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逝世时,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说了什么?

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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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毛主席和张国焘合影</h3></br><h3>从学历来看,毛泽东最高学历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此后完全靠自学为主。张国焘则完全不同,他从北大毕业,精通英语、俄语,跟苏联代表能侃侃而谈。</h3></br><h3>从家中所处位置看,两人都是长子。在两人父亲看来,这个儿子颇为叛逆。毛贻昌因为毛泽东沉迷读书,经常骂他,逼得毛泽东一度以跳塘相威胁。张国焘则跟父亲关系更恶劣,一度直呼父亲张觐光的名字,两人最终走向了父子关系断绝的地步。</h3></br><h3>不过,两人也是有共同点的,都拒绝留学。毛泽东、蔡畅等人组织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出发地在上海,登船时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几乎同时,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得到留美的机会也被他拒绝了。</h3></br><h3>如果从当时两人所处的地位来看,根本不会有过多的交集,可历史偏偏将两人撮合在了一起。1919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的安排下,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职务是图书馆助理员。当时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帮助下,毛泽东得到在北大旁听课程的机会。</h3></br><h3>对于李大钊,毛泽东感恩一生,他在1949年时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h3></br><h3>毛泽东来北大时,身份低微,而张国焘已经是北大学生会的重要负责人。对于毛泽东来说,张国焘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难以接近,颇为高傲。反观张国焘,对于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则是瞧不起,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印象,在他看来眼前这个人满口湖南口音、穿衣寒酸,特别喜欢跟人攀谈。</h3></br><h3> <h3>李大钊</h3></br><h3>对于在北大这段打工经历,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h3></br><h3>“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h3></br><h3>寥寥数语,尽显内心悲凉。张国焘开始真正关注毛泽东,是在1921年党的“一大”上,他这时发现2年前看不起的人,在很短时间里展现出了惊人的成长速度。即便如此,张国焘还是瞧不起毛泽东,后来在回忆录中也体现了这一点:</h3></br><h3>“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h3></br><h3>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鄙夷。”1923年,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因反对跟国民党合作,结果落选中央委员。张国焘原来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三大”后则由毛泽东接任。</h3></br><h3>1924年,张国焘被逮捕,后因冯玉祥发动政变得以释放。张国焘出狱后,多次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对党忠诚,还严格保守秘密,结果在“四大”上再次进入中央政治局。</h3></br><h3> <h3>张国焘</h3></br><h3>但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矛盾也很快产生。1927年7月,作为中央常委的张国焘负责武汉地区党员干部疏散工作。张国焘奉命跟每个转移干部谈话,说一些鼓励的话语,要求大家振奋精神,虽然暂时受到挫折,只要努力就一定能革命成功。</h3></br><h3>在所有要求转移的干部中,毛泽东的表现让张国焘大为意外,他没想到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一眼的人,内心却蕴含着巨大能量以及崇高的人生追求。</h3></br><h3>张国焘说:“现在中央派你去四川担任省委书记,那里是有名的天府之国,相对安全,你一定会大有作为,尤其在农民运动方面!”</h3></br><h3>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不!我不去四川,我要到湖南去!”</h3></br><h3>“什么?湖南?你在那里家喻户晓,已经红透了天!那里所有地主劣绅恨不得吃了你,你这是羊入虎口!你究竟怎么想的?”毛泽东不为所动,他决心已下:“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h3></br><h3>看到毛泽东如此坚决,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妥协了,让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张国焘没想到,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毛泽东就走上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当两人再次见面时,张国焘的野心彻底暴露出来,而毛泽东则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h3></br><h3>1927年7月下旬,张国焘来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不赞成起义,遭到现场人员一致批评。1928年,张国焘开始了3年留学苏联生涯,期间亲眼见到了苏联的“肃清托派”浪潮,这让他学会了如何排除异己。</h3></br><h3> <h3>张国焘</h3></br><h3>1931年,张国焘回国,随即派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主要负责领导红四方面军。