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东方之女的回忆

大潮

编者按：这里为读者再奉献一篇先生的回忆文章。

　 虽然云南地处偏僻的西南边陲，但是在1938年以后的几年抗日战争中，也逃不过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灾难。我的中学时期就是在那时候度过的。

老家昆明市有一所专门招收女学生的学校，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云南人秦女士创办的，在当地很有名气，据说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昆华女中还有一所附属小学。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我曾经在昆华女中附小的高级小学读了两年。现在只记得学校规定上学的时候必须穿校服：白色中式大襟的上衣，白上衣的衣襟左边用蓝色的丝线绣上一枚圆形的校徽，再配上深蓝色的裙子；脚下是白袜子，还有带一条襻的青布鞋；学生一律梳短发，显得校容十分整齐严肃。

我在昆华女中上学的时间是1940年，我所在的班级序号是50，由此可知这个学校的历史已经不短。

刚刚入学，学校就通知：为了适应当前战争形势的需要，学校必须疏散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于是我就随着学校迁到距离昆明不太远的呈贡县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在滇池边上，村子附近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我们就住在庙里，睡的是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晚上点一种用棉花捻成灯芯的小油灯，这种油灯的灯盏是陶质的，一个小小的陶盘里放着菜油，它的中心有一个中空的爪形的放置灯芯的地方。这样的小油灯发出的亮光非常微弱，就像一只小蜡烛，但是可以照着我们做完入睡以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一天三餐吃的是糙米饭，有时还能看见米里有虫子，现在已经记不清除了白菜汤之外还吃过什么菜，但是大木桶里装着的白菜汤，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从木桶里舀出白菜汤的情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课的教室分散在村子里，是租用的比较大的房子，放上课桌椅就是一个教室。每天在晚饭后都有晚自习课，所以晚饭以后学生们都带着书包下山到教室里复习功课。教室里面照明用的是一种叫作汽灯的灯具。这种汽灯的底座是一个装汽油的油壶，油壶侧端有一个注油口，是装进汽油的时候用的。油壶的上端用一个圆筒形的玻璃罩罩住，在汽灯的玻璃罩里的顶部装进去一个小桶形的纱罩，然后往汽灯里面打气，那个小纱罩就会膨胀起来发出亮光。汽灯的上部有挂钩。只要有一盏这样的汽灯挂在教室里就够所有的学生读书写字用了。我一直弄不明白这汽灯里的纱罩怎么会亮起来，汽油和纱罩是什么一种关系。

晚自习过后，学生们便三五成群地到农民家里去做睡觉前的准备工作 —— 主要是洗脸和洗脚。一般情况都是三五个学生凑了钱，找一家农户给一些订金包下来，让农户每天烧一锅热水等着我们来洗脸和脚。农户有了额外收入自然高兴。和我一个组的有一个广东籍的同学，她好像比我们懂事一些，是她负责和农户联系，每天晚上带着我们到农户家里洗脚。

生活是艰苦一些，但是学生们却很愉快。想想看，如果没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昆明，我们就不会到这个小村庄来，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集体生活的体验。学校在昆明的正常情况是，学生只能每天从家里到学校上课，放学以后就回家，同学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像在小村庄里这么亲密，开展的活动也就不会这么丰富多彩了。

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在课堂上学了些什么知识，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只有一些课外活动。下面记的就是留在我记忆中的一鳞半爪的课外生活。

滇池边上的游泳池

集体住校有一些需要解决的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衣服脏了到什么地方去洗。一个小村庄，除了村子里的井水外，最方便又省钱的办法就是利用滇池水了。学生们经常在下午下课以后，回到宿舍带着脸盆肥皂，抱着一些脏衣服，成群结队到滇池边洗衣服。在学生们眼里，滇池很大，岸边有很多地方可以供我们使用。所以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都来到滇池岸边；到了滇池岸边一走，散开以后，眼前能见到的也就只有几个自己熟悉的面孔了。

滇池的水好清凉，微微荡漾着的水波引领着我们把视线移到遥远的地方，希望能看到昆明的城市的踪影。一个同学朝着右手边的一个方向指着大声说：“我知道，昆明就在那一边！”一个同学低头清理着自己的脏衣服说：“快洗衣服吧！时间不多了。”

我们都脱了鞋袜，踩着岸边的小石子，试探着往水深的地方走，水快没到膝盖的时候就停下来了，把脏衣服往水里一泡，清洗工作就开始了。清洗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有的同学把洗过的衣服晾在附近的矮灌木丛上，有的同学还不想回到岸上，有几个同学朝水更深的里面走去。忽然一个同学回过头来对站在岸边的人说：“我们来学游泳吧！”于是我们把上身的外衣也脱了，下到水面齐胸的地方，有的说先学浮水。有的说浮水的时候可以闭着双眼，憋着气，双手朝前伸直，往水面一倒，双腿并拢，双脚不断地轮换着拍打水面，浮在水面上的身体就能向前移动。也有同学互相帮忙的。果然有人能浮在水面上了，也能往前移动了，就是憋气的时间长不了，一会儿就得站起来。就这样把洗衣服的地方当成我们学习游泳的地方，有的人反复多次练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真的有了进步，最后学会了游泳。我胆小，只会浮在水面上拍打几下。最可惜的是第二年我的家长让我转学，失去了继续学习游泳的机会。

