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母亲篇

葛村人

　　 一转眼，母亲去世一周年了。

2020年6月11日，母亲离我们而去。我在朋友圈用一组照片寄托对母亲的哀思。好些朋友们看了说，你的母亲真美。是的，我的母亲是很美，特别是在她的花季。我们姐妹三人，我和我的姐姐、妹妹都不得不承认自己长得没有母亲漂亮。

　　妈妈的容颜来自我的外婆。从仅存的两张照片看，外婆秀气且柔弱。很久以前，一个秀气且柔弱的广州女子嫁给了一位姓廖的军人，生了一儿一女。后来，廖姓军人因为一个很无辜的原因被处死。这位女子无依无靠，只能让10来岁的儿子去当学徒，女儿则做了童养媳。再后来，一位有些家产的余姓男子喜欢上了她，愿意娶她为妾。她于是再嫁，并又生了两儿两女，其中的小女儿便是我的母亲余皑。

因为外公的家产，母亲就有了一个“地主”的“家庭成分”。在过去的那个年代，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可能是因为某些顾虑，母亲很少提及她的父亲，以至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外公其实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广西武宣人，年轻时曾加入同盟会，曾参加北伐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地下活动。他从军时及离开军队之后，曾担任过团长、局长、县长等职。抗战期间，外公曾被推举为四县联防指挥部南河办事处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外公对共产党的桂中游击队有过帮助……外公与外婆生育的儿女4人，有3人在建国前加入共产党或参加游击队，这其中或许有受他影响的因素。

我的外婆

　　外公外婆与他们的四个儿女

　　母亲出生在广州，抗战时逃难，随家人回到了外公的家乡广西武宣县。14岁时，她的生活有了一个转折。当时，与母亲同母异父的冰兄舅舅和廖冰姨妈靠着自己的努力，一个成了漫画家，一个做了教师。做了教师的大姨妈把母亲带到南宁读书。在南宁，母亲先是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继而又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时，她是一名年方20的布尔什维克。3年后，她与在广西团省委工作的父亲结婚。之后，一面风风火火的工作，一面生儿育女，一切都很美好。

1956年，27岁的母亲与她的孩子

在宿舍区

1959年，30岁的母亲与她的孩子

在人民公园

1962年，33岁的母亲与全家人

在人民公园

　　母亲曾先后任职于南宁市总工会、南宁市委宣传部。30岁时，她就任南宁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后来又到《南宁晚报》任职，成为报社编委、文艺副刊负责人。那时，广播电台及报纸是仅有的两大媒体，母亲先后在两家媒体任职，父亲也曾在广西电台任职多年，这对于我在做了10年教师之后选择到电视台工作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当时就觉得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应该有人继承父母的事业。

1952年，23岁的母亲与市总工会

的同事合影

1957年，28岁的母亲与市委宣传部

的同事合影

1961年，32岁的母亲与

《南宁晚报》的同事合影

　　拜《南宁晚报》这份工作所赐，1966年，文革刚开始，母亲就作为《南宁晚报》“三家村”成员，成了南宁市首批被批斗的人。那时，恰逢父亲被下放，携全家老小去了蒙山县。母亲以戴罪之身独自留在南宁。一个青年时期投身革命的人却成为“革命”对象，个中滋味难以想象。当时又无家人在身边。那种日子，不知母亲是如何熬过来的，只知道那时她居然学会了抽烟。

十年动乱中，母亲在学习班，也就是所谓的牛棚关了3年，下放工厂7年。十年动乱结束，母亲与全体国人一样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79年，母亲离开了工厂，到南宁市轻工局工作。而我们一家，下放的父亲和在县里工作的姐姐调回了南宁，我和哥哥也结束了知青生活，考上了大学，一家人算是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而母亲也在那几年得以与她多年未能相见的冰兄舅舅、秀贞姨妈、光美舅舅、光华舅舅、光锐舅舅等人相聚。

之后，母亲又先后到南宁市政府和市委办公厅工作，直至离休。

1966年，一家人既将分离时的合影

1975年，46岁的母亲在劳动工地的留影

1983年，父亲、母亲与冰兄舅舅在一起

1985年，母亲与秀贞姨妈、

光美舅舅在一起

1985年，母亲与外甥女小萌在漓江旅游

　　离休后，母亲的日子过得平静安逸。她是一个没什么兴趣爱好的人，外孙孙子们也基本不用她管。她在家里也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报……她的儿孙们虽未大富大贵，但也算是懂事有用。而且四个子女都与她生活在同一城市，有点什么事召之既来，每逢周未还能一大家子聚一聚。这让母亲很满足。

