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只船》

我行我素（于建中）

祝全天下的儿童们节日快乐！愿将此文分享给六十岁以后的人们——让我们共同去追寻那昔日的快乐童年吧！ 

　 岁月的长河，就如同那蜿蜒曲折的嫩江之水，时而湍急汹涌 、时而平缓如镜；时而激流南下，时而又迂回逆转。水面宽阔的地方却看不清楚对岸、而狭窄的地方就如同一条明亮的丝带。总是朝着最终的方向不停地流淌着，生生不息，永不回头。

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已经走过了六十三个春秋。这不仅仅印证我经历了多少个人生阶段，更多的是那些个沉淀下来的、挥抹不掉的记忆，还有心中始终保留的这份情怀。回眸岁月，时光匆匆，但美好则一直陪伴着我、鼓舞着我。 我愿能有一副追寻的翅膀，更愿岁月的时光能够倒流，回到那记忆起始的地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国家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我的爸爸积极响应号召，经组织上安排，由原山东分局调转到东北分局，支援东北的重点工程建设，举家迁舍，来到了齐齐哈尔市。时任“和平机械制造厂（原127厂炮厂）党总支书记。后来又调到市委组织部。因此，我们的家也随之搬迁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这里就是地处齐齐哈尔市工人文化宫南邻的，原嫩江地区专属宿舍楼，也有叫它“部局长大楼”的。

大楼的四周被大片的庄稼地所包围，而且两头还有很多大树簇拥着。在 大片的绿植环抱之中，那幢红砖绿瓦的大楼，高大挺拔，雄伟壮观，显得格外地醒目，远远望去，就仿佛是行驶在绿色海洋上的一只大船。

我们的大樓，共有五个楼门，我的家在第三楼门，夹在中间，居住在一层。我的儿童时代和学生阶段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的每一块红砖、每一步台阶，甚至，楼梯上的每一段栏杆把手，都承载着我儿时的那份深深的记忆。有着割舍不下的感动和情怀，也见证了我的成长历程。

记忆里，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家的楼前屋后，满眼都是庄稼地。有苞米、高粱、黄豆、向日葵等，还有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等。有的是我爷爷种的，爷爷种的庄稼基本是粮食类的，或许是因为那个时期家里人口多，粮食少吧；有的是隔壁孙姨家种的，她们家种的大多是蔬菜。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三楼李爷爷种的，他种的有“香瓜”、“菇娘儿”，“甜杆儿”还有小柿子等等。每当晌午过后，李爷爷午睡醒来时，我们几个孩子就在楼下等着他、围着他，于是李爷爷就手拉手的领着我们来到了他种植的地里，给我们捡熟透了的瓜果摘。那时候，我或许才四五岁吧。后来“文革”期间，听说，因为李爷爷是“富农”被送回农村老家了。

大楼的东西两头各有一大片的树林，其中有榆树、杨树，还有柳树等。每逢季节的变暖，大地上慢慢地转换为绿色时，榆树的小花朵已经开满枝头了。待雨季来临时，这里已经是绿树成荫了。每当清风习习，树叶间的摩擦碰撞会产生阵阵哗啦哗啦的响声，清风过后，又是一片寂静。“榆树钱儿”是榆树的种子，呈圆片状，比一分钱硬币略小一些，片片拥簇着，形成一大朵一大朵，黄橙橙的，鲜嫩的“榆树钱儿”放到嘴里咀嚼，略有一些滑嫩，而且带有一丝丝的甜，有时还需要爬上小树腰上才能采摘到。

大楼里有我很多小伙伴，例如我家对门的国辉，我经常在他家里玩耍，在他家玩的游戏中记忆最深的就是拍烟盒了。一个烟盒拆开后，经过几番折叠，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状烟盒纸牌了。两个人玩的时候，将纸牌放到地上用手拍，谁能把纸牌拍翻过来，就归谁。国辉的爸爸吸烟，因此我们攒下大量的烟盒，“大生产”牌子的居多。

还有五门三楼田姨家的小伟，他是我从孩提时代到学生时代交往最长的好朋友，我们俩几呼每天都长在了对方的家里，除了写作业外，有时还会练上几笔毛笔字，还要玩一些很有趣的游戏。小伟家有一把琴，圆形的，扁扁的，上面有几根琴弦，具体是几根弦，也记不清了，我经常地抱在怀里弹拨几下，试图弹出简单的乐曲来。现在我知道了这把琴应该叫它“中元”吧。小伟的爸爸对齐齐哈尔市的历史有所研究，当时正在筹备一本名字叫“黑水春秋”书籍的写作，想必很早很早就出版了吧。