当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迫战略转移,于次年12月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h3></br><h3>川陕革命根据地又称川陕苏区,是中共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地,位于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和米仓山脉,这里易守难攻,物产丰富,完全可以进行长久的游击战。到了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已经从刚入川的1.5万人,发展成为连原川东游击军在内的共五个军十五个师8万余人,这是红四方面军的高峰时刻。</h3></br><h3>毛泽东对川陕根据地评价也很高,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说“川陕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手上拥有雄兵,张国焘意气风发,可很快他又犯错误了,放弃了川陕根据地。</h3></br><h3>对于为何放弃川陕根据地,众说纷纭。《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认为,“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入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h3></br><h3>张国焘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大错从放弃川陕根据地那一刻就注定了。1935年6月12日中午时分,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四川夹金山会师。双方通过电报沟通,毛泽东和张国焘相约在懋功两河口见面。</h3></br><h3>正式会师前,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开会研究迎接中央红军事宜,陈昌浩提议把“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作为大标语宣传、张贴。徐向前一听吓一跳,认为中央红军是一路打过来的,他们战斗伤亡、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即便出发时有三十万人,现在不可能还有这么多人,还是留一点余地比较好。</h3></br><h3> <h3>徐向前</h3></br><h3>一旁张国焘发言了,他说:“中央红军一直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h3></br><h3>张国焘根本不知道,中央红军当时还不到2万人,而且人困马乏。毛泽东一行在前往两河口途中,看到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标语,便问对方干部这个数字怎么得出的。得到的答案是“根据张主席的公式推算出来的”,毛泽东一时语塞。</h3></br><h3>6月25日,整整一天大雨倾盆。傍晚,张国焘一行抵达懋功北面的抚边。党中央领导人出于尊重,大家迎出抚边三里外,在路边临时搭建的油布帐篷里等待。负责迎接的人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王稼祥,甚至连生病的周恩来也来了。</h3></br><h3>不难看出,中共中央给了张国焘最高礼遇。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直接迎接上去。只见张国焘从高头大马上跳了下来,跟大家一一握手,热烈拥抱,期间说得最多的就是“八年了,八年了!”</h3></br><h3>两支主力红军历经千辛万苦会师,本该是一件无比高兴的事情。然而,张国焘很快便发现了异样,他发现红一方面军跟预想中差距很大,无论是军装、装备、给养,乃至战士军纪等,怎么看也不像是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h3></br><h3> <h3>两大主力红军会师</h3></br><h3>张国焘越观察越心惊,内心产生了不该出现的想法,这是当年那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部队吗?这支衣衫褴褛的部队战斗力还有吗?张国焘决定先找周恩来了解情况,因为他获悉周恩来是最了解红一方面军的人。</h3></br><h3>张国焘和周恩来先是一番寒暄,直接问:“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战斗力如何?”</h3></br><h3>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反问道:“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我们还有10万人!”张国焘夸大了数字。</h3></br><h3>周恩来跟张国焘交谈前,已经对红四方面军情况有所了解,知道10万人这个数字明显有夸大嫌疑,于是也上浮了数字。周恩来说:“我们现在有3万人。”</h3></br><h3>张国焘根本不相信,周恩来敏锐注意到对方脸色变化。眼看从周恩来那里得不到有价值信息,张国焘立即找到在南昌起义期间有过短暂接触的朱德,这次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现在仅有1万多人。</h3></br><h3>憨厚的朱德还向张国焘详细介绍了红一方面军现在情况,称重型武器几乎都丢失了。张国焘越听越高兴,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分裂行动很快开始了。</h3></br><h3>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发展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提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h3></br><h3> <h3>周恩来</h3></br><h3>张国焘不同意,他坚持以西康作为大后方,实行“川甘康计划”。张国焘认为向南、向成都打没有难度,消灭敌人没有问题等,他说来说去,就是不同意北上。毛泽东、朱德、博古、彭德怀、林彪等人接连发言,反对张国焘南下方针。</h3></br><h3>张国焘一下子陷入了孤立,而博古的发言让他更是怒火中烧。博古说:“南下川康,正如同麻雀飞进了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死路一条……”</h3></br><h3>眼看中央已经做出北上决定,张国焘只能暂时妥协。为了解决双方统一指挥问题,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需要张国焘的指挥,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h3></br><h3>张国焘根本不吃这一套,认为中央给他安排一个军委副主席,完全是看不起他。张国焘继续搞小动作,他悄悄接触彭德怀、林彪等人,结果以失败告终。