1994年，65岁的母亲与父亲

及孙儿们在一起

2012年，父母于钻石婚纪念日

与我们合影

　　母亲与父亲白头携老。他们性格有差异， 比如，父亲相对内向而细腻，母亲相对外向而粗线条。可他们的“三观” 却高度吻合，以至于对子女的影响相同相近。而我们要描述他们，也时常要使用相同相近的词汇。

1952年，23岁的母亲于新婚时

与父亲合影

2002年，73岁的母亲

于金婚纪念日与父亲合影

2009年，母亲80岁生日时

与父亲的合影

2012年，83岁的母亲

于钻石婚纪念日与父亲合影

　　母亲是对工作极投入，对生活却多有疏忽的人。

母亲其实读书并不多，只是断断续续地读到初中。但她靠天资，靠努力，让自己成了一个文化人，并且一直工作出色。她负责《南宁晚报》文艺副刊《凤凰》几年，把这副刊办得很受欢迎。她想方设法争取名家文人投稿，不惜利用节假日上门拜访。同时热心地扶持业余通讯员。说来也巧，我先后在三个单位工作。每到一处，都有老同志来请我代为传达对母亲的问候与感谢，因为曾经作为《南宁晚报》的通讯员得到过她的指点帮助。

对工作太投入，对生活就只能是粗放型的。母亲总是早出晚归，总是在加班。家中一应家务大都由祖母承担，以至于我从小形成了固定概念，我家妈妈是不该买菜做饭的。1983年，祖母去世，母亲尚未退休。刚参加工作的我，每天下班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做饭，打心里就觉得做饭这事首先应该由我来做。离休了，母亲才进入家庭主妇状态。但不久，她上街被车撞得摔了一跤，摔断了股骨头，家里于是开始请保姆。虽然母亲做不到肆意地使唤人，总是要跟保姆一起忙，但到底是有人帮着分担家务了。说起来，母亲的劳禄全在工作上，在家务事方面，她还真是有点小姐命。不过，越到后来，母亲对家务事越是上心热心，对一家人的周未聚餐更是高度重视，总是早早就拟定菜单。她煲的汤，料足味美，让我们至今怀念。

母亲过日子过得有点大大咧咧，对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大讲究，还偏于节俭。在她的晚年，为了让她与父亲吃好点、穿好点、用好点，多花钱，我们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她还不像别的老人那样注重锻炼与保健，这点则是让很讲究锻炼与保健的父亲操了不少心。

1993年，64岁的母亲在家中做家务

　　母亲是一个正直且秉性纯良的人。

上世纪60年代，她被关进“学习班”，每日里劳动、写检查。后来，学习班里的人有好些给陆陆续续地放了出来，母亲却多关了些时间。因为在她的罪名中有一条是曾加入三青团，她不承认。有人劝她，入三青团在你的问题中也不算是大事，承认了就好出去了，她却坚持没有就是没有。

她负责南宁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一些人在沉冤得雪后，出于感激给她送些小礼物，她总是坚拒不收。

母亲与地下党的同志在一起，后排右一是

母亲视为兄长的梁持亚姨父

　　母亲不计较名利得失，更不懂得趋炎附势。我曾经开玩笑说她对“利益”反映迟钝。以母亲的经历，她也认识一些权势之人，如做地下工作时的战友，后来的同事等等。当年曾经在外公家歇过脚的游击队成员，有两位做到了省级领导，其中一位还与冰兄舅舅成了朋友。但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找过这些人。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年，南宁市组建某局，组织上有意让她出任局级领导，母亲却说，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我就认真做好文革遗留问题的处理，替蒙冤受屈的同志做点好事吧。当时，母亲是南宁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副组长。其实，如果她到那个局工作，生活待遇应该会好一些。

1978年，母亲与父亲在人民公园

　　母亲为人开朗豁达，与人为善。

我们的祖母20来岁起独自拉扯大父亲这个独生子，她勤劳善良又坚强果断。母亲与祖母相处得如同母女。母亲把一个家交给祖母去管。一日三餐，祖母做什么，她就吃什么；其他家事也大多任由祖母安排，还对祖母的付出始终心存感激。我们从小就知道祖母是家里的老大，她的话一定要听。祖母于是累并快乐着，身心投入地承担家务，让父亲母亲都没有后顾之忧。

