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岁月

薛海翔

狂飙岁月

――回忆松江二中的非常时期

薛海翔

1966年6月6日那个阳光刺眼的下午，我和屠新乐在二中饭厅外的白墙上，贴出了用“望远镜显微镜”署名的大字报，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就是从那一天起，这两个初二学生，永远结束了他们的中学教育。

当时，松江二中的初中部是不招收市区学生的，可是，在初中的三个年级里，有几十个来自市区的学生，他们都有相似的背景：从市区中学转学而来，父母大多是领导干部。

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由于担心子女的娇生惯养而受到修正主义的侵蚀，身为干部的父母可谓煞费苦心。松江二中以校风朴素教育严格著称，显然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理想所在，我们于是被转来。校方，甚至松江县委，也重视这一个群体成长的纯正性，在朱献成校长的关注，孙承谟教导主任的督导，王宝根大队辅导员的直接管束下，这几十个孩子，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吃的是只在午餐见一点荤腥每月九元的伙食，住的是几十个同学济济一堂的大宿舍，随处可见打赤脚、穿土布的同学，清晨集合出操晚上自修点名，这种隐然有斯巴达意味的严厉生活，深深吸引了我们。至今记得，第一次脱去鞋子，赤脚走在煤渣铺就的雷锋路上，脚底又疼又痒、心中无比自豪的感觉，仿佛是革命者正在经受磨砺。

班主任黄螺生老师，印尼归国华侨，耿直严厉，每晚，他都会轻手轻脚地来到我们宿舍门边，检查他的学生是否发出了应有的鼾声，如果有人悄声说话，他会突然出声喝止，让违规的学生魂飞天外。一次，我和洪文淮，王中民，陈卫章，熄灯后偷偷溜出学校，上街吃阳春面，回来刚进校门，就被黄老师抓着，被黄老师领去办公室厉声训斥的时候，恨不得有个地缝好让我们钻进去。

1966年初夏，天际开始弥漫“文化大革命”的烟云了。一次下乡劳动途中，黄老师与我并肩而行，他告诫我，你千万不能骄傲，彭真出事了，他就是因为骄傲啊。当时，彭罗陆杨集团被揪的小道消息，正悄悄流传。而对三家村的批判，则已经如火如荼。团市委来学校组稿，青年报上开辟了一个专版，刊登松江二中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因为，四百年前海瑞曾在松江府任职。我和屠新乐合写的“不许吴晗诬蔑我们贫下中农”，也在其中，并因此获得五元稿费。不曾料想，我在后来岁月中发表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起点竟在这篇巴掌大的文章上。王宝根老师建议，将这五元稿费全部用来买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赠送全班同学，我们当然同意。王老师一手经办，班里的同学都有毛主席著作了。

随后的革命，就没有这么和气温婉了。松江二中的校园，变成了一个烈焰腾腾的熔炉。8月27日，松江二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营”成立了。那天，恰好是我15岁生日，我从前的理想，是要在这一天就加入共青团。那时，高三的朱晓鲁贴出大字报，宣布退出“修正主义”的共青团。

9月，红卫兵营以10比1的推选方式，选出了50个代表，去北京串联，见毛主席。于是，我们从二中出发，北上抵京，最为神奇的是，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遇到了二中红卫兵营副营长初三(4)班的贾胜和我妹妹，他们是被派往武汉串联的，居然以万分之一的概率，在“祖国的心脏”巧遇。国庆节那天，我在天安门金水桥边，见到了城楼上身着灰色中山装、不停挥手的毛泽东、一身绿军装的林彪，以及反复喊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同学们往前走不要停留”的周恩来。被巨大人潮席卷，缓缓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二中的队伍被挤得不见踪影，身边只剩下高一（5）班的李志远，我们在长安街的电报大楼给上海家人发电报：“我们见到了毛主席！”红卫兵营很快就被更激进的组织所取代，早早退出了二中的文革舞台。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从二中出发，又三次去了北京，最值得提及的是那一次：我们一行14个同学，最小的14岁最大的20岁，组织了一支“长征队”，19 66年11月，从上海的高安路出发，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行程三千里，耗时78天，一路上晓行夜宿，逆风北上，除了过长江乘坐轮渡，连过黄河都是从冰封河面上，一步一滑地走过河去，全程没有乘坐一辆车。进入山东境内时，见到一张上海造反派发出的通缉令，被通缉者是高三的俞胶东，他曾任二中“校革会”筹委会主任，此刻就在我们这支“长征队”中；从墙上揭下通缉令，我们大笑不止，仿佛穿行在历史的云烟之中。

在北京逗留的日子里，我在清华大学看到挂着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被批斗的王光美，我妹妹在团中央看到胡耀邦被造反的学生勒令从窗户里爬着出来示众。大规模的批斗浪潮，席卷全国……，少年眼中，整个世界剧烈摇晃，分崩成如真似幻光怪陆离的碎片。

1966年11月17日，从上海出发步行去北京的“长征队”前排左二为作者

后来的两年，我们在学校里闲逛，无所事事。原先的宿舍划分完全打乱，我和几个同学，住在图书馆里，即现今的“树人院”三楼。经过1966年夏天“破四旧”的洗刷，整个图书馆已经变成了一两尺高的废纸层，白花花的书页如同书本的尸体，凄惨而刺目，整个图书馆就是一个书籍的坟场、一个文化的乱葬岗子。我就在废纸堆中扒拉出一块空地，辟出一个铺位，在这个书本围就的地铺上，度过了在松江二中的最后时光。临离校前，我挥动铁锄，像农夫翻地那样，在废纸堆里扒弄翻寻，挖出了一堆的尚有书形的文史哲书籍，打包带走。

松江二中图书馆

后来，这些残破不全的书籍，跟随我到了广西十万大山的壮族山寨一同插队，每日十几个小时的田间劳动之后，深夜在蚊帐里，点起墨水瓶做的油灯，阅读它们，写下了十几万字的笔记，为我后来的写作生涯打下了基础。如今，我每出版一本书，都要捐给二中图书馆，以期回报她粉身碎骨之际，犹对我施与的滋养之恩。

松江二中校史陈列室，图左下为作者的陈列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赵孝思老师，他是教高中语文的，没有给我上过课。1966年夏季，他遭到大字报讥讽和批判，因为，他希望当作家并加入上海作家协会。他和王宝根老师就住在图书馆边上的小楼里，我们闲了就去他们宿舍，他在聊天中不断地讲述的文学掌故和基础知识，使我受益非浅。

那是一段奇特的时光，1966年就不再上课，算是1967年毕业，却直到1968年底才领到了一张淡红色对折卡片状的“毕业证书”，手掌大小，中央上方是一个毛泽东头像，下面一行字：薛海翔同学1967年于本校初中毕业，颁发者是松江二中革命委员会。这张卡片，应当是松江二中发出的最为别致的毕业证书，它记录了二中一百年历史中一个罕见的非常时期，可惜，已无可寻觅。

文中的屠新乐同学，1980年代赴美，任美国《读者文摘》中国部经理，2000年病逝纽约，时年48岁，英年早逝，令人伤慟，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赵孝思老师也已病逝，他的愿望得到实现：发表了许多文学影视作品，不仅加入了作协，还成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愿文中提及和未提及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身体健康，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