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情，战友情

铁甲骑兵

兄弟情，战友情

——忆姚运良同志

周纯麟

我和姚运良同志第一次相识是在1931年打完豆腐店之后。

豆腐店在河南省商城县境内，是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村镇，因该地盛产大豆，卖豆腐的多，故得名豆腐店。这一带地形复杂，多为丘陵，上坎下洼，道路崎岖，既能隐蔽又好出击。豆腐店之战，我们红军十个团的兵力打败了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二师等十九个团对商城的增援，总计歼敌四千多人，缴枪两千余支，其中大量是日本造的三八大盖枪。这一仗，使刚刚投入鄂豫皖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出马就大败而逃。从而大煞了敌人的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

但是豆腐店一仗，也使我们师部通信排受到一些损失。由于战争的需要，师部通信排要进一步扩大成通信队。因此，师首长决定从三个团里挑选出一些战士，充实到师部当通信员。条件有三个：一是打仗勇敢；二是机动灵活；三是懂普通话，能及时准确地将师首长的指示传达下去，把团里的情况反映上来。当时，红军的通信主要靠通信员的口头传递。我和姚运良同志就是这次分别从红军三十三团和三十二团被挑选到师部当通讯员才认识的。

一、 约法三章

从年龄上来说，姚运良大我一岁，从个头上来说，他也比我高一些，从性格上来说，姚运良比我柔顺一些，我则比较急躁一些。姚运良是湖北大悟（原属黄安）人，我是湖北麻城人。我们两人家里都很穷，在旧社会都是被压在最底层。姚运良自小跟双目失明的父亲讨饭，十来岁就上山打柴，帮人放牛。我从小跟哥哥扎纸人纸马（当地人叫纸扎），挑货郎担，后来又给人家帮工，做豆腐。共同的悲苦命运，不仅使我们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红四方面军，而且使我俩从当通信员一相识，就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但是，真正使我们俩认识到殊途同命，还是后来学了文化和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之后的事情。那时候，虽然天天行军打仗，可是我们仍然坚持学习文化。最流行的办法是从写字条开始，一天写一个字，贴在背包上，行起军来，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后来每天认两三个字。我们起先是从“上”、“下”、“天”、“大”、“小”、“多”、“少”、“马”、“牛”、“羊”认起的，后来才慢慢认识“地主”、“压迫”、“剥削”、“革命”、“行军”、“打仗”、“胜利”、“翻身”等一些较难的字和词。原先我们感到学文化很难，也不好意思，觉得别扭，不如打仗、送信、杀敌人痛快。后来在师首长的教育和要求下，并通过谈学习的好处，慢慢养成了习惯，尝到了甜头，越学越想学，还自觉地坚持一天一小考，每天一中考，十天一大考。我和姚运良互相背诵，互相督促，互相 考试，有一个字考不出，除了当天非学会以外，第二天还要自觉去帮助炊事班挑一担水。我们之所以这样学习和考试，既是参谋主任文建武同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俩人自觉定的规矩：一个字考不出，挑一担水；两个字考不出，挑两担水；依此类推这个没成文的“规矩”，我们俩都自觉地遵守，以此来推动和促进我们坚持学习。学得多了，我们就学写字，没有纸，就在地上划；没有笔，就用树枝代替，或者用打土豪时缴来的笔，俗话说，“知书达理”，事实也确实这样，随着识字一天天增多，革命道理也懂得多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情明白了，过去想不通的东西想通了，过去懂得的一些道理现在知道得更多更深了。我们两个通信员之间的团结也越来越亲密无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为了更好地履行通信员的职责，我俩还私下里“约法三章”：一、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要及时，不得误时间；二、传口信一定要听清、记牢、传准，不得传错了，不能在送信的路上玩；三、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枪林弹雨，火海刀山，也要保护好首长，绝不怕死。在当通信员的日子里，我俩一直自觉地遵守着这“约法三章”。