文革期间，母亲有几年下放到工厂。她把下放生活过得心平气和，与工人们那真的叫做是打成了一片。那时，我们家也搬到了工厂宿舍，青年工人和同宿舍的孩子都喜欢她，把她叫做余大妈。

在我们家，母亲总是那个发出爽朗笑声最多的那个人。少见她为什么事发怒或为什么人心生怨恨。对人对事的评价多是“已经有了半杯水”类型的，虽然她并不缺乏对社会对人生的清醒认知。我在为父亲写文时说过，父亲在忆及十年动乱那段岁月，从来只有大概念上的否定，而无具体的抱怨指责，更不会指名道姓地去数落谁谁谁曾经怎么伤害他。在这方面，母亲与父亲是同样的人。他们始终宅心仁厚，豁达宽容。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论人是非，说人长短。明明遭遇不公，也不会牢骚满腹怨怼连连。这一特点，其实是需要人品来作为支撑的。

1978年，49岁的母亲下放

南宁糖果厂时的留影

1982年，54岁的母亲与祖母的合影

　　母亲生性善良，而且这善良深入骨髓。

母亲在80多岁时患了阿尔茨海默症。有些老人得了这病便会失了理智，骂人捣乱，给家人无尽的烦扰。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母亲也患了此病，曾被折腾得说不愿活了。而我们的母亲，得病以后，大多数时候都是安安静静的，脸上不时带着孩子般的笑。偶尔认出眼前的亲人朋友了，还会眼睛一亮，然后对着人笑。好像她明白再怎么病，也要对人好。

保姆阿香在我们家做了8年。母亲没得病时，对阿香极好；母亲病了，阿香对母亲极好。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阿香任劳任怨，后来甚至直接把母亲叫妈妈。之前用过的小保姆，凡做得时间长一点的，如美珍、阿萍，与我们的父母也都处成了亲人。离开我们家嫁人后，还时常回来看望爷爷奶奶。

2014年，父亲90岁生日时，父母与阿香的合影

　　母亲走的时候安详而平静，在卧床2年多之后，她终于得以摆脱病痛，欣欣然到天堂与父亲会合去了。在她走的前几天，我曾经梦到过她。在梦里，中年的母亲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一眨眼，却又消失了。我着急地哭叫“妈妈妈妈”，直至把自己叫醒。后来，我不顾医院因新冠疫情对探视的控制，设法进到病房探望。见她情况尚好，才稍放心。那段时间不知为何她老咬自己的下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那天去看，嘴唇伤口也基本好了。我逗她：你要乖一点，不要再咬嘴唇啦，要不又破了。她抿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带着笑，像足了一个不小心犯了错的孩子……这是我见到的母亲最后一个笑了。

我60岁生日时与母亲的合影，不忍心

留下她的病容，于是拍下了两只相握的手

　　行文至此，不知为何忽然想起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6岁的时候，因为评上了南宁市优秀儿童被挑选出来参加广西国庆15周年庆祝大会。母亲应该很高兴，特地为我置办了一身新装。我现在都还能看到那个一身红的小姑娘——红色的花连衣裙，红色的小皮鞋，牛角辫上扎着用红色的花绸带打出来的蝴蝶结，手里举着一个红气球。后来，报纸上大版登出大会的照片，包括好几张参会市民兴高采烈的照片，可上面找不到我。母亲看我有点沮丧，便指着一张照片里一个气球说，这就是你拿的气球呀……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但回头看看、想想，也许，那才是我人生的至亮时刻，因为可以那样地享受来自祖母及父母的关爱呵护，因为可以无忧无虑。

2014年，父亲90岁生日时

我与父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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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重复使用在《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父亲篇》中用过的一段话：“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往往会超出想像。父亲与母亲以他们的性格品行为我、为我们刷了一层生命的底色。当我自己也步入花甲之年时，我发现，我还是活在这层底色里，虽然逊色，却未背离。为了这个，我应该感谢父亲母亲”。

当然，我的父亲母亲并非完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我仍然珍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生命与精神的传承，尤其是珍惜这传承中的美好。然后带着对父亲母亲的怀念去好好生活、好好做人。

愿母亲与父亲同在天堂安好。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母亲

上世纪60年代时的母亲

上世纪70年代时的母亲

上世纪80年代时的母亲

上世纪90年代时的母亲

2009年，80岁的母亲

2014年，85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