兴地说：“人定能胜天”！

1953年，我和李振波、田歌深入边防，到阿里高原给边防哨所巡回演出。那时的边防哨所条件极差，哨所都设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一年四季见不到蔬菜，战士们吃的副食全靠各种罐头。我们去哨所，开始坐了3天汽车，后又改骑马，骑牦牛，骑骆驼。因为没有公路，只是一条山涧小道， 还要翻过几个达坂。我记得翻赛里牙克达坂时， 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路上都是厚厚的一层冰，冰如镜面光滑无比，路旁是几十米高的悬崖。我们无法通过，只得把骆驼驼的咸盐和粮食撒在路上，垫在脚下慢慢行走。现在汽车走三、四天的路，我们行走了半个多月。我们克服了严寒、缺氧、高山反应、疾病等困难，终于到达了三十里营房、黑卡、天文点等哨卡。

到哨卡后，我们一边深入体会战士的生活，一边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成小节目，如快板、歌曲、 快书、诗歌等，给他们巡回演出。一个人也演，两个人也唱，三个人也舞，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我们的行动也感动了守卡战友，他们的英雄事迹也感动了我们。边防战士们对我们反映很好，返回宣传队后，师政治部给我记了二等功，发了奖，还给家里寄了喜报。

　　军训比武夺冠军

韩 荣

195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疆部队大整编，进疆的第二军、第六军，除组成国防四师外，全部转为生产建设兵团。国防四师师部由原二军四师师部组成，国防四师十一团、十二团部分人员归入十团；五师转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部分人员充实到四师十一团，六军第十七师转为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部分人员充实到四师十二团。二军炮团部分人员归入到四师炮团。我们四师宣传队改编为国防四师文工队，贯彻“歌舞为主”的方针，提倡“一专三会八能”。1955年我们文工队撤消了编制。当时文工队主力在北疆演出，我们几个搞创作的留在师里深入部队。就这样在师里的仍留在国防部队，主力在北疆就地解散重新分配工作，一部分同志转入新疆军区文工团。文工队解散后，我便开始了新的征途，从文艺工作转为军事工作。当时对文工队解散还有点想不通，说路走对了，门进错了。从这次转变之后直到离休，我的工作再没多大变化，只是职务的调整而已。
部队整编为国防军后，当时执行的一切条令都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包括装备、勤务、训练 纲要等等，都按正规化的要求来建设部队。我从前搞文化工作，现在转为搞军事，等于是白手起家，什么都不懂，都得从零开始。好在我这个人有毅力，有恒心。我下了几年的功夫，把军队各种条令都背熟了。把毛主席军事著作反复读了几遍，重点的文字都能熟背。把列宁、斯大林和外国一些军事家的著作也看了。还研究了一些古代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等。我还看了我国十大元帅的军事论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背得烂熟。通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军事理论知识有了很大提高。
只有理论不懂战术、技术是不行的。我又全身心投入练战术、练技术。深入部队摸爬滚打。部队工作紧张，我见缝插针挤时间自已苦练。为了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我腿、膝盖、手肘都磨出老茧。练战术不知磨破了多少套军装。有一次练持枪跳铁丝网时，我的裤子被铁丝挂破，腿上划了一道很深的伤口。练撑杆跳五米宽的战壕时，我掉进五米多深的坑内被摔伤。为练五大技术 和单兵战术，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我终于掌握了基本的战术、技术要领，也能给部队做示范动作，具备了指导部队的能力。
1964年全军开展军事训练大比武，团里决定由我组织带队参加，经过我精心选拔和严格训练，我带的夜间射击班、单兵战术班、战术班、投弹班在新疆军区比赛中均获第一名。夜间射击班在兰州军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正准备参加全军比赛时，大比武停止了，我们载誉返回部队，受到了部队领导的好评。
经过这次大比武，我的战术、技术水平又有了一次飞跃，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深造负重任

韩 荣
1960年从西藏阿里剿匪回来，领导决定让我去甘肃天水步兵学校学习。我很高兴，深知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培养。I960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人们生活物资很匮乏，什么都要实行票证供应。粮食有粮票，棉花有棉花票、食油有油票，甚至买饼干都要粮票。部队稍好一些，但也是供不应求，吃不饱的现象也是有的。天水步校是培养团以上军官的地方，步校建设照搬苏联模式，住房一百多人一间，伙食也是几百人一个灶，吃大锅饭。晚上睡不好觉，一个人夜间有行动，大家就都惊醒了。吃饭有定量，肚子填不饱。训练强度很大，体力消耗太大，训练场上经常有人晕倒，我们参谋队八班就好几个浮肿病人。我也一样感到饥饿，有天夜间我们搞训练回来，饿的实在扛不住了，就跑到菜地偷萝卜吃。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仍然完成了学习任务，受到天水步校的嘉奖。返回部队以后，就由军务股调到作训股当股长。
1978年，我从新疆军区作战部到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北京军事学院也就是国防大学的前身，为我军最高军事学府，是培养师以上干部的地方。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阶段。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军事训练被迫停止，单纯军事观点受到批判，军事技术、战术、战略思想也被破掉，一套新的建军思想尚未形成，就在这个时候让我去学习，那真是如鱼得水。
军事学院条件很好，各方面都有保障。我抓紧一切有利时机，争分夺秒地学习。在校期间，聆听了一些老师的讲话，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使我深受鼓舞，深刻理解了我军未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学习了很多军事条例、条令和军事著作，还看了军委很多有关未来战争的作战设想。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明确了未来作战的企图。通过各种沙盘演练、电脑推演，学会了未来作战的打法。在军事学院不但学了军事、政治，就是身体也练的又强又壮。我们45岁以上的学员比赛五公里长跑，有几百人参加，我得了第二名。由于我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表现突出，完成了几篇论文，成绩显著，几次受到队里表扬。在1979年7月毕业时，军事学院评我为先进学员，发了奖状和喜报。原本军事学院要我留校当教官，新疆军区不同意，干部部长专门去学校做工作，叫我回去，说作战部副部长任命已经下了，这样我就返回军区任职。

　　七进阿里高原

韩 荣
阿里——地理上是属于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地区。实际上是归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辖，军事上长期以来就属于新疆军区。
阿里是世界屋脊之屋脊，有3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以上，一年四季处于高寒气候，没有夏季和春季。那里空气稀薄，雪山纵横，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可以说是最艰苦的地方。
新疆和平解放后，1950年8月1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解放军第二军以独立骑兵师1团1连组建进藏先遣连，挺进阿里地区。先期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执行“侦察情况、发动群众”的先遣任务。全连136名官兵，踏上从未有人走过的天路，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冒着高山缺氧、气候寒冷、雪盲、没有盐和粮食蔬菜、失去生命的危险，用生命和意志谱写了和平解放阿里的壮丽史诗。先遣连进去136人，有63名英烈倒在了那里，被毛主席称为“盖世英雄”的连队，1951年1月30日，西北军区决定授予先遣连“进藏先遣英雄连”荣誉称号，并全员荣立一等功。整建制连队每人荣立一等功，这是我军史册上唯一的一次。该连文书严克勤（新疆军区作者）写了一本书《藏北凯歌》，记叙了这个连队在阿里的英雄事迹。
从1953年到1983年，我七次进出阿里，每次都有不同感悟。1953年进阿里，是为边防哨所战士演出；第二次是1957年，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起慰问边防哨所人员；1960年两次进阿里剿匪；第五次是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第六次是1963年参加师组织的参谋人员勘察作战地形；第七次是1983年到阿里检查十二团为阿里人民修公路的情况。七进七出阿里，是我一生难忘经历，魂牵梦绕，刻骨铭心。
1953年第一次进阿里是为边防战士演出，前面已经叙述。1957年进阿里慰问，走的是1953年走的路，去的是1953年去的哨所。最感人最难忘的要算1960年先后两次进藏剿匪。1960年西藏达赖喇嘛叛乱，我团在卢德义政委的率领下进藏剿匪平叛。
这次进藏我们全部乘车，车辆都是从地方征集来的。因为接到军区作战命令距出发时间只有24个小时，我们司令部分4 个小组，分别在4个主要汽车路交叉路口拦车，不管地方的什么车都全部卸车，连人带车到连队编队。这是军区、自治区共同下达的指示，所以几十辆车二十几个小时全部到位，部队按规定时间准时出发。
乘车进藏比过去骑马进藏应该是进步多了，但天有不测风云。部队到达黑卡达坂准备宿营，正在搭帐篷时，突然西南方上空飘来了一片黑云，倾刻乌云密布，遮住了阳光，浓雾顿时笼罩大地，使人喘不过来气来。一会就来人报告，部队已死亡十多人，病倒一百多人。卫生队十几顶帐篷躺的满满的。当时我也觉得头晕气短胸闷，亲眼看到一位战士端着脸盆取水，嘴里唱着《我是一个兵》……突然一声咳就倒下，再没起来。当时部队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团党委号召全团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与大自然恶劣气候斗。共产党员要带头“吃饭”，因为人们都吃不下饭；要带头睡觉，因为高山反应强烈睡不着觉；要带头执行勤务，因伤病员多，减员多，站岗放哨都落在共产党员身上。我作为一个军人、共产党员，带头响应党委号召，坚守工作岗位，检查、指挥部队，履行我应尽的职责。经过一昼夜的努力，除死亡人员、伤病员外，第二天我们提前出发，通过了“黑卡”鬼门关。这就是我们与瘴气进行的一次“战斗”。
西藏剿匪与其它地方作战不同的特点，就是有两大敌人：一是气候恶劣，山高缺氧、冰雪严寒。二是叛匪。这两大敌人最难征服的就是第一个。空气稀薄使人喘不上气来，走几步就要大呼吸，胸闷头疼，使人坐卧不宁。我们行军时身上还要背七十多斤重的东西（小雨布、皮大衣、小棉被、水壶干粮、武器弹药等）。开始行军时，我们1个小时只能走3里路，经过半个多月适应性练习，也才能走五六里路，比山下少走一半。高山作战不但人不适应，武器弹药都不适应。由于空气稀薄，各种武器射弹偏高，就是子弹打的低飞的高命中率明显偏低，特等射手也打不准。步兵炮兵都一样，由于气候寒冷，各种武器不滑动，喷火器不喷火，各种武器打不响，等于火力失灵。这样人走不动，各种火器失灵，就等于失去了战斗力，部队怎能打仗？部队针对实际情况，适时开展大练兵，我们司令部主要研究解决了各种武器射击偏高的瞄准点技术理论问题，和各种武器如何通过保温来保障发挥武器的正常性能。通过我们反复研究试验，终于找到和形成了一套高原作战的技术、战术经验，保障了剿匪任务的完成。
再就是衣食住行。高原寒冷，一年四季温度都在摄氏零下20～40度之间，吃饭就是很大的问题。人是铁，饭是钢，吃不好就不能保障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战斗力就不强。当时部队装备差，没有保温车、冷冻车，更没有保鲜车。一年四季吃不上蔬菜，只能吃各种罐头。由于高原缺氧，开水烧不开，看着水冒泡沸腾了，但水温很低，面条放进锅里就煮成了糊糊，馍蒸不熟，米煮不成饭。那个年代没有高压锅，每个班一个小行军锅。燃料更困难，阿里地区找不到一棵树，没有木材，烧水做饭全靠捡牛粪。在这种情况下行军作战，部队伤病员增加，战斗力减弱。在党委正确领导下，我们发动群众研究解决这个困难。向当地群众学习，学会了用酥油和面在石板上烤饼，又好吃又富有营养。烧水做饭用温度表测温，延长做饭时间，就这样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人人都有高山反映，睡眠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再加上宿营条件太差，要提高休息质量是很困难的。我们平常睡觉主要靠自己背的一块雨布，两个人一组，一块雨布支成帐篷，一块雨布铺在地下，一人还有一块小毛毡往地下一铺，然后穿好绒衣、棉衣、毛皮鞋，再把皮大衣一盖，就在冰天雪地里过夜了。我两次上山执行任务，一年没脱过衣服，没有洗过澡，满身都是虱子。
高原生活就是这样，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没有怨言，指战员的情绪都十分高涨。我们侦察连有次执行追击叛匪的任务，断粮7天7夜，全靠打山上的老鼠维持生命。7天7夜没吃盐，返回部队时，个个模样都变了，脸像哈密瓜，裂口横一道竖一道，嘴唇、眼睛肿的如桃一般大，脸黑的比非州人还黑，张开嘴只有牙齿是白的，但基本都松动了，只能连续十来天喝稀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在海拔六千多米的达坂上追击叛匪，过强的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