二、到敌后取情报

记得在围困苏家埠的四十多天时间里，我们打垮了敌人两次 大的增援。为了摸清敌人第三次大增援的兵力，师长倪志亮要我连夜赶到离师部驻地三十里外的四十里铺附近，给深入敌后的师部便衣侦察队送信，并取回他们侦察到的敌人增援兵力的情报。姚运良对我一个人黑夜深入敌后很担心，请求倪师长派他去。师长看我们俩争执不下，就决定派我们俩一起去。

这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行走十分困难，我俩手拉手，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我滑到了，他就拉我一把；他滑到了，我就拉他一把。一路上翻山越岭，硚水沟，钻树林，高一脚低一脚，谁也不知道自己跌了多少跤，有时两人一起滑到了，又一起爬起来。经过六安州城南时，我们碰见了敌人的哨兵，不得不多绕了几个村子。师部便衣侦察队行踪不定，师长当时只告诉了一个大概的地方，并没有准确的地址。因此，我俩找了好几个庄子才找到侦察队。我们将师长的信交给了侦察队的负责同志，同时带回了他们刚侦察到的敌人的情报。当我们黎明前又饥又渴返回师部，将情报按时交给师长倪志亮和政委甘吉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倪师长和甘政委看完情报，当场表扬了我俩，倪师长说：“任务完成得很好。如果仗打胜了，给你们记上一功！”

师首长接到情报后，按照敌人可能增援的兵力和时机，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调整了全师的兵力和兵器。结果，第二天敌人的增援部队一来就被我们打垮了，被围困在苏家埠、韩白渡的敌 人也投降了。这次战斗，我们和兄弟部队一道打得很漂亮，生擒敌总指挥一人，旅长八人，团长十人，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炮四十四门，机枪五十挺，击落敌机一架，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一次空前大胜利。后来，师首长和同志们每当谈起这次胜利的时候，总免不了把我们这两个通信员捎上，夸奖一番，真使我们感到不好意思。

三、舍身相救

1937年2月，我们红军西路军驻守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五十余里的倪家营子地区，当时，我在二六三团三营任教导员。

一天上午，团长打电话叫我去，到了那里，团长说：“你们三营在甘肃北部经过长期行军作战很疲劳，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的，可是敌人跟上来了，又得要辛苦你们了。”说着，他把地图放在我面前，开始谈任务：“我们现在的驻地是个狭长地带，东西两侧是山，南面是一块平原，大部队就住在那里。最北面有个碉堡，是我们全团、全师的前哨，不！应该是我们我们全军的前哨。现在二六九团一个连守在那里。根据敌情，根据地形，敌人的进攻非从北面来不可，这样，它首先必定要夺取这个碉堡。因此，团里决定你带一个连去接替兄弟部队，坚守这个碉堡！”团长向我看了一下，又说：“我们团的部队，虽然都在你们南面二三里路，但是打起来后，你们要单独作战，至少要坚持到明天黄昏，等待大部队反击。”团长谈了任务，政委又叮嘱我：“回去好好动员一下，敌人的骑兵是爬不上碉堡的！”

黄昏，我带着九连出发了。外面西北风刮得很紧，天空飘着雪花，路上都结了冰。战士身上围着一条被单，头上戴着的还是长征时的八角帽。但是，大家对这次战斗充满信心，一边走路还一边谈笑着：“这次，定要叫马匪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走了一里多路，老远就看见一个黑魊魊的碉堡，有三丈多高，真像一座宝塔。走近一看，这原来是一个老百姓用泥土砌起来的土碉堡。墙壁很厚，墙角有一丈多宽，共有三层，最上一层没有顶，只有半人高城垛的土墙，站在顶上，可以控制四面；第二层每面有一个很小的窗子，算是枪眼。炮楼的四周围着一堵矮墙，矮墙外是一道浅浅的围沟，围沟已经干枯，铺了一层薄雪，没有一点水。围沟的外面是两道兄弟部队临时架设的枣树鹿砦。这种障碍，就是把枣树拦腰砍断，枝头向外，树干朝里，然后用铁丝或绳子把树干捆在一块。有的为了牢固，还将树干埋在土里，使敌人不易破坏。再外面就是一片开阔地，向北二百多米，有三四间老百姓的茅草屋，因为打仗，老乡都逃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虽然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到午后，碉堡里连我在内只剩下九个人，其中还有两个轻伤员。头天晚上，我带来了一百三十多个生龙活虎的战士，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么几个人，想想不由得心里难过。但我意识到，在这危急而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指挥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信心、勇气和力量，我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你们都明白，这碉堡是我们全团全师，以至全军的前哨。为了守住这前哨阵地，我们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个战友牺牲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誓与碉堡共存亡！”几个人齐声坚定地回答。

