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落户生活

孔繁维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正处于我们初中68届分配的前夕，所以，以后的68、69届的分配就是“一片红”，就是全部去边远农村，没有一个在本地的工矿和农场，除了“投亲靠友”，就是去自己祖上的农村找个亲戚去插队。

分配方案下来了，北方三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南方三处，江西、云南、贵州北方农场多，南方插队多。

考虑到我有哮喘病，北方不能去，那时候的想法有些片面，其实北方虽然冷，但是室内是暖和的。

江西省在广东韶关附近，云南在临沧那里，昆明下车以后还要坐几天的汽车。最后只有贵州，而且我的叔叔也到贵州支内，可以照应照应。所以，确定去贵州插队落户。

通知书是3月5日下的，大约在6日，去把户口和粮油关系迁了出来，8日去学校报了到。

接下来，准备物品，买热水瓶，解放鞋，牙膏，棉毯等等，这些东西平时都计划供应，凭这张通知书就能买到。

准备行李，妈妈把家里的一只皮箱和一只漆革（手提箱）作为我的行李，在3月19日送到学校里。走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只旅行袋。

1969年3月21日，早上早早的就到了学校，学校用公交公司的车把我们送到了彭浦车站，这是一个货运车站，很小，没有站台。

父母亲和弟弟来送我。他们所有人都是坐公交来到彭浦车站。

父母亲其实很不放心我的，因为太年轻，只有17岁，因为太远，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要飘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何时能收线回来。

千嘱咐，万叮咛，

小爷叔也来送我。

表哥和表弟，表哥那时拍照有点水平，照片都是他的相机拍的。

初中最要好的同学，徐可夫和马大年。

这一整列火车是我们的专列，只有杨浦和卢湾两个区，全部到遵义。

车开了，我没有流泪，还是因为太年轻，外面的世界太陌生，外面的世界太好奇。

与我不一样，开车后，车厢一片哭哭啼啼，有的人感情还是很丰富的。

到了第二天，整个车厢都是说说笑笑了。

第三天，已经在广西贵州了，整个车厢都是吵吵闹闹，非常热闹。

第四天早上，3月24日，天刚刚亮，火车到了遵义。

整个遵义非常热闹，夹道欢迎我们，在消防队附近转弯的地方，还有老红军在欢迎我们。车把我们送到了丁字口的遵义饭店。

当天，遵义有武斗，有人把死尸放在遵义饭店门口。

吃晚饭的时候，卢湾区的一些人和杨浦区的一些人打架。

本来我们要在遵义住几天，参观遵义会议地址，和其他的一些教育基地。结果，25日一大早就全部送下乡。

卢湾区都在湄潭县，和杨浦区分成2路，我们浩浩荡荡的奔湄潭而去。

湄潭县城离遵义74公里，车还没有到湄潭，黄家坝少了一辆车，有人到了，一路下来，车不断的减少。

车子过永兴，一拐弯进了去复兴场的那条路，只剩了我们一辆车了。而且，本来不怎么样的公路，也变成了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司机在一座小桥前停了下来，用脚跺了跺小桥，然后才小心翼翼的开过了小桥。

我们一车是复兴场的26个人，看着车子越开离县城越远，怎么还没有到？

黄昏时分，车子终于到了复兴场公社。下了车，公社的干部们都来迎接我们，行李都拿下来了。坐在公社的院子里，周围是破兮兮的木板房，臭气冲天的厕所，我们一大帮人开始商量起来，最后决定，连夜撤退，返回区里，要求调到黄家坝。趁着天黑，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了“大逃亡”。

当然，公社里知道我们“逃亡”，当然很着急，但是也劝不过来，只能派几个干部在不远处跟着我们走。一边走，一边劝，劝着劝着突然发觉劝出上海话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们的小倪医生，她是上海卫校毕业，也是响应号召，分配到复兴场卫生院的药房间，比我们早到没有几天。