还有一次是我们行军，宿营后轮到我给机关领导做饭。夜间熬稀饭，不小心把烧火的牛粪掉进锅里。大家早晨起来后要吃饭，吃过饭还要长途行军。王玉祥参谋长第一个起来问我，韩股长饭做好了没有，我说好了，今天饭熬的时间最长，最好喝。卢德义政委有趣地说，韩股长是咱们轮流做饭技术最好的一个。我说开饭了，大家拿着勺子从锅里舀稀饭。我把罐头分给大家，大家又说又笑地吃了一顿早餐。我没喝稀饭，因为知道里面有牛粪。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喝，我说肚子有点难受，就偷偷地喝了几口水，吃了点压缩饼干。行军到了目的地后，我才问大家稀饭好喝吗？有没有特殊味道？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味道，很好喝”。我才给他们说出真相，里面掉进块牛粪。大家说：“好家伙，给我们吃粪还不说，看我们怎么收拾你。”我说：“给你们说了，稀饭就剩下了，你们饿着肚子行军，任务怎么完成？”
第二个敌人就是叛匪。剿匪与其它作战有很多不同的特点，一是匪民难分。叛匪和老百姓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都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样风俗，难以辨认。二是我明匪暗。也就是说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三是我生匪熟。是说叛匪生在高原长在高原，熟悉那里的地形，习惯那里的生活。我则人生地不熟，生活又不习惯。所以对他有利的因素很多。但我们有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部队装备比他们强，又有全体指战员丰富的作战经验，战胜叛匪是绝对有把握的。
我们部队剿匪的第一仗在库比河地区打响。库比河东西走向，四周环山，南可通印度。当我们部队行至离库比河一百多里路时，师里命令我团加速前进，要求拂晓前必须抢占通往印度的山口，防止叛匪向国外逃窜。我们指挥所分析了部队当前形势，在地图上研究了完成任务的方法，大家都一致认为：部队行军一天没有休息，很疲劳，还有两天的路程要一天完成，确实难度较大。卢政委指示部队停止前进，各营营长、教导员迅速来团指挥所。卢政委简明扼要地作了动员，参谋长下达了各营的任务，行军路线和要占领的位置。最后一句话就是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各营连也都作了动员，下达了开进命令。
卢政委和团领导都配备马，平时行军他们把马让给病号骑，或者给别人驮东西，他们和我们同甘共苦。这次开始行军，他们都骑上了马，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步行紧跟。走了两个多小时，后边就向前传口令：“行军速度太快，后面有掉队的”，政委听到后边传的口令，立即下达命令，向后传：“鼓起精神，加速前进。”几个小时后，后面又传口令说：“后面发生病号很多。”政委看看表说：“向后传，死了的算了，没死的跟上。”速度更加快了。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小跑步前进，天亮前终于有三分之一的人赶到了指定位置，抢占了山口，堵住了正在逃窜的叛匪。拂晓发起总攻，人员这时也基本到齐了。战斗打响后，不到两个小时，全歼叛匪三千多人，缴获牛、羊、马十万多头（只），圆满完成了阻击围歼任务，受到了军区通报嘉奖。这一仗给人印象深的，就是体现了一个指挥员的决心。
第一仗打完，部队稍作修整，以后又打了几仗。最后一战是活捉叛匪格拉松。那天夜里下着大雪，零下42度。我身上穿着绒衣、棉衣、皮大衣、毛皮鞋、皮帽子，还觉得像没穿衣裳一样、冻得直打哆嗦，彻夜未眠。我被加强到三营，三营营长段长金担任活捉叛匪首领格拉松的指挥任务。他深思很久，说要捉格拉松我们必须轻装前进，身上除携带武器弹药外，其它全部留营房后运。我认为他的想法很好，就迅速传达轻装前进。天亮前我们赶到了格拉松的阵地，活捉了格拉松，剿匪作战宣告结束。剿匪任务结束后，我们奉命返回莎车军营。当部队进城时。受到了党政军民十多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热泪盈眶。
　　回部队才休息了几天，王玉祥参谋长又点名带我重返阿里高原，协助友邻部队11师搞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前，实行的是“政教合一”下的封建农奴制，千百年来广大西藏人民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是附属于的农奴主的农奴和奴隶。西藏上层分为两大派别：一是达赖喇嘛，是顽固派，主张西藏独立，势力比较雄厚；二是班禅额尔德尼，是进步派，主张改革，拥护中央领导，但势力范围较小。几千年沿袭的奴隶社会制度，要进行民主改革，真是一件翻天覆地大事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于1960年8月又第二次进藏。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我踏遍了阿里3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走遍了所有县镇。我和群众一个帐篷吃，一个帐篷住。学习民族习惯，了解群众疾苦，结识了很多藏民朋友。经过几个月艰辛努力，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在兄弟部队支持下，我团较好的完成了西藏民主改革任务。
1963年，我又重新返回西藏阿里高原，沿中印边界作战线进行全线勘察，修改地图，修定未来作战方案。我们所到之处都未发现什么变化，一片和平景象。
回忆起西藏阿里剿匪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我心里有两件事难以忘怀。一件是一位排长和两位战士押送俘虏被害之事。3个人送俘虏，因为不懂藏语，在押送途中被突然暴乱的13个匪徒活活残害。土匪把他们皮剥光，眼珠子挖出来，生殖器割掉，真是惨不忍睹。几十年过去了，一回想起来，我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第二件事是我们工兵连一个排在海拔六千多米高的喜玛拉雅山设伏， 连续一天一夜蹲在挖好的冰坑里，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吃一把雪，为了不暴露目标，也无法出来活动。任务完成后，一个排有17位干部战士被截肢成了残疾人。他们没有怨言，什么条件也没提，领了残疾证，就返乡务农了。想起他们，我们这些健康活着的人怎么不心酸。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我们十团工兵连战士罗光燮，用自己的身体滚响地雷，为了部队进攻开辟了一条通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和剿匪中，很多指战员光荣牺牲，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可歌可泣的事迹数不胜数。
1983年，时隔20年，我又重返阿里高原。这时的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阿里二十多年的变化很大。道路交通有很大改善，边防站之间通了公路。居住条件和环境也起了很大变化，边防哨卡都有了蔬菜大棚，生活有了绝对保障，无论到那里都有菜吃，有房住。只有一样没有变，那就是高原缺氧，冰天雪地，气候多变。
　　这次进阿里主要是检查我们师十二团为阿里人民修建公路桥梁的情况。部队连续两年进阿里修路，为保障工程质量，我带一个工作组，上山督促检查。山上部队驻地分散，我一个连一个连的看望部队，我一段路一段路的检查工程质量，凡是部队修的路我都跑遍了。检查后我很满意，部队又给阿里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年终总结时，给十二团荣记集体三等功。
　　七进七出阿里高原，对我人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包括身体、思想，对我自身成长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七进七出阿里高原的情景，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检查十二团修建公路桥梁工程质量时的讲话照片。