　　黄昏时分，外面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先是在东、西两面，后来枪声又逐渐向北面移动。我在上面不了解情况，仍然坚守在碉堡的二楼上监视着外面的敌人。忽然，一个负了伤的通信员惊喜地叫着：“教导员，教导员！下面有人叫你！”我那时耳朵已被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震聋了，加上注意力集中到监视敌人的动向上，因此，直到通信员几次大声地喊叫，我才听清楚。

我伸头往外一看，是我们的大部队在反击。我赶忙从碉堡上跳下去，军政委李先念、师团首长及我的老战友、二六七团政委姚运良站在我面前。在这危急的时刻，见到自己的首长和战友，我惊喜激动得呆住了。李先念政委沉重地说：“纯麟，集合部队吧。”我集合了从碉堡里走出来的同志，连我总共还有九个人。望着身旁牺牲了的战友，心里一酸，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李政委和姚运良同志走过来，一个握住我的右手，一个握住我的左手，低声地安慰和鼓励我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打得好！”

在我们部队的反击下，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龟缩到“上营子”去了。晚上，营长汪冯志带着八连来换我带的九连，继续坚守这个碉堡。我将一天的情况向汪营长作了介绍，并与他一起研究了重新改造地形、抢修工事的方案，就带着九连的同志到南面二千多米外的村庄休整，并重新组建九连。

八连守碉堡的这天黄昏，我们接到反击命令。团首长和一营营长赵海风带领一营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的大多数人，向碉堡的右侧冲击；姚运良同志带的部队和我所带的七连、九连，向碉堡的左侧冲击。由于地形起伏，北高南低，我们处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因此，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我和姚运良所带的部队相互掩护着前进。为了使部队冲得更快，我从战士手中抢过一挺白朗宁机枪，瞄准敌人边打边向前冲。姚运良拿着望远镜观察敌人和部队前进的情况，紧紧挨在我的左侧。我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不时地与我交换意见，指挥部队向敌人冲击。

密集的子弹就像飞蝗一样，在我们头顶上呼呼直响。但是，战士们毫无惧色，机智地利用田埂、地坎，勇敢地向敌人冲去，只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大刀的砍杀声。我和姚运良也随着冲锋的战士前进着，当我们前进到离碉堡只有一百多米的时候，敌人的子弹打得更急了，妄图阻止我们反击。

我以田埂作掩护，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我越打越猛，敌人的火力受到压制。突然，姚运良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机枪，向敌人射击。他端起机枪才打出几发子弹，就“叭”地一下左臂中弹，倒在血泊中。这时，我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从望远镜里看见敌人正在准备向我瞄准射击，但是，我的机枪为了掩护战士们冲锋不能停止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把危险承担起来，毅然上前夺过机枪，救我脱险，掩护冲锋。我当即叫通信员把他先背下去，便又重新端起机枪跃身向前，对着敌群更加猛烈地射击起来。在一排敌人倒下之后，又向着另一排敌人扫去，我恨不得让前面的敌人在我的机枪下通通丧生，为姚运良的负伤和牺牲的战士们报仇。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团长周纯麟与政委姚运良

　　几个方面的部队在继续前进，战士们也更加勇猛地冲锋，没多久，我们就取得了这场反击的胜利。我从战场下来之后，立即奔到姚运良的身旁，跪在冰雪地上，看卫生员还在给他洗涤、包扎伤口，我将自己身上那件打了好几个洞的旧羊皮大衣脱下来，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无限感激地流着泪水说：“运良同志，我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不是你，我可能负伤，也可能牺牲了！”姚运良同志微微睁开双眼，用右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诚恳而恳切地说：“不能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四、 训练成果，连打胜仗