隔壁四门孙姨家的“小龙”，脑子很聪明，善于研究一些无线电方面的小玩意儿，日后必成大器；对门二楼陈姨家的“小群”，大我一岁，说话时一着急就开始结巴。记得“九大”召开的那个晚上，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我俩也不例外，买来红纸，写上《热烈庆祝九大召开》的“大字块”，提着一桶浆糊，前往市委门前张贴。由于人多，市委门前已经被别人给粘贴满了大字块，我俩只好找一处干净的路面将大字块粘贴到地上，仅过了一会，就连这样一块地面都很难找到了。还有大眼睛的“宋大文、宋大凯”俩兄弟，哥哥毽子踢得非常好，弟弟学习很优秀；还有爱讲故事的“小松”，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可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我们都听入迷了。总之，孩提时代的玩伴儿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玩的游戏也是很丰富的。譬如：“弹玻璃球”、“摔泥窝窝”、“轱辘铁圈”、“扇啪叽”、“捉迷藏”、“单腿蹦”、“滑冰车”、“ 抽冰尜”、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等等。 抽冰尜的技术当时还是很娴熟的。就是将冰尜的大头朝上，尖头朝下，用两手夹住，用力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同时，将冰尜快速地放到冰面或平滑的地面上，再用鞭子一抽，它就转起来。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将鞭子绳按照顺时针方向缠绕在冰尜的腰部，然后将冰尜放到接近冰面或地面时，使劲抽拉鞭子绳，使其落地时产生旋转，你只要一直抽它，它就一直转；“剁尜尜”，是一种两头尖，中间大，用木头做的，状如细长的枣核。还有一把木板做的菜刀。玩法是用刀剁尜尜的尖部，使之弹起，再用刀面猛劲抽打，将尜尜击打出去，越远越好；“摔泥锅锅”，是把泥巴揉成扁圆状，然后用双手捏出圆帮，做成碗状，底部尽量薄一点。做好之后，用手托起来，使劲往地上一扣，泥巴立刻发出“嘭”的一声响，崩出很大的一个洞来，对方便按游戏规则拿自己的泥巴把洞堵严，你就算赢了玩伴的一块泥巴。玩到最后看谁的泥巴多，谁就是胜者； 还有一款叫做“攻城”的游戏。大家分成两伙儿，一伙人即功也守、另一伙人即守也攻。一方率先攻入对方的城堡里，就算胜利。那个年代的游戏还有很多很多。总之，我们的娱乐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大楼东头的树林中，有一条马车轱辘印宽的小路，弯曲着向上坡方向延展出去，连接着工人文化宫广场，人们的出行都需要经过这条小路和这片树林。壮实一点的年轻人，可以骑上自行车沿着上坡方向一股脑的骑上去，而体力差一点的就只好推着自行车往上走了。但是，等回来时就显得轻松的多了，可以骑在车上，两手握紧车把，顺势而为，沿着坡路向下滑行，不用费力气，只是用车闸来控制下行的速度而已。

而我们小学生则是要从大楼的西头向西走了。要穿过一片树林、沿着“水源地”的榆树围墙外的小道向西行，经过一厂技校，横穿马路，然后到了我们的学校“龙沙小学”。记得第一次入学报到，因为爸妈都在忙于工作，还是四姐送我去的。我的班级是“一年四班”，负责我们班的是马老师。四姐领着我向老师报到，并和我交代了一些事情后就去她的班级上课了，我被安排在了中间的位置。从此，我的学习生涯就开始了，那年我七周岁。我们每天上学或是放学回家，都是几个同学结伴而行，但也有一些时候因班级里放学晚了，只好踽踽独行了。

在大楼的前院儿里，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叫卖的敲打或吆喝声。比如“梆- - -梆梆”的敲梆子声，就知道是卖酱油醋的来了，叫卖人腰部扎着白色的或蓝色的围裙，推着一个手推车，上面装着两个大木桶，一桶装的是酱油一桶装的是醋。车上还有打酱油醋的工具“提楼”和“漏斗”。提楼分为半斤、一斤、和二斤的，可根据买酱油醋人的要求来使用；当你听到“嗡——嗡——嗡”的声音，那准是剃头的；敲锣镲的一定是收破烂儿的；还有用嗓子喊着叫卖的，比如“磨剪子嘞，戗菜刀”，是磨剪刀的。还有叫卖“豆腐！”的，推着冰棍车叫卖“冰棍儿”的、“冰糖葫芦”等等，声音会拉的很长的。还有卖带鱼的、卖小鸡小鸭雏的、捏糖人的等等，五花八门，真是耳不暇闻、目不暇接。每每叫卖的声音响起来，一会儿就会围上很多人，于是，原本清净的院子里顿时就沸腾起来了。