中印边界扬国威

韩 荣
1959年 3月22日，印方突然提出对我方12•5 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拥有主权，遭我方拒绝。8月23日、10月21日，印方相继制造“朗久事件”“空喀山口事件”，入侵我方领土，攻击我边防巡逻队，挑起武装争端。为表示和谈诚意，中方单方面停止在我侧区域的巡逻，但印方却错误地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并推行逐步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在边界西段地区，至1962年10月20日止，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侵略据点；有的据点甚至建的我方哨所后面，形成 “犬牙交错”的状况。
1962年，我又进西藏阿里高原，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在相持阶段期间，中央军委派来一位后勤部的将军，我陪同将军一起来到前线，在我们硬八连阵地，他亲眼看到了两件感人的事。一是看到我们执勤站哨不是站着，而是爬着。将军问我们的战士：“你为什么爬在地下站哨？”战士回答：“为了祖国的名誉，因为我身上的棉衣外表布都磨烂了，露出里面棉花套，怕印军看到我军人仪表不整，影响我们国家的名誉。”将军抱着战士哭了。当场表态：“我们的部队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物质条件还这么差，我回去马上向军委汇报，立即解决。”第二件事是我们有一位战士正在站哨，印方过来两个军人故意寻衅闹事。用刺刀尖指着我们战士的鼻子、耳朵，逼我们战士往后退。我们的战士笔直地挺立着，心不跳、眼不眨，决不后退。将军问战士：“你为什么不还手？”战士说：“为了和平，为了执行我军不开第一枪的指示。”将军说：“那你为什么不后退？”战士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领土完整，死也绝不后退半步。”将军紧紧握着战士的手说：“谢谢你们，党中央、毛主席相信你们。”
中印边界分东、中、西三段，我们属于西段。10月以来，印方在东、中、西各段发起多次挑衅事件，打死打伤我战士多人。我们极度愤慨，但仍服从命令听指挥，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10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全线反击的命令，我们接到命令后，全线向印军进行反击。短短几天，突破了第一、第二线防御，进入敌人纵深，印军节节败退。驻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外国使馆纷纷转移，外电报道说我军不日即可攻占新德里。正当我们乘胜追击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迅速后撤二十公里。当时我们想不通，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连夜撤回。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1963年，我又重新返回西藏阿里高原，沿中印边界作战线进行全线勘察，修改地图，修定未来作战方案。我们所到之处都未发现什么变化，一片和平景象。
回忆起西藏阿里剿匪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我心里有两件事难以忘怀。一件是一位排长和两位战士押送俘虏被害之事。3个人送俘虏，因为不懂藏语，在押送途中被突然暴乱的13个匪徒活活残害。土匪把他们皮剥光，眼珠子挖出来，生殖器割掉，真是惨不忍睹。几十年过去了，一回想起来，我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第二件事是我们工兵连一个排在海拔六千多米高的喜玛拉雅山设伏， 连续一天一夜蹲在挖好的冰坑里，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吃一把雪，为了不暴露目标，也无法出来活动。任务完成后，一个排有17位干部战士被截肢成了残疾人。他们没有怨言，什么条件也没提，领了残疾证，就返乡务农了。想起他们，我们这些健康活着的人怎么不心酸。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我们十团工兵连战士罗光燮，用自己的身体滚响地雷，为了部队进攻开辟了一条通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和剿匪中，很多指战员光荣牺牲，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可歌可泣的事迹数不胜数。

踏遍昆仑千里雪

韩 荣
我在乌鲁木齐军区作战部当副部长时，分工负责管边防、空军。新疆边防线很长，与8个国家接壤、有3000多公里沿线设站300多个。我接任时，这些边防站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和原苏联相比相差极大。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铁列克提事件。在当年8月13日西北边陲的铁列克提战斗中，中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38人牺牲，包括3名记者。“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央军委对边防工作非常重视，下决心要把边防站建设成世界一流的防护墙。中央军委每年下拨相当数量的经费。为了搞好边防建设，不辜负中央军委对边防建设的关心，把所拨的经费用在实处，用在点子上，不抛撒，不浪费。我几年如一日深入基层， 横跨天山，穿越大沙漠，跑遍300多个边防站，跑遍新疆全部县城。有车就乘车，没车就骑马，没马就步行。反反复复，一趟不行两趟，有的站去了七、八次。最艰苦、最远、道路最难通行的阿勒泰军分区红山嘴，南疆最远、海拨最高的红其拉甫边防站，都跑了几次。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哨站都重新建设了营房、会晤室、蔬菜大棚、太阳能浴室等生活设施。同时也构筑了观察哨楼，地下工事，防护铁丝网，修建了巡逻道路以及站和站之间的交通道路，重新装修了国门。现在的边防站，可以说是面貌焕然一新。比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强多了。 真正实现了坚强的防御体系，形成了几千公里的铜墙铁壁。
我这个人命大，和我一起参军的，经过战争的洗礼、磨练，剩下无几了。战争年代我也负过两次伤，一次是额下，一次是腿上，但子弹都没打中要害，只要再深一点也就光荣了。进疆部队分散，我东奔西跑，穿梭于天山南北，离不开坐车。我乘车前后四次发生车祸。第一次是深入部队途中后轮胎掉了，车拖地跑了一百多米慢慢翻车，但没有伤亡。第二次是到北疆勘察地形，沿途都是冰路，车在转弯时司机踩刹车急了点，车就地飞速转了几圈翻车了。我受了一点轻伤。第三次是检查乌鲁木齐市人防工程，天黑了路冰如镜，不小心撞在人家前面大卡车后面，车撞坏了，驾驶员和我都受了伤。第四次在北京军事学院接新疆运来的东西，乘车至丰台附近，驾驶员为了躲避迎面来的车辆，方向盘猛向左打，撞在水泥电线杆上，把我从前面车窗甩出去，掉进路边五米深的沟内。我当场昏迷，被送进了空军医院抢救，经过急救我慢慢醒了，才知道负了重伤，养了一个多月，直到现在还留下神经痛的后遗症。但总算抢救及时，生命没有危险。
在军区作战部我分管空军和边防。所以坐飞机比较多。那时我们坐的飞机都是前苏联的，款式比较旧，年代比较久，质量较差。有两次乘飞机出事故。一次是降落时起落架无法展开，降落不了。最后迫降冲出跑道，但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一次是从兰州起飞返回新疆途中飞机发动机坏了一个。单发动机飞行很危险，机上人员很乱，我一面给机组人员做工作，让他们尽量沉着气，努力排除故障，想办法安全降落，一面给乘机人员做工作，不要乱，要保持好秩序。另外叫每人写了一份遗言空投下去, 以防万一。在危急迫降时，经过震动，有故障的发动机重新启动了，我们的心情才稳定下来。长呼了一口气，总算又活着回来了，真是死里逃生呀。