1939年秋天，姚运良随李先念等同志一道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以后分到华中工作，又被送进华中局党校学习。我是1940年1月从新疆回到延安的，起先被分配到华中八路军四纵队（后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工作，1941年8月到四师骑兵团任副团长，不久任团长。1942年底，反“扫荡”刚结束，姚运良在党校学习毕业了，分配到骑兵团当政委，我俩别提有多高兴了！昔日的两个红小鬼、通信员，想不到现在又在一起领导骑兵团的工作。我俩在杜巷村头见面时抱在一起，欢喜得跳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和训练，骑兵团就像长满羽毛的鹰更加丰满了。不仅思想、作风、纪律有了明显的提高和进步，而且骑兵马术也有了新的长进和发展，还特别加强了特技的训练。从一马骑两人到一马骑三人，其中两人藏身；从两马并排飞奔，一人站在两马背上，到两匹马上有五人，即每匹马有两人藏身，一人站在两马背上；马上拿大顶，即倒立在飞奔的马背上；马上翻杠子，即两马并列飞奔，骑者肩扛杠子，一人在杠子上做各种动作，包括单腿挂杠上；还有马上独立劈刀、两手双劈刀、马上独立跳障碍、独立打步枪、投手榴弹，以及马上打机枪、打掷弹筒，甚至能够一人夹着另一个人，其中一人驾驭马匹，另一人在马上打机枪等。同时，还加强了各种骑兵战术的训练，多次进行战术演习，包括骑兵对骑兵的对抗演习，骑兵的追击战，打敌密集队形的步兵，以及没有步兵配合的骑兵攻坚战和有步兵配合的步骑协同作战。通过苦练，使骑兵在战斗中逐步做到了逢沟过沟，逢坎过坎，逢水涉水，超越各种障碍时乘坐稳固，行动自如，指挥灵活，能攻能守，能进能退，具有较高的机动作战能力。这时候，可以说我们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既能骑兵自己独立完成任务，又能徒步或与步兵一道进行步骑作战了。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的马术训练

　　1943年秋天，满地长着高粱、玉米，我和姚运良同志亲自带领骑兵三大队出发到灵璧以北寻找战机。

当时在宿县以东的时村驻着伪淮省“剿匪”第一支队少将司令胡泽普的司令部。时村东北的鱼钩，驻着这股伪军的一个团。我们是在拂晓前到达时村和鱼钩之间游集南面的刘派家埋伏的，并且换上了便衣站岗。

这次，我们是远距离埋伏，准备打了就走。天刚亮，我、姚运良和展广蕴大队长来到村边观察地形和敌情。哨兵报告说：“有两个伪军骑着马，大背着枪到庄子里来了。”我们隐蔽着向后面摆了摆手，大家屏住气，让这两个伪军进了庄。几个骑兵战士突然包围上去，这两个家伙还来不及把背上的枪取下来，就当了俘虏。经审问才知道当天的敌人要经游集向鱼沟的敌人送棉衣，鱼沟的敌人要派一个中队来接，并准备到刘派家吃派饭。这两个家伙就是事先到庄子里来派饭的。这时，哨兵报告已看到公路上鱼沟的伪军，大约有一个连的人过来了。我和姚运良立即指挥骑兵三大队上马出击，不一会儿就把这个连全部消灭了。

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只听得“的笃、的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四辆满载棉衣的伪军马车直向游集而来，并有一个骑兵排护送。送到嘴边的肥肉还有不吃的？我们连忙调转马头向敌人的马车冲去，护送的伪骑兵见状立马逃跑了。马车上押送的伪军来不及抵抗就当了俘虏。

这天上午，我们打了两个胜仗，只伤了一匹战马，俘虏了伪军需副官以下几十人，缴获包括满载棉衣四百二十套的四辆马车和十四匹骡马，还有伪币十三万元。12月4日，淮北《拂晓报》在头版登载了这个消息。