我们大楼的前面，是一排由各家自发地用木板搭建的仓房，用来存放煤和木柴等一些杂物的地方。仓房搭建得大小不一，样式各异，用的材料也不相同，因此，看上去比较乱。有的凸出来、有的凹进去，有的高、有的矮，还有带院子的。而我们家的仓房后面，被爷爷又用木板条和铁蒺藜围建了一处养猪的地方。爷爷每年都会到“群英楼”菜市场旁边卖家禽的地摊儿上抓上（买）一头小猪回来喂养，又是烀猪食、又是去市场捡菜叶子回来洗一洗作为饲料。等猪长大了，就请人过来帮忙宰杀 ，场面很是热闹，就像过年一样。有的年份是由妈妈用推小孩的婴儿车把猪送到“大黑包”屠宰场去宰杀，由于猪很重，把车上的铁棍都压弯了。有一年是我跟着去的，路途很远，妈妈推着车，我在旁边跟着走。猪肉直接卖给了屠宰场，剩下的猪头、猪下水等拉回来留着家里吃。回来的路上，我就可以坐在车上了。

　　我的爷爷是个地道的农民。自从来到城市里后，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延续着老家农村习惯，穿的是缅裆大棉裤，裤脚上用绑带缠裹着，黑色棉衣还扎着宽宽的腰带，头上戴着一顶已经变了形的皮帽子，走在雪地里，两只手还相互插进袖管儿里取暖。听爸爸说，在旧社会，爷爷靠在地主家里干活挣钱来养活全家人。由于常年的劳作，背已弯曲，解放后，全家人随着爸爸的工作安排來到了齐齐哈尔市，可是爷爷的劳动本色一点都没有改变。他房间的一角堆滿了锄头、镢头、镐头、镰刀等农用工具。楼前开荒、屋后种地。春播秋收，忙的很。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收获的苞米青嫩一些的，妈妈会烀苞米给我们吃，将苞米放入锅里煮上一个时辰，一股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出锅的苞米由玉白色变成了金黄色，那黄灿灿的苞米吃到嘴里，满口的香甜。爷爷也会坐在炉子前，把苞米放进炉膛里的炭火上烤熟。烤好的苞米，外焦里嫩，更是好吃至极。老的苞米棒晒干了，把苞米粒儿用手搓下来，留作冬天崩“爆米花儿”吃。冬天里，常跟着姐姐去崩“爆米花儿”，人很多，是要排队的，去一次要崩两锅。只听到“嘭”地一声巨响，一股白烟喷射出去，随之爆好的“爆米花儿”从锅里喷向事先准备好的铁网箱里，待“爆米花儿”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装袋子背回家了。偶尔也崩一些黄豆、大米什么的，也是很好吃的。在当时来讲，爷爷种的地和养的猪，确确实实地为我们这个缺油少粮的、十口人的大家庭贴补了很多。

爷爷平时待人温和，但也有发火骂人的时候。爷爷种的那块地，有一大片紧邻工人文化宫广场，记得有一次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由于周围没有厕所，有很多人就钻进爷爷的苞米地里解手，于是就把苞米杆儿给踩断了。爷爷当时急的皱紧双眉，瞪起眼睛，手里拿起棍棒去追撵，从东头撵到西头，又从西头撵回东头，往复不知有多少趟，气喘吁吁的，但还是没有制止住。于是嘴里不停地、大声地叫骂着：“炸起控了、那个痹亚地、莫驴劲地、使脚䠙死你！”

在“深挖洞、广积粮”的那个年代，我家也在大楼的西侧树林里挖了一个备战用的战壕，每逢市里防空演练警报拉响时，按照规定要求家家关闭火源、户户不留人，于是，我们所有在家的人会纷纷的跑出家门，到战壕里躲避空袭。可是，我的爷爷由于耳背，听不见警报的声音，仍然坐在厨房的炉灶前的小板凳上，下边炉膛里的炭火可以取暖，上边锅里煮着苞米碴子粥，于是，楼房顶上的烟囱里冒着缕缕青烟。急的楼组长跺脚大喊，“这是谁家还有人在做饭呀，赶紧灭火出来躲避！”