一个露天剧场

不知什么时候，学校在一个山坡上修建了一个平台，其实就是把一部分山坡的树刨掉几棵，把土铲掉一部分，再垫平，就成了一个不小的平台。这个山坡的前面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这就成了一个露天礼堂。

学校领导可以在这里召集学生进行集体训话，学校领导不用的时候，学生们可以在平台两边的树上拴上两根绳子，挂起布幕，再拉几根电线装几个大灯泡，就成了一个露天剧场。有的同学在平台上表演节目，更多的同学在平台前面的空地上坐下来当观众。

这里不仅成了同学们课余的娱乐场所，也是一个发挥同学们聪明才智的地方。 那个时期话剧风行，高中的学生大多是演话剧，有时根据有名的中外剧本，排演大型话剧中的精彩片段，也有宣传抗战的爱国故事。女学生大胆地担负起男女演员角色的任务。初中学生大多是唱歌跳舞，多半是自编自演，服装道具可以因陋就简，口琴是既小巧又方便的伴奏乐器。虽然只有用云南红土铺垫起来的最简陋的舞台，但是有了学生参与的那份热情，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让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沉浸在无限欢乐之中。



秘密读书会

有一天，广州籍的那个同学找我谈话，约我参加一个读书会的活动。我听是读书的一个课外小组，心想可以读书自然是好事情，就同意了。她又告诉我：“这个读书会只有少数人参加，要保密。”我也同意了。

到了活动的那一天，得到通知的同学都借故离开了别的同学，悄悄地往山上走，到了一个山洼里，看见早有几个同学在那里等了。除了本班的同学，还多了三个高中班的大同学。等了一会儿，广州籍的同学说：“现在人都到齐了，有三位高中同学，帮助我们读书会开展活动。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三位高中同学主动介绍她们自己的名字之后，又介绍了她们各自的绰号，并且告诉我们平时就用她们的绰号称呼，不要用真姓名，因为用绰号显得更加亲切。所以直到现在我记住了其中两个人的绰号，一个叫“大炮”，一个叫“大咪”，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

读书会的活动内容，有时并不是读书，而是传播新闻，是一些关于苏联共产党国家的新闻。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立陶宛这些名字都是在这个读书会活动的时候听到的，是“大炮”她们告诉我们的，也讲到一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消息。

读书会的活动地点一般都在距离学校比较远的山上的小树林里，或者山洼里，时间都在下午学校的功课完成以后。有一次读书会上还要求各人讲述自己的家庭情况，也曾经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以此来增进同学之间的团结。这个读书会的活动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积极参加丈夫所在大学里新组织起来的妇女会的活动，还负责一项具体工作，这是没有报酬的义务性质的工作。我想，这种热情无疑是受了中学参加读书会的影响。

参加读书会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都从中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了，忽然有人来找我，原来是昆华女中读书会小组成员之一W。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她一直从事革命工作，是离休老干部。她保留着读书会成员的照片，她还希望找到照片上的这些人。据说读书会里的D在美国生活。我还知道那一位广东籍的同学，她在上海；她的婚姻生活十分不幸。和W相比，我却是一个还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落伍了！

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分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

那时的昆明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也就是“国统区”。“解放区”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活动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一般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就是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是他们却在积极宣传共产主义。

疏散到农村的昆华女中，有些教师就被学生怀疑是共产党员。比如，有一位姓陈的女教师，同学们在课下闲聊的时候，就说她一定是一个共产党员。同学们并没有想要告发她，只是带着一种好奇的神秘的心态说的。还有一位教地理课的男教师，他在讲课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说出他对政治的看法。同学们便睁大好奇的眼睛看着他，不过也仅此而已。 昆华女中在农村，正是共产党人联系群众开展工作的好地方，也是一个一个好机会。

有一天晚上，同学们已经回到宿舍，还没有到熄灯睡觉的时候，几个同学出了庙门，站在山坡上瞭望，忽然看到远处有一片城市的灯光，几个人兴奋起来，叫着“昆明，昆明！那是昆明的灯光！”我也看见了那些灯光，兴奋了好久。后来我在家信里写了这件事情。于是家里认为我不应该再在昆华女中上学，必须转到一个留在城市里的学校。我就到了一个教会学校去读书了。

我在昆华女中只有一年的时光，但是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有趣，我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