五、被炸弹埋进“猫耳洞”

战争既能锻炼人、考验人，又能培养人、造就人。

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节节胜利，我和姚运良同志相继从骑兵团调到师的领导岗位工作，他当师长，我当副师长。虽然战争时期战斗频繁，领导工作相当紧张、繁忙，但是我俩相互间的关怀、照顾、体贴却有增无减。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我们师在新安镇（现新沂）以东担任主攻任务。过去，我们师都是打阻击，这次改打主攻，战士们特别高兴。可是，夜晚一打，敌人就跑了。

“追！”

“敌人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

战士们的情绪特别高昂。镇上的群众也纷纷指点着追击的方向，许多大爷大娘把一碗一碗的开水送给战士们喝。

一路上，除了找向导花了些时间外，几乎一直不停息地在行进中，战士们没有一个掉队的。

我师在追，徐州东面的兄弟部队则堵，很快把敌人压缩到纵横不及十华里的碾庄车站及其北侧地区。到22日，十七天中，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我军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黄百韬十个师，刘汝明部一个师，孙良诚部两个师，宿县守敌一个师，冯治安部半个师，共十四个半师以及许多国民党非正规军部队，并给予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部以严重打击，切断了徐州、蚌埠两处国民党军的联系，解放了徐州周边诸多重要城镇、车站，使徐州之敌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使山东、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第二阶段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灭亡扔在负隅顽抗。

一天下午，我和姚运良正在一个“猫耳洞”里指挥部队作战。敌人的炮弹就像狂风暴雨一样，向我们的指挥所急速倾泻。“咣咣咣咣！”敌炮一阵接一阵地急速射，各钟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使整个大地仿佛都在颤抖，刺人耳鼓，摄人心肺。我们指挥所的上面火光迸发，黑烟爆起。“猫耳洞”里，顶上的土块刷刷地往下掉，不时地打在我们头上、肩上。我感到此刻蹲在“猫耳洞”里很危险，几次劝姚运良离开这里，但他都不肯，说：“这里是指挥所，我的指挥位置在这里！”

炮火急袭刚过，十几架敌机又低空掠来，先是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然后对我们的阵地和指挥所轮番轰炸、扫射。

“咚——咣！咚——咣！”两串炸弹在我们的指挥所顶上爆炸后，把“猫耳洞”左侧的顶掀了一个碗口大的“天窗”，与此同时，簸箕大的一块土石从顶上掉进指挥所里。

“撤！”还没等姚运良师长的命令下达完毕，又是几串炸弹在指挥所顶部炸开了，“猫耳洞”整个被炸塌了，姚运良和我都被埋在洞里了。机关的同志扒开泥土，把我从洞里救了出来。“姚师长呢？”我焦急地问.

“还在洞里。”

“快扒!”说完，我和其他同志一道，用双手拼命地扒土，手指都扒出血来了。这土，塌下去很快，可扒起来却挺费劲。幸好“猫耳洞”顶部的土被炸弹炸飞掀掉了很多，所以压在姚运良师长身上的土并不太厚。当我们把他从洞里扒出来，他睁开眼的第一句便是问“周副师长呢？”

当他看见我就站在他面前时，高兴得拉着我跳起来，并乐观地对着天说：“王八羔子，就这么一点炸弹还想把我们埋进土里？！可惜土地爷不收，又把我们全退了回来！”姚运良这一席风趣的话，不仅把大家全逗乐了，而且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战斗士气。

还有一次，在睢宁西边的海郑公路上，我们师担任阻击任务，堵住邱围子里的敌人。围子外面有水，我们负责封锁这个圩子的大门。我俩谁也不愿呆在后方指挥所，都争着到前面一线去。这次“争”的结果，我胜了，我到前线去，姚运良留在后方指挥所，不过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晚上，我一定要到指挥所来换他，我满口答应了。可是当天晚上，我到指挥所时，并不是自己走去的，而是由担架抬去的。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时，敌人的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的左前方，炸伤了几个战士，我的头部也负了伤。