　　“两反”演习军旅增辉

韩 荣
1983年，我时任陆军第4师师长。当年，我师参加了乌鲁木齐军区组织的反空降、反空袭试验性演习（简称“两反”演习）。这次演习是当时我师历史上规模最大、加强配属部队兵器最多、演习时间最长、参观范围最广、级别最高、安全最好、评价也是最佳的一次演习。
演习中，我师参加5个团、12个营、62个连队，出动各型车522辆，各种大口径火炮92门，坦克装甲65辆，加强配属炮兵师1个团，空降师1个团， 歼击师1个团，还参加了各种地面保障部队。这次演习共参加1万多人，各型汽车1200多辆，各类飞机38架次。
演习部队从6月7日进场，9月13日正式演习，9月18日撤离，前后3个半月。演习先后10次修改实施方案，进行了5次兵种合练，3次军兵种合练。合练、预演、正式演习3次，组织了军队、地方党政机关参观。参观人员达3万多人次，其中军以上干部268人。
这次演习获得成功后，乌鲁木齐军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授予我师“雄风犹在，劲旅增辉”的锦旗，得到了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徐信、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谦的高度评价，总政拍了电影，军区制作了记录片。军区还为我师步兵第10团、坦克团和 11团3营记集体三等功。
1.蚂蚁啃骨头 再硬也得啃
反空降演习是那个时代陆军部队的新课题，参演部队多、要求高、任务重、难度大。军区司令员萧全夫、第一政委王恩茂、政委谭友林都作了重要指示，要求部队要以打硬仗、打恶仗的拼命精神来完成这次演习。
根据军区党委“标准要高，要求要严，工作要细，经费要省，效果要好”的20字方针，师党委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落实部署，一致认为军区把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师，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 困难再多、任务再艰巨也要完成。党委每个成员一一表态，决心要发扬我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敢打硬拼的精神，即便在紧张的训练中掉几斤肉，在炎热的戈壁滩上烧掉一层皮，也要把这次演习搞好。 党委提出“苦战一百天，攻下演习关”的口号。这么大的演习经费开支很大，军区拨款23万元，只够解决炸药的钱。根据预算，部队演习经费最低也得 69万元，于是师党委决定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不足部分用师、团家底补充，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演习搞好。由于师党委“一班人”思想统一，认识一致，决心很大，各级部队迅速展开了从上到下，由党内到党外，从机关到基层，从广大指战员到职工家属的大动员、大讨论，在很短的时间内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从而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掀起 比、帮、带、献的活动，保证书、请战书像雪片一 样纷纷向师党委送来，为完成演习任务打好了思想 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2.失败是成功之母
部队经过43天的反复演练，于7月20日进行了空降军兵种第一次合练。军区萧司令员、谭政委等首长亲临现场视察。这次合练最初的目的是为反空降演练定案。合练结束后，军区首长和我们师领导一起座谈，肯定了部队情绪旺盛、作风纪律好等优点，也指出了很多重要问题，如部队主攻方向的 选择，军兵种的配合，战术思想的体现，参观点的位置等。从领导们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次预演很不满意，个别领导甚至很严肃地说：“如果你师完成任务有困难，现在更换部队还来得及。”
一个部队不仅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更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我们立即召开师党委会统一思想认识，一致认为军区首长的批评是搞好演习的动力，气可鼓不可泄，失败是成功之母。会后，按党委分工，由政委郭培德抓部队的思想工作，我抓演习方案的修改。我组织师机关立即安排计划，修改演习方案，重新选点，确立主攻方向，确定参观位置。师机关经过7个昼夜的连续奋战终于拿出了新方案。7天7夜难得一憩，师司令部三分之一的同志累病了，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我是在病床上打着吊针审阅方案的。演习方案确定后，我组织各团团长、参谋长、作训科（股）长及参加演习的军兵种负责同志开会讨论演习方案。大家集思广益，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可贵的建议，为进一步完善修改预案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演习方案，证明了我们指挥机关的谋划效率和部队执行力，体现了我们司令部熟练的业务能力。空降兵一位副军长在参加研究修改方案时说：“我们配属过很多军师的空降演习，但没遇到过这么强的司令部指挥机关。演习方案报上去后，军区机关和领导同志慎重研究后立即批复，同意方案。实践证明，修改后的演习方案是成功的。
为了提高全师指战员对陆军师反空降演习的认识“从理论上解决反空降的有关问题，我集中精力编写了一本《陆军师反空降百题问答》的书，约10万字，分发部队学习。这为搞好这次演习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配合了演习方案的完成。
3.指挥员必须当机立断
反空降正式演习，军区原定在9月12日进行，因为天气影响而无法按时展开，风太大，伞兵无法完成跳伞任务，不得不延期进行。据气象保障站报告：13日仍是大风天气，还不能如期演习，怎么办？我接到通知后，坐卧不安，因为我知道：上万名将士正待命在阵地上，30多个山头埋着10万多个炸点，但凡下了小雨炸药就会失去威力；目前1个营的兵力分散在演习区各个路口执行着警戒任务；1个加强通信营配置在各演习点保障着通讯联系。推迟一天演习就要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实现13日的演习计划，我立即派出了前线气象观察组，昼夜不断地在阵地观察，要求每半小时上报一次气象情况。 12日夜，气象组22时、23时、24时连续报告演习场无风，气象符合演习条件，我听了很高兴。根据我在演习场数十天的实地观察，只要当日刮了大风，次日上午一般都没风。我亲自给军区刘海清副司令员报告，刘副司令员严肃地说：“老韩，这可涉及到千军万马的调动问题，你们能保证明天上午没风， 能按计划演习？ ”我说：“能保证”。刘副司令员说:“好！我和军区领导、机关商量一下，随后通知你们。”没到1个小时，刘副司令员就来电话：“同意你的意见，演习按计划进行，由你们通知参演部队，由军区连夜通知参观人员”。
我和机关的同志一夜没睡，通知了参演部队做好演习的准备。次日8时，部队按计划进行演习。演习刚结束，狂风骤起。总参首长高兴地说：“刘副司令员你真是活诸葛，能掐会算，演习也结束了，风也来了。”刘副司令员谦虚地说：“这是4师师长韩荣同志的建议。”
4.百日安全无事故
“两反”演习是在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不含飞机活动面积）进行的。演习场有山头30多个，横跨2条公路，纵跨1条铁路干线、2条公路干线， 场内有8个村庄，另外还有很多零散的居民点，演习时要移民、断路、清场，光警戒就要1个营的兵力，而各主要路口还要请地方公安民警配合。
这次演习的特点是实兵、实弹。空降伞兵1个营，空中支援发射导弹，掩护步兵冲击，各种火炮摧毁目标，坦克射击等都是实弹。特别是有一个在实弹掩护下步兵营的进攻演习课目，炮弹从村庄、铁路、公路、参观人员、战斗部队头顶上空呼啸而过，如果在时间上有分毫的误差，如果有一发炮弹 哑弹、炸药雷管哑炮等处理不净，也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参演部队有各种车辆数千辆，参观人员用车也有几百辆。这些车不停地穿梭于演习场，仅我们师 车辆行程就200多万公里。这么大规模的演习，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做到没有伤亡一人，没有发生一起车祸，没有损坏一件武器装备，军区萧司令员高度称赞到“这是百日安全无事故创造了奇迹”。王恩茂政委说：“这体现了我们部队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百日安全无事故原因何在？根本在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在于全体指战员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在于有严密的组织和铁一般的纪律，在于各级指挥员有较高的责任心，在于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的保障。记得有一次合练后，我带着司令部的同志跑遍了设炸点的大小山头，检查是否将未爆炸药和 雷管捡干净，是否将哑弹排除销毁，检查后发现有3个山头没处理干净，我亲自捡回雷管几十个，炸药几公斤。回来就立即召开现场会，对失职失责的指挥员进行批评教育，从此增强了各级指挥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副师长李怀恩对炮兵射击使用的实弹都逐发检查、标记、封存，使用时才开箱。车辆管理开始缺乏经验，流动量较大，发现问题后很快建立了演习场车辆管理规定，严格了批准权限，建立了营连在驻地设卡，师、团在各道路口设哨的制度，有力地控制了车辆的流动，杜绝了各种车辆事故的发生，保障了演习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师因此受到了总参、军区的表扬，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5.力量的源泉
我师这次演习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力量从哪里来？我感到是来自党的关怀、上级领导的亲临指导，来自上级机关的帮助，来自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来自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
演练、演习期间，来我师的各级工作组、慰问团127个，其中有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有总参副总长徐信、总政副主任朱云谦，有我国著名画家、书法家费新我、沈林如等，有小说《保卫延安》作者杜鹏程，还有乌鲁木齐军区、自治区主要领导等。他们的到来，给广大参演官兵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部队进场刚2天，军区和自治区领导就带庞大的慰问团到驻地进行慰问，萧司令员、谭政委亲自动员讲话。在多次合练、预演过程中还亲临现场指导，军区机关深入部队长期帮助修改方案，具体指导排练。
部队在演习过程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率代表团冒雨看望部队，并表扬我师是“一支信得过的部队，过得硬的部队。”
首长们的关怀，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部队在30多摄氏度高温的戈壁滩上，精练苦练，衣服磨破了，皮肤磨肿了，没有一个人叫疼叫苦。老画家、书法家看了部队的行动都感动的热泪盈眶，挥笔吟诗作画。费新我说：“听不完的壮丽凯歌，说不出的激动情怀，画不尽的战斗风采。 杜重如作诗:
“天山千里翔风疾，戎衣卷霜冽旌旗，战士横枪寒光碧，百战英名垂青史。”又云：“边塞关河远，大漠尘沙溟，连营兵威壮，百战系安危。”段东战赠四师：“南北征战数十年，换得神州艳阳天，曾垦陕西南泥湾，忽来新疆戈壁滩，钢铁连队胜钢铁，勇往直前更向前，万里探望子弟兵，感谢勇士守边关”。 沈林如挥笔泼墨一口气画了8幅画，有《众志成城守边疆》《壁垒森严若金汤》《军民团结奔四化》《振兴中华着鞭忙》等。8位老画家、老作家共画画、写诗24幅（篇）。著名作家杜鹏程还在《新疆日报》 发表文章赞扬这次“两反”演习。

演习阅兵结束后，总参徐副总长和总政朱副主任在讲话中对这次演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次是成功的演习，为全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称赞我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过得硬的部队，军区和自治区授予我师“雄风犹在，劲旅增辉”的锦旗。（ 1998年9月）

组织参观核试验

韩 荣

　　

我在军区作战部工作期间，曾两次组织参观我国原子弹空爆。一次是1976年中量级空爆，我负责组织四师实兵演习。这是我国第一次试验原子弹带实兵演习，部队更没有实兵演习经验。部队接受任务后，认真组织学习了原子弹空爆有关知识，提前进入演习地区熟悉地形情况。在进入演习地和硕后， 部队吃了很多苦，那里蚊子特别多，大的像小蜻蜓，拉屎尿尿离不了扇子。所以部队吃不好、睡不好，每天还要在炎热戈壁滩上摸爬滚打训练十几个小时。 特别难受的是戴防毒面具、穿防护衣进行战斗，经常出现战士昏倒。有一次戴面具冲击，我也头昏眼花倒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训练持续半个多月。10、9、8、7、6、5、4、3、2、1、0,起爆，原子弹成功爆破了。部队全体隐蔽卧倒，躲过闪光、冲击波， 开始了向敌方冲击、突破，通过污染地区，追击， 消除污染，顺利圆满完成了演习任务，没有一人伤亡。