我们走走停停，刚离开上海，每个人手里都有手电筒，而且都是高亮度，高聚光的，我的手电筒是三节大号电池的。每路过一处农户，都有狗冲出来，我们只有拿手电对着它，它也不敢冲上来，我们只看见手电筒下的狗，狂吠，眼睛里闪着绿光。

到永兴的时候，已经快天亮了，区里安排我们在旅店里住了下来，说是旅店，头上顶的就是瓦片。

我发烧了，高烧。折腾了一夜，终于顶不住了。

调到黄家坝也不现实，经过几天的安抚，我们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公社，下到了生产队。

我们生产队其中的6位。

我们哥仨，夏纲林，我，盛君祥。

我们的生产队是齐心生产队，是文革是起的名字，当地人都叫这里是“瓦窑寨”。我们住的房子解放前是地主住的，后来是生产队的仓库，附近只有这座房子是二层瓦房。

这座房子呈凹型，我们住的算是“厢房”吧，楼上二间，一间是女生住，另外一间是吃饭间，垂直的楼梯也在这一间。楼下一间是男生住，另外一间是灶间，搭好的灶台两口锅，一口烧柴，一口烧煤。

我们对面和边上住的是正宗的贫下中农，，也就是凹的另二边，八个兄弟，一位母亲，老六是复员军人，刚刚退伍，他和下面二个兄弟还没有娶媳妇。生产队里大多是唐姓人家，这家也是。

生产队长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汉，很精明，穿个大裤脚的长裤子，方便的时候就把裤腿撩起来，我们的裤腿太小，撩不起来。

后排右边的是队长，左边是生产队会计，中间的是唐老师，做过学校老师。

我们第一年有几十元的安家费和每月8元的补贴。安家费是修补房子搭灶台，买床，买桌子，长凳。床是双层床，上层放箱子，下层挂蚊帐住人。还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张“书桌”，后来，我们自己又给每个人塔了一块搁板。

开始时，生产队旁边屋子的贫农老大妈给我们烧饭，这个大妈是“泽”字辈，算比较高的辈分，比“泽”字辈高的，生产队里只有一个了。大妈教我们生煤火，烧柴火，教我们挑水，教我们煮饭。贵州煮饭很特别，先用铁锅加水煮米，稍煮一会儿就捞起来放在蒸桶里蒸，米汤就作为猪饲料。

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经常下雨，起先穿着雨鞋倒还好，后来要下田干农活，光脚丫子，就不会走了，走几步摔一跤，后来学会了，走泥地不但要掌握平衡，脚趾还要扣着地。

后来，大妈教会了我们烧饭以后，我们就自己煮饭，我们7个人，每星期一个轮次，每天一个人在家煮饭。

我们吃的水是从水潭里挑的，离住的地方大约100米左右，挑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上坡，开始比较累，后来也习惯了。挑满一缸水大概要4趟。

挑水的龙潭。

这里没有电，所以晚上都是点煤油灯，开始是用有灯罩的煤油灯，后来，灯罩都打碎了，都是用自制的煤油灯，方便的很，就是烟大了些，有时候吹牛，睡的晚一点，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黢黑。还有我们的蚊帐也是黢黑的。

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聊到深夜，我们僮景着美好的明天，不谈奋斗，不谈理想，只谈何时能跳出苦海。

我们也开始熟悉生产队的农活，和其他当地人一样，出工赚工分。这里的习惯，一天分五稍，早5点到8点第一稍，然后回来吃早饭，9点到11点第二稍，休息一下，然后第三稍，直至2点左右。回家吃午饭，3点左右第四稍，5点休息，一直到天黑，大概7-8点钟。回家吃晚饭。

这里种的是一季稻，冬天基本上在家休息2-3个月，那时一天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

我们干的农活可多了，拔秧，插秧，收谷子，种麦子，种包谷，收麦子收包谷，挑干粪，这是牛圈里的粪，拌着稻草，没有水；挑湿粪，是猪圈里的粪，是用粪桶，挑不好会晃出来，有时猪圈里还有人粪，老乡整谁就给谁多舀些人粪。