姚运良见我头部血迹斑斑，心里非常难过，他弓下腰仔细察看我的伤情，并要卫生科的医生立即给我做手术，取出弹片。在我住卫生科的两天，每天晚上他都要从紧张的指挥工作间隙中抽出时间，到卫生科来看我，还将在战场上缴获的一件美国短皮衣盖在我的身上。

为了让姚运良集中精力指挥部队作战，第三天一大早，我就让卫生科的同志用担架把我抬到指挥所，一边协助姚运良指挥，一边治疗养伤。就这样，我一直在指挥所里与姚运良一道指挥部队作战。这一仗，我们和兄弟部队一道歼灭敌人五千多人，并迫使敌军长及其一个旅全部投降。

六、 最后的嘱托

1979年国庆节前夕，我出国访问回来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房间里的电话铃就清脆地响了起来。

我拿起听筒：“喂，那位？”

“我啊，老周！”

“你是运良吗？”

“是的，你可回来了！”

“你现在哪里？”

“在上海住院啊。”

“怎么啦？”

“还不清楚，医生要我开刀。你看，我开不开刀？”

我感到很突然，略微停顿一会儿，问：“什么病？清楚吗？”

“现在还不清楚，我打电话找你，就是想问问你，我到底开不开刀，由你作主好吗？”

我稍微思索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你还是听医生的话吧。”

“好！好！按你说的，听医生的话！”

我放下话筒之后，心里一思忖，感到情况严重，不然医生不会不告诉他病情，他也不会从千里外打电话来找我。本来，在北京还有些事情要办，但接了姚运良的电话后，我已无心去办了，立即买飞机票回上海。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上海华东医院，来到姚运良的病床前。

他脸色憔悴，显得苍白，眼睛紧闭着半躺在床上。见我来了，他喜出望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我忙按住他不让他起来。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声音颤抖而兴奋地说：“老周啊，盼煞我啦！今天可把你盼来了！”

我从医生那里获悉，姚运良同志患的是食道癌，而且开刀有危险。一是因为他从1953年开始患的败血症，至今没有完全治愈；二是他的两个肾脏都有囊肿，随时有可能破裂，造成生命危险。另外，他还有心脏病、高血压，心脏能否经得住这么大的手术也未可知。即使开刀也是两种可能性：一是癌症还未扩散，开刀开好了；另一种是开刀后不能讲话，甚至下不了手术台。医生分析了姚运良的病情和开刀后的两种可能性之后，诚挚而又坚定地对我说：“作为医生，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把刀开好！”

与医生谈完之后，我又分别征求了姚运良同志及其爱人刘源和孩子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开刀。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医生，并对医生做了些鼓励和叮嘱之后，便赶到南京参加会议了。

由于当时姚运良同志正在发烧，不能立即开刀，又延误了半个多月。到手术打开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只能原样缝合起来。他开刀后的第三天晚上，我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看他。医生先把我拉到办公室，沉痛地说：“姚运良同志已经不行了，随时都有可能……”我眼眶里含满了泪水，痛苦地点了点头。医生又说“最好让姚运良同志回到南京或者合肥家中，调养调养做些准备吧。”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慢慢地向姚运良的病房走去。平素，我是多么想见到他，而此刻我又是多么渴望相见而又不愿见到他啊！哪怕是推迟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也是好的。见了他又该说什么呢？

从医生办公室到病房不过十几米远，然而我却走了二十分钟，真是一步三思啊。最后，我擦干泪水强装笑脸，走进病房。

可是我一进病房见到他却为之一愣，他的精神很好。他见到我高兴地说：“开刀之后，我觉得好多了，特别是食欲增强了，很想吃东西。”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眼泪直往下掉。我老伴邓文秀带去了甲鱼和鲫鱼汤，他感到很和口味，喝了满满一小碗。我望着他一口一口地将鱼汤喝下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是，我兴奋的情绪很快就被我心中的阴云笼罩了。

