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伤痛

张玉军（潍坊）

纪念参加云南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36周年！

作者：尚作为 张玉军

1985年7月的一天夜晚，敌军特工突然向我413团防守的八里河东山马家湾东北380米处无名高地发动偷袭。驻守高地的是4连1排3班，班长宋卫华，副班长徐昌权。

敌情就是命令，全班在宋卫华的带领下，按照战前预案，一面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一面迅速进入阵地实施反击。经过十几分钟的激战，敌军特工偷袭的计划被粉碎，拖着尸体狼狈逃窜。

不甘失败的敌人，转而对3班阵地实施了猛烈炮击，我方同时进行了炮火反击。在炮战中，新战士杨西军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班长宋卫华头部和腿部受伤，另有两名战士受轻伤。战斗结束后，杨西军的遗体被抬下阵地，宋卫华等伤员送往救护所抢救。

作者尚作为在3营8连阵地

战场作战难免有牺牲，处理烈士后事的工作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更不能出任何问题。刚上阵地不久，团就成立了烈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副政委李荣权担任，成员有政治处副主任张雪桃，我和干部股干事张鹤明，军务参谋王震，卫生队副队长王奎忠，财务助理宋修建，军需助理易成茶。

团确定将相对安全便于行车的829高地，作为烈士接收和临时停放地点，在三道班设立了烈士遗体洗消站。我们对待烈士遗体的管理，非常严肃，非常慎重。派有专人站岗守卫，专人负责洗消，专人进行护送，实行全程记录。对烈士的遗物，属于部队配发的，一件也不能少，一律全部换新。属于本人入伍前自带的，自己购买的，平时喜欢的，那怕是一支钢笔，一本书，也要登记造册，全都完好无损地交给烈士亲属。

杨西军烈士的后事，是我和本股的陈永发干事一起处理的。这是令我终身难忘、刻骨铭心的伤痛，也是我最不愿意翻开的一页。

那天上午，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用军用卡车把杨西军的遗体，运送到离战地30公里外的二道班团烈士洗消站。在平时，洗消站只有两个人值班，配置有一顶帐篷，在公路边靠近小河的一侧，用苇席搭了一个简易棚子，专门用来清理和洗消烈士遗体。

军工队在向一线阵地运送钢架工事构件材料

我要求大家要以真挚的情感，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对待每一位烈士。我们即代表部队，也代表烈士的亲人，要让牺牲烈士在最后一程走的安详，走的有尊严，不能留有任何遗憾。

对烈士的遗体，要求必须洗消干净，遗体伤口必须包扎结实，缺失部分能找到的必须找到，找不到的要用棉花等辅料填充复位。我说：“牺牲的战友，连死都不怕，把命捐给了国家，我们没有理由嫌脏怕臭。”大家都是按照要求，自觉做到坚持始终。

杨西军烈士的遗体，虽然比较完整，但头部胸部多处被弹片击穿，鲜血和脑组织外溢不少。我们轻轻的把流在体外的鲜血擦拭干净，对每处伤口都进行了认真的包扎。给他剪去了沾满泥土和鲜血的衣服，仔细检查和登记随身遗物，给他用温水洗了澡，理了发，更换了一套新衬衣，新军装，新军鞋和新军帽，系好每一粒扣子，钉上新的领章帽徽。登记了致亡的伤情，填写了烈士火化表。然后，运送到师火化场。

师火化场，设在麻栗坡县西南部的一座山坡上。路程有20多公里，路边的山美水美风景如画。但我和陈干事及司机，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心情顾及外面的景色。

师火化场，由师教导队教导员邵利负责，他们对烈士的善后工作非常认真。在那里，我们和火化场的战友们，对杨西军的遗体再次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整理。为他重新整理了遗容，化了淡装，原来的军帽渗出了血水，又给换了一顶新的，确保他姿态安详从容，并为他拍了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在火化前，我们又对杨西军的遗体进行了一次仔细检查。然后，邵利组织全体工作人员，为杨西军举行了简单庄重的向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十几个人，站在杨西军的遗体前，集体行三鞠躬，默哀三分钟。

我虽然不认识杨西军，但当哀乐响起那一刻，内心非常悲壮沉重。特别是看着眼前这个当兵才半年，不到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小战士，倾刻之间就要化为一捧骨灰，永远告别这个多彩的世界，走时竟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身边连一个亲人也没有到场……我的感情实在难以控制，心如刀绞，泪如泉涌。

半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让我们去装骨灰。有几块大一点的骨骼没有火化碎，我含着眼泪拿着火化场里专门用来处理碎骨的铁板，轻轻地把大块的骨骼平碎，用磁铁将骨灰中的弹片吸出，再将骨灰装进布袋。又选了一个灰色的大理石骨灰盒，将骨灰安放进去，贴上杨西军的一寸照片，写上单位和姓名等，将骨灰盒统一存放在师火化场。

