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 一一父亲尹焕章对青莲岗文化考古的贡献

川川妈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一一父亲尹焕章对青莲岗文化考古的贡献

作者：尹增淮

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是1951年在淮安区宋集乡青莲村发现的，至1961年，我父亲尹焕章与曾昭燏先生在《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论著中，第一次对青莲岗文化进行了全面阐述，至今已有六十年。十年铸一剑，六十年一轮回。青莲岗遗址现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博几代学人在长期的田野考古中，对青莲岗文化的空间范围和文化内涵发表了不同的论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针对青莲岗文化立论的不足，夏鼐先生曾提出“青莲岗文化这一名辞似可避免不用”的建议。至2018年淮安市清江浦区徐杨乡黄岗遗址的发现，学术界又重新审视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确认了青莲岗文化客观存在的历史价值。应淮安区政协文史委特约，现将父亲生前主持的青莲岗文化考古工作作一介绍。

曾昭燏先生遗像

尹焕章先生遗像

　　父亲尹焕章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抗战前就在河南安阳参加殷墟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南京博物院从事考古工作。生前与曾昭燏院长命名过“湖熟文化”与“青莲岗文化”两个考古学文化。湖熟文化是以距今约3000至4000年分布于长江下游和秦淮河流域的青铜文化。青莲岗文化则是以距今6000至7000年分布于淮河下游地区或江淮之间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35年春季，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团成员（右三为尹焕章）与前来视察的李済先生（右四）合影。

　　凡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区别于他种文化的一群共同体；二是具有同样类型的遗址不止一处；三是对这一有共同特征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了解。依据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青莲岗文化是因青莲岗遗址得名的，青莲岗遗址只有一处，而青莲岗文化遗址可以有许多处。这些同类型的遗址分布范围有多大，文化特征是什么，与其他考古学文化有无承袭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考古工作者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与发掘中去深入解析。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界对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仍局限在河南的仰韶文化与山东的龙山文化，普遍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自1951年青莲岗遗址发现后，华东文物工作队连续几年对该遗址进行调查试掘，确认青莲岗遗址代表了淮河下游的一支独特的文化。它说明了当原始社会末期，在淮河下游苏北地区，生存着我们的祖先，吸收了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优点，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文明。自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仰韶遗址和1928年在山东历城县发现龙山遗址以来，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囊括了中国所有的考古学文化。我父亲与曾昭燏院长正是在这个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他们以考古学家的胆识，在江苏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在认真细致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打破了当时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大一统的考古学局面。有一次，父亲与曾院长在长江的客轮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谈到青莲岗文化命名时，他们说:“不仅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与淮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学术观点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说的先例。在论及青莲岗文化的空间时，我父亲与曾昭燏先生特别强调了自北向南的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属于“青莲岗文化系统”，并强调指出:“随着所在地的不同，他们在生产上、生活上以及风俗习惯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体质上也有差异。”“青莲岗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系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青莲岗文化系统是对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宏观表述，对于研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明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这种学术论述在现在看来显得过于笼统，但它对引导我们打破文化单一的思想桎梏具有积极的作用。经半个世纪考古事业的发展，相继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南博最早提出的“刘林文化”）、北辛文化、龙虬庄文化、顺山集文化等，无不证实了二位先生时空概念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由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采用了青莲岗文化研究成果，继后夏鼐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收录了“青莲岗文化”条目。

考古调查途中（右一为尹焕章）

　　南京博物院在建国初期，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依靠我父亲与赵青芳先生，他们俩祖籍都是河南省南阳人，不但同乡，还都是终身献身考古事业的同道。民国政府时期，他们都跟随李济、董作宾、郭宝钧等前辈进行野外考古。在开展青莲岗文化课题研究进程中，父亲做了大量的遗址调查与发掘工作，常年坚持在考古第一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他的工作重点都倾注在徐淮地区史前考古实践中。整理编写了《徐州地区考古调查》、《淮阴地区考古调查》、《江苏邳海地区考古调查》、《洪泽湖周围的考古调查》及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其中多篇是与张正祥先生合箸的。他们发现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就有20余处，其中以淮阴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在邳县大墩子遗址的发掘中，惊喜地发现了青莲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叠压遗存，为研究青莲岗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地层依据，并确定了青莲岗文化的分布区域北至山东接壤处。父亲与曾昭燏院长还到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湖北等地逐一察看尚未发表过的考古材料，与江苏原始文化作比较研究。父亲对江苏的考古事业，有着筚路蓝缕的功劳。南京博物院梁白泉院长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来赞誉我父亲致力考古的奉献精神。