此后,中共中央在60天时间里,面对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也不是酷寒、饥饿、雪山、草原,而是张国焘分裂的企图,以及他双眼露出的杀气。</h3></br><h3>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刻骨铭心。当面对斯诺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h3></br><h3>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遭遇重大挫折,部队数量从8万人锐减到4万人,毛泽东当初“南下是绝路”的断言一语成谶。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要求他立即取消“中央”,并公开支持陕北方面。</h3></br><h3> <h3>晚年张国焘</h3></br><h3>张国焘已经知道大势已去,被迫率部北上与红一、红二方面军汇合。1936年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对于张国焘的错误行径,中共中央处理时很谨慎,加上他也承认错误并作了深刻检讨,中央还是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h3></br><h3>然而,张国焘已经开始筹谋叛逃了,他很快找到了一个脱离党组织的机会。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找到毛泽东表示要去黄帝陵扫墓。4月4日扫墓结束,张国焘没有回延安,而是钻进了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汽车逃走。</h3></br><h3>张国焘逃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多次争取他回延安,都遭到拒绝。张国焘离开时,妻子杨子烈和儿子还在延安,尤其杨子烈还有身孕,并不知道丈夫已经叛逃。她找到毛泽东说:“我去把国焘劝说回来!”毛泽东当即表示:“如果真能如此,你就是共产党的第一大功臣。”</h3></br><h3>事实上,毛泽东已经知道杨子烈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出发前带走了所有物品。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拨付给杨子烈500块钱路费。对于张国焘的叛逃,中共中央并不奇怪,但是他做了特务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张国焘叛党投蒋后,一度让蒋介石欣喜若狂,让他加入军统。</h3></br><h3>然而,张国焘工作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加上他原本就是投降过来的,蒋介石对他本身就有防范。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张国焘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他先是被取消了优待,之后离开军统来到江西救济总署,结果又因遭到排挤丢了官职。</h3></br><h3>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张国焘一家也去了台湾。到台湾后,张国焘继续受到排挤,连租住的房子也被人强占去。继续呆在台湾俨然自讨无趣,张国焘率全家去了香港定居,期间一度连孩子的学费都付不起。</h3></br><h3> <h3>蒋介石</h3></br><h3>为了生活,张国焘跟人合伙创办杂志,但不久就跟合伙人产生矛盾,被合伙人扫地出门。张国焘又去炒黄金,企图大捞一笔,结果又血亏。祸不单行,妻子杨子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盘骨,医疗费高昂,张国焘出不起。</h3></br><h3>就在此时,美国一所大学的名人传记中心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每月付给2000港元,张国焘欣然应允。1968年底,张国焘出国避难,来到人生最后一站,加拿大多伦多。</h3></br><h3>刚开始,张国焘住在一家免费的养老院。由于子女工作较忙,并没有多少时间来看望他。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生活无法自理,结果被迫转到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这里环境很糟糕。</h3></br><h3>毛泽东逝世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有记者专程前往老人病院采访,询问如何评价毛泽东逝世这件事。张国焘用两句话作答,“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h3></br><h3>其实之前张国焘已经对毛泽东有所评价,他说:“毛泽东有着超凡的政治魅力和能力,又是个出身于农民的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的诉求是与生俱来的,一旦发现自己所建立的政权违背了这种诉求,就一定要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h3></br><h3>张国焘的评价有各种解读,但他在中共革命历史里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名字,很多人替他惋惜,殊不知这是性格使然。晚年的张国焘寄居在护理条件很差的老人院病房里,多伦多冬季酷寒,病房暖气时断时续,只能靠带来的旧毯子御寒。</h3></br><h3> <h3>张国焘全家福</h3></br><h3>1979年12月2日,张国焘病死,身边无一子女,终年82岁。张国焘死在异国他乡,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特别的一位。</h3></br><h3>妻子杨子烈曾向丈夫好友透露了张国焘去世过程,“那晚,当地大雪不止,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早晨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h3></br><h3>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晚年张国焘也希望能回到大陆,然而最终他葬在了加拿大多伦多松山公墓第五区内,而且墓地毫不起眼,实在令人唏嘘。有人说,张国焘早在投身革命时就染上了旧社会不良习气,最终导致他被国共两党所抛弃。</h3></br> <p class="ql-block"><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BkKDo1makP2BKAxoW5KLjA" rel="noopener noreferrer" target="_blank">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