1985年9月，随着参战时间延长，烈士人数在增加，对烈士家属保密和让战士代替写信的办法已经不合适宜。这种拖延和保密，只能给烈士亲属带来更大的精神伤害。为此，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团决定成立烈士移交小组，到后方专门处理烈士善后工作。

团从二线连队抽调了2机连指导员侯廷震，2机连司务长刘守雨，3机连副指导员赵振达，作为烈士移交小组工作人员。我原以为他们离开了危险重重的战场，顺路还可以回家看看，一定会很痛快地接受这项任务。

可是，他们想的是生死与共一个战壕的战友，舍不得离开战场。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畏难情绪，怕是民政局好去，烈士亲属难见。送去的可是骨灰盒和烈士证书啊！不难想见，听到的一定是哭声，见到的一定是愁容，很可能还有一连串想不到答不了的难题，很怕碰钉子完不成任务。

张政委对他们说：“就是再难，这一步也得走出去。我们要对得起烈士和他们的亲属，一靠政策，二靠感情，三靠民政。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的。”经过领导做工作，又学习了有关的文件，移交小组按要求出发了。

后来，烈士移交小组的同志和我说，当他们和烈士的亲属见面后，才发觉是自己想错了。他们每移交一位烈士，都经受了一次心灵的震撼，都被烈士亲属那种高尚的家国情怀和爱国奉献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据移交小组成员、2机连指导员侯廷震说，他们到了沂南县辛集乡涌泉村杨西军的家，看望了烈士的家庭。杨西军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二姐和哥哥都已成家单过。二姐夫刚刚因意外身亡，二姐承受不了打击，几乎精神失常。杨西军是家里的老小，母亲60多岁和小女儿杨西英相依为命。老人身体多病，生活非常贫困。不到五亩的责任田，是全家维持生活的唯一来源。

老母亲原以为老儿子能复员回来，为自己养老送终，那想到会战死沙场。母亲就像当年的沂蒙红嫂一样，善良纯朴，深明大义。她面对部队的人和村里的老少乡亲，强忍失去爱子的悲伤，表现的极为坚强刚毅。不仅没有向移交小组提出任何要求，还不忘打听前线战士们的安危。

告别时，杨西军的母亲拉着侯廷震的手说：“谢谢你们，把我的儿子给我送回来了。”老候说到这儿，眼圈一红，泪水夺眶而出，我也是难掩悲伤。至今想起这句话，心情还是难以平复。

试问，哪一个人能承受得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重精神打击？哪一个家庭能承受得起失去顶梁柱的巨大损失？哪个母亲能接受半年前送儿去当兵、半年后迎来儿骨灰盒的残酷现实？

杨西军的母亲和家庭做到了！他们把儿子为国捐躯视为应该，他们的情操如同蒙山沂水高尚无比！多么好的沂蒙人民，多么令人敬重的烈士亲属，多么震撼人心的历史场面。

全团13位烈士的家庭，绝大多数都在农村，生活条件都很艰苦。7连排长高福胜的爱人张玉香，是名小学老师，一个人带着不到三岁的小男孩，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身体有病因经济紧张舍不得去医治。8连班长宋光凱，是烈士中唯一结婚并育有一个女儿的战士。他一方面要带兵打仗，一方面又要牵挂家里的妻子女儿。牺牲时身上只有几毛钱，团给他特殊救济了150元。7连战士蔡金华，父亲蔡松柏单目失明，母亲常年患病。两个弟弟没有工作，家里的生活十分艰难。

作者尚作为在芭蕉坪指挥所坑道内值班

尽管在1984年4月1日，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提高了革命烈士的抚恤标准，将战士牺牲的一次性抚恤金，定为排职干部40个月的工资（2080元）。再加上安葬费和救济金，总共也不到3000元。烈士父母的每月定期优抚金，在农村的只有10元钱，在城镇的有15元钱。但是，这些烈士亲属想的不是金钱，而是想的保卫国家大局。13个烈士家庭，没有一户到部队讲条件要待遇,。他们以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贡献，默默支持和深深感动着前线的将士，冲锋陷阵，保家卫国。

1985.11.19《解放军报》刊载烈士抚恤金新标准

我们的战士不愧是英雄的战士！我们的军队不愧是祖国的钢铁长城！我们的烈士和烈士亲属不愧是共和国的功臣！413团不愧是英雄的部队！

作者：尚作为，1972年入伍，曾参加赴滇轮战。历任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1996年转业至潍坊，现已退休。

作者：张玉军，山东省东营市人，1980年9月自地方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参加对越防御作战，完成了战时的医疗保障任务。2004年12月转业自主择业，。2015年1月加入公益组织——潍坊市奎文区徒步协会，任宣传部部长，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最佳宣传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