秋收的时刻，生产队都要交公粮，我们也每人跳了一担，送到公社，大概一百多斤，路还蛮远的，到了公社粮仓，也够累的。

除了吃的，还有烧的也要自己解决。我们有二个灶，一个柴灶，一个煤灶。我们经常出山里的小煤矿买煤，山里离住的地方很远，路上要几个小时，男的二个筐，可以挑一百二十斤左右，女的背篼，可以背七、八十斤。。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出去时已经是下午了，到了煤矿，一边称煤，看见旁边的煤窑，也就下去看看，一个煤框，底下钉两条木条，靠人力拉上来，煤窑只可以一个人通行的通道，底下黢黑，要拿个煤油灯下去，到了底下，非常窄小，气好像都喘不过来，赶紧逃上来了。以后再也不下去了。回来的时候，走到一半路，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天墨墨黑，周围看不清楚，只能看见前面隐隐约约的一条细细的白带，靠着对路的记忆，懵里懵懂的把煤挑回来了。

砍柴也是一样，几里路的山头都是农民自己的，我们只有到十来里之外的生产队的柴山上去砍柴。而且山上，一般都是来回一天。砍柴一般女同学不去，都是我们男的去。柴砍好了，用绳子扎好，两捆，用扁担插在柴垛里挑回来。

有一次例外，女同学也去了，但是地点在离我们大概6-7里路的地方，不过是私人柴山。说的不好听点，是偷柴。悄悄的去了，上山了，柴也砍好了，还有许多是青㭎树枝，这种树是烧炭的材料，比较耐烧，不像有的泡桐，一烧就没有了。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城。结果，下山的时候被老乡发现了。我们说好话，没有用，拿了把镰刀，把我们捆柴的绳子砍断了，结果，一不小心，砍到了我们一个女同学的手，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口子，只是流了点血。他可能也害怕了，最后，和解，他砍来竹子，劈成篾条，帮我们把柴全部捆好，穷打招呼。以后，赶场时候碰到还打招呼呢！

开始抽烟了，没有钱，抽的是经济8分，条件好一些的时候，抽蓝雁，一毛七，有一次碾米去，没有烟抽，坐在河边碾房里，在小盛的口袋里找到半根大前门，三个人轮流每人抽了几口，虽然霉味很重，但还是过足了烟瘾。

第一次喝高了，是在去贵州没有多少时间。那时候，打酒是在公社的供销社，潮湿的地上放着一袋一袋的盐，大约百把斤一袋，湿漉漉的，还有一些大酒坛，我们拿了一只坛子，有把的，大约可以装2斤左右。我们打了2斤包谷酒回来，虽然口味差些，但这可是纯粮食的哦。三个人，小盛喝的少一点，我和老夏大约每人起码有7两。虽然走路有些歪，但是心里可明白的很。从箱子里翻出来一双大皮鞋，以前是美国兵的皮鞋，头大，非常硬，站上去跳也不会塌的那种，老父亲怕我穿的太硬，太重，到皮鞋摊上把皮鞋改了，把大头鞋头上的铁片给拿了出来，变得柔软了。这个皮鞋的皮真是好质量，柔软，光亮。老乡还以为我们喝醉了呢！

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菜吃，赶场时在街上买菜，4分钱一斤，非常新鲜。后来，队里给了我们一块自留地，我们在贫下中农的指导下种了一些蔬菜，吃菜的矛盾有些缓解，可是还是不够啊。

我们的自留地

给自留地上肥

最困难的时期，粮食吃完了，钱也花光了（那时候，兜里的钱很少，都是家里资助的），怎么办呢？粮食没有了，吃包谷，那种老包谷，稍微碾碎了，放在水里煮，再放在笼屉里蒸。肚子饿呀，一顿也要吃3碗。这种不消化的东西，吃一顿，拉一次，拉出来的都是包谷渣渣，几只狗可享福了，我们在上面拉，底下吃的吧唧吧唧的。所以，我们知道，“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话是真的。

