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春秋

楊晓群

　　春光明媚，春色迷人，有朋邀我同游江南，一起探访古镇牌坊。牌坊在国外唐人街随处可见，代表着旅居华侨的集聚地，进入牌坊就等于走进了中国时光，没想到，在江南古镇里，牌坊早就风生水起。

看到它们大都耸立在坛庙寺观、陵墓祠堂、桥梁津渡、风景园林前，有木牌楼、砖牌楼、石牌坊，也有琉璃牌坊、砖石牌坊、木石牌坊等，一个个皆质朴典雅，柔中透刚，玲珑剔透，精美绝伦，仿佛都是经过水乡多年的浸泡，不约而同地透着江南独特气质。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坊，邑里之名，从土方声。”《玉篇》中说：“牌，牌榜。”“榜”同“膀”，就是匾额，两者合在一起称“牌坊”。其最早记载是来自于《诗.陈风.衡门》的“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所谓衡门，就是用两根柱子搭一根横梁，它并不依附于某一建筑物，而是相对单独地出现在自己的空间里。唐代实行里坊制，将城市空间划分出若干个“坊”，“坊”与“坊”之间的联通就只能靠坊门了，在坊门上悬挂牌匾就会写上不同的坊名，牌坊由此而来。

到了宋代实行街巷制。邻里之间，家长里短，要是哪家出现光耀祖宗之事，人们便口口相传，或在坊门上张贴布告，甚至悬挂牌匾，渐渐地，这种牌坊便从实用的“门”变成了旌表的“坊”，再后就干脆有了专门为表彰而建的纪念性牌坊，有文献记载始于明代。

　　根据当时的规定，凡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者，才有资格申请，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方可出资建功名坊。至于立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者等，则条件更加苛刻，程序也更加烦琐。

不仅嘉德懿行，有口皆碑，还须经得起当地官府的逐一核实，然后逐级呈报，最终由皇帝御批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即使允许建牌立坊，其规格等级，也有严格限制，主要体现在柱子间的多少不等。

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由此可见，当年，谁要能够在这种繁文缛节中脱颖而出，获得皇帝降旨建造牌坊，岂止是个人甚至家族，乃至对这个地方都是莫大的荣耀！

江南人历来以此为尚，孜孜以求，有闻必录，有绩必举，所以在皖南出现歙县这样的“牌坊之乡”也就不足为怪！

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棠越牌坊群，它不仅是当地，也是安徽现存最大、保存完好的一处牌坊群。我们进村后，迎面就看到一字排开的七座牌坊。

这些牌坊有明代也有清代的，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虽有错落之美，但形同一气，包含忠孝节义。看着这一座座饱经沧桑的牌坊，仿佛时光之手，突然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让我们看到它们形成的原委和背后的故事。

第一座牌坊是鲍灿孝子坊。鲍仙满腹经纶，极尽孝道，其母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便用嘴吮吸脓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至痊愈。第二座牌坊是慈孝里牌坊。鲍寿逊父子被乱军所获，二人杀一，父慈子孝，不求生反争死。

第三座牌坊是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年轻守寡，矢志守节，风霜雨雪，扶劳携幼，积劳成疾，未尽天守。第四座牌坊乐善好施坊。鲍氏家族巳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

鲍漱芳为光宗耀祖，捐粮十万担，献银三万两，筑堤八百里，发饷三省军，终得皇恩浩荡，恩赐“义”字坊。第五座是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吴氏守寡，茕茕孑立，视前妻之子如己出，舐犊情深，无微不至。

第六座牌坊是鲍逢昌孝子坊。逢昌沿路乞讨，千里寻父，历经艰难，无怨无悔；其母重病，攀崖越洞，采药医治，割股疗母，感天动地。第七座是鲍象贤尚书坊。主要是旌表兵部尚书鲍象贤为国尽忠，为官尽职，镇守边陲，建功立业。

人们从漂流岁月的河流中打捞上来的这些故事，有的确实感人，有的未必尽如人意，比如贞节牌坊。表面上看来，这好像是经过炼狱般的苦海，赢得了涅槃重生后的绝美。但事实上这是以无视或者扼杀“贞女”、“烈女”们活生生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

　　清代乾嘉道年间仅吴江一市就建贞节牌坊571座，上海在同治前表彰的节女烈女就达三千人。其事兹大，却可悲可叹！事实上，自秦汉至唐，社会风气并不禁锢，《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妻被休回娘家后，非但无人歧视，还一再有人遣媒议婚。

问题是这种状况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行其道时，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变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奉为神明，拥趸不断，推波助澜，以致虐人者自虐，身心俱戕，满目疮痍，“以身殉夫”、“守节终身”比比皆是。

当我们将要登船离开，忽见对岸码头一尊牌坊巍然矗立，古朴厚重，不知为什么，理性的堤坝突然被冲破了，心中一阵激灵，其实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牌坊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前因后果。

但这个历史的勋章，古迹的遗存，却以独树一帜的形式或悲壮或幽咽的姿态，不同寻常地跃入了我的眼帘：与道路相依，与山水共扶，沧桑而斑驳，迷离而悠远，那种与生俱来的历史纵深感和岁月穿透力，所带给我们的比我们自己看到和想到的真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