爷爷的床头墙上，总是挂着一个塑料兜子，里面放着一些零食，是妈妈给准备的。怕爷爷平时饿了可以垫一垫肚子，有时是月饼、有时是饼干、或桃酥、或长白糕、或蛋糕、炉果等等。爷爷自己不舍得吃，总是把这些分给我们小一些的孩子吃。一块月饼要掰成四块，自己仅留其中的一小块，其余的都分给了我们。

爷爷坐在床边儿，两手插在袖管儿里的情景，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尤其是他抽着那个用木头做的“烟袋锅”，由于使用的年头长了，上面盛烟叶的锅碗儿已经被烧蚀的剩下一半，爷爷只好用大拇指时不时的按压一下正在燃烧着的烟叶。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爷爷的手就不怕烫、不怕疼。

“马蹄子湾“的故事，不知爷爷给我们讲了有多少遍。是说很久以前，有一匹天马，从老家的什么地方走过去了，留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脚印，后来就变成了“马蹄子湾”。每次讲完之后，爷爷总是笑着说：“这都是骗人，咱不信”。爷爷还给我们讲，在外面大家伙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先盛半碗饭吃，吃完后，再去盛一大碗。如果先盛一大碗，等你吃完了再去盛，恐怕就没有了。

爷爷一生不识字，但是他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性，那个时候，不管家里生活多么困难，他坚定地把爸爸送去学堂，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给爸爸交学费，自己和家人靠吃地瓜度日。爸爸深知上学来的不易，因此学习上很是吃苦，“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小字典从头到尾所有的字都会写会读，每次考试都是第一第二名，偶尔有一次只考了个第三名，却遭到爷爷的追打，爸爸跑出家门，逃往后山。大姑见状跟着追了出去，爷爷也是怕爸爸出事，但是，又顾于脸面，也只好悄悄地跟在我大姑的后面追撵着。爸爸每每回忆起过去的事，总是感慨地说：“当年，如果没有你爷爷严厉和管教，就不会有爸爸今天所取得的成就”。

大楼最热闹的时候当属过大年了。忙碌一年的大人们，在大年初一这天，出门挨家拜年，问候，寒喧，送祝福。整个大楼都是在串门、拜年的氛围当中。 每逢过大年，更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不但会有新的衣裳或是帽子穿戴，还会有糖果、花生、瓜子、苹果、冻柿子、冻梨、冻冰棍等很多年货，鸡鸭鱼肉更是不能少。尤其是妈妈做的油炸“套环儿”、“大果子”、“麻花”和“元宵”等，仿佛是过年必备的。

记得大年三十的晚上，夜空显得格外的黑，但是，整个大楼却是灯火通明，五个楼门前的照明灯都亮起来了。我们一大帮孩子，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一端挑着罩有玻璃罩的小灯笼，里边插着一根小小的红蜡烛，那蜡烛上的小火苗，在冰雪笼罩的夜幕中，随着灯笼的摆动而摇曳着，忽明忽暗的，远处看去，就如同天空中眨着眼的、游动着的小星星。大人给买的鞭炮不舍得整辫子的燃放，我们都是把鞭炮拆分下来，放在衣兜里，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香，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个鞭炮，用香将鞭炮点燃，抛向空中，听到“啪”的一个清脆的声音，夜空中显现出来金灿灿的，光芒四射的花朵，瞬间就消失了。我们管它叫“小鞭儿”。就这样，我们在大楼的前后奔跑着、玩耍着，还在楼梯间里沿着楼梯扶手栏杆，上下攀爬，捉着迷藏。点燃很多的蜡烛，守夜到大年初一的早上，玩的意犹未尽，不亦乐乎。

每逢国庆佳节，天总是格外的湛蓝，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工人文化宫主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主楼的顶端，大红灯笼一排排的高高挂起，巨幅毛主席画像挂在主楼的正中央，毛主席是那样的神采奕奕。观礼台上站满了各界人士代表。广场上，四周插满了红旗和彩旗，无数辆彩车、花车从主席台前依次慢慢地走过，五彩缤纷、舒展着风姿、神采各异。几万人的游行队伍一个方阵接一个方阵，有踩着高跷的、有扭着秧歌的，有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方队，也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科学家、学生等组成的方队，非常壮观。到了晚上，会有一个重头戏，那就是燃放焰火了，坐在家门口，观看灯火通明的工人文化宫广场和龙沙公园的天空中燃放的烟花。那烟花朵朵，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夜空中，烟花的每一次炸开，人们都会发出一阵欢呼声。烟花开放后形状各异。有的像展开的菊花，一朵一朵，花瓣向四周的夜空延展着；有的像飞泻的瀑布、向下流淌；也有的像一条条金色的彩链，挂在夜空中照耀着大地，长久不熄灭。前面的烟火绽开后正徐徐下落，后面的直窜云霄，然后爆开四射，又呈现出五光十色，星光斑斓的景象，甚是好看、壮观。是呀，很久没有观看焰火了，其实，最使我震撼、更让我感动的还是儿时的那段场景，久久不能忘怀。