第二次是重量级原子弹核弹空爆，我负责组织全军军以上干部和新疆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参观。这次空爆，当量最高，也是最后一次空爆。几百辆小车开赴和硕基地，1000多人观看。这次空爆是飞机投掷，当量为100多万吨，我组织所有人在距爆破中心40多公里处等待参观。每人都发墨镜、防毒面具和防护衣。
我们静静地等待。只听一声命令：“起爆。”飞机投下了核弹，紧接着就是一片白光，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眼睛觉得有点疼，满脸发烧。几秒钟后，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火球，蘑菇状滚滚开花，非常壮观。接着就是强烈的冲击波猛烈的冲击。冲击波过后，我们接到进入爆破区参观的指示。大家乘车前进，边走边往两边看由远至近的试验结果。有各种装备如飞机、大炮、枪支、弹药；也有各种动物如 牛、马、猴、猫等；也有各种食品 还有些东西在工事内隐蔽着；也有半隐半漏的，也有全暴露的。还有各种工事，有深有浅，有大有小。这些试验品 和工事，主要是看原子弹爆破后受损的情况。空爆一个小时后，我们深入到空爆中心，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深挖工事内的各种试验品，让代表们大开眼界，一致感到核弹的威力确实大，是一种毁灭性的武器，也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和我军的强大。这次空爆影响面很大，六、七百公里内都产生了震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有的窗户玻璃都震碎了。我和代表对这次参观非常满意，这么多人参加，没发生任何事故。同时还参观了很早以前小当量地下爆炸的现场。通过参观，代表们开阔了眼界、长了知识、鼓足了干劲、增强了信心。我也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

政治运动经磨练

韩 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疆和平解放，我们进驻喀什，为了接受李自成进北京后腐败的教训，毛主席党中央发布了全国全党开展“一打三反”的运动。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场运动深入人心，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不打击反革命，政权不能稳定；不搞“三反”，我们党夺取的政权就可能丢掉。当时刚解放，人们都很穷，王震司令员又规定几年不发工资，工资节约下来给新疆人民建工厂。所以乌鲁木齐几家大的国营企业都以八一取名，像八一炼钢厂、八一拖拉机厂等等， 就是用全体指战员工资盖起来的。“三反”运动的开 展为我国恢复生产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打好了基础。我当时年纪很小，很单纯，亲眼看到开大会公开批判那些小老虎、中老虎、大老虎（我记得当时是以银元为标准，贪污1元以上为小老虎，贪污50元以上为中老虎，贪污100元以上为大老虎），大老虎是要枪毙的。我积极参加“三反”，深受教育，我一生廉洁不染，与这次启蒙教育有很大关系，“三反”运动为我一生廉洁打好了思想基础。
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是我亲身经历的又一次大的整风运动。“反右倾”开始主要是针对少数人的右派言论，运动越深入越扩大化，最后把很多敢讲真话、办实事的人都戴上了右派帽子，就连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将军也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还说他的万言书是反毛主席、党中央 的。我深刻体会到从反右之后我国经济建设走向极左路线：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异想天开的要在中国提前实现共产主义。我在此次运动中虽然有些不同的想法，但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反右倾斗争。还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大炼钢铁，进山挖煤，自己炼铁。结果国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炼出的铁也不能用，是人力物力的大浪费。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号召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十年大乱。多少领导人和干部群众含怨而去，多少人因双方武斗而丧命。我们国家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党内不正常的生活使各种法律失效。结果被“四人帮”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军队没有开展“四大”，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但由于社会的影响，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各级领导办学习班开展批评，进干校集中转弯调向，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那时的许多做法，对人的精神是一种刺激。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什么人人跳忠字舞，什么语录不离手，搞红海洋把室内室外全用 红色写满画满。这些我都积极的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是我们党历来犯的最主要的错误，也是影响最大的错误。“四人帮”的垮台，是全国人民意志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阶段，回忆起来有三点：一是1967年1月12日新疆石河子市生产 建设兵团总部发生了 “武斗事件”，当时叫“12•6” 反革命事件，对立两派双方均有伤亡。我率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奉命进驻石河子，制止武斗，防止再继 续发生流血伤亡事件，做两派的工作，调查研究处理。我们进驻石河子后，遵循两不准原则（骂不准开口，打不准动手），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当时群众对立情绪非常严重，加之“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地方都受全国形势的影响，部队也不能左右。在驻石河子后，又连续发生几起开枪武斗事件，我几次带部队深入到两派之间劝说停火。有一次夜间我乘车去制止武斗，通过一个小桥时，遭到一方子弹的射击，打穿了玻璃，但没有伤人。我们加速冲了过去，指挥我们部队从两派之间向外靠近，逐步接近群众，说服他们停止射击，各方派代表谈判。 经过一天一夜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群众，停止了武斗。我们在石河子住了两年多，除担负制止武斗稳定形势外，还要负责保护军区前指首长和机关的安全，当时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担任前指挥。
1968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告急，我们又从石河子返回乌鲁木齐，和我团主力一起担负乌市的支左任务，同时担负保卫新疆军区机关及首长的安全。我们刚返回乌市就遇到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军区办公大楼，我们派部队层层拦阻都被冲垮，待群众冲到四层楼时，中央军委下了指示，为了保护国家的军事机密，为了保障军队的正常指挥，采取一切措施也要把群众拦阻，不准群众进入四层楼。根据军委指示，我们首先采取对空鸣枪的行动，然后抓捕带头闹事的人，终于制止了群众的冲击。
第二件事是部队参加支左。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队分散到各大单位，接替各单位已瘫痪的领导，成立临时革委会。由军队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工作的重点就是做两派的思想工作。这次支左 工作持续了好几年。
第三件事就是文革后期，我们部队撤出各支左点，我去北京空军学院参加培训学习。

照片说明：摄于1953年上阿里边防前，右1韩荣、右2为10团8连连长、相片下方正中为作曲家田歌。

领袖（首长）接见暖心房

韩 荣 1959年党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全体文艺工作者

1959年6月11日12时15分，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全军文艺会演工作者，并和我们一起照了相。

我们代表军区业余文艺工作者去北京参加全军文艺会演，会演期间最大的希望和理想就是能见到毛主席。1959年6月11日 12时15分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的革命家，从中南海办公室走了出来，我们的心立刻沸腾起来，几千名优秀的文艺战士不约而同唱起了《东方红》。毛主席向我们招手，炯炯目光像春天普照万物的太阳，慢慢地撒落在我们的身上，顿时我们身上觉得暖洋洋，心里觉得亮堂堂，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那沸腾激动的人海中，健步向我们走来，一步步靠近。他是那样庄严、慈祥。他停住了，好像在回忆什么？是不是回忆长征时的文艺战士，艰苦的岁月，怎么战斗，怎样成长？我们嗓子喊哑了，手掌拍肿了，汗水湿透了衣服，眼泪不住淌，我们一点也不觉手疼，只是感到幸福。毛主席坐在中间和我们合影留念。退场时他发现有一个女同志只顾击掌，把自己手里拿的东西掉了。毛主席走到女同志跟前和她握握手，然后把掉的东西拾起来给她。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看郭沫若写的话剧《蔡文姬》的说明书。毛主席看了看说明书，对郭沫若说：“这是你写的？”郭老说：“是呀！主席，该给曹操作个结论了。”毛主席说：“不急，辩一辩好，说不定有两个真理。”引起大家一阵笑声。一刻钟过去了，毛主席向我们招手告别。毛主席回到中南海办公室， 但我们还在激动，毛主席的接见给我们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1969年5月19日18时35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次接见。这次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的主要对象是“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保守集中在北京空军学院转弯调向新疆班的全体同志，这段历史也是很难忘的。十年浩劫，是祖国的悲惨，也是个人的苦难。在空军学院我们没有自由，不准出门，不准给外面打电话，不准给家人和朋友写信。好的一点就是军队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以没有被批斗、打骂、体罚。

　　

1977年5月2日，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全国人防会议代表，对我们边疆开会人员很照顾，照相时排在中央前三排，和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元帅、李先念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这是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次被接见，我们非常高兴。 赵紫阳总理亲临部队，冒着大雨进行视察。

1983年8月19日，赵紫阳总理亲临部队，冒着大雨进行视察。赵总理下车后和我握手，我用雨衣给他遮雨，进帐篷后与我们师的领导亲切交谈，问部队的历史情况，训练情况，生活情况，还问我有什么困难。座谈之后看望部队，冒雨看望了“喀拉昆仑硬八连”全体指战员，和全连一起照了相。 最后给大家讲话，要求部队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 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赵总理下车后和我握手 我用雨衣给他遮雨 进帐篷后与我们师的领导亲切交谈