我不得不艰难地启口，征求他的意见，说：“运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还有什么事要我办？我明天还要赶到南京继续参加会议，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和交代的事情吧。”我尽力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听着我的话，眼泪就止不住顺着脸颊淌下来。他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足足有五分钟没有说话。病房里像死一样的寂静，一丝儿响声都没有。

他好像早已知道自己不行了，精神上也有所准备。他慢慢松开我的双手，一边把身子向病床里边移动了一下，一边拉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挚而又恳切地说：

“老周啊，我没有什么要求！我的病情你是知道的，你也不要瞒着我，医生虽然没有对我说，但是我心里是有数的，知道自己是不治之症······

“没有革命，没有党，没有上级，没有同志，就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我们俩的阶级情谊。”

他略微停了一下，喘了一会儿气，又充满激情地说：

“可惜得很，全国刚胜利不久，我就得了败血病。二十多年了，我没有能为党，为人民做更多一点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很优厚的待遇，我姚运良要感谢党，感谢人民，哪能还有什么奢望，还能有什么过分要求呢？！”

又过了一会儿，他很郑重地对我说：

“老周，如果说我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有三条：一条是我已经不行了，但是，我衷心地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你也负过六次伤，而且开过刀，心脏也不是很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摧残，你的身体很弱。所以，你要为革命再尽一点力量，就要好好保重身体。这是我对你的第一条要求。

“我的孩子们，平时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刘源（姚的夫人）对他们的教育抓得比较紧，现在他们的表现也还不错。我向你提出的第二条要求，就是我死了之后，希望你像对你的孩子那样，严格地要求我的孩子，使他们能够为党、为人民、为四化建设多做一点工作，多做出一点贡献，补上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第三条，也是我死前最遗憾的一条，就是你、我和曾玉良一路当通信员时曾经有过承诺，如果我们三个人中哪个先死了，后死者要把先死者的情况告诉他的老家。这一点，我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没有打听到曾玉良老家的人，因此也没有能将他为革命牺牲的情况告诉他的家里。现在我不能做了，不能完成他交给的使命，请你无论如何放在心上，为曾玉良办完这件事，把他牺牲的情况告诉他的家里······”

姚运良将军

　　姚运良谈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俩早已都哭成泪人一般。可是，当我对他这三条要求都一一点头答应下来之后，他却什么也不肯谈了。只是说：“今天已经很晚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说：“我明天再来看你。”

他恳求似地说：“不用了，你明天不要来了！你工作很忙，赶紧先回南京开会吧。这里对我照顾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的刀口拆了线之后很快就回合肥去了。刘源也同意我拆线后回合肥。”

我强忍着眼泪离开病房，回到延安饭店。晚上躺在床上想了一晚，难以入睡。万没想到，姚运良和我这一次谈话，竟成了我俩的最后一次话别！

一个人的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莫过于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想到党的利益，想到革命的事业，想到战友和同志的嘱托。姚运良就是一位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人。

周纯麟将军

　　1980年3月30日7时30分，长时间被病魔缠绕的姚运良同志终于与我们永别了。中央领导同志陈云、李先念、韦国清等，以及许多战友、同事都送来花圈，许多老同志从河南、北京等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追悼会。追悼会上，他们为失去姚运良这样的好战友好同志而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追悼会后的一天傍晚，我来到合肥市区北干休所，积雪把楼前的雪松装扮成玉树琼枝，放射着素静的、洁白的光彩。这积雪，仿佛与我此刻的心境一样，虽然一言未发、默默无声，然而却在深深地怀念着刚刚离开这楼房的主人、我敬爱的战友和同志——姚运良。

我迈着沉重的步履踏上楼梯的台阶，上楼进门之后，向左拐弯径直朝运良同志的卧室走去。屋里的床、桌、椅、凳依然如故，与半年前我来看他时一样，十分简朴，只是右边墙壁上那凹进去的扇形壁柜里原先的书籍搬走了，换上了运良同志的遗像。望着遗像上熟悉而慈祥的面容，便想起了运良同志勤俭节约的美德。他一生中不仅没有一双皮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而且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这遗像还是我的大儿子在他上海住院前给他照的。我当时还对孩子说：“伯伯马上就要住院了，哪有心思照相呢！”想不到这照片今天竟成了他唯一能拿得出来的遗像。在他的遗像下面，端端正正地放着紫红色的骨灰盒。