1960年，尹焕章（左一）（左上为张正祥）在刘林遗址发掘时向群众宣 传文物保护法令法规。

尹焕章考古日记手稿

　　父亲在上世纪六十代前后主要从事青莲岗文化考古工作，当时我尚年幼，只记得他常常背着行囊外出考古调查，每天都要徒步行走很多的路程。他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睡在看护庄稼的茅庵里，有时住在车马店、澡堂铺，有时还睡在猪圈旁边的小棚子里。每次外出考古调查之前，母亲都会给他带上一袋加糖的炒面，走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荒郊野外时，父亲就会拿出炒面与队友们一人吃一口充饥。父亲每次从苏北考古回来，都要先到南京逸仙桥大明湖澡堂洗澡、剃头、刮胡子、修脚。他的脚底磨出厚厚的老茧，他说修脚是他最大的享受一一因为他走得太累了。父亲去洗澡了，母亲就忙着打开他的行囊进行清洗凉晒，我们兄妹也忙着在他的衣被上捉虱子。曾昭燏院长非常关心父亲的工作，总是优先地照顾好我家的生活。院里新盖了一幢两层的“高知楼”，她在我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安排我家住在她家楼下。搬家时，父亲还在苏北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专题调查，归来时仍走到老房子家那里，一推门发现王敦化家住在里面（王敦化先生与徐伯璞是山东齐鲁大学的同学），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弄成了院里的大笑话。原邳州市博物馆馆长、全国劳动模范陈永清先生在《功绩卓著 精神长存》纪念父亲文章中，回忆了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跟随父亲调查发掘刘林、大墩子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他们顶风冒雪，睡牛棚，吃粗粮（山芋干），长年累月坚守在考古工地。父亲当时已是五十上下的人了，长期的劳累与饥饿，父亲得上了浮肿病。公社领导来工地看望，找人烙了几张山芋煎饼，加上点芝麻，给父亲补充身体。父亲舍不得吃，把煎饼分成一块块给大家吃。在这样的困苦条件下，他们饿着肚子前后完成了四次发掘任务，揭示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遗迹，获取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在大墩子遗址惊喜地发现了青莲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刘林文化）叠压地层，确定了青莲岗文化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关系。当年跟随父亲在苏北地区做青莲岗文化考古工作的人员，主要有张正祥、纪仲庆、尤振尧、钱锋等同志，加之地方文化干部的配合。他们每发现一处遗址都要进行测量、记录、采集标本，常常背着大包的沉甸甸的标本行路，父亲总会身先士卒，以苦为乐。同事们都佩服父亲是善于调查研究的高手，走群众路线，每到一个宿营地，父亲总是不顾一天的劳累，满脸笑容地和当地老乡“聊天”，寻找新的考古线索。有一天夜里，父亲可能是白天路跑多了，太劳累了，所患“癫痫”病发作，来势凶猛，把大家吓坏了，附近又无医院抢救，他痛苦地咬紧牙，颤抖着身体，坚持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可第二天一早，他顾不上休息，像没有事发生一样，照样乐呵呵地投身于工作。父亲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南博年青一代，成了他们前进中克服困难的动力。

1960年，尹焕章（坐者左一）在遗址发掘中向群众

展示出土文物。

尹焕章现存考古日记

（1956年3月～1964年6月）

　　父亲在野外考古的同时，从不放松对考古资料的收录整理。每天调查归来，不论再晚再累，也要把当天采集的文物标本登记好才睡。他坚持撰写考古日记。钱锋先生在《考古战线上的实干家一一忆恩师尹焕章》记述:“尹老师忘我工作，从野外回到室内，就抓紧一切时间，整理和编写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记得1961年，在暑热炙烤的夏天，在没有电扇的情况下，他和曾昭燏院长在院大殿和临时陈列厅的通风过道上，围坐在方桌前，差不多用了一个夏季，精心治学，挥汗写就了《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的力作。”该论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江苏几种原始文化的关系问题”，首先对青莲岗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承袭关系做了全面的阐述，奠定了青莲岗文化研究的基础。从1951年首次发现青莲岗遗址，到1961年曾、尹氏青莲岗文化论正式的阐述，其中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十年铸一剑，充分证实了南博老一辈考古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的学术观点是建立在田野考古科学调查与发掘的基础上的。由于江苏南北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史前文化的多样性。梳理与考证一个考古文化非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去完善自己的认识。就像仰韶文化已经发现一百年，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现，人们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多少年来围绕着青莲岗文化问题，依然存在许多争议，争论的焦点是青莲岗文化的内涵扩大化了，客观上又成为新的东南一元论的倡导，需要对青莲岗文化的分布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从七十年来的考古实践证明，青莲岗文化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近几年淮安黄岗遗址的发现，沉寂的青莲岗文化又活跃起来，使得淮河下游这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重新认识和定义。

2019年淮安黄岗出土的青莲岗文化陶器

在以往的讨论中，国内几位著名的考古学者对青莲岗文化都做过客观的界定。石兴邦先生指出:“青莲岗文化主要遗址发现于江淮之间，这是南北过渡性状的地区，在文化上也有它临界区线所带有的特点，所以把青莲岗文化作为江淮之间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阶段是合适的。”郑笑梅先生也强调了青莲岗文化的“江北类型”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具有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因素，因此，不宜将这类遗存笼统地归入北辛文化。”徐基先生对青莲岗文化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青莲岗文化”和“北辛一一大汶口文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原始文化。严文明先生认为“青莲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属于一个系统，它们之间所以产生差别的原因，不是地方性的，而是时代性的。根据这两个遗址命名的文化，当然是前者早于后者，即青莲岗文化早于大汶口文化。自1977年以来经过不断地探索与研究，青莲岗文化的分布空间在淮河下游或江淮之间已逐渐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

尹焕章文集《考古卷》尹焕章文集《考古日记卷》

　　曾昭燏与我父亲同生于1909年，先后于1964年和1969年溘然离世，离开了他们热爱的考古事业，留下许多的遗憾。“承前草创，启后规模；此之功德，垂之永久（明.朱国祯:《涌幢小品.曾有庵赠文》）。”2015年曾昭燏与父亲生平的考古贡献入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他们的考古功绩载入史册，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作者:尹增淮 原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文博研究员。

2021年5月撰于泗阳贾家墩考古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