1984年夏天，胡耀邦总书记到新疆视察工作。 胡耀邦总书记在机场和我握手 　　胡耀邦总书记与阿克苏地区党政军领导合影

到阿克苏地区时，我们和地委主要领导去迎接。原来安排我们自己的小车去，后因为胡总书记不要轰轰烈烈，小车都取消了，所有领导都乘面包车，共去了三辆小面包去迎接。胡总书记下车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晚上我们和胡总书记共进晚餐。由于地委领导对我们军队的关心，把我和政委编在胡总书记一桌。吃的都是新疆特产，烤羊肉串、抓饭、烤包、蒸包等，菜很简单，胡总书记吃得很高兴。第二天上午，胡总书记给团以上干部在市委礼堂做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讲了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讲了全国形势，讲了新疆发展的前途，听了非常受鼓舞。

　　贺龙元帅接见

　　我40年的革命生涯，几任党的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都见过。其中周恩来总理见的最多，10次以上。刘少奇和十大元帅都见过。我很幸运，我很幸福。

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指挥员, 完全靠党的培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王恩茂政委与地方领导同四师领导及12团连以上干部合影 王恩茂与四师领导及机关干部合影 新疆军区副司令王克与四师领导及机关干部合影 王恩茂、司马义.艾买提与四师团以上干部合影 总部、自治区、军区首长接见反空降演习部队团以上干部留影 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谭善和与师直营以上干部合影 兰州军区董副司令与师直领导及科以上干部合影 谭善和政委接见四师领导及师机关团以上干部合影 张德福副司令接见四师领导及师机关干部合影
韩 荣、郭培德同志陪同军委副总参谋长徐信看望部队指战员 与陈永贵副总理合影 新疆军区首长和十团领导合影 肖全福司令员、刘副司令员、段长金副司令员、王成帮副团长与师部部分科以上干部合影 与全国人民代表申纪兰合影 与申纪兰亲切交谈 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李正东合影

　　 回忆我的老战友——杜鹏程

韩 荣
我的老战友，全国著名老作家，小说《保卫延安》作者杜鹏程同志，1983年从西安回新疆探望部队，参观“两反”演习。
多年不见、万分激动，脑海里浮想联翩，一幕幕往事不断涌现出来。1949年初夏的一天，在陕西渭河南固市镇，部队休息，我们就利用一个小舞台为战士们演出。正在演出时，敌人飞机来了，直接向我们俯冲射击，我们便很快散开。当时我见一个记者，把头钻进舞台前的一个小洞内，屁股撅得高高的，很危险。我拍拍他的屁股说：“这样只顾脑袋不顾身子不行，快跟我一块疏散。”我把他拉起来走进胡同，敌人的飞机一排扫射，一颗子弹从我下额擦边而过，低头一看胸前都是血。我负了点轻伤，但救了那位记者。那位记者就是以后写小说《保卫延安》的作家杜鹏程。
期间我们匆匆相见，演习结束又匆匆离别。不久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悲痛万分，为了永久地怀念，我把他在新疆日报1983年9月23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边疆军营一瞥》打印出来，以表我的哀思……

《边疆军营一瞥》

不论你多大年纪，对故乡定会有永世难忘的依 恋之情。不论你多大年纪，对你战斗的部队也会有永世 难忘的热爱之情。
突然，我们置身于数千里之外的天山脚下，边疆美好的事物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吸引我全身心的却是这军营，这部队。我曾经是这支部队的一员，是它哺育了我，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战士。
这是演习场——像战争年代一样，师司令部、师政治部等均设在简陋的民房里。在这里，我们周围站满了师的领导干部，他们一个个精力充沛，勤奋质朴，而且都充满学习新事物的热情。战争年代，这个师的领导干部，大多是经过长征的名将，也有少数是抗日战争年代涌现的优秀军事人才，他们是 我的老师，是我的战友，是我生死与共的亲人。我对他们十分敬爱，十分熟悉，因而我才能把他们的面貌和心灵呈现在我描写战争的小小的作品中。我离开这支部队整整三十年了，但是相继担任这个部队领导职务的干部以及这部队的种种变动，我经常亲切地向远方来客询问 其中有不少老战友因公 到西安，我们曾多次促膝长谈。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名字，我全记得。他们含辛茹苦的经历和斗争， 我略知一二。可现在，我眼前站的这些对我十分亲热的领导干部，这么年轻，这么英俊，我却连一个也不认得。我说明了自己的心情，该师的韩师长爽朗地说：“你记得吗？ 1949年的夏初，我们进军到渭河边，在渭南固市镇附近敌机来袭，你爬倒时帽子丢落在地……”我们相顾大笑，而且我心情激动地回忆起往事：那时这小韩才十几岁，在西北解放战争中，我们有不少时间一块行军，一块儿学习，一个锅里搅稀稠，再到进军至帕米尔高原。他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的。这三十几年，他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英勇奋斗，艰苦备尝，经过现代化战争的指挥训练，锻炼成一位有经验、有学识的老练的军事指挥员了。
军队生活雷厉风行，我们交谈不到几分钟，韩师长和几位师的领导干部又让我上了车子，一阵风似地奔驰到戈壁滩上的一顶帐篷跟前，这是某团的指挥所。西北解放战争中，这个团就是我的家。当时，战火纷飞，可是我不管是到师、军、“野政”去工作，去开会，最后还是急急地赶回这个团。我忙着和他们一道儿行军打仗，我忙着和他们一块儿生活。当时我年轻幼稚，军事知识也浅薄，但是我热爱部队，热爱战士，热爱战斗生活。我暗暗下定决心，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中，一步也不离开这个团，把他的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战士，都变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就是有人阵亡了，我也要牢牢记住他们的壮烈行为。《保卫延安》一书中我写的那个团就和这个团有关联，到现在还全都能说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姓名和事迹。至于我塑造的战士王老虎， 便是该团二营六连的非凡的勇士，是西北战场上上至彭总、王震司令员，下至每个战士全都知晓的英雄人物。只是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人世，所以在作品中只写他负了重伤。其实王老虎在1947年8月初, 攻打榆林外围的三岔湾战斗中已经英勇牺牲了。有多少烈士为建设新的生活而流尽鲜血啊！如今，在遥远的边疆，我又置身在这个团里了，又置身于这演习场里的作战团指挥所的帐篷里。我打量眼前这一张张生气勃勃的脸庞，询问这个团的领导干部们入伍的时间。是的，这些具有新素质的年轻的同志们，全是后来的，我甚至连一个也认不得。但他们知道我曾经是这个部队的一员，是他们血肉相连的战友，便表现出无比的关心和热情，而我对他们也充满了深情。
团指挥所对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帐篷。每个帐篷 外边都放一叠颜色和规格一致的洗脸盆。帐篷里被褥清洁而整齐，还挂着各种武器。这里驻扎着一个连，它是“喀喇昆仑硬八连”。他们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建立过不朽的功勋，因而获得这样光耀的荣誉。目下，站在我面前的“硬八连”的战士们， 一个个显得这样年青，这样可爱，这样朴素，这么强健和生龙活虎。他们来自许多省份，也有少数民族子弟。不说别的，只是文化程度比当年的战士也高多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三十几年建设的成就。“喀喇昆仑硬八连”是战功卓著的连队，当年征战大西北时，我和这里的干部、战士经常在一起滚。 解放初期，剿匪作战时，我也和他们一道爬。这个连队，一个又一个倒下去连长和指导员，一批又一批用自己的鲜血浇洒西北大地的战士们，他们的面孔至今仍然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事实上，在我离开边疆之后，他们才开始了罕见的艰苦斗争。为了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他们多次翻越喀喇昆仑山，在高寒缺氧的地带，有多少英雄好汉倒下去了！在长而复杂的边境线上，在雪峰耸立的世界屋脊上，都有他们的汗,他们的血，他们忠实的脚印和崇高的业绩。如今，这个连队的年轻的士兵虽然是后来者，但是他们深知这个英雄连队的荣誉来之不易，并万般地珍惜它。我从他们坚毅的身姿上，看到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的美德。
返回师部已是九时半，西天最后一抹晚霞刚刚消失。我心情极不平静，踏着碎石来回踱步。荒凉的戈壁滩，白天阳光像火烤一样，而一入夜晚却寒意袭人。仰望夜空，月明星稀，脚下是数不清的碎石——这戈壁滩亿万年前似乎是大海的海底哪！这时涌上我心头的，不是感叹人世沧桑，而是回忆往事 和思索当前沸腾的军营生活的思想感情，像潮水似地在心头涌流。直到深夜时分，我望着近处哨兵笔直的身影，凝视远处静无声息的军营，侧耳倾听我身旁的屋里，这个师的领导干部们，还在热烈地讨论军事演习事宜。我想，这些坚强的干部以及终日挥汗苦干的战士们，如此忠诚，如此热爱他们的事业，如此努力学习现代化的战争的作战本领，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力量啊！我比起他们来，工作太少，贡献太小，学习太差，问心有愧。
我能在旷野里的营房里过夜，这是我的幸福。 我细看这野战用的床铺，折叠桌椅和这简单而适用的被褥，这一切使我一再想起我军往日艰苦的战斗 岁月睡梦中，西北的江河大地时隐时现，某一个牺牲的烈士身影，某一个活着的战友面容和一个个青年战士生气勃勃的面孔，像断断续续的影片似地涌现在脑际……
次日上午，千百辆汽车从四面八方飞奔而去， 霎时，老将军们、我和众多人，又置身在演习场的高地上。举目四望，这里的一切，都是经过艰苦而 周密的安排的，显得井井有条。我深知，所有这些，从军区领导机关到各个部队都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 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接着就飞机轰鸣、炮声隆隆，一场现代化“战争”便展开了。这时我看到韩师长镇静的身影，听到他从容的声音，我心情非常激动。 是的，我们的部队面目一新，它已从小米加步枪向现代化装备的时期迈进，虽然有待各方面提高而需做的事很多很多，但是，当你看到这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看到韩师长和他的伙伴，这些坚定优秀而善于学习的指挥员，看到远处的战士们无畏的英姿，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中国有这样的各族人民的子弟组成的团结一致的人民军队，捍卫着祖国，捍卫着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捍卫着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多么令人自豪，多么令人鼓舞啊！
我离开参观场所时，车辆太多，人太拥挤，没有来得及跟韩师长和各位领导及战士们握别，心里十分遗憾。今后天南海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 这些与时俱进的可敬的人。可是，相识或不相识的战友们，我满怀深情地感激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使我变得年轻，使我忘却疾病 缠身。我们匆匆离别，但是你们坚强的意志，美好的品格，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会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一个平凡的人，但我厌恶庸俗，不甘落后，甘愿追随你们的脚步前进。
追随人民战士的脚步前进，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最大的幸福。

