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军旅摄影家马夫老师。第一次见马夫老师是在曼乔红枣咖啡加工厂的宿舍里，马夫老师坐在沙发上抽烟，朋友们和他谈论摄影，我那时对摄影一窍不通，只顾品尝曼乔咖啡的醇香美味，无心听他们谈话。后来马夫老师打开电脑让大家一起看他拍的枣林和黄河石头，我凑热闹也挤过去看，发现那些照片拍得非常漂亮。每一张都给人一种超级大片的感觉，使我很是震撼，顿时对马夫老师生出一股敬佩之情。</p><p class="ql-block">马夫老师住在曼乔拍枣林、拍枣农、拍黄河、拍石头。在神木待得久了，他觉得神木可拍的东西很多。在他眼中，神木就是一块宝地。他对神木的长城更是情有独钟。他第一次看到柏林堡就有了出长城画册的打算。从此风里雨里不辞辛苦地展开长城拍摄工作。他说:“长城立在神木已经数百年了，为了保护身后的子民，长城无声地站立着，勇猛地抵抗过。和平的年代，长城，有可能如人类的先辈们一样，消失在岁月中，也可能消失在人类的记忆中。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我看到长城的时候，对它有一种职业的敬意。这种敬意瞬间变成一种使命——用镜头把长城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人，让他们知道和平的意义。”</p><p class="ql-block">神木大约有180多个墩台，东西分布130多公里，其它先不说，对拍摄者的体力就是一个考验。年过花甲的马夫老师驱车几百公里到达拍摄地点，扛几十斤重的相机设备，一拍就是一整天。摄影是很苦的，也是很艰难的。他怀着对长城的敬意，做好接受挑战的准备。尽管这样，拍摄的艰难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拍摄的大距离路程，车可以跑，但很多最佳拍摄角度，靠车是实现不了的。他说双腿才是真正可靠理想的交通工具。长城墩分布在蜿蜒起伏百余里的沟梁上，每次拍摄，他时东时西，搜寻着每一个城墩的影迹和最佳角度。一年四季，早晨下午，黎明夜幕下，他寻找城墩最震撼的视角。每当拍长城时，他总会四点起床赶赴拍摄地，日出前到长城的附近，然后扛着相机寻找最佳拍摄角度。上午拍摄完毕，中午在就在车上休息，吃口随身带的饼干、麻花，下午继续拍摄。尽管很努力，可是有时候，一天或者几天也拍不到几副令他喜欢的片子。面对一个长城墩一段城墙的遗迹，他像个巨大的摆钟的针尖，围绕着城墩寻找最合适的拍摄角度，这种摆动往往就是翻山过沟，一天跑下来，手脚感觉都不是自己的，更别提腰酸背痛了。</p><p class="ql-block">马夫老师白天辛苦拍摄长城，晚上整理照片。有段时间他的胳膊疼的抬不起，坐在电脑前无法操作鼠标。但是如果不及时整理，照片就会越堆越多，整理起来难度更大。有天晚上他发现要是坐的位置低的话，胳膊就能稍微好点。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迫不及待地去市场上买了一把幼儿园孩子坐的塑料小椅子。我们去看他时，他那么大一人坐在小椅子上，电脑桌子上远看就凸个脑袋，好像桌子上摆着一个会动的地球仪。还有一段时间，马夫老师的小腿到了晚上非常痒，尤其是白天劳累了一天，困得只想睡，但是痒得睡不着，无比难受。他女儿从西安寄来一管药，涂上才能勉强入睡。马夫老师说这些都是当兵打仗时候落下的毛病。我曾问马夫老师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在家待着享受晚年生活而要四处奔波，他说他拍了一辈子照片，待在家适应不了。他看到美景就走不动了，非得拍下来才行。他说他受朋友邀请来神木转，不想这一转就走不了了。能为神木做点事情，他感到非常高兴。马夫老师说最好的照片，一定是抓住最好的时机、找到最好的角度、遇到最好的天象。也就是摄影人常常嘴边所挂的“天时地利人和”。</p><p class="ql-block">马夫老师在拍长城时曾经多次遇险。一次是从冬天的枣刺丛中滚下山坡，身上扎满枣刺，胳膊和腿上都是被酸枣刺划开的口子，渗着血，看着都觉得疼。他从刺丛中爬起身，疼得直骂脏话，然后赶紧检查相机，难过地说镜头摔坏了。我知道那镜头价格不菲，他肯定无比心疼。还有一次马夫老师踩在冰上拍摄，差点滑进河里，幸亏随行的梁老师一把拉住他才避免危险。</p><p class="ql-block">马夫老师的这种忘我的拍摄精神令人非常敬佩，我觉得他本人就是一段坚不可摧的长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拍摄，长城画册终于亮相于大家眼前。手捧画册，轻轻翻阅，我触摸到一个外乡人对神木沉甸甸的爱。这种毫无功利之心的爱，我觉得就是对和平年代中长城最好的保护，也是对长城精神最好的诠释。愿马夫老师安康！愿长城精神流淌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血液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