一厂小铺，还记得一厂小卖铺吗？多么熟悉的名字，就在我们学校对过。那里是我上学之前或放学以后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大门上挂着对开的帆布帘子。走进里面感觉还是很大的，四周均是柜台，大小商品林林种种、琳琅满目、一应俱全。来到这里，从一本田字格、一块橡皮、一把铅笔刀，到一角钱的水果糖、一小袋儿数字饼干、一瓶汽水以及小卖铺门口三分钱一根的冰棍等等，虽然这里与现代的大型超市无法相比，但是，在那个年代，在这小小的铺子里，总感觉到是那样的亲切。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装满酱油的大缸里飘散出来的，咸滋滋酱香的味道，还有柜台上摆放着的那一大箩筐，上面撒满芝麻的面包。远远就能闻到那股经发酵后所烤制出来的味道，一会又从拐角处飘过来一股股扑鼻的酒香，真是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印象更深刻的是柜台的上方用铁丝拉伸的长线上，挂满了各样式的、散发着浓浓的印刷油墨味道的一幅幅“年画”。有大胖头娃娃抱着鱼的，预示着年年有“鱼”，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有“毛主席去安源”的；还有“样板戏”的，不下几十种。

一部电影“向阳院的故事”，在全国掀起了建社会主义大院的热潮。我们大楼，与全国一样也组成了社会主义大院。大院成立后，最高兴的当属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们了，胳臂上戴上印有“红哨兵”的臂章，手里拿着用木头做的、绑有红穗穗的“红缨枪”，威武的站在大院路口站岗把哨，或围绕着大楼巡逻。心底涌起军人般的威严与自豪，俨然像战争年代的“儿童团”。我们十几个孩子热情高涨。扫描大街上可疑的人，上前盘问，对暗号。乐此不疲，尽职尽责。大院的大人们每天早、晚到四楼门儿的前面集合，因为那里宽敞一些。集体对着毛主席画像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三敬三祝”、“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晚饭后，每家出来人到大院集中学习，学习毛主席语录、念报纸、学唱歌、学跳“忠字舞”等等，每天活动到很晚。那时，我们社会主义大院活动丰富多彩。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物是人非事事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院”早已消声匿迹了。那大院里的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早已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离我们渐行渐远，成为一段历史。只有那艘“大船”至今仍停泊在那里，承载着过去，也守望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周围那大片的“绿州”早已不复存在，替代的是一座座的高堂楼阁以及一条条宽敞的街道。还有那川流不息的行人和车流。今日是“儿童见面不相识”，城市的旧貌却早已换了新颜。

嫩江之水仍在不知疲倦的流淌着，有时安谧悠然，有时肆虐横流，仿佛在见证着历史发展与变迁。尽管如此，记忆中的爷爷和那大片的庄稼地，以及孩童时代的小伙伴们，还有节日的夜晚那夜空中最绚丽多彩的的烟花；每天上学都必经的那条小路；“一厂小卖铺”的情怀、“社会主义大院”那段红色记忆，时至今日在我脑海里仍然还是那么如此地鲜活。

 二零二一年五月于燕郊

工人文化宫的夜晚

这是我的爷爷，在我家大楼后边自己种的庄稼地里。

我的百日照

全家照

青岛姑姑带着三个孩子来齐市的合影。

与三姐、四姐在工人文化宫主楼上的照片。

与三姐、四姐在工人文化宫主楼上拍的。

与哥哥的合影照片。

与二姐在一起，这是二姐从下乡的农场回来探亲时拍的。

这张照片，是爸爸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期间，全家合影。

我的邻里小伙伴小伟和小龙，

在哈尔滨松花江畔拍的，那年我12岁。

1972年的元旦拍的全家福。

和爸爸在北京

和妈妈在一起，这是在大楼的我家房后的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