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农夫

《那些年，那些事》

1972年我读小学，那时我们的学校叫做铁二局三中附小，我们这个年级有两个班，班主任是洪老师和崔老师。1975年我们读四年级，班主任分别是周老师、韩老师、张老师。小学阶段，我们为学校割过草、捡过铁，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老六被胡小慧和徐莎老师说长得很像潘冬子，他兴奋的表情像个英雄。和他一起来我们年级读书的还有小明等好几位同学，我记得有四颗或者五颗石头子在他们的手里被玩的运走如飞，特别是小明跳子的绣花手技术让我惊叹的五体投地。那是一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听说阿蕾姐妹俩割掉扁条腺需要保养，天天喝玻璃瓶装的橘子罐头，我心里期盼着我母亲也带我去医院割扁条腺，可以像他们一样喝上橘子罐头。罐头最终没有喝成，但秀华同学带来的沾满晨露的公鸡花却给我和小伙伴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那紫红的颜色一直燃放在我的心里。课间总是最热闹的时候，跳弓背，斗鸡，踢毽，跳皮筋......冬天是挤油渣的季节，再冷的天，同学们也会挤得大汗淋漓，还有不少的恶作剧，偷偷安放在门上的扫把撮箕掉下来砸到某人的身上，一定会引起哄堂大笑，总会有几位男同学想把女同学拉进男厕所，据我观察，好像从未得逞过。不知是不是我智力成熟的晚，我在9岁这样高龄的时候，依旧不会背乘法口诀表。二年级那年，有其他学校的老师到我们班听语文课，老师极其认真，做了充分的准备，预设的提问，事先都给学生透露的正确答案，最后老师郑重的叮嘱我们不管能不能记住答案，都要踊跃发言。结果那堂课氛围很好，唯一没有按要求回答出问题的就是我，我感觉到老师看我的眼神有点怪异。看来我的智商真的有问题，这么简单的答案，我也回答错误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一直没有得到一条由鲜血染红的红旗的一角，我渴望佩戴的红领巾，最让我恼怒的是跃林的红领巾日晒雨淋的都退了颜色。当然，幼小的跃林也有他的烦心事，因为好奇放了人家工宣队三轮车的轮胎气，被怀疑有反革命倾向，调查了他家的祖宗三代，因其父亲出生雇农，并参加过抗美援朝，才不了了之，但这着实让他郁闷了，也许郁闷到现在还未化解，所以就呆着美国不肯回家了，我也只是瞎猜，真实的情况，有待同学们向跃林考证。不过我有时也怀疑过他家居住的房子，风水很好，李家自不必说，他家之前是胡老师夫妇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那里，胡老师现在日子过得滋润富足，身体非常健康，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大儿子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发小铁粑，两妻三子，家族兴旺，在我们这个计划生育的时代，显得尤为奢侈，让人羡慕。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小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向班主任举报红梅说流话的壮举打动了她，伸出了慈爱的手，把我拉进了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大队辅导员给我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感觉幸福怎么来得那么迟。197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朱德、周恩来相继去世，举国沉痛，后坝的中心大礼堂，我们嬉戏玩耍的乐园，被布置成了吊唁领袖的灵堂，后坝路边的一排排整齐的柏树绿意葱葱的被砍伐掉抬进了庄严肃穆的大礼堂，每个人的手臂，不分男女老少，都戴着黑纱，胸前佩朵小白花，表情戚戚，在高音喇叭传出的哀乐声中，后坝的人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默哀中追思领袖的丰功伟绩，我看见玲姐、芬妹等女同学的泪水滴落在水磨石的地板上，使水磨石泛出红色。在那样的氛围中，我心里充满恐惧，担忧刘文彩那样的恶霸地主会不会像胡汉山一样宣布老子又回来了，然后像我们小学课文中那篇《收租院》描述的那样，在狗腿子的皮鞭下逼着我们像牛马一样的干活，我那可爱的女同学们会不会像喜儿一样被黄世仁逼成白毛女。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恐惧和担忧显得特别幼稚。1977年9月，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带领下我们升入了初中，我们从果园升迁到了水塔下的半山腰。这时学校的名称变成了铁五局一中，担任班主任的分别是李老师、张老师、楼老师、宋老师、邢老师。初中一年级，在李淑英老师的亲切关怀下，我担任了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兼管班级的钥匙。鼓励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早出晚归，参加每个值日小组的卫生后才锁门回家，羡慕的初二年级1班的班主任田华群老师在李老师面前大加赞赏。大概是被表扬的昏了头，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挑土劳动活动中，我把挑土的箩筐故意扔到了2班三毛的头上了，只见他怒眼圆睁，高高的举起铁铲，向我的头顶砸下，大概是在冬季吧，我的毛衣缓和了铁铲的力量，我的手臂留下了一道乌青的痕迹。我心里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那之后的十年，我和三毛变成了一个班的同学，吃过一个碗里的饭，喝过一个瓶子里的酒，挤过一张床，他的母亲热情好客，在我学生时代一直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今年9月，在三毛女儿的升学宴上，又看到了他的母亲王阿姨，依旧那么慈善，能叫得出我们到场每个同学的名字，祝愿她老人家晚年幸福安康。三毛现在是人民警察，还是个领导，我想拿铁铲砍他的念头看来无法实现了，警察叔叔有枪，枪里是否有子弹，他隐瞒的很深，不肯暴露半个字，算了，袭警的后果很严重，我上有80岁老母还需要赡养。

小树要长大，青春在发芽。1978年9月，一群靓男俊女来到了我们学校，他们当时美妙的形象至今还印在我的眼睛里。他们让我知道了后坝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和尚坡，有一个工厂叫做102厂，让我真实的感受到原来这个世界很大。去年的某次同学聚会上，老六听说燕子要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主动到楼下迎接，表示要来个拥抱，后来抱了没抱，我也不好猜疑，但我知道这个是老六少年时期的美丽梦想，这也是老六直到现在内心仍是一个有诗人情怀的缘由。

有来的，就有走的。新楼房16栋的红姑娘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也是我们的同学，长得一双大大的眼睛，一闪一闪的，一闪一闪的，在我们懵懵懂懂童心未泯的时候，就闪到成都去了。少年时我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长得美妙的可人儿为什么会离开后坝远走他乡。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我的同学超哥。小时候我曾经怀疑过超哥是不是隋唐英雄罗成的传人，他的父亲、他们三兄弟个个仪表堂堂，他姐姐瑛是我那时候见过的最美的女生。

1980年9月，我们升入高中，班主任是王志光老师。王志光老师才貌俱佳，一盆吊兰的作文课和砍砍伐檀兮的朗读对我影响至深，我喜欢上了文学。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文科班，我就转学去了铁分局一中。

据说我走后，发生了许多的故事，三娃又带女同学去山上讨杨梅了，铁粑看上去很嫉妒，为此耿耿于怀大半生，前些时两个人为这事还以麻将为借口，，吵了一架，其实骨子里我知道就是因为上山讨杨梅，三娃没有叫上铁粑而结下了梁子，关键是上山讨杨梅的有女同学，关于这个事件，勇儿可以作证。后来铁粑憋了一口气，找来一个名字里带梅的女生做了老婆。这是后话，在此略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还有很多，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我故事的主角，这些故事构成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还有今后的老年，我生命的河流因为你们而永不干涸，我也愿意成为各位同学生命长河里一个小小的浪花。

2013-10-7写于南明河畔