菜没有，怎么办？去供销社，买那种油脚，就是油缸里剩下的沉淀物，发齁的。现在才知道，这是致癌物质。用这种油，问老乡讨些辣椒和葱，放点盐，冲一大锅汤，这个来下饭。

当然，好日子也是有的。

70年，我们养了一头猪。正好，队里有个孤儿住在我们前面，去湘黔铁路做民工了，房子空出来了，我们厨房搬到他家去了，利用他的猪圈养了一头猪。我们的猪吃的可好了，买的红苕藤，加米汤和磨碎了的包谷，天天如此。到了1971年过年前杀了。毛猪有155斤重，等过完年，只剩一只猪腿了。那年过年是我们第一次在贵州过年，是过的最高兴的一个年，过年前去杨家坪买了几条鱼，粮草备足。过完年，还剩一条鱼，大概有一斤多重，晒成鱼干，挂在屋子里。一天回来，发觉鱼干的下部快成鱼茸了，后来才发觉，是邻居家的一只猫，吃不到鱼，就站在高处，对着鱼往下跳，不厌其烦的跳，并用爪子抓鱼，你说，是不是成鱼茸了？还好，我们把鱼捆的很结实，否则，早就被它拖到窝里了。

公社所在地叫“复兴场”，赶集在当地叫“赶场”，有时赶星期天的，有时候赶初一、十五的，还有逢五逢十的。每逢赶场，场上好热闹，汗味，烟味，加上场上嘈杂的声音，组成了赶场交响乐。赶场的作用，是把自家的农产品放到集市上，顺便买些家需品，如油盐酱醋、烟酒等等，有的纯粹来赶“耍场”，茶馆里喝茶，供销社里买几两包谷酒，坐在供销社大门口过过瘾。

在几公里外，有个水库，叫杨家坪水库，水库很大，可以坐船到清江元，那里也有公路到湄潭。水库当时并没有完工，贵阳市的省水利设计院有许多人还在杨家坪工作。我们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经常去杨家坪水库工地找他们玩，他们也经常来我们这里来看我们，还经常带些生活用品支助我们。有几个人记忆忧新，刘建民，上海人，老家住在上海龙门路大概20几号吧，对我们很关心。后来我们回上海探亲，他也回上海探亲，去他家看过他。还有就是一对夫妻，男的是广东人，叫莫仲达，大学生，女的叫马蓉，贵阳人。后来，我们去贵阳设计院家属院去看望过他们。

复兴场的卫生院（现在是医院），当时可是人才济济。那个上海人倪医生，上海卫校毕业。姜医生，贵阳某大医院的护士长，宋医生，也是广东人，大学生。还有许许多多医生，护士。

我那时候刚到贵州，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除了身上发风疹，引起感染，还有经常发烧，还有一次菌痢，拉的死去活来，为了去复兴场看病，走了大概几个小时，走几步拉一次，好不容易到了卫生院，马上就挂盐水。卫生院的医生们都对我们非常关心，不但在健康方面，还在生活方面都相当关心。我有许多医药费，后来，都给我免了。现在可以联系到的只有倪医生一个人了。这次到复兴场医院，一个人也不认识了。

由于这次菌痢，体质非常差，71年5月份得的病，大概在6月份，回上海了。

在71年12月份，我收到我们插兄盛君祥的电报，叫我马上回贵州，说这次招工有我的名单。我赶紧买了返遵义的火车票。那时候湘黔铁路还没有通车，要去柳州绕一圈。

我赶紧赶回了生产队。盛兄已经帮我把所有的关系帮我转出来了。

第三天，又和二个老乡，把我们的行李挑到永兴，送我上了到湄潭的长途车。在湄潭，找到了653厂劳资科来招我们的许长友，告诉我，等驾驶室门上有034字样的卡车，就可以到厂里了。

就这样，我就被招进了061基地的3653厂，和我同一批被招工的知青，早在10来天以前就进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