我在他的遗像和骨灰盒前默默地站了约摸一刻钟。他的大儿子姚崇国拿着一个信封来到我的身边，从信封里倒出一粒子弹头，哭泣着说：“周叔叔，这是从我爸爸骨灰里拣出来的子弹！”

“什么？”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解地问了一句。

“是的，这是从我爸爸骨灰里拣出来的子弹！”

孩子虽然语调很低，但我的耳鼓却像雷鸣一样，浑身的热血直往上涌，脑子“嗡”的一声，差点晕了过去。

待我恢复了平静之后，从孩子手中接过了弹头，一看便知道是一颗“七九”式尖头子弹。我再仔细一看，发现子弹里面的锡都已烧化了，同时，子弹外面的一层铜也已经变得粗糙了。可是这敌人的子弹又是什么时候进入他的体内的呢？我望着子弹，回想起那遥远的年代，回想起他一生七次负伤的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他最后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负的伤，慢慢地六次都被我排除掉了。最后，我的记忆在1937年2月的那次负伤时停住了，眼前浮现出他在碉堡旁舍身救我的情景。我望着子弹，心里像刀搅一样，顿时泪如泉涌说不出话来。我内疚、难过，无情地责怪着自己：为什么不在运良同志活着的时候，帮助他把子弹从体内取出来？！我双手捧着子弹，向着运良同志的遗像和骨灰，深深地鞠了三次躬，以表示自己对他的歉意和换得他对自己的批评、责备与宽恕。

当我捧着骨灰里的子弹，在他的遗像前肃立、鞠躬的时候，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诚挚地话语：

“请你无论如何放在心上，为曾玉良完成这件事，把牺牲的情况告诉他的家里……”

曾玉良是我们俩人红军时期的生死战友。起先，我并不知道曾玉良同志已经牺牲。后来华北骑兵团南下与我们会师于曹市集时，我打听团长是谁，才知道了曾玉良牺牲的消息。他是在抗日战争中打鬼子时，牺牲在山东省曹县的。当时，曹县人民为纪念曾玉良同志，曾一度把县名改为“玉良县”。解放以后，我曾多次写信到曾玉良同志的家乡——河南省固始县，打听询问曾玉良同志家庭的具体地址和情况，然而都是查无下落。现在，姚运良同志临终前再次托付于我，无论如何在我古稀之人有生之年，一定千方百计打听曾玉良同志家庭的确实情况，完成两位已故战友和同志的重托！可惜啊，可惜，当年我就没有向曾玉良同志多问一句，……几十年来，我也一直为此事内疚和遗憾！人死了是不能再复生了，但是，我作为还活着的人，一定要尽力完成死者的重托！对于这一点，我在姚运良同志的遗像前默默作了保证，请他在九泉之下放心！

打这以后，我更加抓紧打听曾玉良同志家庭的信息，写过很多信，问了许多人，终于在1982年6月20日收到了河南省固始县民政局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曾玉良烈士系我县祖师公社杨柳大队人。自幼母亡，家庭贫困，九岁就给别人放牛谋生，洗衣补裳由姐姐照料，十七岁时参加红军。

“曾玉良烈士于1930年8月参军后，在他的带领下，他父亲曾成杰，大哥曾玉贵，三弟曾玉保，四弟曾玉宽，五弟曾玉中和姐夫都先后加入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农协等革命组织。他父亲在抗日时期去世，姐姐在1981年病故，现在一个哥哥和三个弟弟各自分居。他有个未婚妻，称呼叫‘妹妹’，在1933年前后死去。

“曾玉良烈士，在1980年已编入烈士英名录光辉史册。”

读完了这封信，我悲喜交加，老泪纵横，悬在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也给老战友们一个完整的交代啦！

（周善伟整理）

2021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