【附杜鹏程生平】

杜鹏程，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现代作家。中共党员。大学毕业。1921年3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韩城县苏村一户贫农的家庭里。由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又因生活所迫到韩城县一家店铺当学徒。1934年到1936年，杜鹏程经人推荐转到离家二三十里远的一个乡村学校半工半读。这三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937年抗战爆发，十六岁的杜鹏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延安抗大、鲁迅师范学校学员。1938年初夏，在共产党员老师的介绍下，杜鹏程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从此揭开了个人生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到了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经过整风、大生产运动后派往工厂工作，在西北野战军任新华社随军记者，新华社西北野战兵团野战分社编。
解放前杜鹏程在农村、工厂、部队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素材，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与写作基础。1949年后历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在长,中,短篇创作中都获得显著的成就.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同志感人的形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杜鹏程联系自己的战争经历，进一步思考党和人民是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行这一场新的建设和斗争的。随后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历史的脚步声》，短篇小说《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小说集《年轻的朋友》、《平凡的女人》、《杜鹏程小说选》，《杜鹏程散文选》、《杜鹏程散文特写选》，评论集《我与文学》等作品。这些作品刻划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可贵的品格，塑造了一批优秀的领导、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形象，同时揭示了生活中刚显露的一些问题。小说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与讨论。
1991年10月26日下午，杜鹏程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0岁。
【左起：韩荣.杜鹏程.任晨（军区副参谋长）.某某某.杜鹏程夫人】

英雄史诗：
——《保卫延安》诞生记

导语: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作品,小说通过对延安保卫战中几场重大战役的描写,塑造了一大批丰满、生动、高大的英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这一历史发展过程,进而深刻反映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势。它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被誉为当代文学史上的“英雄史诗。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国家百废待兴,此时的中国文学也步人新的征程。当时的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直截了当地向全国作家发出倡议: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
于是,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20世纪50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富生气的题材,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了众多作家竞相反映的热门内容。而“延安保卫战”正是解放战争时期一场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之战。远在新疆的杜鹏程虽没有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但他的创作恰恰与当时文艺方针“不谋而合”,而且是“正当逢时”。

得天独厚的创作基础

1947年,26岁的杜鹏程加入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成为一名随军战地记者,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就在六连。在部队,杜鹏程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给他们讲政治课.教他们识字,此外还替他们写决心书、写家信。新渐地,杜鹏程与六连的干部战士结下了深厚友谊,并逐渐熟悉他们的各自身世,性格、生活习惯以及战斗表现。与此同时,杜鹏程还经常接触到西北野战军各级指挥员。二纵司令员王震得知杜鹏程是记者,还曾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要努力写出反映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好作品来。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以装备远远不及对手的3万余人,与胡宗南在陕北周旋、拼杀,展开了一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殊死搏斗。战争进行地十分残酷,几个月后,杜鹏程所在的西北野战军二纵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由原来的90多人锐减为10多人,长期与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见面就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黄培枢,都在榆林三岔湾的战斗中壮烈牲;战士许柏龄临上战场前,留给杜鹏程两封信,一封写给党支部,另一封写给他孤寡母亲,而他最终也没有回来,曾经给杜鹏程很多帮助和鼓励的团参谋长李侃,为了使山沟里的数千名战友脱离险境,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感人的英雄事迹和难忘的战斗场面都一一被杜鹏程写在了日记中。
数年之间,杜鹏程写下近200万字的日记和素材。1949年7月,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同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杜鹏程随一野一兵团司令部乘飞机由甘肃飞抵迪化。随后,杜鹏程跟随部队参加在新疆的剿匪战斗,直到1949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
历时两年多的艰苦卓绝的解放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都给杜鹏程巨大的冲击,使他萌生了要将西北战场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诉诸笔端、昭示后人的强烈冲动。

数易其稿终得面世

1949年11月下旬,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不久,刚刚新婚的杜鹏程带着妻子张文彬随同一野一兵团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在喀什,杜鹏程整日采访报道,筹办维文报纸,带领记者进行社会调查,忙得不可开交。一间刚接收的平房,成为了杜鹏程的办公室与写作间。1949年12月,杜鹏程开始列写作提纲,前后反复4次,其间还到原独四旅进行深入调查。
那时,喀什奇缺纸张,妻子张文彬就特别留心搜罗,甚至托人从各处收集来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簿册以及老百姓用以糊窗户的麻纸。当杜鹏程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废纸上写作时,为了省纸,他不得不把字写得小之又小。
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底,杜鹏程正式动笔创作这部报告文学。当时他所能依靠的创作资料有:一本油印的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社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以及自己在解放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近200万字的日记,以及部队中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总结。一捆材料堆在他那狭小的写作间地上,要想进屋里去,杜鹏程必须跳着“翻山越岭”。那一时期杜鹏程白天还要骑马出去采访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生产建设情况。只有晚上夜深人静时,忙了一天的他才能坐下来写这部作品。两个月过去,杜鹏程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交错……不知熬过过多少通宵达旦,杜鹏程按时间顺序把他在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真实地记录下来。1950年2月,近百万字的初稿完成,全是真人真事,都写在部队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还有前文提到的妻子张文彬平时留心搜罗,甚至托人从各处收集来的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簿册以及老百姓用以糊窗户的麻纸等。这样写就的初稿足有十几斤。
1954年2月、杜鹏程在新疆喀什完成第一次修改,不久、接到从家乡发来的母亲病危电报。心急如焚的杜鹏程拿着电报赶忙去找自己的兵团司令,这位领导当即特批让杜鹏程搭乘当时西北唯一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回陕西。杜鹏程在西安下了飞机、又在严寒和风雪中步行数日、终于回到家中,他随身只携带了一大捆自己刚刚创作完成的报告文学《保卫延安》手稿和一把手枪，待他赶到家中、母亲早已离世。为母亲办完丧事后,杜鹏程搬到韩城县人民政府,他打算在这里对这部初稿进行第二次修改。该稿名为报告文学,实则是杜鹏程对自己“战地日记”初步整理的资料长编,文字质朴无华,极具真实感。第二次修改时、杜鹏程的眼前常浮现出母亲的面容,还有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从母亲身上,杜鹏程看到了中国人民悲惨的过去:从战士们身上,杜鹏程又看到了被压迫、欺凌了百年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哪种排山倒海的力量。1951年5月,完成修改后,对于自已眼前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杜鹏程认为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段,但它远不能满足自己内心的愿望。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写,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
1951年春夏之交,杜鹏程背着稿子重新回到自己在新疆的工作岗位。此后,杜鹏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对这部作品进行不断修改。无论他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这部手稿,就为了随时都能修改。在1952年2月23日的日记中,杜鹏程曾写道“到北京新华总社来学习一两个月,每天利用夜里、中午体息、下午休息时间均用来修改作品。”1951年7月到1952年5月《保卫延安》完成5次修改。
1953年春,军委总政治部计划创作一部保卫延安的电影剧本。当他们得知杜鹏程正在创作《保卫延安》小说,便写报告给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要求借调杜鹏程参加剧本创作。杜鹏程到北京后,电影剧本创作班子一时集中不起来,后来又在剧本主题方面意见不统一,剧本创作暂时搁置。杜鹏程便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时间,在总政文化部的一间小房里,一边等待剧本创作开工,一面夜以继日地修改。正是在这一时期,杜鹏程将一部打印稿送给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审阅,请予指正。冯雪峰是杜鹏程恩师柯仲平的好友,柯在此前曾特地写过一封推荐信给冯雪峰,请他对于杜鹏程创作的《保卫延安》多提意见。冯雪峰收到稿子后,认真阅读了小说,后来又几次约杜鹏程到家中面谈。杜鹏程根据冯雪峰的意见对手稿又进行认真修改。
为了将这部作品修改为自己认可的小说,杜鹏程不断推翻之前的稿子,进行新的创作。他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60多万字变成17万字,又把17万字变成40万字,再把40万字变为30多万字……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减数百次。
经过近5年的创作,《保卫延安》由报告文学初稿22回100多万字,变为长篇小说8章65节30多万字。作品结构框架发展变化十分明显,其中有两点表现最为突出:一是初稿以二纵军事活动为主线,定稿小说中心线索则变为周大勇及其连队的战斗生活。这一变化使得全书结构更加紧凑。二是初稿多展现的是战斗场面,一味对打,整体感觉单调枯燥;定稿小说中的战斗则虚虚实实,不乏战斗间隙的部队生活场景。
不久,小说《保卫延安》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准备1954年中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尚未出版时,于1954年1、2月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刊登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1954年6月,《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冯雪峰称其为“英雄史诗
《保卫延安》一经面世,便轰动全国,短短三年再版三次。1955年底,杜鹏程对该书又进行过一次修改,删去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195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修改基础上出版了《保卫延安》第二版,该版为大32开竖排本。1958年,杜鹏程又对该书作了一些修改,不久便以大32开的横排本出版
《保卫延安》第一次出版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在1954年第14、15两期《文艺报》先后发表两篇重要评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中,冯雪峰高度评价《保卫延安》这部小说:“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他所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性格,都是深刻的丰满的、生动的。……这部作品确实成功地、辉煌地创造了像周大勇、王老虎、李诚、卫毅等这样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
1960年7月22日,时任文化部部长、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在报告中,茅盾对杜鹏程给予积极称赞:“杜鹏程的风格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只要把《在和平的日子里》同《保卫延安》作一比较,已经可以看出显著的不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
周恩来总理阅读该小说后,对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

