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身馆 馆文第四十二期

善身馆小书童

part 1:袁隆平逝世

据悉，“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

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

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

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一）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国、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里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二）“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

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三）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跌跤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80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四）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说的，人们却能看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part 2:红色文物故事

陈翰章的书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破旧的公文包，土黄色的布包长约44厘米，宽约32厘米，包口的金属开关已经锈蚀残破。这个公文包的主人就是民谣里歌颂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烈士。“镜泊湖水清亮亮，一棵青松立湖旁，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翰章。”这首流传在黑龙江省镜泊湖一带的民谣，传颂的正是这位牺牲时年仅27岁的青年抗联将领。

陈翰章（1913—1940），别名勋辉，满族，吉林敦化人。14岁时，陈翰章以敦化县全县最小的年龄考取了私塾教员考试的第四名。1927年，陈翰章入敦化敖东中学读书，任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蹂躏东北大地。9月21日，敖东中学全体师生聚集在学校操场，老师宣布东北已经濒临沦陷，希望同学们做好抗日救国的准备。几百位同学在操场默默流泪，誓报国仇。陈翰章积极参与组织反日爱国宣传活动，成为第一批挺身而出的中华儿女。敦化沦陷后，陈翰章利用其敦化县民众教育馆讲演员的身份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思想。

1932年9月初，19岁的陈翰章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了原东北军军官王德林率领的国民救国军，在救国军前方司令部担任文书。在攻打宁安县城的战斗中，陈翰章冲锋在前，从牡丹江泅渡攻城。救国军内的中共秘密组织认为陈翰章有勇有谋，在部队中有影响力，着意接近他，陈翰章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于1933年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1935年，陈翰章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旋即调任第二师参谋长。1936年，陈翰章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陈翰章专挑“硬骨头”下手，长途奔袭四面出击，破坏水坝、铁路、警察局，撤退后又设下埋伏，让前来救援的讨伐队吃尽苦头。

1937年7月，陈翰章率部途经镜泊湖北湖头时，突袭守卫水电站工地的日本守备队，焚烧工程事务所，解救了大批中国劳工，致使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电站，仅开工半年就因破坏严重而停工。

1939年7月，第二军第四、五师合编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不久，即取得大沙河战斗的胜利。根据日本档案记载，从1939年6月到12月，陈翰章部共出击55次，毙伤大批关东军佐、尉级军官，消灭大量日伪军士兵，他发动攻击的次数位居当年抗联第一路军首位。陈翰章率领抗日健儿驰骋沙场，屡立奇功，打得日军及伪军心惊胆裂，日夜不宁。日军见军事“围剿”不成，就使出阴毒计策，囚禁了陈翰章的家人，对他们严刑拷打，还威逼陈翰章的父亲陈海进山劝降，称如不投降就要杀尽他的家人。陈翰章让父亲把棉袄脱下来，挂在树上开了三枪，让他回去告诉敌人：再来劝降不管是谁都杀。陈翰章在日记中记载：“敌军派父亲来劝降我，是因为我在抗日救国事业中发挥的作用，我为此感到自豪……但看到苍颜白发的老父，年过六旬依然被敌人威胁奔走不停，我想到这些，难免心中悸动不安。”

陈翰章恶言赶走父亲，又写下休书与妻子离婚。有情有义的陈翰章之所以变得“绝情寡义”，其实是为了保护家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家人活下去。家人明白陈翰章的苦衷，父亲经常偷偷带着钱粮衣物进山看儿子，甚至还利用进山劝降的机会偷偷为他传递信息。而这个布包就是在父亲被迫劝降陈翰章时，陈翰章给他的，一直保存至今。

1940年12月7日夜，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的陈翰章率部与日军作战。由于叛徒告密，陈翰章和战友被敌人包围，最终牺牲，年仅27岁。陈翰章被击中后并未当场牺牲，他用日语痛骂日军，恨其入骨的敌人将他的舌头割去，口不能言的陈翰章则怒目相视，敌人又剜其双目。日军残暴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在当时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的“大陆科学院”，遗体则放在村里震慑群众。陈翰章牺牲后，父亲一病不起，1946年，他在对儿子的思念中去世。

2013年，也是陈翰章诞辰100周年，敦化陈翰章烈士陵园为他举行了“身首合葬”仪式。在庄严的《国际歌》歌声中，礼兵在陈翰章将军的灵柩上覆盖了党旗、国旗。

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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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1923蔡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