1956年2月4日,杜鹏程因在《保卫延安》等文学作品上的杰出成就,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杜程曾经说过假设没有当年的基层生活基础,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更写不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状况。正因如此,在阅读《保卫延安》时,读者能感到一种真实。这种真实不仅是文学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同时还是情感的真实。
　　本文由许汾玉摘录整理供稿

我的离休生活

韩 荣

①老树发芽

一九八六年全军大裁军，我响应军委号召申请离休了，告别了40年的军旅生涯。这是人生道路的里程碑。多少人思想转不过弯，埋怨组织，大发牢骚。确实，几十年穿军装为部队服务，突然脱军装变百姓，从当官变成变为普通公民，是一个大转折。我休息是有思想准备的，给领导递交了三次申请离休报告，所以比较容易接受。但后半生也是漫長的。怎么度过也是要慎重考虑的。10年，20年，还是40年，谁也无法确定。朱镕基总理说得好，退下來就是普通百姓，别人叫你声老先生是尊重你，叫你一声老头你别生气。今后就是怎么做好一个人，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是个光荣的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不能变，党员的信仰不能变，党员的义务不能变。做为一名党员，不管后边的路有多长，都要勇敢的走到头，要像一支蜡烛永远发光，要像一棵老树也要发芽。老树发芽，就需要充足的阳光、饱满的水份，和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人，也一样，但人更需要精神的营养。精神营养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国际国内形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所以离休后我给自己订了个三坚持的制度：坚持每天看电视新闻，坚持每天看书和报纸，坚持每天看手机，因为手机的内容更丰富。通过这三坚持丰富了我的头脑，让我始终保持和中央精神一致，行动一致。不做時代的保守派，做新时代的老树芽。我女儿韩克写了一篇文章“新潮老人”，山西云媒体也发表过一段视频。

②“潮人”老爸

明天是全天下做父亲最幸福的日子——父亲节！愿所有的父亲能收到来自亲人、儿女的“ 贺礼”！我没什么送给老爸的特殊礼物（除了明天把自己送到他身边），就借这块宝地表扬表扬他吧......我喜欢在“快乐购”买东西，听购物专家讲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潮人”，起先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指向，通过大脑深思，终于理解了：站在浪潮尖上的人——简称“潮人”（我胡诌的，嘿嘿！），但意思应该没错吧？按此理解，那我老爸最应该算“潮人”中的极品了：88岁的老革命，早在多年前，就置办了电脑，开始遨游这个神秘的网络世界，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网络空间，带动着一群老爷子，继续开创新一轮的革命，好佩服他，身为现代社会的我，到现在，还是不懂QQ到底能干嘛？怎么就能将那么多的陌生人召集到一起，最后成为比现实更真诚的“熟悉的陌生人”？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尽情挥洒着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琐碎与希冀，在这里可以被欣赏，可以被批评、可以被鼓励，自由的翅膀不用背负现实的束缚。老爸每天都要很认真地履行回复、指导、提建设性意见的“工作”，好可爱的“老头”！之所以敢这样叫他，是我一直无法在同一个空间里找到他的“踪影”，嘿嘿，自然他也不会看到我对他的称谓。
我一直很崇敬他，看似温文尔雅，其实却是将才，老爸四五十岁时，就已经是功成名遂，但很少人看到他在北京军事院校时，为此付出的刻苦、勤奋，我见过他在厕所里还在喃喃背诵着东西。老爸的仕途中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才实绩，正因如此，才有了日后的骤然得志，他有可以骄傲的资本，却依然平和，善待所有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离职多年后，依然受到属下的尊敬与关爱的回报，因为他对被提拔的对象只有一条要求：你的能力必须可以胜任你的工作。记得在我们搬家时，家属院里很多人围观，以为有万贯家财，没想到，那些都是老爸不舍得丢弃的“残缺品”，破损的柜门时常会随着路途的颠簸而不时震落……

　　同时，老爸也是一个懂得舍弃、知足的人，他能在荣华富贵、功利与权势之间，选择了家庭的安然，这是我们多少人在矛盾中挣扎，却欲罢不能的诱惑，而他，坦然轻放、淡然处之。那一份从容，有几人能做到呢？我做不到，所以，经常会有莫名的苦恼和对这个社会的忿忿不平，老爸会说：“你觉得不公平，那你为什么在考试时准备小纸条、还偷看（当时住在家里，所以被父亲发现我考试前的“准备工作”）？如果你能靠自己真正的水平答出别人不会的题，你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别抱怨你怀才不遇，先看看自己下了多少功夫！”
　　从此以后，我心静了。几分耕耘几分收获，我种豆子的数量和时间不如他人，在我享受安逸的时候，别人都在播种，当然不能眼红和抱怨别人为什么比我收获的多了。

　　③ 两次生命的拼搏

我今年已是88岁的人了，身体还算健康。我们干休所共50名老干部，现在还有13个人了，有的人长期住院，有的人拄拐坐轮椅了。就剩下我们三四个人能走路了。我每天还坚持晨练，做保健操，打太极拳，练八段锦。每天再走两次路完成一万步。他们都说我是老干部中身体最好的。其实不然，我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七进阿里高原，特别是1960年剿匪时在零下40多度严寒下，白天要走路，晚上睡觉，不要说房子，连帐篷也没有，只有自背的一块四方雨布，在露天铺一半盖一半。穿上自己的棉衣盖上被子和皮大衣。就这样过了一年。一年没脱过衣服。得下了腰椎，颈椎，腿关节都受到了极大损伤。颈椎，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变形。再说我还有痛风，胆结石，低血糖等多种疾病。但我认为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早就准备好了见马克思的精神。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争取活的健康，活的有价值。就要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斗争的基本方法就是坚持锻炼身体。我做两次大手术后写了篇日记。
　　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我今年时近80岁，已是''稀物''。我的颈椎、腰椎都有严重的椎管狭窄。已影响生活质量。有随时瘫痪的可能。怎么办？两种选择：一是忍痛将就活着，悲惨地走完最后人生，二是冒着危险实施手术创造美好未来。这种手术风险很大，如不成功，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就全身瘫痪了，甚至危及生命。我决心采取第二种。2007年元月春节期间在北京军区总院做了颈椎手术，2011年7月又做了腰椎手术。颈椎腰椎都是钢板钢钉固定，两次手术虽然都很成功，但对我是两次生命拼博的考验。

④人一晃就老，别自寻烦恼

人要主动寻找快乐和幸福。我离休后首选书法，参加天津书法学院，每天坚持上课坚持练字经几十年的练字终于有了点成绩。我参加山西省委党校的老年大学，太原书法协会。书法在小店区比赛得了奖。在新疆军区老年书画册上登了几篇作品，在山西省军区出版的老年书画绘编也刊登了几篇。
离休后我选择了晨练，开始先学因为我有一定的基础掌握的比较快，以后就成了领头人。每天带着一百多人做操一直坚持20多年。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多人年迈出不来了。现在我仍坚每天四十多分钟。 我喜欢打门球，这对老年是很好的运动。打门球开始我们所人最多，参加几十个人。编四，五个队。经常参加山西省老年协会和省军区组织的门球比赛。打门球我又是队长又是教练。我们所的门球技术还是很过硬。山西省老年协会和新疆军区驻晋干休所比赛我们还拿了两个第一名。 自我进住干休所我就担任文体委员会主任。负责全所的文体活动。20年前干休所老干部80岁之前文体活动非常活跃。平时都安排我给他们教歌，节假日要组织各种比赛，如门球，麻將，扑克，军棋、象棋，歌泳文体节目。我又要组织实施又要负责唱歌指挥。 我在干休所还担任过几任支部书记兼所党委委员。负责老干部的学习和思想教育。任职其间我积圾支持所里工作。及时反应老干部的意见维护全所的团结。为老干部服务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干休所连续几年被新疆军区和兰州军区评为先进干休所。我也被评为先进离休干部。

晚年美满幸福的一家人

夫妻美满幸福的每一天

大红灯笼闪闪亮，
合家欢聚乐陶陶。
幸福生活乐无边，
党的恩情颂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